罗天昊:地方债需大力鼓吹

改革大业,希望在民间,突破在地方。

对上峰抱有幻想,并站在上峰角度看地方的思维,导致对地方欠债的普遍非议。

事实上,地方发债,步伐太小,中国应大力鼓吹而非抑制地方发债,最终形成地方经济自治。

审计署曾对中国的的地方债务,进行了三次审计,第一次审计是在2011年,通过审计表明,1979年至2010年,地方政府的债务,大约为10万亿。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大约25%。中国财政部每年报告的中央政府债务则不到GDP的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表示,中国政府的债务总额很可能更接近于GDP的50%。

第二次审计在2012年,选取样本有限。而第三次审计则在最近的2013年,本次审计表明,地方债务总额在15万亿-18万亿。而在去年一年,地方债大约为38475.81亿元。9个省会城市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的达188.95%,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的达219.57%。为此,相关部门已经紧急叫停政府平台项目审批和拆借。

事实上,地方债务,并非洪水猛兽,相反,大规模发债,大规模欠债,将是中国区域经济的一大突破,将对未来中国经济格局,中央与地方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值得大力支持与鼓励。

被架在火炉上烤的地方势力

某种意义上说,地方拼命投资,乃至最后欠债巨大,其实是变相对上头的普遍不满。

近十年来,各地如何发展,国家规划的色彩日益浓厚,哪些地方得到扶持,很多不是依靠市场判断,而是根据政治地位排队。比如,最近几年,新区都落户到几个政治地位高的直辖市,后来才逐步扩展,这对于其他地方,是不公平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某种意义上,与国家资源的分布不均有很大关系。有些地方得到了优先眷顾,中央大力扶持,疼爱有加。有些地方却无人问津。本次地方大规模投资,主要集中在中西部,以及欠发达地区,其实对于国家的均衡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存在两大经济体系,一是横向的经济,就是区域经济,或者是地方经济,二是纵向的经济,即产业经济。

目前,中国的两大经济体系,均出现了问题,而根子都在上层。

就纵向的产业经济而言,从2008年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至今,各级投资几乎都流向了建筑、钢铁、铁路、公路等基础行业和重工行业,而一些主流行业则危机重重。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纺织、玩具等大量生活消费型企业纷纷倒闭。从企业所有制来说,大规模投资浪潮,主要偏向了各种中央垄断企业以及地方性国有企业。最后的结果,造成了对于民营企业的挤出效应,伤害了中国经济的元气。几乎摧毁了中国的产业经济。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的努力方向,发生了重大逆转。

从横向的区域经济而言,地方投资狂潮,对国家战略层面的失误亦是一种修正。谁的官级别大,谁主政的地方获得的资源就多,哪个城市政治级别高,就扶持哪个城市。谁善于哭叫,善于“跑部钱进”,谁就可以得到扶持。从国家层面而言,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投资,极度不均衡,也极度不公平,这种开小灶,拉偏架的模式,造成了绝大多数地方的极大不满,反正也没有指望了,不如自己搞投资,中央的钱花不到,就借债吧。

中央政府对于全国经济命脉的控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财政,还一个是势力庞大的垄断央企。

以央企为代表的垄断势力,日益强大,不断膨胀,不仅挤压了民间经济的生存空间,亦对地方造成了挤压。造成地方发展权限的收缩。地方对央企的依赖日益加强,出现了大规模的央地联姻。地方发展,受到“外来和尚”的制约力量越来越大,本土经济受到压制。假使在湛江的中石化和宝钢撤退,湛江当下的GDP将下降一半以上。假使央企都撤离滨海新区,滨海新区将遭遇毁灭性重创。

就财权而言,实行近20年的分税制,使财力越来越集中到中央,地方财政自主权萎缩,到底哪里最需要投资,投资什么项目,地方往往无法决定,还需仰仗中央。特大项目的投资,亦集中在中央一些部门,而中央在全国的财力分配并不均衡,由此,则滋长了跑部钱进的歪风邪气。也助长了按政治地位排队分钱的恶习。集全国之财富,并没有投到最需要的区域,亦没有投到最需要的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活力体现之一,就是地方逐渐拥有比较大的发展自主权,最近几年央企的强势扩张和中央财权的重新集中,事实上削弱了地方自主权,到北京跑项目,远比发展本土经济,培育本土品牌来得快,在全国范围形成了一种重视大项目而轻视中小企业的风气。本次地方自我发展的强烈冲动,将有效纠正这种风气,壮大地方经济实力,动辄数万亿的投资冲动,将有效稀释国家层面对部分区域和产业的“偏心”,在产业领域,山东魏桥、陕西电力等地方企业,打破了电力领域的垄断,是一个新的动态。未来值得鼓励。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如果政治地位不高,本地又需要发展,去北京能讨到钱吗?如果讨不到,不自主投资,还有别的出路吗?

简言之,这十年,中央的收权的结果,不仅造成了官进民退、亦导致了“央进地退”。地方发展动力被束缚,地方积极发债,将打破按权力配置资源的模式,稀释资源错置的祸害,同时,将冲破垄断央企的挟持,逐步形成地方自主发展的传统,掀起地方经济自治的风潮。弱化行政计划,还权于地方。中国需要对中央和地方的权限进行重新划定,确立以地方为主的发展体系。

地方投资更高效 更懂得本地需要

从投资效率上说,各地依据当地要素禀赋优势,选择特色产业和重点产业,更符合当地需求。亦更具效率。

我们看看最近几年的地方比较大的投资计划。贵州3万亿多少有点放卫星,但是投入方向倒挺适合当地特点。贵州“国家公园省”的战略定位既彰显了贵州的核心竞争优势,又体现了当地特色。长沙市的投资计划,除了交通和城市设施,主要集中在新兴产业布局;广东则强调海洋经济发展,山西的1万亿,更关注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与产业再造;重庆的七大产业集群,亦是针对性非常强。

在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推行之时,十二五规划尚未提上议事日程,由此投入方向多在传统产业,而本次的地方自主投资,则可偏重新兴产业。

此外,本次的地方自主投资风潮,亦将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造成深远的影响。

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但是,这种模式不能长久。高额投资,以透支未来为代价,投资枯竭的情况即将出现。在此情况下,大力发展大众消费,将成为中国未来振兴的希望。目前,全球发达国家国内消费对于经济的贡献约在70%,而中国只有40%,差距巨大。此前,在很多民生领域,最后买单的基本都是地方、企业以及个人。比如在社会保障领域,中央并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账户,并依照各地发展和收入差异,进行补贴,而是单方面让地方搞,由此户籍改革竟引起全国多数市长反对。各种保险主要是企业和个人承担,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缺位。在此情况下,地方的大规模投资,如果集中在社会保障和内需上,将是功莫大焉。

事实上,地方上早不乏有识之士。早几年,陕西神木就一度耗13亿巨资推行全民医保,只不过改革推动者郭宝成被明升暗降。而本次地方投资浪潮中,江苏也已经先行一步。去年南京专门发布投资规划,内容涉及10地产,汽车、旅游休闲、文化娱乐、体育、及爱与、健康、会展、节假日等10大领域的消费。随着地方投资的不断调整,将来将有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向消费领域。同时,在提高民众收入,消除两极分化方面,亦需大量投入,经过此关,中国将完成类似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消费计划的过程,实现经济结构的彻底转型。未来中央会默许和鼓励地方的这些变化吗?

一直以来,中国的户籍制度都难以改革,最大的失职就是中央。未来的城镇化过程中,预计将有40万亿的巨大投资,而这40万亿,绝不仅仅是为新市民造房子,更大的投资,可能就集中在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去年,国家的八个部委联合调查,结果被调查的100多位市长,统统反对户籍改革。表面看错在地方,实际上根源在中央。为什么?户籍改革背后涉及到的各种福利,大部需要地方政府掏钱,分税制掏空了地方,土地财政又被广泛批评,地方没钱,中央为什么不在公民福利方面进行转移支付?为什么把大高校,大央企都搞到首都一个城市?去年冬天我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就曾提议,国家应该建立一个福利方面的基本账号,而不同城市的差别,再根据当地收入水平调节。人到哪里,这个账号就到哪里,所以,对于任何接受外来人口的地方,外来人口的福利对他们来说就再不是负担。但是,基本的账号,应该是中央出钱,不应该推到地方。中央不出钱,地方当然也怕包袱了。

而像前任神木书记郭宝成这样有见识的地方派,他们大规模投资社保和民生,大把大把的钱,从哪里来?神木以前是富县,哪些穷地方,如为了民生而举债,是否需要鼓励?

中央已放火,地方要点灯

从保增长角度而言,地方大投资如箭在弦,不得不发。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成惯性。在此情况下,任何一任政府都不敢在其任期内降低经济增长预期,以免引起人心浮动。如此,首先中央层面就有对于高速增长的追求。虽然今年被允许增速徘徊在7%左右而不救火,但是,7%的增速拿到全球范围考量,仍然算是高速了。而在现行的考核和官员升迁机制下,地方对于高速增长,亦存在着强大的动力。

要发展经济,进行产业培育,等待合理的成长,显然并非各地政府最佳选择。而依靠投资驱动,迅速做大经济总量基数,自然成为首选。如此,疯狂投资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潮流。至于以后何以为继,由于中国的任期制,则不为主政者考虑,因为很有可能其时已经升迁调任,或者是光荣退休,实现了安全着陆。

中央版的四万亿推出,正是上届政府在第二个任期之初,从保增长的角度而言,确实达到了目的,但是,地方换届刚刚完成,他们的任期才开始,中央已经点灯,就难以约束地方普遍放火了。上行下效,你初一,他初二,虽然已经换届,但是惯性还在。

“三件避弹衣”该用用了。

从中央到地方,逐步出现了巨大债务。从哪搞钱?

一个是释放民间力量,一个是释放政府力量。

释放民间力量,很好理解,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投资领域,开放民间投资,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做这些事情,事实上,中国的民间投资,已经基本与政府投资接近,部分地方已经超过了政府投资。

释放政府能量,则众说纷纭。多数人集中在发行地方债,不过,此略争议巨大,其实,还有更好的对策。

地方大员中,不乏经济干才。比如前重庆市长黄奇帆的“三件避弹衣”论,就非常有建设性。

黄奇帆提出的中国经济的三件避弹衣,分别是外汇贮备,土地贮备,国有企业。

其中,外汇储备,很多人建议拿出收购国外实体经济,不过难以用于国内,尤其是民生。土地收入,大受诟病,臭名远扬,而且中国房子造的够多了,未来空间已逐步萎缩。剩下一个,大有可为。当下中国的国企实力雄厚,频出地王。未来国企在竞争性领域退出,意味着巨大的空间,这方面的收入,起码是几十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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