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每日经济-第4478期

〖分析专栏〗
【中国实体经济面临内外交困】
传闻房产税可能采取增量房屋征收模式 2
世行以私有化为突破口的建议可能在中国受阻 3
安邦呼吁中国加快放开计划生育政策 3
“营改增”遭遇“分税制”的阻碍 4
互联网领域的“国家队”陷入困境毫不奇怪 5
市场预期债务重压将使鄂尔多斯10年难翻身 5
解决地方债务不动税收分配恐怕不行 6
中国在知识产品贸易中存在明显的“逆差” 6
从光伏和LED的命运看政府不当扶持的后果 7
有规则的合理税收政策比无规则的减税更重要 7
国务院出台一揽子稳外贸政策但料效果有限 8
中铁总招徕社会资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8
房地产企业向一、二线城市回归加剧市场分化 9
巴西持续通胀倒逼结构改革 10
日本亮出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底牌向中韩施压 10
支持出口,强化服务还有很大潜力可挖 11

〖分析专栏〗
【中国实体经济面临内外交困】
8月1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联合公布,7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3%,比上月微升0.2个百分点。而此前汇丰公布的7月中国制造业PMI终值47.7,创11个月内最低水平,同时也显示制造业运行连续第三个月放缓。
其实,汇丰PMI与官方PMI的背离不是第一次了,原因也并不复杂——主要在于各自的样本选择不同,国家统计局的样本中大型企业占多数,汇丰的样本以中小企业为主。对于官方PMI与汇丰PMI的背离,简单来理解,中国大型制造企业对经济的预期较为乐观,而中小企业的预期则较为悲观。有一种看法认为,我国大型企业对政策的敏感度超过小微企业,在政府支持实体经济政策实施的初期,中小企业可能仍然感受不到。
在安邦(ANBOUND)的研究团队看来,上述差别其实反映了中国市场目前一个残酷的现实——从政策层面看,中国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现在主要靠的是那些靠不住的央企,那些大型央企只要给钱、给特殊政策就能起到支撑经济的作用;而民企被认为是给钱也不知道是否能支撑经济。这种看法会进一步强化政策层面对大型央企的依赖,导致资源继续向央企倾斜,而实际的效果并不好。
安邦(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从近几年中国经济转型的困境来看,中国的实体经济现在面临一种内外交困的局面:外部环境实际极不利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过去,西方国家是中国制造业的主要市场,但现在西方国家发展出一套完善的产业对抗机制——在高端产业和技术领域搞封锁,在中端产业搞渗透,在低端产业则搞贸易壁垒和绿色壁垒。这套对抗性的贸易机制非常有效,从今年的贸易额增幅大幅放缓、出口增幅放缓等迹象,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内部环境上,民营经济呼吁要解决“国进民退”的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自金融危机发生5年以来,中国民营企业的整体经营发展环境在不断恶化,经济结构调整、金融政策上的紧缩、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首先冲击的就是中小民营企业,尤其是制造企业。如果改善民营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问题不是相关部门的能力问题,那就只能解释为视若无睹了。
内外环境演变的结果,一是经营成本不断高企,二是外部竞争加剧和市场恶化,市场呈现体系性萎缩。民营经济为了生存只能自我实现非正常转型,大量过去搞实体经济的民营企业,现在都转身去搞房地产和股票、搞高利贷去了,真正有市场、有技术,还在坚持的民营企业数量已经少而又少了。安邦(ANBOUND)研究人员对江浙民营企业的调研显示,民营制造企业大量死亡、第一代民营制造企业后继无人而被迫转型的情况大量存在。
问题在于,一旦实体企业转身之后,再想转回去就很困难了,成本在继续高涨,市场已经丢了,团队已经散了,供应链配套厂商已经撤走到东南亚去了,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不是一两天能够恢复的事情了。过去分析中国制造业应对环境变化时,我们曾表示,单一的劳动力成本因素并不构成实质威胁,因为中国有长期以来形成的产业配套体系,这样的系统优势不是三拳两脚就能形成的。当前局面显示的却正是这种体系开始遭到破坏,而再要恢复是很不容易的。
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近期在“忽视制造业对中国将十分危险”(《战略观察》第356期)中曾强调,制造业的发展是中国创造本土财富的根本,但近年中国有意无意地出现了忽视制造业发展的倾向,认为中国的传统制造业肯定会衰落,中国应大力发展以金融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我们强调,作为以制造业起家的大国经济,中国不能忽视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发展。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面对当前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内外交困,中国应该紧抓实体经济(尤其制造业)这个纲,才能度过难关,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NHJ)返回目录

〖优选信息〗
【形势要点:传闻房产税可能采取增量房屋征收模式】
对于房产税试点扩围的时间表,中国经济的最高决策层尚未形成明确且统一的意见。据国内媒体透露,房产税试点征收扩围工作由住建部会同财政部、国税总局共同审定,由地方政府上报技术方案。目前,包括杭州市在内,总计有4-5个城市上报了技术方案,既包括特大型城市,也包括一般省会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城市。据了解,住建部、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已经形成共识,杭州模式将作为下一批试点扩围城市的模板,即征收工作将基本以杭州房产税征收试点方案作为基础性的主流方式之一,结合本地方具体情况和中央政府试点需要,进行微调。按照杭州市政府上报的方案,采用对增量房屋征收房产税的模式,在此基础上划定人均60平方米的免征面积,按照家庭为单位综合计征。税率分为两档,对普通住宅,以交易价格的4%的税率征收;对于非普通住宅,以交易价格的8%的税率征收。一位参与政策讨论的知情人士解释,“简单点说,在试点之后你不买房,原有的房产就不征税,但如果试点之后买房,需要征收房产税,在划定免征面积时,就要计算你以前拥有房产的面积,然后再确定应缴的房产税税额。”虽然“杭州方案”系对增量住房征收,但在人均免征面积的划定和认定上,已经涉及“存量”。按照杭州方案,在对新购住房征收房产税过程中,对免征面积的认定将包含同一产权人名下的存量住宅面积,而后对超出面积部分按规定征收房产税。据透露,国务院对于杭州方案中涉及的征收方式、对象和范围,均没有提出太大的异议。国务院只是提出要求,在继续完善杭州方案的同时,房产税试点征收扩围的方式,要采用“集中批准一批”的方式,而不宜采用单个会签、单个批准的方式。至于房产税开征的时间表问题,据称,中国经济的最高决策层尚未对房产税征收试点扩围提出明确的时间表,目前主要的问题在于技术方案的修改成熟程度,以及能够“集中批准一批”的数量。(LHJ)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世行以私有化为突破口的建议可能在中国受阻】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正在联合制定改革议程,相关的改革建议可能会赶在今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纳入一个改革方案当中。改革的目标是避免经济急剧放缓、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在改革之路上与世界银行合作是渊源的。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世界银行就曾派出40多人的专家团队到中国调研,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提出建议。李克强总理邀请世界银行为中国出谋划策也不是第一次,去年应中国政府邀请,世界银行曾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还共同制定出了长期改革路线图。据知情官员透露,世界银行此次正在整理全面的中国经济改革建议,包括将一家大型国有银行私有化,并允许农民出售土地。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罗兰德(KLAUS ROHLAND)表示,相关探讨仍处于初步阶段,改革建议未获得世界银行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认可。不过,在安邦(ANBOUND)的智库研究团队看来,作为准备在今年纳入十八届三中全会讨论的改革方案,应该是一个短期建议,至多是未来3年左右的改革建议,因此不能选择难度太大的改革方案,比如国有银行的私有化、土地制度变更等,都是涉及重大法律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的重大改革。这种级别的问题不可能匆忙决定,中国的决策层和政治舆论都没有对此做好准备。如果现在提出,很可能在中国的决策流程中受阻。(AHJ)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安邦呼吁中国加快放开计划生育政策】
据接近国家卫计委决策层的人士透露,国家卫计委已经重启“单独二胎”的方案——夫妻一方面是独生子女即可生育二胎,最早今年底、最晚明年初或可开始试行。同时,关于2015年之后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也正在拟议中。安邦(ANBOUND)曾在此前多次呼吁调整中国的人口政策,而此次卫计委的有条件“二胎政策”方案,在安邦(ANBOUND)看来过于谨慎。在我们此前的跟踪研究中,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在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840多万人口的农村地区试点“二胎”,但是2000年翼城生育率只有1.5,酒泉只有1.4,恩施2005年只有1.47,承德只有1.6。专家的研究显示,中国需要生育率在2.3左右才能维持人口的世代更替。上述国内二胎试点地区没有一个生育率稳定在2.0。有专业人士估算,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中国目前的生育率也只能在1.7左右。这意味着,生育政策放开并不会引起人口增速反弹。中央民族大学理学院副院长、统计学教授徐世英的团队,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直接计算出来的总和生育率结果是1.18,远远低于2.1。即使考虑到漏报等因素,众多统计学者、人口学者,给出的“最乐观”数字也只有1.65。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情况下是103-107(女为100)。1980年以前,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正常,波动在105-106间。而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30年后的2010年,这一指标已上升到118.06。相比之下,甘肃酒泉的农村地区自进行全面“二胎”试点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近年来已回到106.30、106.83的正常水平。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安邦(ANBOUND)关于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的观点。此外,在中国不断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由于抚养成本等因素人口出生率也必然会呈现下降趋势,而一个劳动力的成长至少需要18年左右的时间。因此,安邦(ANBOUND)再次呼吁,中国应从战略高度调整人口政策,尽快放开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AYXD)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营改增”遭遇“分税制”的阻碍】
根据财政部和国税总局的通知,8月1日起“营改增”试点扩至全国的相关税收政策,包括新增的广播影视服务将按6%税率征税。安邦(ANBOUND)的分析曾指出,如果“营改增”在全国推开,全国税收净减收大概超过1000亿元。其中,地方财政受到的影响也不小,一是作为地方税收的营业税被取消,而增值税是中央地方共享税,地方占25%的比例;二是从短期来看,试点行业整体税负是下降的,地方税收入也会随之减少。虽然财政部长楼继伟曾表示,“营改增”后,中央与地方收入归属不变。但在“营改增”试点扩大的几天里,安邦(ANBOUND)的判断得到了印证。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对于此次“营改增”试点,一些地方抱着侥幸心态,准备并不充分。由于原有的分税制体制,一些地税部门不愿移交一些支柱性企业、政府支持的企业的现象相当普遍,而这些企业均是地方的纳税大户。此外,在分税制体制下,由于税目模糊或者规定不清也造成了国地税的“打架”。例如“会议服务”既有营业税发票也有增值税发票。根据税总规定,“会议服务”已经纳入增值税范围,但因为有些“会议服务”在酒店,而酒店纳入抵扣,住房餐饮没有纳入,所以很多时候餐饮、住宿会一起并入酒店开票,影响到了地税。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在7月中旬的一篇文章中也指出了此前试点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比如前期试点中,一部分纳税人税负有所上升,少数纳税人虚开发票等骗税行为时有发生,一些过渡性政策有待规范。但他表示,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改革出现偏差,恰恰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RYXD)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互联网领域的“国家队”陷入困境毫不奇怪】
创新决定了一个企业是引领者还是模仿跟随者。日前,有消息称新华社旗下的盘古搜索和人民日报旗下的即刻搜索将合并组建新的公司。无论消息是否属实,它们在互联网行业的创新记录乏善可陈是公认的。几乎所有中国互联网行业的成功创新案例都来自阿里巴巴和腾讯等民营企业。而同时,几乎所有大型传统国家媒体的合作或行动都以失败告终。盘古与即刻都在2011年正式上线,虽然当时中国搜索引擎市场依旧是被百度垄断,但它们仍有不少成功的机会。谷歌在2010年退出中国,留下了相当的市场空间,百度则因为虚假广告等问题屡遭央视等媒体质疑。作为“搜索国家队”,盘古、即刻有充裕的资金,更宽松的政策,在吸引人才方面,由于能提供北京户口和行政级别待遇,也颇具优势。但优势并未转化为成功。主要是因为这些传统企业不知道如何创新,其核心业务仍在国家保护的垄断下。首先两家公司都没有技术上的重要创新——在互联网业,这往往是后起挑战者成功的关键;其次,它们在营销与市场定位上也没有创新。虽然移动互联大时代的到来为搜索市场重新洗牌提供了良机,但两个国家队都没有借机全力介入移动搜索、社交搜索和语音搜索。有资深财经人士预判,两个失败的企业合并,结果可能仍将失败,没有创新的新公司不会成为中国搜索市场的成功者。(RLJL)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市场预期债务重压将使鄂尔多斯10年难翻身】
数年前曾是内蒙古经济发展明星的鄂尔多斯,现在深受债务重压。在楼市泡沫破灭、高利贷崩盘、煤炭产业遭遇寒流,以及此前被寄予厚望的装备制造产业等难见成效的背景下,鄂尔多斯不得不谋求重生。据国内媒体报道,求变之中的鄂尔多斯,情况十分凄惨,工地大量停工,烂尾楼林立,大街上众多门面关张,人流车流稀少。鄂尔多斯的地方政府债务到底有多少?说法不一。有媒体此前报道称,民间估算该市债务最高值为3000亿甚至4000亿元人民币;而一位接近鄂尔多斯市政府的人士则称总额为2400亿元人民币。在今年年初召开的鄂尔多斯财政工作会议上,相关材料通报显示,截至2012年底的政府债务数额是不到800亿元人民币。一些当地市场人士透露,该市“绝大多数与房地产开发、工程建设相关的企业都濒临绝境,随时都有可能倒闭或破产,公司或裁员或放假,老板都跑到外面去了。”这位负责人断言,鄂尔多斯经济在10年内难以翻身。在巨大的债务压力之下,鄂尔多斯政府努力求变。今年夏天全国高温,但该市东胜区旅游局、文化局等单位赴持续高温的杭州推介旅游。该市有4个月的避暑黄金期,从去年开始,东胜区政府就提出了将东胜打造成避暑休闲之都的发展思路。鄂尔多斯市在经历了此前几年的折腾之后,现在转而大力发展旅游业,这似乎是一个信号。但对于高负债之下的政府来说,能否逐渐喘过气来,现在仍是未知之数。(RHJ)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解决地方债务不动税收分配恐怕不行】
国家审计署正在全国严查地方债务,这对全国各级政府来说,都是必须小心应对的一件重在差事,如果不幸被查出存在重大问题,上了国家审计署的“黑名单”,对地方的名誉损害将很大。据安邦(ANBOUND)了解的一些情况,不少地方政府对于此次中央查债持一种“抵触”情绪,打算好好准备来应付中央查债。不少地方政府或融资平台的官员们表示,地方债务问题并不是地方政府的单一责任,还与当前的税收制度有关。在8月3日召开的“2013年崇礼•中国城市发展夏季论坛”上,与会嘉宾贵州省龙里县县长罗俊在谈到城镇化问题时表示,税收分配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我们龙里虽然小,但它是以工业为主体的县域经济,增值税的85%全部上交了,只有10%,你说我不去卖地我干嘛?这种就会带来两种迹象,第一种,你有卖地的,会尽可能地卖地。第二种,现在房地产市场不行了,不准卖地了,我可能就不干实体经济了,那就干多少算多少,最好不当这县长。”这位县长所言虽然不是直接针对地方债务,但他所说的问题与地方债务密切有关。实际上,如果把中央查债看成是家长对子女的一种指责,那么所有的子女都会反问一句:“现在的税收制度,留给我们的太少!”解决地方债务问题,不动税收分配制度,恐怕不行。(AHJ)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中国在知识产品贸易中存在明显的“逆差”】
虽然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却很少有中国作家为国外读者所熟知,或出现在全球对话之中。其实,这种情况并不令人奇怪,它与中国在“软实力”方面的影响完全匹配。从中外书籍的出版情况可以看出这一点。据《彭博商业周刊》的数据,2012年,美国出版商赎买了453本外国图书的翻译权,在美国出版的所有书籍中约占3%(照此计算,美国当年出版书籍15100本)。根据纽约Open Letter Book出版人查德•波斯特的记录,这其中只有16本书的首版是中文。波斯特表示:“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读者群体,但直到最近,我们还只有相对匮乏的渠道进入其文学舞台。”不过,他对未来美国市场上翻译自中文的作品持乐观态度,“人们比以往更加熟悉中国。图书的成功不必再依赖于将中国描述成稀奇古怪和疯狂的样子。”与中国少量的图书输出不同,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书籍正在大量涌入中国。据《中国图书商报》的报告,中国出版商在2011年购买了14708本外国图书的版权。很显然,中国在以图书为代表的知识产品中,中国存在明显的贸易逆差——这不仅表现在贸易数字上,还表现在知识内容上。(BHJ)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从光伏和LED的命运看政府不当扶持的后果】
在各地政府产业升级的口号中,大量财政投向了所谓的新能源和新技术产业。光伏和LED就是政府大力扶持的产业。无疑,政府初衷是良好的——基于节能减排的考虑,但实际效果是否能经得起考验?今年光伏产业出现“寒冬”,以江苏为例,在500多家光伏企业中,1/3的中小企业产能利用率在20%-30%,基本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有人认为,LED产业也被认为是“下一个光伏产业”。前三年LED行业利润可达20-30%,但现在只有5%-10%。据业内人士预测称,2013年中国可能会有1/5的LED照明企业倒闭。这两个案例充分说明,政府对光伏和LED过于慷慨的资金扶持,其后果往往是,造成大量产能的过剩,在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行业之间势必产生恶性竞争,这最终阻碍了技术的创新。有光伏企业的负责人坦言,“光伏只是一些人在利用新能源的概念来骗取政府的补贴。”而中国的LED核心技术,现主要仍然在国外。错位的政府帮助使中国企业将目光仅停留在如何把产能做大,越大越好,而不是关键的技术创新。在科技创新领域,政府的职责是创造和培育市场环境,而科技创新的主体应该是企业,政府必须改变承担科技创新主体的角色。(RLJL)返回目录
【学界观点:有规则的合理税收政策比无规则的减税更重要】
中国当前正处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税收如何发挥助力,是面临的一个重大政策问题。如何制定税收政策才能与市场形成合力,从而推动结构转型呢?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首先,从企业市场环境来定位税收政策。过去有一种观念,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解困,给那些经营困难的企业减负。如果以此为目标,减税政策就可能救活了本该淘汰的企业,等于保护了落后。一旦走到这一步,税收政策就会与市场的作用方向相悖。如何避免这种可能的情况发生?关键是税收政策的定位。从“不”的角度来说,税收政策不应该是扶弱抑强的政策,更不应是遭淘汰企业的保护伞。这样,就可避免与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相冲突。从“是”的角度来分析,税收政策应当是超越企业生死的宏观政策,着眼于市场环境的稳定和优化。其次,激励潜在的创业者,提高经济活力。一是通过税收政策降低创业者的门槛,以低税甚至零税来对冲创业者的风险。二是为有意创业者提供明确的税收预期。当前税负轻重,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未来预期。多变的税收政策往往无法预期,使创业者的创业意愿降低。就此而言,税收政策有规则、合理地变化比起无规则的减税更重要。(RLJL)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国务院出台一揽子稳外贸政策但料效果有限】
稳外贸政策细则陆续落地。本月起,包括免收出口商品法检费用、减少检验出口商品种类、关检“三个一”试点扩大、通关实施分类查验等直接减免出口企业费用的系列措施开始正式实施。质检总局日前发布《关于做好免收出口商品法检费用相关工作的通知》,对自8月1日起至12月31日期间报检的所有出境货物、运输工具等免收出境检验检疫费。曾于去年10月至12月实施过的免收法检费政策,使得近40万家进出口企业受益,免收金额达36.11亿元。业内人士据此估算,今年该政策将为企业减负约60亿元。8月1日,质检总局和海关总署联合公告宣布,将从8月15日起,对1507个海关商品编码项下的一般工业制成品不再实行出口商品检验。据初步测定,不再实施法定检验的商品编码占2013年列入法检目录总编码的70.43%。拟减少的法检商品种类共涉及1008.6万批次、4463.6亿美元。此外,8月1日起,海关对诚信守法的企业一般只实施较低比例的随机抽查。海关总署与质检总局还决定将关检合作“三个一”(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试点范围从广东扩大至其他7个省区市。据悉,“三个一”在广东实行后,南沙口岸进口平均通关时间从原来的21小时缩短为15小时。分析人士表示,本月起多项具体优惠政策的启动提振出口企业信心和增强预期的作用很大,也切实降低了企业的通关法检成本,对出口会有一定的直接拉动。不过,在宏观层面上,稳外贸政策会对出口有所拉动,提振效果料有限,预计对外贸的拉动不会超过3个百分点。(RLX)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中铁总招徕社会资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自今年“两会”铁路系统改制后,多元化铁路建设资金来源成为中国铁路总公司关注的头等大事。7月24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提出吸引社会资本投入。不过,在一些具体的招徕社会资本的项目上,中铁总近日吃到了闭门羹。7月31日,中铁总向全社会公开招投标铁路快运货物班列承租项目,40个标段来自全国12个铁路局。据了解,此次招投标属于中铁总货运改革的一部分。早在5、6月间,中铁总已将其直属的中铁快运、中铁集运和中铁特货三家货运公司的资产进行整合,原本配属三家公司的行李车、班列、仓库站场等资产由地方路局收回。此次放出的资源正是来自这些回收班列资产。不过,中铁总的一番美意,市场却并不领情。8月1日,有参与投标的物流公司透露,此次招标会购买招标文件的公司有90多家,实际参加招标的公司仅有30多家。参加招标的40个标段有27个标段流标,符合“具有三个投标人”要求的仅有13个标段。价格方面的分歧是流标的主要原因。据透露,由于地方路局认为中铁快运以往承租的价格过低,此次招标纷纷调高班列的承租价格,涨幅不小。有物流公司透露,此次货车班列标的的价格较以往涨幅高达50%-100%,远超各公司能承受的成本底线。一般而言,铁路货运成本仅为公路的30-40%,非常具有竞争力,可一旦上涨一倍,则其与公路货运成本相差无几,物流企业便会谨慎选择铁路、甚至抛弃铁路。此外,中铁总货运班列的产品设计脱离市场需求,也让部分招投标的企业望而却步。据了解,尽管中铁总希望据此公开招标吸引更多的“白货”货主或者物流快递公司参与,但此次招标无一家快递公司参加,因班次时间上并不符合快递公司的需求。由此观之,中铁总要招徕社会资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作出更大的让步;联系到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恐怕也会遭遇同样的问题。(ALX)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房地产企业向一、二线城市回归加剧市场分化】
2009年之后,三、四线城市的土地供应有了爆发式增长,特别是大城市限购等调控加码后,不少地产商开始重点布局三、四线城市。不过,随着三、四线城市楼市在经济增速下滑、地产供应量相对较大的背景下风险加大,而一、二线城市的资源稀缺等优势开始显现,房地产企业也逐步向一、二线城市回归。据市场研究机构统计,今年上半年万科地产、保利地产、恒大地产、中海地产等16家品牌房企在土地上的开支高达1978亿元,同比去年597亿元的数据,增幅达到230%,其中一、二线城市占79%,接近八成。比如说,被称为“拿地狂人”的佳兆业集团,今年获取的土地几乎都在上海、广州、深圳、杭州、青岛、武汉、成都等一、二线和区域核心城市。此前一向以二、三线城市,特别是三线城市为经营重点的恒大地产,7月初以35.6亿元购得北京昌平区沙河镇一块居住用地,被业界视为品牌房企实施战略转移,重新回归一、二线城市的“加强信号”。国土部的数据也显示,今年1-5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4.5万亿元,同比增长32.0%,企业购地积极性上升,并向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回归,一线城市住房用地供应增幅大幅高于全国水平。分析人士表示,由于三线城市经济总量相对有限,中心区域的土地供应也较为充裕,使得三线城市供应过量的市场“雪上加霜”;即便一、二线城市楼价一直高企,但是在更高的市场去库存推动下,一、二线城市的风险依旧比三线城市小得多。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房地产市场的这种分化还会持续,一、二线城市房价“领涨”的趋势短期内还难以改变,今后还需加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RLX)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巴西持续通胀倒逼结构改革】
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调整国内产业结构的同时,同为金砖国家的巴西也正面临着通胀及经济结构改革的问题。安邦(ANBOUND)曾在2013年5月30日的金融分析及随后的简报中跟踪巴西的滞涨问题,但到目前为止,情况似乎没有任何改观。巴西财政部长曼特加8月1日宣布,为了应对美元升值对本国工业的冲击,政府决定终止2012年实施的提高100种商品进口关税的做法,并将这些商品关税降回原来的8%至12%。曼特加解释说,在本币升值的不利情况下,政府去年通过提高关税保护了本国产业。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预期令美元持续走强,使得降低进口关税成为可能。经济界普遍认为,政府此时降低进口关税,也有抵御通胀的意图。巴西大量商品需要仰仗进口,美元升值造成进口商品涨价,使得本已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雪上加霜。据统计,目前巴西制成品税负累计已占产品成本的35%至50%,使得“巴西制造”不仅在国际上无竞争力可言,即便在受高关税保护的国内市场,也难以承受进口产品的冲击,使制造业的萎缩成为必然。目前,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已由60%降至目前的25%以下。而在出口产品构成当中,铁矿、石油、大豆、肉类等初级产品比重占到80%以上。这一切的根源是巴西经济结构的问题,其一,为维持庞大的社保体系,赋税沉重,大大抬升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导致制成品丧失竞争力;其二,制造业不断萎缩,使国家日益蜕化为资源供应国;其三,基础设施严重落后,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自政府20年前基本退出该领域之后,至今没有获得新投资的途径。虽然巴西政府对此仍然予以否认,但如果巴西要走出经济衰退的泥潭,结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RYXD)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日本亮出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底牌向中韩施压】
8月2日,中日韩自贸协定(FTA)第二轮谈判收官。在本轮谈判中,日本率先亮出底牌,主张在10年内将零关税品种占比提高至90%以上,即自由化率超过90%,遭到了中韩的反对。该主张使得“削减关税”先于外界普遍认为的“农业难题”成为了三国讨论的焦点。分析人士表示,在同时参与中日韩自贸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的日本采取的是平衡战略,在谈判中底气很足。正因如此,日本率先亮出了底牌。据了解,对于来自中韩的产品,日本只对其中的二至三成产品征收关税,中国则对日本七成商品征收关税,韩国也对五至六成的日本产品征税。这也是日本在本轮谈判中将此前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85%的平均自由化率提高至了90%以上的动因。作为自贸协定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贸易协定框架内的成员国相互减让关税,直至实行零关税,原本就是贸易自由化的标准之一,但是如何划分普通商品和敏感商品的关税,以及关税减免的程度,则是各方博弈的关键。前述分析人士称,抬高自由化率本身就是日本的一个策略,并不一定会最终达成。另有评论认为,日本不愿看到没有政治阻力并已完成六轮谈判的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先于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达成。因此,正在加速的中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会给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带来积极的促动力。(RLX)返回目录
【形势要点:支持出口,强化服务还有很大潜力可挖】
在中国及世界整体出口增速下滑的背景下,浙江义乌却逆势增长。据悉,今年上半年,义乌外贸出口额达94.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408.2%,单是这个地级市,就占浙江省同期出口增长贡献率的66.1%。今年中国外贸出口还未复苏,上半年整体出口仅增长10.4%,正常业界人士为隐忧全年外贸能否“保10”之际,义乌出口增长却井喷逾4倍。对此,义乌市市长何美华表示,义务出口的大幅增长,与正在试点的“市场采购贸易”有直接关系。所谓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是指在经认定的市场集聚区采购商品,由符合条件,具认可资格的经营者,在采购地即时办理出口通关手续的贸易方式。目前,义乌经批准的市场集聚区有义乌国际小商品城、义乌市区各专业市场和专业街。2012年8月11日起,义乌获批准“先行先试”市场采购贸易方式,2013年4月18日,国家8部委出台“商务部、发展改革委、质检总局、外汇局关于同意在浙江义务市试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函件”,同意义乌进一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由于获得国家8部委的支持,加上各项配套监管的措施逐步到位,义乌出口增幅从2013年一季度的384.9%,跃升到上半年的408.2%。对比2012年上半年义乌外贸出口增长22%,在采取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后,义乌外贸出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义乌的小商品国际贸易,具有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及拼箱组货、主题多元等交易特点,倘以一般贸易方式处理,不仅费时、低效率,更增加了交易成本。而试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也是为微小外贸企业采购小商品出口度身打造一套适用性政策,是贸易便利化的一个典型。义乌的案例说明,在目前中国出口增速下滑的形势下,政府不需要投入硬资源(如出口退税),只需要通过强化服务,就能挖掘出口的潜力,而此时也正是中国政府改革服务中小型出口企业的有利时机。(BYXD)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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