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中国为什么没有经济危机?——中国经济的“危机置换论”

最近十几年,有非常多的中外经济学家和投资投机家,都在预言中国经济、包括金融和房地产的危机或崩溃。章家敦就曾经在2001年预言了中国经济在2008年之前的崩溃,并在2011年修改和再次预言中国经济在2012年的崩溃。但是,中国经济却始终有惊无险。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预想中的经济危机?流行的答案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危机还没有发生,但这个危机从现在开始随时都可能爆发。
本文明确认为,预测和等待中国经济的危机都是错的,因为中国经济的危机不用等,它现在就已经存在,只不过它不是表现为一般的经济衰退和资产缩水的总量危机,而是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结构危机。
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人,一直在忙于发出或修改屡屡出错的预言,原因在于人们都未能真正理解中国经济的本质,并错误地用西方经济的“市场背景”和“周期背景”来判断中国经济;而中国之所以没有爆发包括金融和房地产在内的经济危机,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存在着一种“危机置换机制”,这个机制将一般意义的“经济危机”转换成了中国特色的“结构危机”。“危机置换”是中国经济能够摆脱西方经济“周期性危机”的秘密,也是关于中国经济危机的所有预言一错再错的根本原因。经济学家们只知道“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可中国偏偏是仍未被彻底理解的“行政型市场经济”。
1,“危机置换”及其原因
“危机置换机制”指的是,中国政府借助其强大的行政力量,用一种持续的“结构危机”去置换西方市场经济中一般意义的短期“经济危机”;“危机置换”就是指“短期的经济总量危机”被强大的行政力量置换成“持续的经济结构危机”。总量危机的基本特征,是经济衰退、资产贬值和企业倒闭所导致的经济负增长;结构危机的基本特征,是萎缩(农业)、贬值(股市)和倒闭(私企)的部分经济活动,在显露经济结构矛盾的同时,并没能影响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的结构矛盾,表现在投资消费结构(偏向投资和政府消费)、资金流向结构(偏向房地产、国有企业和美国债券)、政府与公众收支结构(偏向中央税、流转税、逆向福利、土地财政)、中央与地方债务结构(偏向地方债务膨胀)、产业产能结构(偏向制造业及其产能过剩)、价值质量结构(偏向低值低质、高耗高污)、进出口结构(偏向出口)、城乡结构(偏向城市)、地区结构(偏向东南)、人口结构(偏向老龄化、低端化、教育贬值)等“十大结构危机”上。
中国不存在一般经济危机的证据,体现在1977年以来“年度经济增长率”的高速持续,特别是体现在1992年以来“季度经济增长率”的高速持续。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的一般定义是两个季度的负增长,但在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的最高增长率是1993年第一季度的15.1%,最低是2009年第一季度的6.6%。在此期间,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金融机构纷纷倒闭的“金融危机”也没有在中国出现过。
实际上,中国的金融资产在此期间一直在快速增长。由于中国股市的资产规模占整个金融资产的比例至今仍不足16%,故中国股市曾出现过的暴跌和低迷,仍不足以酿成整体的金融危机。中国股市的“融资功能”远超过其“投资功能”,正是由于企业机制、融资机制等方面的特殊性,中国股市的波动很少与经济增长同步,股市的危机其实恰恰是中国经济结构危机的一种表现。中国的股市是企业的“提款机”,“解禁”和“扩容”导致了股市的低迷;正如房市是地方政府的“提款机”,地权垄断和土地财政导致了房价的居高不下。
中国经济的结构危机一直存在于整个“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性质,仅仅是从一种“行政型计划经济”逐步转化成一种“行政型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的“行政型市场经济”中,一般商品的市场开放了,但中国政府对人力、资本、土地等基本生产要素,仍保留着强大的行政控制和产权控制;户口管理、金融管制、土地市场垄断等等,仍然是“举国体制”以权利和效率为代价去确保政治社会稳定的基本措施。
人们已经习惯于把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看成经济危机的征兆,可实际上,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本身就是危机。是中国经济的“危机置换机制”使人们的常规思维出现盲点、陷入困境。
2,“危机置换”的运作原理
“持续的经济结构危机”之所以会取代“短期的经济总量危机”,原因在于行政控制本质上是一种“数量控制”和“配额控制”,不是一种“杠杆调节”和“价格调节”。“数量控制”以“产权控制”和“身份权利”为终极基础(包括银行产权、土地产权),并反过来强化“产权控制”和“身份权利”,由此导致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刚性。
“价格调节”是一种“拍卖机制”,不同的“身份权利”由此被“资产收入水平”所决定的不同“出价”所体现。市场经济中的“短期经济总量危机”就是由“资产收入水平”的波动所引起的,其背后是生产和信贷扩张与收入支付能力之间的不确定性。
而在中国的“行政型市场经济”中,一般商品的市场服从“拍卖机制”的“价格调节”,可制约一般商品生产的“人财地三要素”,却依然要服从行政审批的“数量控制”。在目前人均GDP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市场机会和创新空间对相应的生产要素有很大的需求,而生产要素的“数量控制”却有一种“产权控制”、“身份权利”和“政绩冲动”导致的“投入饥渴”和“短缺效应”;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一种“结构扭曲的要素拼抢”,整体的要素市场“水闸机制”压倒了商品市场的“拍卖机制”。
要素市场“水闸机制”的水是随着“身份权利”而流的。这里的“身份”包括行政级别身份、特殊政策身份(地区、行业或项目的倾斜)、所有制身份、户口身份、特殊关系身份、变通身份,等等。其中,“特殊关系身份”是服从“拍卖机制”的“资产收入”,向服从“水闸机制”的“身份权利”的一种冲击,是以金钱向控制着权利的权力进行“腐败寻租”。“变通身份”是对体制的一种“挂靠身份”,也包括利用“体制身份”所进行的规避“数量控制”的运作(如国有商业银行利用代售“理财产品”把受准备金限制的存款转化为“表外非标资产”)。
如此,“水闸机制”就在三个方面与“拍卖机制”发生对接(中国经济因此是“行政型市场经济”),一是国内的一般商品市场,二是国际上的商品和资金需求,三是“特殊关系身份”和“变通身份”所造成的“灰市场”。这三个方面都存在“短期经济总量危机”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产能过剩、地方债务过高、外需萎缩、实体经济资金成本过高、灰市贷款坏账、银行短期周转失控等方面。其中,最不可控的是“外需萎缩”,但“外需萎缩”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冲击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依赖”能在多大的程度上限制外需总量的萎缩,二是中国的生产成本和汇率控制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有利于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价格依赖”。最近几年,中国的“出口依存度”或出口与GDP之比,已经从2007年37%的最高点回落到25%左右。
但是,上述三个方面的“总量危机”风险,却只能限制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不可能完全消除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因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取决于“水闸机制”的要素供给控制,也取决于“地区均衡”、“产业升级”和“城市化”等三个方面的总需求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就是把现在7亿以上的农民变成7千万以下的农民(美国现在的农区和农业人口只占3亿人口的2%和不到1%)。在城市化和工业化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中国近年40%左右的高投资率还可能持续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重要的是,在人均GDP处于低水平的情况下,“水闸机制”能够以牺牲一定程度的结构效率为代价,去抵消可能出现的“短期经济总量危机”。中国经济的“人均GDP水池”还非常浅,一个强大的“水闸机制”完全能够保持水位的稳步增长,尽管这个水池存在着严重分割的结构问题。
更重要的是,要素供给控制和总需求推动的背后,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行政力量在起支配作用。按最终使用角度的“支出法”计算的GDP,包括个人消费、投资支出、政府购买和净出口,中国政府能在较大的程度上推动投资支出和政府购买(中国一般按生产法兼收入法计算GDP)。2012年,中国的GDP是52万亿元,从此算起,6%的经济增长率就能实现2020年“国民收入倍增”的目标,保持7%的经济增长率也不是没有可能。
总之,“持续的经济结构危机”将由于“行政控制”、“产权控制”和“身份控制”而无法根除,而“短期的经济总量危机”则完全能够被中国政府的要素供给控制和总需求推动力量所化解。未来10年,即便种种内外风险可能导致一次意外的经济衰退,传说中的所谓“经济崩溃”也不可能发生。其实,常态性的结构危机并不比一般性的经济危机更少一些灾难,慢性的结构危机,完全有可能比急性的经济危机更加深刻和痛苦。
3,“金融垄断”与“危机置换”
实物经济的背后是金融经济和制度经济。户口管不住有钱而不在乎户口好处的人,用钱和用地的管制却因此而显得更加重要。所以,中国经济的“以总量牺牲结构”和“要素供给控制”,其最大的要点就是“金融垄断”和“地权垄断”。中国的“金融垄断”,是政府对货币发行、外汇兑换及汇率、金融实体、存贷款及其利率的综合垄断;中国的“地权垄断”,是集体土地没有完整产权、集体土地必须在国家征用之后才能进入土地市场的政府垄断。“金融垄断”及其背后的强大政治力量决定了“危机置换”,决定了经济中的“总量危机”如何被置换成“结构危机”,决定了“产权控制”、“身份权利”和“政绩冲动”如何得到一种“总量的落实”。
让我们从货币发行、外汇兑换及汇率、存贷款及其利率等方面说起。2013年3月末,中国的广义货币(M2)余额是103.61万亿元,首次突破100万亿大关,约为美国的1.5倍,成为世界第一货币量发行大国;M2与GDP的比例达到2,远超过日本的1和美国的0.7。狭义货币(M1)余额31.12万亿元,流通货币(M0)余额5.57万亿元,外汇储备余额为3.44万亿美元。从1978年到2009年,中国的GDP只是原来的92倍,可货币规模却高达原来的705倍,远远突破了“1元增长值对应1元货币新供给”的货币学基本原理,其结果当然是物价的飞涨。
当近来的物价被控制在较低水平时,结构性的问题就转移到房子和收藏品等方面物价的疯涨上,“以家为命”的中国文化也推动着购房热潮的持续,形成了房价“越压越涨”的奇观。1987年,全国商品房平均单价仅408元/㎡,到了2012年则达到5791元/㎡,上涨13.19倍,平均每年上涨10.87%。从2003年开始,与房地产直接相关的控制价格政策多达43个,可在这十年间,中国城镇住宅价格年均涨幅依然高达16.1%,远远超过了GDP的年均增长。一般来说,可承受的“房价收入比”(住宅套价的中间值除以家庭年收入的中间值)在4倍左右,可中国大部分城市的“房价收入比”都超过了6倍,其中北京、沈阳、贵阳、南京、广州、大连和西安的比率甚至都超过了20倍。中国人的“灰色收入”、“大城市情结”和中国城市的“连续投资增值效应”支撑着不可思议的“房价收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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