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国企”

许多人对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重创韩国经济应该仍记忆犹新,当时韩国股汇市崩盘、许多大型企业与银行纷纷倒闭,韩国政府不得已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举债500多亿美元,韩国民众为了挽救国家困境,还纷纷捐献家中的金项链与首饰等。说这场金融风暴是韩国战后经济史上最为严重的“国难”,一点也不为过。然而“国难”后的15年,韩国的表现却是令全世界刮目相看——2012年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eal GDP per capita)为23021美元,是1998年谷底时的三倍。

早在2005年,韩国便被高盛投资公司看好为下一个重要经济增长据点之一,与其他10个开发中国家并列为“未来11”(Next 11),2011年再与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并列为“迷雾四国”(MIST)。这是继金砖四国后,下一个具成长潜力的四国组合。2012年韩国政府更高调宣布该国已进入所谓的“20-50俱乐部”,“20-50”表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万美元与总人口数达5000万以上,目前除韩国外,全球仅有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与日本符合进入“20-50俱乐部”的资格。

除了这些生硬的经济数据外,最让一般人印象深刻的应该是韩国资讯与通讯商品在全球市场上异军突起,目前韩国三星的市占率已与美国的苹果产品不相上下。而流行音乐、文化与电视剧等也已深入各主要亚洲国家,甚至连欧美近年也感受到了这股“韩流”来袭。何以韩国能在短短15年内,从遭遇“国难”到现在的发光发热?仔细探究可发现,韩国近年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其财阀的扩张以及中国这个重要的世界工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财阀扩张下的经济增长模式

财阀在韩国的战后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从早期的轻工业、重工业到现代的高科技产业与服务业,这些由少数家族组成的财阀,在政府的协助下,带领国家经历工业化与产业升级,是韩国经济奇迹的领航者。在亚洲金融风暴后,这些财阀在韩国经济的重要性有增无减。例如过去15年间,出口占韩国GDP比率增长了近两倍,但是韩国80%以上的出口是由前30家大企业所贡献的,尤其光是三星企业的出口更占了全国总出口的近三分之一,但在1987年时,这个比率仅有13%。除此之外,前10大财阀的销售额也占韩国GDP的80%,而2002年时,该比率仅有64%。

财阀的高出口比率与其对外投资的增长有着正向关系。韩国实际对外投资金额从2000年的53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12年的232亿美元。2012年财阀的对外投资占韩国总对外投资的83%,而中小企业仅为17%,但在2000年时,财阀的对外投资仅占全国总对外投资约一半。善用邻近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使得这些财阀企业得以降低生产成本,并维持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将劳力密集的产业外移至其他开发中国家,也有助于企业内部的产业升级。麦肯锡顾问公司于2013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1995年到2010年间,财阀企业的生产力平均每年以9%左右的速度增长。同一时间,韩国企业将这些较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出口到其投资设厂的国家,并进行组装,带动了韩国工业产品的出口。

在韩国企业对外投资并带动工业产品出口的模式中,中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中国是韩国制造业最主要的投资地,尤其是在2002年到2006年间,韩国制造业的对外投资有52%到65%便是投资在中国。同时,中国占韩国出口比率也迅速窜升,自2005年开始,中国便超越美国成为韩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大量出口到中国也使得韩国得以自1998年以来,除了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期间,均能维持贸易顺差。

韩国出口至中国的项目以机械设备与精密仪器为主,自中国进口则以农产食品与消费品为主。值得注意的是,近年韩国资讯与通讯产品在全球市场不断扩张,中国这块重要生产基地功不可没,这可由韩国绝大部分的资讯与通讯产品零件出口到中国看得出来,而韩国自国外进口的资讯与通讯成品,如手机与平板电脑等,也以中国生产为进口大宗。

过去中国提供廉价劳动力给韩国企业,进行加工组装并出口,而现在伴随中国民间消费崛起,中国不仅是韩国企业的主要生产基地,也是重要的最终商品市场。不同于以往,韩国对中国投资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现在至中国投资主要是韩国的大企业。主要原因为中国近年工资调升,使得韩国中小企业无法承受,只好转向东南亚其他工资更为低廉的国家。但对大企业来说,中国的广大的市场潜力更为重要,也因此,大企业不只在中国生产,同时也在中国广设研发中心与销售中心等,这可从投资地点的转移看出,过去山东省邻近韩国,是制造业投资的不二选择,近几年投资地则移转到沿海较为富饶的城市,依照不同城市的竞争优势有着不同的投资方向,唯一的目的就是抢攻中国内需市场。除了制造业之外,近年也有不少服务业开始大规模投资中国,这也让服务业占韩国对中国的投资的比率,从 2002年的12%到2012年的30%,服务业中又以金融保险、批发零售与房地产为主要投资项目。

韩国经济发展的下一步

财阀的扩张造就了韩国经济的另一个高峰,但一般韩国民众却没有享受到同等的果实,个中原因在于虽然财阀在各方面发展越来越稳固,但其雇用的韩国本地人却越来越少,例如1995年有18%的韩国人受雇于大型财阀企业,但这个比率到2010年却降为12%。整体来说,今日90%的韩国人是受雇于中小企业,但中小企业的发展却不如财阀来得好,给予员工的薪资也不如大型企业来得高,例如员工规模300人以上的大型企业薪资是九人以下小公司的两倍。换句话说,仅有10%的韩国人受雇于利润较丰的大企业,贫富差距的扩大可想而知。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对韩国经济的研究调查,若把家庭收入划分为五个等距,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与最低的五分之一之间的差距,已从 2006年的6.7倍增加到2011年的8倍。每月收入在1593美元到4778美元为中等收入族群,1990年时有75%的韩国人口被归类到中等收入族群,但到了2010年这个比率却降为68%。麦肯锡顾问公司的报告也指出,韩国的家庭负债在2012年时已达到GDP的84%,高于意大利的46%、法国的50%、日本的66%、美国的81%与西班牙的82%。

中等收入人口减少,加上高昂房贷与教育费,压制了韩国民间消费的成长,导致韩国必须更加依赖出口来保持经济增长,但如果国际经济情势不佳,过度依赖出口将会使得韩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像韩国这样长期以财阀主导的出口型经济体,短时间并不容易改变它既有的增长模式。或许在现在韩国政府财政不至于太差的情况下,可以大量补助低收入家庭的方式,以改善家庭负债的问题。另外,对于有创新能力与高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必须积极给予扶持,而非只是关注大型企业的成长。

看看日本著名的大型电子电器公司的例子,从过去的辉煌走向现在的没落,在技术不断更新的背景下,要维持资讯与通讯产品品牌的成长并不容易。最后,过去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但在工厂陆续外移后,就业市场必须依靠服务业的发展来吸纳从制造业释出的就业人口,就像与韩国经济发展程度类似的台湾、香港与新加坡,近几年都在寻求中国庞大的消费族群来支撑其服务业的发展,韩国不只可把眼光放到中国投资制造业与服务业,也应该要积极吸引中国的中高收入族群,至韩国投资与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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