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中国的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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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警方于7月16日逮捕维权律师许志永时,他们指控许志永犯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由于许志永自今年4月起就被监视居住,此次逮捕所依罪名在民间激起了强烈抗议。但在执政的中共看来,这位谈吐温和但却非常固执的律师仍是一个威胁,甚至他被软禁在北京家里之后也不例外。过去一年中里,许志永致力于将分散组织运动的活跃人士联合起来,整合为一个影响面更广的“新公民”运动,以培养民众在一系列公共问题上的权利与责任意识。这近乎等同于是发动一大群人开展街头运动。

此举触到了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痛处,因为许志永并非孤身一人。虽然中共宣称中国必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西方民主理念并不适用于中国,但中国的中产阶层已开始把韩国和台湾的中产阶层视为榜样。在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富足之后,民众开始要求在社会管理决策过程中拥有有更大的发言权。

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公民社会研究中心(Centre for Civil Society Studies)主任高丙中表示:“公民社会在中国已牢牢扎根。”他补充称,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大(NPC)的代表们现已开始就政策提议和法律提案征询民间社会团体的意见。而在过去,代表们的工作不外乎不假思索地批准政府方案。他表示:“公民社会将产生政治诉求是大势所趋,中国也不能例外。”

对于中共新任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而言,没有比这更令人不快的事情了。今年中共的宣传机构指示干部和学界执行“七个不要讲”——这是一个由西方民主核心理念组成的话题清单,包含宪政、法治、公民社会等概念。

但活动人士以及学者们认为,现在想走回头路为时已晚。一名还从事公共游说工作的中国学者表示:“中国的现状就像一局围棋,政府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少数几个点上,但我们已经吃掉了如此之多的棋子。当政府注意到这一切的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对全局的控制。”

专家认为,2008年5月在西部四川省发生的灾难性大地震,是公民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刻。这场灾难引发了一轮慈善行动的热潮,全国范围内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争相向灾区提供援助。因此,政府被迫允许非政府组织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很多非政府组织学会了如何管理自己,如何与政府部门沟通,以及通过开展活动争取公众支持。

环保运动是这股潮流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例子。近年来,中国爆发生了大量反对建造石化厂、焚化炉等项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在这背后是一个非政府组织网络的快速成型,非政府组织发出的声音日益响亮,互相之间的联系也变日趋紧密。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教授吴逢时在近期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广东省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很有政治意识,甚至说得上是颇有政治经验”。广东省是毗邻香港的一个人口众多的工业化省份。据她观察,这些组织常常与政府讨价还价,“有些时候还会发出与政府观点不同的大胆言论……并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在某些情况下,政府选择顺应民意作为回应,例如今年5月,中国西南部城市昆明暂停了对位二甲苯(PX)项目建设,PX是一种石化原料。过去三年中还有其他类似案例。

总体而言,中共要求党内官员密切监控公众情绪,并调整自身政策以顺应民意要求。越来越多的官员以及政府部门开通了微博账号,与民众开展互动。北京大学另一位研究公民社会的专家师曾志表示:“现任政府对民意的反应非常迅速。中国的“政府-社会”二元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自从1978年中共决定将核心战略从长期政治斗争转变为经济改革开始,中共与中国民众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此基础上,中共开始了从极权主义向权威统治的漫长过渡,部分退出了对民众个人生活领域的干预。此后的很多年间,绝大多数民众对于这种治理模式都感到满足。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大量骚乱事件。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教授孙立平提供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共发生了18万起抗议与骚乱。但直到近几年前,绝大多数此类“群体性事件”都是民众在走投无路之下的情绪爆发所致——这些人长期呼吁地方政府处理腐败、强制搬迁、或者导致自己子女患病的工业污染等民愤极大的特定问题,但最终却仍徒劳无功。

抗议者们几乎从未得出中国的政治体制存在问题的结论,很少提出更宏观的政策要求,通常也不会与其他遭遇类似不幸的群体建立联系。但这一局面正在发生变化——既是由于社交媒体的快速兴起,也是由于这种不满情绪已经传染给了中产阶层。

中国约有6亿网民,其中超过二分之一的人通过移动终端上网,三分之二的人使用社交媒体。微博(中国版推特)等媒体促使发生在个人身上的事件得以快速传播,并使被视为受害者的个人获得支持。

去年上海一名外来务工人员之女占海特在微博上发言求助,呼吁大家支持她获准在上海参加高考的请求,目前非上海户籍居民不具有这一权利。由此引发的公共讨论导致了30个省市调整高考规则,这是社交媒体巨大影响力的有力证明。

此外,过去从未参与过任何社会运动的人也加入了进来。近年来房地产业主——他们是中国中产阶层的代表——迅速地自行组织起来,以保护自身权益不受开发商以及物业管理公司的侵害,有些时候还要对抗常常站在开发商那一边的政府。

作家北野表示:“我首次参加业主活动是因为我当时所住公寓楼的物业管理公司宣布提高停车费。我们用汽车堵塞车道的方式进行抗议。最终我们成立了一个业主协会。”北野是北京最著名的业主权益活动人士之一,他在北京的高端住宅区莱蒙湖拥有一栋别墅。

中国其他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据中国人民大学(Renmin University)公共管理系副教授陈幽泓估计,中国城市地区约有三分之一的公寓小区现已成立业主代表协会,较三年前的不足五分之一有了很大提升。她表示:“住宅业主是目前中国最成功的维权团体,因为他们权利的基础非常明确。从诞生之日起,业主代表协会就像是一匹无法被驯服的野马。政府对这类组织恨之入骨。”陈幽泓还为住宅业主提供培训,并为政府提供咨询建议。

但到目前为止,业主维权运动人士所受到的打压远小于其他民间社会团体,因为很难给他们的活动贴上政治标签。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希望继续保持目前的局面,但他们也明白,自己的活动是一个范围更广、对政府构成挑战的运动的一部分。

陈凤山曾是一名政治活动人士,他在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遭到血腥镇压后开始了“精神流亡”,现在他又以住宅业主的身份再度活跃起来。他协助其他业主完成起诉贪得无厌的开发商或者侵犯业主权益的地方政府决策的准备工作,并游说人大代表加强对业主的法律保护。陈凤山表示:“我相信通过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能够推动整个体制发生变化。”

此外,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系也在加强,这使它们能够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吴逢时教授指出,广东省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已在省内外建立起了广泛联系。

正是这种建立组织网络的尝试,使得被捕律师许志永发起的“新公民”运动让中共感觉极具威胁性。去年在“新公民”运动每月一次的午餐会上,参与者们讨论了要求政府官员公示财产以及教育平权等问题。

李焕君就是受午餐会上的提议启发、成长为全面维权人士的个体之一。李焕君家的老屋位于北京郊区一个已被夷为平地的村庄,多年来她一直就被强制逐出自家房屋一事向政府申诉。这种抗争使她不止一次遭到拘留。虽然她的做法和数百万忙于自身诉求的民众并没有什么不同,但这位年轻女性还担起了其他使命。今年,她发起了反对家庭暴力以及反对雇主歧视HIV病毒携带者的活动。

这正是中共最担心出现的问题。三年前,中共成立了一个由党内学者组成的专门工作组,讨论公民社会有何价值。该工作组随后提交报告称,某些团体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冲突的催化剂”,并警告中共“必须提高对这类团体的警惕性,因为在其他一些国家,公民社会的崛起增加了原有执政党继续掌权的难度。

从那以后,中国政府允许民间社会团体在扶贫或者关爱老人等领域发挥一定作用,并放宽了对慈善团体等特定类型组织的注册限制,因为在中国政府看来,慈善组织不具有政治属性。学者们认为,这些举措是对民间社团的一种认可,表明政府认为这类组织有助于建立公民“有序参与”的机制,解决社会问题,并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培育社会价值观。

鉴于中国领导人最新出台了“七不讲”禁令,上述的所有话题都不能公开讨论。最近,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胡鞍钢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国必须建设中共领导下的“人民社会”,而非西方式的公民社会。但很多学者和活动人士认为,这并不是中共所能决定的事情。高丙中教授表示:“公民社会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你无法禁止其存在。如果你真这么做了,就将引发人民的反抗。”

中国开放部分NGO登记

中共近期对民间社会进行了打压,如逮捕律师许志永和其他数位维权活动人士,令国内维权群体心惊。

但与此同时,一批非政府组织(NGO)迎来了“暖春”气息。今年3月,中国政府宣布今年将放松对部分类别NGO的注册限制。新政策规定,工商业协会、研究团体、慈善机构和社区服务组织可以独立登记,而无需找“业务主管单位”挂靠。

在旧有体制下,很多团体无法找到业务主管单位,只能以商业企业的形式或在法律的灰色地带运营,因此极易由于税务或会计问题遭到起诉。

新制度可能将在扶贫和社保等领域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和资源,促进私人部门以空前的规模参与其中。

官方媒体称,在2012年1月份广东放开NGO登记后的头6个月内,该省新登记NGO达227家,较前一年同期增加36%。中国社科院称,相比之下,去年全国NGO登记数量几乎没有增长。“很明显,私人参与者在一些方面比政府部门做得更好,”一位退休的广东省官员表示。毗邻香港的广东率先实施了这一较为宽松的制度。

在过去,中国政府在扶贫、妇女权益和残疾人关怀方面的工作几乎完全依赖政府设立的非政府组织,即“官办NGO”(GONGO)。

北京师范大学NGO专家余晓敏称:“近年来这些大型官办NGO将越来越多的工作外包给地方团体,获得了更好的成效。”

在去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一位佛教界代表甚至提议,政府应当将快速发展的宗教团体作为社会服务基础结构的必要组成部分。提案称,利用这些团体关怀和陪护老人可以减轻政府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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