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收入分配失衡的主因是政府与民争利

《人民日报》近期推出宏论,誓言未来一个时期必须解决分配失衡问题。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认为,未来10年是全面小康建设的攻坚10年,也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关键时期。必须要处理好收入分配不公、腐败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由于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社会情绪积累,容易让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产生不信任感。两位官方学者的观点隐含着以下价值判断:第一,处理好收入分配失衡问题可以真正解决腐败、垄断等长期存在的反市场痼疾;第二,在社会稳定意义上,解决收入分配失衡,可以获取人民群众对当前经济制度的拥戴,纾解恶性社会情绪,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如此描述,看上去的确很美,这几乎是一个即将诞生的福利国家的基本蓝图,那些嗷嗷待哺的人民,尤其是那些处在弱势地位的人民,将为此欢呼,为此雀跃。但一个熟悉市场经济一般理论的学者,应该在这样的时候提出基本的怀疑框架,并有必要提醒众人,千万不要又一次好心办了坏事。

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当下中国瞠目结舌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究竟是怎样造成的?或者我们这样追问:比比皆是的腐败,比比皆是的垄断,到底是收入分配失衡的原因,还是结果?如果我们愿意尊重事实,愿意承认,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方法论,主要是依靠政府投资拉动,辅之以一定数量的民间竞争,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占国民经济主体的国有大型企业,已经对强势垄断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一批官员在政府主导模式中,尤其是在大型国有企业的垄断式经营过程中,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权力寻租模式。这是中国经济最为吊诡的地方,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体中,垄断和腐败从来都是经济发展的死敌,但在中国则不然,似乎我们一直在依靠垄断和腐败促进经济的发展。某种意义上,这种怪异的经济发生现象,直接导致了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分配。一个收入的极差由此形成,越是靠近权力阶层,收入越高,越是远离权力阶层,收入越低,垄断和腐败成为收入失衡最直接的原因。此情此景,不仅深深影响了经济的方法论,也深深影响着民众的价值观念与日常生活观念。一个最明显的现象是“官本位”现象的起起落落,上个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曾经兴盛起强大的“反官本位”思潮,如今,一个全民追捧“官本位”的社会现象已经完全形成,从大学生择业的趋向,到企业家商业模式的制定,官僚关系和政府资源完全成为人们的首要选项。

沿着这种现象进一步追问,今天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究竟是富人阶层与穷人阶层的矛盾,还是政府管理与民众基本权利之间的矛盾?一个基本的现象是,最近不断曝光的诸多群体性事件,主要都是针对地方政府的种种管理失误,最明显的事件,当属房屋拆迁,地方政府部门在各种野蛮拆迁事件中扮演了主角,而不是被人们不断诟病的房地产商。必须承认,这种种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是一个处在初期发展阶段不可避开的难题,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就此把所有的责任推卸到民众的仇富心理上面,即使这样的仇富心理已然成为一种态势,真正负责任的学者也必须认识到,仇富心理背后,隐含着更加巨大的权利命题,是民众权利的稀缺首先剥夺了他们致富的机会,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显然不是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的矛盾,而是政府管理与民众权利之间的矛盾。

必须毫不客气地指出,面对这种矛盾,中国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普遍缺席,普遍失语。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曾经就这种现象做过详细的田野调查,他认为,在一个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体系下,社会划分的主线,并不是把资本家和劳工阶层划分开来的水平线,不是把农民和城市人口划分开来的水平线,不是处于社会上层,拥有财富、占有企业利润的企业家,与处在底层、靠微薄的工资生活的人截然对立的界线,就当下来看,社会的划分方式是一条垂直线,这条线的右边,是政治家和官僚阶级,他们最大限度地享受着政府提供的一切资源和福利,而这条线的左边,就是非垄断经济的从业者,他们与国家资源无缘,他们的财产权和知情权没有得到必要的尊重,他们当然无法分享到国家的资源溢价和政府的基本福利。索托很清晰地告诉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还原每个人的权利,成为必须解决的课题。除非政府把这些暂时没有权利的人群赶到某个封闭之地,或者赶到另外一个愿意接纳他们的国家里去,否则,总有一天,他们就会伸手向政府要权利。

导致错误的方法论不可能用来解决错误。所以有学者坚定地指出,我们的政府与其现在描述收入均衡蓝图,还不如从小事做起,缓解一下各个城市的城管打压力度,让那些试图养活自己的小商小贩有尊严,有权利的在城市里经商谋生。

这一连串的追问,把我们再一次逼到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命题上。感谢市场经济,在贫富悬殊的一片楚歌之中,中国人还能找到温州这种贫富差距不那么令人惊悚的例子。

我们可以用发生链的形态来勾画一下温州的经济特征:

个人→企业→政府

温州的经济驱动力主要在个人,由于个人对市场的判断,引发出更多的个人市场行为,这其中包括企业行为,大量的企业在温州繁衍,把温州的经济总量做大,从而引起温州政府财力的相对强势。在温州,没有乡镇企业、国有企业这样的概念,全国各大城市都被垄断的出租车行业在温州彻底成为个人汽车出租户,温州人也不仅仅局限在温州本地,人们说,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温州生意人的影子。因此,温州的富裕链条是,温州人最富裕,贫富悬殊不明显,企业因为温州人的共同富裕而强大,最后才是政府的富裕。

温州富裕现象引发出一个老生常谈的追问:政府的作用到底在哪里?

事实上,我们解释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基于的是一个简单的常识:小政府、大社会。斯密早就说过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仅仅是守夜人。问题是,我们今天的经济形态,表面上界定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实际上仍然是政府主导的投资经济、规模经济,这样的经济形态必然需要政府的行政之手。正因为如此,整个国家看起来也是一个不正常的经济发生链:

国家(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个人

国家看起来富裕、强大,但地方政府却难以为继,不得不与中央政府进行利益博弈。所有企业依附于政府权力,腐败大量出现,处在最末端的无权力纽带的边缘人群,毫无疑问成为绝对的弱势群体。一个环节构成一个利益集团,距离政府越近的人,获取财富的可能性越大,距离政府越远的人,必然跌入赤贫状态。一个社会的贫富差别由此形成,并不断拉大。

当我们完成这样的实证分析,结论就显得一目了然。充足的市场化竞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均衡贫富差距,因此,还原每个人的市场权利,放开市场管制,制约政府官员的寻租空间,才是实现收入均衡的基础手段。在这样的基础没有夯实之前,单向度提出收入均衡的政策,一方面将降低市场的自由竞争力度,另一方面将可能导致政府官员在过去市场寻租的背景下,平添一道福利寻租。如果这样的局面形成,旧有的收入失衡将无法修复,新一轮贫富差距又将粉墨登场,整个经济体将在福利计划的错误中再次陷入反市场的迷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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