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俄羅斯講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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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參崴印象

今年三、四月,筆者受俄羅斯遠東國立大學邀請,以客座身份到該校短期講學。因為機會難得,動身之前,花了不少時間廣泛閱讀各種背景資料;在該校期間,亦盡量主動與校內師生及一些當地政界人士交流。事後總結,覺得獲益良多,不枉此行;所見所讀所聞,縱是浮光掠影居多,亦有一些值得一記,其中有關大學所在地──海參崴──的歷史和地緣政治,更因為極其複雜,延伸開去,竟與近日國人、港人乃至筆者個人特別留意的若干切身問題有關,遂有此輯互有聯繫卻各自成篇的記事、議事雜文。開頭的是印象記,餘的多涉歷史、政治、經濟及領土主權等問題。

緣起

日俄本是世仇,我的一位日本同事卻對俄羅斯的大學情有獨鍾,不僅自己常常到那邊短期講學,還極力把我推薦給位於海參崴的遠東國立大學(Far Eastern Federal University)。「學生非常好,尤其是研究院生,不過,教研任務十分重,卻只給車馬費,而且包宿不包食;人家給你的邀請函已經發出。」三月份、四月初是日本學校假期,我沒有特別事要留在校園,到俄羅斯去一趟,很合我意;況且,FEFU國際關係學院的院長來過秋田,是一位退役海軍軍官,學問非常好,和我長談過,給我印象甚深。因此,我沒需要很多時間考慮,很快就答應。

FEFU那邊辦事明快,沒幾天就把聘書副本和申請工作簽證的有關文件按我的意思送到駐港俄國領事館。我本來已有主意三月初回港探望各界朋友,了解他們對時局的看法,順便在香港辦俄羅斯簽證的話,比在東京還容易;不料,領事館的職員擺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烏龍,誤把批准入境的日期比校方要求的延後了兩周,我卻因為不懂俄文沒有看出,啓程之日在香港機場給航空公司辦登機手續的人員扣住,不能登機;幾經周折,最後竟找到無辦法中的辦法,因為手上拿的是特區護照。

大陸與俄國雖然結成反美日聯盟,俄國卻沒有因此給大陸多少外交上的禮遇,持普通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入境者,不論旅遊還是工作,都要簽證,香港特區護照卻是極少數例外之一,港人持之可以以遊客身份免簽進入俄境停留十四天。

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的護照,特區護照在國際上的品位比大陸高,幾乎所有發達國都給免簽待遇,給大陸免簽待遇的發達國數目卻是零。大陸客在海外的消費平均比香港人高,大陸護照卻連盟國俄羅斯也不能免簽進入。由此可見,特區護照好使好用,柢因恐怕在「港」不在「國」,而不一定是一些人想像邏輯中的由於祖國強大了。這未免令正牌的大陸中國人產生一種有理由的自卑、香港人多了一份不必要的自大。

契約奴工

順利辦妥登記手續之後,我即與FEFU聯絡,告知境況,他們只好更改我的教研日程,把所有學術活動安排在短短兩周之內完成;而因為我以旅客身份入境,已取得的工作簽證作廢,校方不能付我任何費用,我於是要當十四天的義工,但這是後話。之前申請工作簽證,按俄羅斯政府規定,得事先驗明沒有AIDS,所以那天在化驗所遭接待的護士小姐投以懷疑並略帶鄙夷的眼光,也成為一個小小的無妄之災。

韓亞的班機在嶄新的海參崴國際機場着陸,海關人員雖然已獲FEFU通知不必理會我的那張未到啓用期的工作簽證,只須以旅客身份讓我入境,到底還是很有禮貌地擾攘了兩個多小時才讓我通過,候苦了來接機的那位FEFU研究生Viktor。這個機場的旅客人數其實不多,中午時分還是冷冷清清;我在等候期間,留意到入境者大部分是北韓男子,個個皮膚黝黑,每人胸前都別了一塊金紅色金氏像。

後來知道,這些北韓來的人,都是靠政府之間的安排,到海參崴鄰近各省、區的封閉式林業工場當契約勞工(indentured worker,或譯作契約奴工),期間必須留在林場不能外出,工資由俄方發給北韓政府,轉發給工人的,只是一個零頭;契約完成之後,工人必須回到北韓。

沒想到西方殖民主義時期常用的這種有限期賣身勞務安排,今天仍然存在,不同者在於舊時的奴工完成三至五年契約勞務、成為自由人之後,一般可以留居所在地,自食其力開展新生活。

機場裏除了北韓人,便是前蘇聯中亞諸共和國國民。據Viktor講,這些人因為信奉伊斯蘭,與信奉東正教或無神論的俄羅斯人有點格格不入;因為歷史原因,俄國給予這些中亞人免簽入境停留九十天的待遇,但很多人逾期居留,而當地僱主亦巴不得他們如此。本來,海參崴有很多大陸來的合法華工,主要服務於建築行業,但近年都被中亞勞工取代,只好回國。

FEFU的學生

大學安排我住在外國人宿舍樓的一個單人房,簡單、乾淨、舒適。同一層樓,還住了一位年輕英國教授、一位美籍俄國人教授、很多外國包括日、韓、中國大陸來的留學生。樓內有大眾食堂,供應基本俄國餐,八十盧布(約合港幣二十元)左右便吃得飽;後來俄國同事奇怪我竟吃得下,其實我不止吃得下,而是吃得很開心,因為除了便宜、方便,一切對我來說都是新鮮事物,包括食堂櫃枱後面那位和藹可親的老太太,以及那部大概只有她才懂得操作的典雅古董收銀機。

走半公里到市中心的餐廳吃的話,有很多選擇,午餐一般要花上五百到一千盧布,質量則的確十分、十分好。宿舍附近的小超市,食品琳琅滿目,各種俄式麵包糕點尤其吸引、可口,奶酪更是一流。不過,我和同樓的中國大陸留學生交談過後才知道,他們對一切俄羅斯食品都無大興趣,女的每天都聚在公共小廚房裏燒香噴噴的中國菜,幾個男的本科生則無論白天黑夜都站在宿舍樓的大門口抽雲斯頓──俄羅斯最流行的香煙牌子。

因為教學日程壓縮了,我抵埗的次日便開始上課。按協議,我給國際關係學院的學生講授人口學和中國問題。前者是我近年的學術興趣,後者不是我的本行,而是校方看了我的履歷之後提出,並特別希望我多從中國角度講東北亞地緣政治,遇到敏感問題不必有所顧忌。

為此,我花了不少時間看資料、思考、整理。每周授課六天,每天三到五小時。研究生班人數不多,十五人左右,每節課講三小時;本科生班人數多一些,約六十人,每節課兩小時。兩班的課題都一樣,只是程度不同,研究生的課要講得理論一些、深入一些。我的學生當中,約一至兩成是留學生,反映FEFU相當國際化;其中一位女研究生,還是美國駐海參崴領事館的外交人員。

FEFU不是英語大學,但英語是我在那裏的授課語言。我發覺,我教的俄國大學本科生的英語能力,比我在日本的學生稍遜,研究生則稍為優勝。俄羅斯學生小五開始習外語,有英、德、法、西四個語言供選擇;不過,學生當中九成以上選修英語。日本學生以前要念到初中才開始習英語,直至2011年,這個規定的下限才降低至高小;不過,英語在日本的高中一直都是必修科。

沙俄、大清、中共

大學離市中心不遠,建築物都比較老舊,周圍的馬路質量也不高,初時覺得這個城市大概無甚看頭,有點失望;不過,頭一天的課上完之後,一位俄國同事主動帶我逛市中心,走的是一條沿岸的路,馬上令我對海參崴另眼相看。

此市環海而建,海景優美;一路走,同事一面替我解說一個又一個的風景點,特別要我留意馬路兩旁的各種不同風格的建築物:不少是帝俄時期的,跟着還有史達林、赫魯雪夫、渤列日涅夫時期的,都保存得很好;最後還有1991年以來新建的。

以我個人的保守品味看,最好的就是帝俄時期的,雍容華貴而毫不造作;一些史達林時期的,甚有氣勢,也不太壞;最差勁,明顯是渤列日涅夫時期的,特點是沒有特點,一派死氣沉沉,毫無創意,大概反映當時蘇俄外強中乾、氣數將盡的時代無意識。新時期的,也乏善可陳,代表作就是將於今年稍後啓業、以鋼與玻璃為主的濱海海悅酒店。

走着走着,到了市南的港濱,從高處遠望,赫然看見一排復一排停泊着的軍艦,心中一凜,才真正感覺到海參崴乃俄國遠東唯一軍港、不凍港這回事。

海參崴是這個城市的古老中文名。一個半世紀之前,這一帶地方屬於大清帝國;其後,沙俄給它改了名字,是為Владивосток(Vladivostok),意為「東方統治者」,沿用至今。它的面積是六百二十五平方公里,比香港大三分之一。

1860年,即香港割讓給英國之後十八年,清政府與俄羅斯簽署「中俄北京條約」,海參崴連同阿穆河以北、烏蘇里江以東至鄂霍次克海岸、庫頁島合共九十一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全歸俄羅斯所有;割讓的時候,當地居民絕大部分是滿族和漢族。1991年,中共與蘇聯老大哥低調簽訂「中蘇邊界協議」(一年之後改名「中俄邊界協議」),永久接受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的全部內容。讓渡給俄羅斯永久擁有的這一大片土地,面積是釣魚台列嶼的十三萬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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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中俄不平等條約 論中華帝國主義

本土主義、港人港地等脫北意識在此間急促抬頭,標榜民族主義的中共及其屬下特區諸領導、左派當權派等,有權無力,難以招架,而區區一位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提出「佔中」二字,正義之力卻撼動整個香江,衝擊波直達中南海。專制政治下的權與力完全錯配,效果只能如此。當權派不能明白箇中道理,於是只有諉諸「外國勢力」操控。不過,共產黨自己的民族主義招牌卻「擦極唔靚」,一來因為本身是靠外國勢力起家,二來更因大權在握之後便欺負少數民族成性,所謂「民族主義」其實充斥着民族沙文主義,所以其道義感召力很弱。不錯,北京近年在釣魚台問題上對付「小日本」有聲有色不遺餘力,但是,計一計數,東海七平方公里的蕞爾小島還未收回,同是失諸十九世紀不平等條約的東北方面九十一萬平方公里 土地(若算整個北面則是一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卻在中共治下的江澤民時代再一次簽訂條約拱手讓人、永遠要不回來了。如此「民族主義」招牌,如何擦得靚、撐得起?

月前,筆者有機會在俄羅斯和一些學生、教授一起討論數百年來的中俄關係史;此中目的,並非重新挑起民族之間的恩怨,而是想說明一個道理:民族主義、尤其是那種訴諸領土主權衝動的民族主義,往往缺乏完整的歷史理性,通常是刻意割裂或掩蓋一部分歷史事實的政治加工品。以中國為例,中國是十九世紀西方殖民主義的受害者;但國人多記得自己挨打,不記得「自古以來」,中國便是一個經常併吞周邊土地、臣服周邊少數民族的帝國主義國家,直至遇上比她更強的「列強」。

今年三、四月,我在俄國海參崴遠東國立大學(FEFU)作客,講授人口學和東北亞地緣政治。人口學,除了基礎部分,講的也是東北亞諸國包括日本、韓國、俄羅斯乃至中國的人口問題。講完這個課題之後,轉講比較敏感的東北亞地緣政治矛盾。東道主俄國同事很周到,一再着我不必有任何政治顧忌,要暢所欲言,讓學生知道各種觀點和背後的理據,「因為俄羅斯的大學有絕對的學術自由」。

我說我百無禁忌,只講事實和道理;對方聽了很高興。於是,我第一講就先講了三百多年來中俄關係史上的四個主要條約:1689年沙俄與大清帝國簽訂的《尼布楚條約》(Treaty of Nerchinsk)、1858及1860年的《璦琿條約》(Treaty of Aigun)、《中俄北京條約》,以及1991年的《中蘇國界東段協定》(蘇聯解體之後一年,此條約名稱中的「蘇」字改為「俄」字)。

不稱「條約」稱「協定」

這四個條約內容及其意義,我的俄羅斯學生看來只是一知半解;不過,對香港人而言,如果大家記得中學時代念過的列強侵華史,或者近幾年曾經讀過程翔先生的有關文章,一定耳熟能詳,所以我在這裏只作簡單介紹。

《尼布楚條約》是中俄之間的第一個條約,之前的幾百年裏,滿族人的勢力和人口已經從發源地長白山向北伸展到外興安嶺(Становой хребет,英文Stanovoy Range),即今中俄邊界黑龍江、烏蘇里江交滙點的北西北面約一千公里處。其後,於1640年左右,俄國勢力亦從歐洲伸展至此,與滿族發生衝突;碰巧滿人於1644年入主中原建立大清帝國,實力強大蒸蒸日上,一個繼漢、唐、元朝之後、首屈一指名副其實的帝國主義國家出現了,俄羅斯人因此無法東進。

1698年,清聖祖康熙與俄國彼得大帝(當時與其長兄依凡五世共治)簽訂《尼布楚條約》,界定大興安嶺以南、額爾古納河(Argun River)以東至鄂霍次克海(Sea of Okhotsk)的大片土地,正式納入大清版圖。這片土地,包括今天俄國遠東的阿穆爾州、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的南半、猶太自治州和濱海邊疆區(含海參崴市)。對開的庫頁島——俄國稱薩哈林——於十二世紀時由滿人的祖先女真族創立的金朝管轄,於元朝之時已入中國版圖,而簽訂《尼布楚條約》之時,俄人根本不知該島存在,因此不具爭議,條約未提及(條約正本為拉丁文,附俄、滿文版本,另有漢文界碑。詳見維基文庫網站。當時的漢文「俄羅斯」作「鄂羅斯」)。

十九世紀中葉,大清帝國已由強轉弱,至鴉片戰爭之後,更是一蹶不振;俄國乘虛而入,逼迫大清簽訂了《璦琿條約》及《中俄北京條約》這兩條國人至今認為是不平等的條約。前者從中國版圖割掉約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另約四十萬平方公里土地變成「中俄共管」;此條約由大清前線將軍奕山與俄方簽署,其後咸豐帝拒不承認。《中俄北京條約》則是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之後,大清被迫簽訂的三條《北京條約》之一,其他兩條分別是《中英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和《中法北京條約》;此條約不僅確認了大清拒認的《璦琿條約》,還把先前雙方同意「共管」的那片土地也完全割讓予俄,從而基本上界定了今天中俄邊界東段。

1991年簽訂的《中蘇國界東段協定》是一個很奇怪的條約。整個談判過程中,北京非常低調,海內外華人基本上不知道有這回事。中共把兩個國家之間在如此重要事情上達成協議的文件稱作「協定」而不稱「條約」,以免勾起國人的記憶和聯想,乃是低調中的低調。假若此事是去年大陸人反日情緒最高亢之際曝光的話,發生現代版「火燒X家樓」甚或「火燒中南海」也甚有可能。畢竟,如此慷慨讓渡予人的一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是釣魚台那(還未收得回來的)七平方公里的二十三萬倍。

土地得失不成比例

那麼,收得回來的又如何?上述1991年的協定是一個大原則的協議,其後於2004年簽訂的《中俄邊界東段補充協定》,才是具體劃界的協議。簽妥之後,中共官媒介紹「勝利收回」的北方神聖領土,主要就是那個處於黑龍江與烏蘇里江交滙處、面積三百二十七平方公里的沙洲濕地黑瞎子島的一半;其次就是另一塊五十餘平方公里、處於河中時隱時現的沉積地阿巴該圖洲渚(Abagaitu Islet)的三分之二。
這是中共幾十年來聲稱不惜代價捍衞領土主權之餘的一項具體業績,但得失顯然不成比例;加上收回港、澳那一千一百零四和二十九點九平方公里土地,合共也只是一千三百多平方公里。這個面積,和中華民國政府抗戰八年歷盡艱辛得回來的臺灣那三萬六千二百平方公里土地比較,還只是個零頭。

這還沒算中共當年,為了要支持列寧的「少數民族解放理論」,與斯大林裏應外合把外蒙古分裂出去而損失掉的那另一塊差不多也是一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大話怕計數,若以捍衞主權領土為指標的民族主義來衡量中共的話,則其總業績淨值到今天依然是個天大的負數。

我在給俄羅斯學生講東北亞地緣政治問題的第一課裏,就詳盡講了上述歷史,又給學生閱讀條約文獻,輔以地圖講解;大家可以想像,過程當中,由於話題敏感,學生尤其是研究院生,臉上表情和發問時的語氣,少不免都有點不自然。不過,這種不安感覺,很快就在其後幾課的深入討論中消退。

第二課,我給學生講解兩點:一、為什麼中共六十年來在領土及更大的外交關係上,總的來說對日、美強硬而對俄國軟弱,最終導致上述「業績」;二、今後可能出現的變化。

中共對俄軟弱,遠、近因都有。

中共簽訂《中蘇國界東段協定》之時,六四大屠殺剛發生不久,民怨極大,北京在世界上亦因此非常孤立;內外交困之際,為了爭取「朋友」,中共於是草草與本身亦極度弱勢的俄國簽署該條約(蘇聯於同年解體),完全默認、接受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的領土決定。六四因此是中共該次談判領土之時對俄軟弱的近因。協議訂定之後,大陸各地不是沒有反對聲音,但在六四血腥未散、官方媒體粗暴打壓異見是謂「常態」的境況之下,反對無效。

低調處理邊界問題

本來,鄧小平主張,十九世紀因兩個不平等條約而失去的土地不必追回,但俄國必須承認那些條約是不平等的;然而,中共後來連這一點也沒有堅持,可見其軟弱之極。其後十多年裏,中俄邊界其餘部分,亦以同樣「低調」的手法處理完成,以至官媒只能就幾個公里大的河中小島煞有介事做文章,強調「勝利收回」。【註】

當時處理中俄邊界領土問題的主要責任人是江澤民,其次就是李鵬。大家知道,這兩個關鍵人物,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時候,一個是留蘇學生,一個是到蘇聯受訓的專家。毛澤東當年「一面倒」親蘇,包含深刻的價值選擇,亦是對列寧、斯大林兩大「理論權威」的臣服。當時,全國人民稱蘇聯為「老大哥」,稱斯大林為「爺爺」,留蘇的幹部頭上都沾有一點聖光。就算是毛氏後來「反蘇」,反的也是「修正主義」,也就是說,是為了維護列寧、斯大林的革命路線,因而可說是真正的親蘇。當年那種極富宗教色彩兼父權崇拜的時代心理,今人很難明白。江、李兩人都是那個年代的年輕人,親蘇的基因恐怕都植在骨子裏,當個技術員還可以,當國家領導與蘇聯談判要土地,吃虧難免。對叛逆父權的恐懼 ,掩蓋在「戰略考慮」的大道理下面,談判之時因而有「讓利」意識。這是遠因。

親俄反美,是中共長期以來的政策,有深刻歷史原因,中國因而不構成對俄羅斯的一個地緣政治威脅,此有中俄邊界領土談判的纍纍結果為證。我這樣對俄羅斯學生說,明顯稍解他們當中的一些憂慮。不過,我卻留了一個懸念讓學生們細嚼:五、六十年代留蘇的中共骨幹,年齡所限,還有十年時間左右,便將完全退出政治舞台,中共親蘇意識的基礎將因此急促削弱。這個變化如何影響東北亞地緣政治,殊堪思索。

一個我沒有向俄羅斯學生提出、卻是國人包括港人會有興趣討論的命題是:釣魚台主權出問題,也是中共走親蘇路線的一個結果,中共對此要負很大責任。為何有此一說?大家知道,美、日在二次大戰中是敵對國,美、中則是盟國;戰後,美、日迅速修好成為盟國,美、中轉眼之間卻反而成為敵對國。

一面倒親蘇極錯

如此戰略形勢大挪移,原因很清楚,就是因為1949年之後,中共向蘇聯「一面倒」,蘇聯因此如虎添翼,有席捲東亞之勢,幾乎所有亞洲國家都出現由中、蘇共支持甚或操控的共黨武裝叛亂;美國因此要在亞洲培植勢力,選中本來已經倒下去了的日本,不僅大力幫助她重建,並刻意於歸還琉球治權予她之時,把釣魚台列嶼也一併交付。釣魚台主權歷史上有爭議,美國就算不考慮島嶼本身的地理戰略價值,也不會把它交還給一個敵對國。

當然,如果中共親蘇反美有大得多的好處,則區區一個釣魚台出問題,作為代價,不算什麽,還是親蘇比親美或保持中立好。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共親蘇,儘管初期在經濟、科技、文教方面得到一些好處,但若循蘇俄的社會主義模式發展下去,乃死路一條,毛澤東於是走一條比蘇聯更左的道路,結果「死」得更慘(「大躍進」那幾年死了四千萬人,相當於今天三分之一的日本人口)。

領土方面,北面的一大片送給俄國了,東海的又給日本拿掉了,正是賠了夫人又折兵,損失之大,難以算計。因此,說中共在這些民族主義關鍵點上恰恰成為民族罪人,絕不為過。反而是改革開放之後,那怕僅僅是有限度和美國修好,投資便來了,技術便來了,經貿發展了,人才培養了。六十年回望,除了一些冥頑不靈的極左派,誰還能不承認1949年以來的「一面倒」路線大錯特錯?

在俄羅斯講東北亞地緣政治中俄關係的最後一課裏,我向學生提出一個觀點:客觀地看,近現代史上任何一個大國、強國,都是,或者曾經是,正牌帝國主義國家;這不僅包括西方列強,還包括俄國和中國在內。「自古以來」,中華帝國,起碼在漢、唐、元、清這四個朝代的全盛時期裏,都是如假包換搞霸權主義,欺負、併吞周邊少數民族的超級大國;她在十九世紀淪為西方殖民主義的受害者,不過是其帝國運程走到盡頭、其統治階級自身衰敗透了的境況下發生的。

跟着的討論非常活躍有趣。篇幅所限,另文敍述。

【註】2005年,中俄邊界全線劃定。當時的一篇《環球》文章大肆批評大陸內部反對聲音,替官方、替當時的最高領導人江澤民辯護,論調卻完全和年來中共積極推銷的那一套相左(讀者可瀏覽以下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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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上的舊建築 課堂裏的「新清史」

香港漸多事,近日再度牽扯出我的學生陳茂波。陳與我一樣出身貧苦,但他憑意志堅定努力不懈,建立了出色的個人事業,是典型香港晚殖民時期獅子山下的故事。也許,過去賴以成功的商界辦事標準,不再符合今天社會對政治人的要求,以至當上局長的陳茂波不斷遇上麻煩,殊為可惜。也許,有一天,他在這條跑道上走到盡頭之際,回味起陶淵明的詩句,也會興「不如歸去」之嘆。當然,我這個多年前他的授業者,今天難再給他解惑,只能祝願他往後的路走得和以前一樣亮麗瀟灑。

言歸正傳。話說我在海參崴講學,談到敏感的地緣政治問題,學生竟然能夠接受,與我坦誠交換看法;我但覺得「孺子可教」,提出更尖銳的觀點,引導他們反思世上一切強國人加諸周邊弱國及少數民族身上的帝國殖民行為。我說:客觀地看,近現代史上任何一個大國、強國,都是,或者曾經是,正牌帝國主義國家;這不僅包括西方列強,還包括俄國和中國在內。我還說:一些史家認為,「自古以來」,中華帝國,起碼在漢、唐、元、清這四個朝代的全盛時期裏,都是如假包換搞霸權主義、欺負、併吞周邊少數民族的超級大國;她在十九世紀淪為西方殖民主義的受害者,不過是其帝國運程走到盡頭、其統治階級自身衰敗透了的境況下發生的。

大家可以想見,這樣以自省而持平的態度看待歷史,我的俄國學生就比較能夠考慮我提的觀點和史實;換作是以一貫的受害者態度、以復仇心態講人家老祖宗的醜史,效果會很不一樣。在課堂裏如此,在國際關係裏亦然。

在海參崴的第一個周末、一個陽光周末,教完星期六早上的半天課後,我一個人跑到臨海市中心購物區一帶蹓躂,本能地首先進了一間書店,不過,呆了沒幾分鐘便「知難而退」,因為連俄文的三十三個字母還未完全認得,無法辨認書目上哪些與其他印歐語有點共通的字眼。跟着,沿проспект Океанский(望洋道)往南走,經過一間又一間的高級珠寶店,進入其中一間最華麗的觀看,櫥櫃裏擺放着的首飾,只有最普通的幾件有標價,但價錢已經令我吃驚,於是再度「知難而退」。再過幾步路,轉入一間熙來攘往的多層大商場,裏面多是歐美日名牌產品的專店專櫃。這裏,遊客與當地人並肩,混集着講俄語的各族裔當地人一夥又一夥,都陶醉在消費者特有的喜悅和歡笑中,不經意地享受着無國界隔閡、無種族異化的和諧。

一條街名看歷史

望洋道的盡頭,便是東西向的улица Светланская(Svetlanskaya街),過了這條街便是海市中央廣場。Svetlanskaya街的名字甚有來頭。Svetlana是帝俄時期一條俄羅斯戰艦的名字,但奇怪的是,這條街最初叫улица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American街),而Американская也是一條戰艦的名字。原來,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簽署的時候,俄、美並未交惡,俄國海軍接收海參崴及鄰近地區的艦隊司令所坐的戰艦,不僅是在美國紐約製造,還因此以「American」命名(史上的「俄屬美洲」,即今美國阿拉斯加州,1733年至1867年還是俄羅斯領土,1867年俄國因財政困難,把該片土地賣給美國,可見當時兩國關係不壞)。

1873年,沙皇派遣其親屬、未來的俄羅斯海軍總司令阿力山德洛維奇大公爵巡視俄羅斯東方領土,此公坐的戰艦名為 Svetlana (「光明」的意思),市府為討大公爵喜歡,於是把American 街改名為 Svetlanskaya街。1924年,蘇聯領袖列寧去世,此街又改名「列寧同志街」;1992年,蘇聯已經覆亡,此街名字又改為老舊的Svetlanskaya街。

我在這條大街上往東走,發覺儘管街的名字改來改去,沒有改的卻是沿着街道北邊聳立着的大批帝俄時期建築群,美輪美奐的古典主義風格讓我驚訝不已,其中的舊俄羅斯西伯利亞艦隊司令部大樓(今天的濱海銀行總部)尤其可觀,已列為國家級文物;街上其他列為文物受保護的建築物,竟不下一百棟!步行約一公里,到達Золотой мост(金橋,即金角灣大橋),乃專為去年APEC海參崴會議所建的兩條大橋之一(另一條連接到海市南面的Russky Island,APEC會議在該處召開,其後整個會址成為FEFU的新校園)。與古建築群比,此等「面子工程」壯觀有餘美觀不足,是我個人偏見。

沿路折返,便到海市的臨海中央公園,中有「保衞蘇維埃政權烈士紀念碑」的銅像群,紀念一次大戰中陣亡的蘇俄士兵,旁邊多的是玩滑板的青少年,我發覺亦是不同膚色的小朋友混集一起。看來,俄羅斯「老大哥」的民族關係搞得比中國大陸上的好:二萬餘公里的陸地邊界上,只車臣一處還有激烈的反俄獨立運動,對比中共治下出現愈來愈嚴重的「四面楚歌」——藏獨、疆獨、蒙獨、台獨,還有最近大陸諸官員大罵的「港獨」——無疑更和諧。此中原因,泰半恐怕是,蘇維埃時代想獨立的主要少數民族,1991年之後都先後獨立了,俄羅斯不得不對他們好一點,不然美帝要進入俄羅斯的後門,便有機可乘。

跟着的周一中午,俄羅斯同事們邀請我和其他幾位客座到市中心的一間飯店吃中飯,東道主是國際關係學系的系主任,一位五十來歲的女士,英語說得非常好;席上,我和她交談,才知道她是哥薩克族人,來自蒙古國以北的貝加爾湖附近的一個小城市(「離這裏兩千公里左右,不太遠」)。哥薩克,又稱哈薩克,在俄國是一個小而又小的民族,人口只有十四萬,佔全國一億四千多萬總人口中的千分之一,其民有勇武善戰的傳統,拿破崙東征俄羅斯,最怕遇上的就是哥薩克輕騎兵;1917年俄國革命前後,支持白俄軍隊對抗布什維克紅軍最力的,就是哥薩克族人。

一份執着到中國

FEFU是俄國最好的五所國立大學之一,在俄國遠東地區更首屈一指,其國際關係學系由一位哥薩克人出掌,箇中或有特別涵義,可惜我未及深挖。飯後,這位系主任對我說:「你從外面來,應該給我們的學生多一點思想衝擊。」此話也許僅僅出於客套,我的回答卻很認真,說希望介紹一個對地緣政治學有用的「新的」歷史觀點。當然,識見所限,我只知道這個觀點已對中國史學界產生衝擊,不知道對俄羅斯有什麽具體影響;研究後者,大概是俄羅斯學生有興趣做的工作。

1988年,新左派學者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出版《歐洲中心主義》一書,滙集了二次大戰之後的去殖民化運動孕育的思潮,批判了一直以來西方學術界沿用的以歐洲文明為參照中心的觀點,對西方的傳統歷史學和新興的文化論影響巨大。知識界對這回事並不陌生;其實,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和反思,在阿明出版該書之前,已經日漸普遍。1984年,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界,也響起一記反歐洲中心主義的槍聲;這一槍,竟是由大師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一位學生打向老師的,學生名叫柯文(Paul A. Cohen)。槍聲響過,範式轉移。

費正清「學出多門」。他在牛津的老師是H. B. Morse,一位曾經在清政府時期的大清皇家海關總稅務司下面任職的美籍英國人;此老離開中國之後,專注歷史研究,對晚清的外交關係、英國東印度公司等課題,都有權威著作。在北京清華,費的老師是民國有名的歷史學家兼外交家蔣廷黻。不過,他後來建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所用的「刺激、反應」範式,卻來自英國史學家湯恩比。他認為,與他的老師同時代的學者,研究中國問題過分依賴西方資料,因此包含大量偏見;為此,他特地跑到中國,拜蔣氏為師,在後者指導下研究中文資料、瞭解中國學者的觀點,即「從中國本身瞭解她對西方殖民主義侵華的反應」,並以此為主軸,解析整個中國近代史。他與他的早期拍檔鄧嗣禹合寫的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1954),便貫串着這個觀點。費氏桃李滿門,就偏偏有一個柯文「反骨」。

柯文認為,在費氏範式裏,提供「刺激」的西方,依然是主角,中國就只有被動作出「反應」的份兒;要正確理解那段中國史,非得以中國作為主體入手不可。於是,1984年,柯文出版了他的力作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提出所謂的「中國中心論」。中國兩千年來都是大國,就是到了十八世紀後期,其經濟實力也穩佔世界第一,其歷史發展有不可動搖的內在邏輯,是由她自己內部的社會力量和精英階層裏不同的政經派系之間的博弈決定的,並不是一些「西方列強」在她的周邊上有所動作便能左右。為說明這個觀點,柯文在書中舉了越南戰爭的例子:美國這個頭號帝國主義國家,在全盛時期對小國越南(的一半)發動滅絕性的長期戰爭,到頭來一敗塗地,未能阻止越南走向共產主義分毫。二十世紀的越南如此,何況十八、十九世紀的中國?

一組論斷最顛覆

乍看,柯文的「中國中心論」,靈感來自新左派對「歐洲中心論」的批判,理應受中國史學界、特別是民族主義意識較強的學者乃至一般國人歡迎,但其後發展並不如此,原因有兩個,都是學理邏輯問題。其一,中國既是自己歷史發展的中心或內核,則「成也中國、敗也中國」,列強侵華不過是陪襯、是中國本身這場戲的一些布景板而已。但是,在民族主義者的眼裏,標準論述卻可以歸結為「成功是源於中國自己的努力,失敗是因為西方惹禍搞鬼」,而柯文的「中國中心論」,無異替帝國主義開脫。不過,這一點還比較好應付,學理邏輯推演出的另外一個觀點就麻煩得多。問題出在對清史的態度。

柯文的學生、門人,把「中國中心論」背後的範式邏輯(其實即是「歐洲中心論」的批判邏輯)繼續推演,應用在清史上,得出的結論是:研究清史,必須以滿民族歷史、大清帝國觀點、滿文史料為中心,而不能用漢民族歷史、「中國觀點」、漢文史料代替;否則,犯的偏見,性質就如同以西方的觀點和史料研究中國史一樣。三十年來,持此學理的史家,利用八十年代至今逐步解封的清政府官員以滿文書寫的一手資料(總數一千多萬件,其中二百多萬件沒有當時的清政府官方漢文翻譯),得出一組顛覆性的歷史論斷,提出多個十分尖銳刁鑽的問題,令傳統史家特別是那些不諳滿文的清史家應接不暇。

這批學者異軍突起,很快形成了所謂的「新清史」學派,在美、中、日、韓、台等地都有愈來愈大的影響。在美國,此學派的大本營是巴克萊加州大學歷史系,不過,其實力已經伸展到東岸,連哈佛大學的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前東亞研究中心)的主任歐立德 (Mark Elliot)也是此派的核心人物(老費泉下有知,好氣還是好笑,就要看他的量度!)。

一門學派新登場

1996年,「新清史」學派猛將、匹玆堡大學的Evelyn Rawski首先發難,在全美亞洲研究學會年會作題為《再觀清代》的會長演講,以滿文史料為據,批判史家何炳棣1967年的〈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一文關於滿人入關後全面漢化的結論,認為滿人始終非常刻意保護自身的滿族傳統和文化認同,而所謂的「漢化」,不過是一種統治手段。兩年後,何炳棣以〈捍衞漢化〉一文反駁,一場大辯論由是展開,「新清史」學派於是登場。【註1】

接着,該學派提出一系列看法和問題:

一、傳統看法認為,「清」是一個朝代,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但滿人自發源地長白山為起點,入關之前的數百年裏,已經侵佔了北至外興安嶺約一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再回頭南下攻佔中原,建立大清帝國,因此,「中國」這塊戰利品,只能是大清帝國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

二、大清以武力擴張版圖,不是空前絕後,也是世史上少有,是典型的(舊式)帝國主義;其對征服的領土大規模殖民,亦與西方數百年來的殖民手段吻合。列強侵華,大清無力招架,淪為受害者,是她內部衰敗之後的結果(言下之意:這個受害者並不十分值得同情)。

三、大清亡於以漢族為主的革命政權;新成立的中華民國繼承了大清的領土,並以「五族共和」為理論基礎,着手建構「中華民族」這個概念,但觀當時對滿族的壓迫、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漢人與周邊少數民族的關係的那種緊張,在在顯示「中華民族」並未打造完成;按此,以「中華民族」為根基的「中國」,意義也並不完全清晰。

等等。

我的俄羅斯學生聽這堂課也聽得非常緊張,那麽「新清史」學派在中國史學界引起強大震盪,就不足為奇。【註2】

【註1】兩篇文章都刊在Journal of Asian Studies。Rawski文章見該刊1996年11月號;何炳棣文章見該刊1998年2月號。

【註2】大陸史學界的一些反應,見諸一些學者的文章,如《史學月刊》2012年4月號華東師範大學李愛勇的〈新清史與「中華帝國」問題——又一次衝擊與反應?〉 ,《近代史研究》2007年1月號人民大學夏明方的〈一部沒有「近代」的中國近代史——從「柯文三論」看「中國中心觀」的內在邏輯及其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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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土未必神聖 本土立於歷史

領土並不一定「神聖」。美國的阿拉斯加州是向俄國買的,俄羅斯的遠東一大片領土是透過不平等條約從大清帝國版圖上霸走的;中國的台灣、新疆、西藏等邊沿地區是漢、滿人從原住民手上打砸搶回來的,過程當中,還殺了大量當地人。試問,這些交易物、贓物以至帶血的戰利品,何「神聖」之有?

又有一些地方,太古的不說,近百年來在不同的國家之間數易其手,居民的祖宗,上溯幾代人的話,其「國籍」變來變去;試問,那些到底該是誰的領土、誰的子民?就以勘察加以南的千島群島為例,1855年,日本擁有最南的四個島或島嶼(即今天日本人說的「北方四島」或「南千島群島」),俄國則擁有其餘以北的大小島嶼;其後,那個地方的邊界,七十年變了兩次:1875年,日、俄達成交換協議,日本讓出比較接近俄羅斯的庫頁島,而俄國同意日本接收整條千島群島島鏈。二次大戰結束,按《雅爾達密約》,蘇聯反過來取得千島群島的全部主權;此段時期裏,除了當地的阿伊努土著,兩國還不斷有移民進出。試問,那個地區的居民的身份和認同,應該如何看待?

生命物權 何者重要

如果這樣沿着歷史線索不斷上溯、解構,所有現代人習以為常不假思索便接受了的一些地緣政治概念,包括「民族」、「國家」、「領土」、「主權」,等等,意義愈發含糊,最後變得完全虛妄。這樣無限上溯當然不現實,有需要選取某個時空「劃線」;但無論怎樣劃,有時也會出現各種並非完全無理的爭議。比較理性的辦法是:只承認現存國家的領土核心部分——這些部分視之為「神聖」亦無不可。

另外一些邊沿上甚或離岸偏遠的土地,則應一律視為可爭議,遇具體爭議便用一般物權法的概念尋求解決,不言「神聖」;涉及爭議的國家,更不應窮舉國之力大動干戈試圖「解決」糾紛。生命與物權比較,生命重要得多。中、日之間的釣魚台,中國與東南亞諸國之間的南海九段線,日、俄之間的南千島群島等有爭議的土地與海域,便應該屬於後者,千萬「神聖」不得。

如此區分領土的核心與邊沿,顯然與1648年自歐洲興起、今天整個世界都採用的西發里亞民族國家觀念有分別。我在海參崴給俄羅斯學生講東北亞地緣政治的最後一課裏,提出以上看法。後來回想,與四十年前我在美國參加保釣運動時的心態比,對所謂的「神聖領土」,今天少了當年那份熱,多了一點時下愛國者強國人絕對討厭的冷。是的,土地是俄國人從滿清手上拿去的,但之前滿洲人又是從什麽人手上取得該片土地的呢?

翻查資料得知,在滿族佔據現今俄羅斯遠東臨海的那一大片土地之前的十個世紀裏,起碼有七八個不同種族的原住民在那裏生活,包括室韋、鄂溫克、赫哲,等等(前者的一個分支後來建立蒙古帝國;後二者衍生出今天大陸五十六個少數民族中的兩個)。滿人從白山黑水起家,先北進征服那片土地上的原住民,然後南下攻佔中國,用的手段都不見得很光彩平和。如此,俄國後來奪去「中國人的」那片土地,固然可恨,但思之要義憤填膺,還是有點憤不起。

領土繼承 內容複雜

臣服中國之後,滿清繼續用了大量財力物力民脂民膏,花了一百多年時間,最終由乾隆皇建立了版圖遼闊的超級大國。乾隆對此十分得意,晚年時自封為「十全老人」(外國史家往往把這個稱號譯得很露骨:例如「old man with ten perfect military campaigns」。按照乾隆自己的說法:「十功者,平準噶爾為二,定回部為一,掃金川為二,靖台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為十」)。那個時代的帝國主義者,行事和說話那種肆無忌憚,絕對比得上後來侵華的列強。

然而,這正正也是前文談到的「新清史」學派的一個重要切入點:大清帝國的絕大部分土地,包括中原本屬漢人那一塊,基本上都是滿族人以武力征服得來的,和世界史上其他帝國的行徑無異;大清最終亡於以漢族為主的革命運動,其後成立的中土政權包括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繼承了大清的領土,但這個繼承很複雜,一些關鍵的史實和理論問題還未解決,以至周邊經常出問題,一百年後的今天還在冒煙。近代世界史顯示,帝國解體或局部解體之後,其非核心領土的出路有兩種:之前從周邊弱國併吞得來的領土要歸還;若領土被奪的弱國已經覆亡、或者當時整個單一少數民族居住地被吞併的話,則獨立是一個出路。二十世紀大英帝國(老牌殖民帝國)、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帝國)等的終局大體如此。

上述大清領土過繼中國,有兩個重要的「民族論述」作支撐,其一是「滿族完全漢化」,另一就是認為在「五族共和」的基礎上,可以或者已經凝固出「中華民族」。二者合在一起,便可解讀為:滿漢一家,滿的就是漢的,更如果蒙、回、藏族與漢族都「共」而且「和」,那麽統統都是自己人,都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分離和獨立都完全不必。百多年後的今天,回過頭來審視這兩個論述,問題都不少。

大家記得,辛亥革命最早、最能團結民眾的政治綱領,便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無論是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還是黃興領導的華興會,都把這個綱領放到第一位置上。蔡元培領導的光復會,提出的口號則是「光復漢族,還我山河」,就更顯出那次革命,除了是一場民主革命,更是一場滿漢之間的民族鬥爭,而漢人認為自己站在正義一邊。1905年,上述三方革命勢力聯合,組成中國同盟會,「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依然是其政綱的頭兩句;仁人志士參加同盟會領導的革命,入會誓詞首先便是這八個字。可見,就算滿人真如後來的一些歷史學家說的那樣一早完全漢化,也不過是他們自己的一廂情願,漢人其實並不接受,起碼到了二十世紀初年還是普遍帶有強烈的排滿心態。革命之後,滿人如果不改姓金,不削髮剪辮,不講漢語,在社會上受很大壓力,無法立足。

如果從滿人那方面看,則起碼在其統治階層,刻意樹立滿民族本位、加固自身文化認同、穩守「滿漢畛域」等的意識,十分明顯。例如,乾隆雖然出名愛慕漢文化,但他卻經常批評滿族人忘本、「染漢習」:「八旗讀書人,假藉詞林授,然以染漢習,率多忘世舊」【註1】。「新清史」學派諸人更認為,乾隆皇八面玲瓏,在蒙古人面前稱可汗,在藏人面前營造自己是文殊菩薩化身,因此在漢人面前表示「崇漢」,實用意圖濃厚,包含一種政治手腕;他真正關心的,其實是保存滿文化和滿民族身份與認同。

表面反西 心裏崇洋

統治階層以外的滿族,情況可能不一樣。漢文化比滿文化博大精深,滿族知識分子以至一般滿人或多或少崇拜漢文化,不足為奇,就好比今天大陸的統治階層意識形態上反西方,一般人卻不自覺地崇洋、西化,但那當然不是全盤西化,正如滿人的漢化也不可能「完全」。滿族徹底漢化到今天那個地步,大體是大清覆亡之後、民國初年那段時間裏的政治、社會乃至經濟壓力逼出來的。

至於「五族共和」,提出的時候便是一個急就章,替代已經完成任務並可能導致領土過繼出問題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那個口號。這個急就章,百年來實行得並不完美,大家有目共睹。新疆的民族問題一直存在,大清用了七十年武功,歷經康、雍、乾三帝,始由乾隆「平定」,但當地及鄰近地區的少數民族反抗不斷,單是同治年間的大規模「回亂」,就有好幾宗。1877年的那次平定之後,新疆於1884年建省,但民族問題至今未了,乃是大清帝國主義的餘孽。

西藏方面,問題更大。胡耀邦1980年到西藏看了看,驚呼慨嘆簡直是個殖民地。歷史上,西藏一直沒有建省,其屬國地位要到1955年共軍入藏才完結。中國與西藏的歷史關係,好比日本和琉球,以至上月大陸有官方媒體在一片反日聲中提出「琉球歸屬未定」說,北京馬上高調由外交部出面否定、消音,正所謂崩口人忌崩口碗。

清末民初的這兩大民族論述,說起來好像頭頭是道,實踐卻大有問題。西方的中國近現代史學家批判「歐洲中心論」、建立雙刃的「中國中心論」之餘,順藤摸瓜,創立「新清史」學派,以滿族及周邊民族觀點和史料重新解讀中國近現代史,不僅逼迫中國知識分子反思國史論述、國家性質以及與周邊民族關係,更令大陸史學界措手不及。後者長期囿於漢論述,不重視滿文文獻,從根本上忽略了滿族觀點,遂給西方史家將了一軍【註2】。

論述內涵 還須充實

在海參崴講學的兩周裏,身處的土地顯然不屬於「我」,但據說又曾經屬於「我」;再追索,更好像完全與「我」無關卻又因為歷史的申廣延續而與「我」息息相關。那種奇特的矛盾感覺刺激我思考、探索。

之後回到香港,發覺「本土主義」方興未艾,逐步形成新思潮,進入主流視野。「本土」意識,在香港而言,也是一種相對於「中原意識」、「中央意識」的「周邊意識」。當然,這個香港的本土主義思潮,內涵還很匱乏,基礎史料還未形成套路,遑論歷史論述的確立。這方面的努力,「八十後」、「九十後」責無旁貸。在探索、研究「本土」的過程中,「新清史」學派的觀點和方法,以及有關此學派研究成果的正反辯論,無疑都是有益的參考。

【註1】引文見《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0期(2010年12月)葉高樹的〈「滿族漢化」研究上的幾個問題〉。這篇論文對大清治下的滿族漢化與否,持開放態度,認為漢化的深淺,視乎不同階層及其他因素而定,而各方面的研究,目前還不夠深入全面。

【註2】介紹兩篇文章給讀者在網上免費閱讀:第一篇是「新清史」學派掌門、哈佛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歐立德(Mark Elliot)的近作〈關於「新清史」的幾個問題〉,收錄在去年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的《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上冊);第二篇是年北京大學法學院章永樂文章〈從「大清」到「中國」——辛亥革命中的國家主權連續性問題〉。

《信報》特約評論員

俄羅斯講學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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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13年8月4日21:45 | #1

    就是現在土共也是懼俄幾分的,從來不敢正言厲色的對付俄國人,土共有些害怕。為了一黨政權不惜出賣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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