榨菜指数背后的城镇化隐忧

中国国家发改委的官员们最近“发明”了一个新词:榨菜指数。大意是,根据畅销全国的涪陵榨菜这几年在各地区销售份额变化情况,推断人口流动趋势。他们还根据这个指标,在起草《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时,将全国分为人口流入区和流出区两部分,针对两个地区的不同人口结构制定不同的政策。

  有网民对此不买账,认为官员不务正业,不够科学。不过,就像一些著名的经济学理论一样,比如“口红理论”(每当经济下滑,女性倾向于购买口红这类不太昂贵的奢侈品),很明显不是当做量化指标,而是用来观察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榨菜作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食物,因物美价廉深受低收入的流动人群喜爱(本地人群即便喜爱也不会大量购买),消费量会随着人口的流动出现巨大波动,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的趋势和走向。

  因此,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理论,“榨菜指数”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不过,我们无法忽视这背后所包含的隐忧与危机,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中国的城镇化将何去何从。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年5月发布的《2012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全国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增长较快,回流趋势明显,而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流出较多。这固然印证了榨菜指数的合理性,但报告同时指出,步入中年、文化程度低、劳动技能差是大部分回流农民工群体的突出特点。而这就是问题所在。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最早一批以及后来陆陆续续外出打工的农民工,都逐步步入中年乃至老年。他们在大城市里贡献了青春却始终被定义为商品性质的劳动力,不能享受城市的物质、文化成果;岁数大了干不动活了,回到老家,发现土地早已荒废甚至被改作他用(即便能耕种从事者也寥寥)。对这部分人来说,在附近的县城或者小镇上工作居住或许是最佳选择,钱虽然挣不多却可以兼顾家庭。但户籍制度依然将他们拦在福利体系之外。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回流大潮,当地政府在就业、保障房、医保、子女教育等问题上必然面临冲击,如果中央层面不能统筹安排,仅靠地方财力,这些回流的农民工很可能遭遇“三不管”的悲惨境地。

  根据发改委专家估计,在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每年有两千万人进入城市,未来中国面临城镇化的人口高达7.1亿人,其中外来农民工就占两亿。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面临如此多人口的城镇化,中国在走向城镇化的过程所面临的矛盾和困难也会是前所未有的。这么多的人如果都涌到大城市里必然不现实,也会引起灾难后果。小城镇具备成为城镇化载体的实力,就近发展小城镇才是中国城镇化的正途。美国有65%的人口居住在小城镇,而中国的这一比例仅有27%,并且还在逐年下降。近10年来,中国城镇化的人口流向跟政府导向正好相反,都去了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小城镇却没什么就业机会,也阻碍了其发展。

  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其核心还是改革,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改革,需要做好加减法。内部改革要做加法,就是要给中小城市、小城镇提供更多的活力,让他们吸纳更多就业人口,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基础教育、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外部改革要做减法,就是要打破地区利益格局,破除大城市对资金、人才等资源的磁吸效应,发挥市场的作用,在市场的主导下让大小城镇形成相互配合的集群与合理的产业分工。现实中,几乎每一项改革都受到掣肘,必须要全国统筹考虑,比如,解决户籍制度才能扩大公共服务覆盖,改进地方官员考核方法,才能抑制地方做大做强的冲动,避免走盖房卖地的老路,以致出现大量“鬼城”。

  希望“榨菜指数”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毕竟榨菜再美味吃多了也会营养不良,城镇化不能建立在对那些仅吃榨菜的人的剥夺之上,否则就是病态的,是不可持续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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