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xmang:读《易经》心得 – 困卦:困境必须自强不息

一、原文简介(主要参考黄寿祺《周易译注》)

(下坎水 上兑泽 - 泽水困卦)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大意:困卦象征穷厄困顿之意。卦辞实际上在强调自强不息,君子处穷困之时,能努力奋起,以自求救济,天助自助之人,就可致亨通。

卦中九五爻阳刚得正而处中,就像困处穷厄的大人,也能固守正道,不急不躁,不偏不倚,不急于求成,也不灰心丧气,所以可获吉祥而无咎害。

但是在处于困境之时,单凭说话就想解困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没人会相信处于困境的人的话,只有少说多做才能脱困。

传统解释:

《序卦传》认为由下往上升是需要很多气力的,如果升进不已,超过 储备力量的限度,就会强弩之未势不能穿鲁缟,一定会气衰力竭,走人困境,所以升卦之后是困卦。

困的定义是穷厄委顿,道穷力竭,不能自济。所以困,就是陷入困境。

困卦是下卦是坎,上卦是兑,坎为水,兑为泽,如果水在泽上表明泽中有水,这是常理,困卦坎下兑上,是水在泽之下,显然是泽中无水而致干涸之象,是困乏的表现,所以卦名为困。

《易经》是辩证且乐观的: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困必变,变必通。面对困境而不能奋勇拼杀,就是小人而非君子。自强不息是君子最基本的素质。在“困”境之时,君子能够通过自强不息而获得“亨”,因为中国人既信服天无绝人之境,天助自助之人,又信服“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所以困境对中国人来讲,并不是绝境,相反可能是机会:学以困而进,才以困而成,境以困而通,道以困而大。

“贞,大人吉,无咎”是指只有持守正道,不急不躁,不偏不倚,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大人君子(也即有中正之德)才能变困为亨,才能获得吉祥而不致招来灾祸。古人说:“小人遭困则穷斯滥矣,君子遇之则不改其操。君子处困,而不失其自通之道,。。。。。。处困而能自通,必是履正体大之人,能济于困,然后得吉而无咎。”所以君子在面对困境时,也不会偷鸡摸狗,行苟且之事,仍然会持中求正,不急不躁,乐天安命,奋勇前行,绝对不自暴自弃或束手待毙。所以君子处困境,能济于困,能够“吉”而“无咎”。

所以困卦很好解释了传统中国人对处于困境时的态度:持中求正,不做苟且之事,否则必然会遭祸得咎。

“有言不信”是指一个人身处困穷之时,纵使有所言语,别人也会认为是不真实的,很难使人相信,所以在身处困境时,少说多做,因为说什么别人都不信,都认为你是大言不惭,事实胜于雄辩。这时最好洁身自好,反躬自省,踏实做事,而不是到处诉苦,没人相信眼泪。

从卦象看,困卦上六在九四和九五二阳之上,而九二处于初六和六三二阴之中,都是阴柔遮蔽阳刚态势,象征君子为小人所困之时。但是九二、九五刚中,有大人象,九五又得正,能固守其中正之德,不偏不倚,所以能够脱困而出。

彖曰:困,刚揜也。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

大意:《彖传》说:困卦象征人处于穷厄困顿状态,其卦象是阳刚为阴柔所掩盖,上六荫蔽九四和九五二阳,而九二又处于初六和六三二阴之中,是小人遮蔽君子之象。困卦下卦为坎为刚(坎为阳卦),上卦为兑为柔(兑为阴卦),坎在兑下,是阳刚为阴柔所掩盖之象。

困卦的卦象是下卦坎险、上卦兑悦,是大人处困(九二九五是大人,九二被阴爻夹击,九五被阴爻压制),虽险犹悦之象。因为九二九五都有刚中之德,所以能够不失贞正之道,所以能自济,能处事亨通。小人不能处困,一旦面临困境将无法摆脱。所以说“其惟君子乎?”

“贞,大人吉”是指大人因为具备阳刚中和的美德,所以能济困求亨。“有言不信”是指专赖言语口说以求免困,将更致穷困。(揜,同“掩”字,刚揜,刚被柔遮蔽)

传统解释:

从卦象看,困卦是坎下兑上,坎为阳卦,在下,兑为阴卦,在上,而一般说来,阳上阴下才是常理,伹这卦是阳下阴上,就好像阳刚在下被阴柔掩蔽一样,因此使得刚阳无法得到伸展,以至陷人困窘。所以说:“困,刚掩也”。再从爻象上看,刚爻也为柔爻所掩。本卦九二陷于初六与六三两阴爻之中,而上六又凌驾于九四与九五两阳爻之上―。阴柔小人占上风,阳刚君子自然就陷人困穷,而步履维艰了。所以困卦之所以为困,就是因为以刚为柔所掩蔽,阳刚君子为阴柔小人所掩蔽。

(阳卦阴卦划分原则来自《易经》中的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奇为阳,偶为阴,单阴是阴,单阳为阳;双阴还是阴,双阳则为阴等等原则。

所谓阳卦多阴,阴卦多阳,是指阳卦多阴爻,阴卦多阳爻。八卦是由阳爻和阴爻组成的,三个爻就组成一卦。

所以阳卦如震、坎、艮,都是由一个阳爻两个阴爻组成的(另一个阳卦乾是三个阳爻);而阴卦如巽、离、兑,则是由两个阳爻一个阴爻组成的(另一个阴卦坤则是由三个阴爻组成)。

至于重卦阴阳要复杂一点,八卦是三画卦,三这个数,本来就是一个阳数(偶数是阴数,奇数是阳数),重卦是六根画卦,6这个数本身就是阴数。所以八卦和重卦的阴阳卦是不同的。比如坎卦,八卦是一阳二阴,是阳卦;重卦后的坎卦,就是二阳四阴,反而是阴卦了;离卦二阳一阴,是阴卦,重卦之后的离卦仍然是阴卦。八卦之中的乾卦重卦后反而成为阴卦了。这就是易的变化之道,阴阳互易,阴阳互生的道理,太极动而生一,一动而生二--阴阳。所以,八卦之中的乾卦本为阳卦,两两相重而成为六爻卦后变成阴卦就好理解了)。

“险以悦”这一段,其实是说人在处于困境时应该拥有的心态。越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唉,越是可以栓验出人的心理素质和人品,那种怨天尤人,灰心丧气的人,都是成不了大器的。处险而致悦,困而得亨,只有君子才能做到,小人是做不到的。因为君子具有刚正之徳,能坚守正道。

《易经》是极重视刚而守正的。困卦中九二、九五两爻都是刚爻,是刚正得中之象,不但能够自强不息,而且还能持中守正。所以自然可以拯济困穷,获得吉祥,故《彖传》说“贞大人吉,以刚中也”。

至于“有言不信”,是说人处在困境之时,是会被人看低的,无论怎么说,人家不但不会相信,还会讨厌,认为是怨妇祥林嫂。所以既然说了没有什么用处,还会起负作用,那还不如不说的好。俗语说,沉默是金,事实胜于雄辩,这是蕴含着相当深刻的人生哲理的。摆脱困境的最好办法也不是光靠嘴说,更重要的是要去做,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摆脱面临的险困处境,没有人会在困境时救你,只能靠自己。锦上添花是常事,雪中送炭是故事而已。

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大意:《象传》说:困卦下卦是坎,是水,上卦是兑,是泽,是水在泽下,水下漏而泽枯无水之象,这就是困。

君子观察困卦水在泽下,泽枯无水之象,感悟到命定于天而志存乎己,当处困穷之时,则一切生死委诸天命安排,则能置死生于度外,就能坚定意志,实现崇高的理想。(致命,一切生死委诸天命之安排。致,委。遂,实现、完成之意,致命就是授命)

传统解释:

水下漏,则泽上枯,所以“泽无水”。所以是困境。

《彖传》要求临险犹悦,刚中守正,且要少说为佳,多修己德。《象传》从另一个角度闸明君子应取的做法,那就是在处于泽无水般困境的时候,要能超然物外,生死置之于度外,反而能够坚定意志,实现自己的崇高志向。要自强不息。儒家这里引申为舍生取义的坚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者也”

儒家认为命是天理主宰之名,命定于天,但是志存乎于己,所以困之事多由乎人不能控制,而困之亨否,则在于己。也即困境是必然的,面对困境奋勇向前才是正道。

儒家认为,处困穷之际,就是要致命遂志,这样面对困境,就只有是非而不是利害,只有轻重而不是生死,自强不息,奋勇前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幸而身存则名在,不幸而身死,则名亦不朽,这就是身困而志亨。所以就是生死置之于度外,奋勇向前,只有这样才能虽困而亨。

《易经》中经常用命与志对比,命是运气和气数,是人不能控制的,只能安命顺时,坦然面对和接受,不管是顺利或是坎坷,都不能怨天尤人或沾沾自喜;而志是人心的根基,是人的存在价值,是人奋斗的目标和生存的理由。所以“致命遂志”就是坦然面对命运,奋勇前行,自强不息,实现自己志向。

黄寿祺先生说:困穷有时难以避免,正气却不可一时稍颓,大象传曰,“君子以致命遂志”,正合此义。故孔子曰,“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觌。(帛书周易有凶字)。

大意:初六处困境之时,阴弱卑下,虽与九四相应,但九四阳居阴位,失位不正,有犹豫不决的象,又困于上六的隐蔽,无力相助。初六又阴居阳位,又有急于上行之象,但前进又前临坎险(井卦下卦是坎,初六位于坎险最下),所以穷厄不能自拔,犹如困坐于无所遮荫的枯树之下,居处难安,无计可施,只得退入幽谷之中,多年不露其面,以待困情缓解。(将有凶险。)(臀困,比喻坐困。株木,枯树。三年,多年。觌,音敌,见)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大意:《象传》说:初六自藏于幽暗不明之处,而陷于至为艰难的困境,就像困坐枯木之下,居处难安,只得退入幽谷之中。

传统解释:

初六是阴爻,处困卦之始。其素质本来就柔弱卑下,缺乏阳刚气质,又居下卦坎险之下,在处困之时必然陷入困境之中,更是雪上加霜,进退不得,被困到底,不能自拔。

初六当然也不能坐以待毙,还得自强不息,但是不能指望患难之中有朋友来帮助他,雪中送炭。因为从卦象上看,九四虽然与初六相应,但是并不能帮助初六脱离苦海。因为九四本身居位就不中不正,以阳刚之质居阴柔之位,是犹豫不决的象,自己又还受到上六阴的掩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时候,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来支援初六脱离困境。所以初六处境就像枯木没有覆荫,无法借力。

所以初六因为无所庇或相助而不得安其居(因为臀是居的意思,臀困就是坐卧不宁,进退两难,不得安其居),再加上初六阴居阳位,又有不安分守己盲动特点,所以必然迷闇妄动而入于深困幽谷,而无自出之势,所以终困而不遇其所亨。所以只能“入于幽谷,三岁不觌”,也即退入幽深的山谷,从此隐性埋名,因为不觌,是指不遇其所亨,也即遇不到好运气或脱困机会,只能多年不露面目与行踪。(这段话来自诗经“出于幽谷,迁于乔木”。初六阴柔处困境最下,不能自迁上升于乔木,只能坐困于枯木之下,是反向,所以只能愈入于幽谷而已,比喻人处境卑暗穷陋而不能自拔)

所以枯木不可困,幽谷不可入,这样看来,初六困入,是自取的结果。因为夬卦、姤卦都以三、四两位为臀,困卦则以初位为臀。人行则臀在中,而坐则臀在下,初六是坐之象,所以困不能起是其自找:不能自强不息。所以警告初六只能耐心等待,修身养性,积累力量,等待时机,自强不息,不能指望外援,要靠自己,否则必然大凶。

九二,困于酒食,朱袚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大意:九二阳刚得中,有刚中之才,有经世济民之志,但阳居阴位,谦恭自抑,所以面临困境时,有犹豫不决之象,不能奋勇拼杀,泽济万民,解天下之困,所以深以为忧。

但九二与九五一样,都有刚中之才,是志同道合,同德相求,而且又都诚信待人(阳爻居中位都是实诚待人之象),所以能以至诚感通于九五,最终能为九五君王所举用,而荣膺重任。

但九二身处下卦坎险中位,是深处险中,不是积极上进之时,不能得意忘形,如果过于努力上进,必多凶险,此时只能保持刚中美德,面对困境,持中求正,不急不躁,循序渐进,慢慢脱困,不能急于求成。而且要对困境导致的后果置身于度外,舍身遂志,这样就会虽身困而道亨,最终获无咎。(朱袚方来,指将荣膺重任。朱袚,尊贵之服,比喻荣膺重任)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庆也。

大意:《象传》说:九二因为有刚中美德,所以面对困境之时,虽然不能立即遂其志以济民解困,但经过努力,最能还是能获国君赐福,获得喜庆。

传统解释:

酒食,人之所欲,这里比喻是人为了实现自己目标而所以施惠。君子的目标是泽天下之民,济天下之困。所以困于酒食就是不能实现自己目标而苦恼之意。

九二虽然是刚中之才,但是由于阳居阴位,犹豫不决,面临困境,不能奋勇拼杀,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不能实现自己泽天下之民,济天下之困的目标,所以反困于所欲之多,所以说“困于酒食”。

九二是刚中有才之人,要想遂志,必须有道之君求而用之,才能人尽其才,人尽其力。九二上有九五刚中之君,道同德合,必来相求,而且九二有刚中之德,当困之时,甘贫以守中德,而为人君所举用,所以说“朱绂方来”。而且九二是阳居阴位,谦恭自抑,又正好居中,有中正平和之德,所以会有福庆。所以《象传》说”困于酒食,中有庆也“。

在面对困境之时,九二能够持中求正,利用至诚来为人处事,就像享祀神灵祖宗时一样,必然能感通于九五君王,获得信任和帮助,脱困。

“利用享祀,征凶”是指刚刚有荣禄降临到九二身上,此时行事千万要小心谨慎,最好是做些祭祀上帝鬼神的事,以求得神明的理解与保佑,不要搞什么大动作,否则就会失去已得的荣禄,重新走进困境,所以爻辞告诫:“征凶”。也即警告不要一旦时来运转,就得意忘形,小人得志,非要搞什么几把火,以显示自己高明或尊贵。

至于“无咎”是指九二困中求进,确实颇多凶险,但没有咎害,这是因为九二具备了刚中的美德。所以持中求正,不急不躁,不偏不倚,不得意忘形,是人生得意时免祸的要点。

所以君子居困之时,千万不要消沉,要相信眼前的困境只是暂时的。必须坚持,做到刚中自守,安贫乐道。因为“困于酒食”之时,就是“朱绂方来”之时,只要你自己守得住。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大意:六三以阴居阳,有刚武之气,但是居位失正又无上应,是力弱急躁冒进之象,所以急于想上比承于九四,但是九四已经与初六相应,不予回应,这样六三就像受困于坚石之下。同时六三又乘凌于九二之上,而《易经》体系认为乘刚多凶,犹如身据棘刺满布之蒺藜之上,处境极为困难。所以六三坐卧不宁,进退维谷,只得撤退返家,但是六三没有正应,所以茕茕独立,难以求得配偶,又无以为家,故有凶灾。(石,比喻阳刚九四。蒺藜,音极离,一种有刺的植物。宫,指居室)

象曰: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

大意:《象传》说:六三犹如身据棘刺满布之蒺藜之上,处境极为困难,是因为乘凌于九二阳刚之上。而六三退居回家,却茕茕独立,难以求得配偶,是因为没有正应,无以为家,情况极其不祥。

传统解释:

六三以阴柔不中正之质,处下卦坎险之极,而阴柔居阳用刚,是极端之象,不善处困之甚。六三阴居阳位,不当位,阴柔之质居阳刚之位, 势单力薄,所以是无才无德,偏又不甘寂寞,有急躁冒进之象,但力量又不足,爻辞中“石”是指九四,“蒺藜”是指九二。九四是刚爻,像块坚硬难移的石头,居于六三之前,阻挡着六三,使六三寸步难移;九二也是刚爻,以阳刚之质居中,如冋带刺的蒺藜,更非六三所能据坐(《易经》中认为阴爻乘凌阳刚是很严重的事,这里的六三以阴柔乘凌于九二阳刚之上,等于是坐在棘刺上,是不能坐安稳的)。所以六三处于两难之中,陷人困境。

六三既然已处于这样穷厄之中,只能退居其室。但六三退居其室,因为没有正应,找不到配偶,所以见不到妻子,茕茕孑立,形影相吊,陪伴自己的只有那份难耐的寂寞与孤独。所以如果不能安分守己,静心修养,肯定不会吉祥,将没有未来,也没有归宿。

妻在这里指安身安之主,所以不见妻是知进退之不可,又失其所安,进退与安处皆不可,则唯死而已,其凶可知。(妻是指上六,由于六三是阴爻,无法与上六相应,所以六三无妻)

一般用六三比喻小人窃位而自困者。系辞说:“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耶”。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大意:九四阳刚想下应初六,但前面为刚中的九二同性相斥所阻,就像受困于金车,所以有犹疑缓行之憾。但是九四以阳居阴,虽然有犹豫不决缺点,但是也能能行谦谨之道,谦恭自抑,所以最终能够与初六应和。(来,自外卦而内卦,此指九四来应初六。徐徐,犹疑缓行之貌。金车,指有阳刚之才的九二)

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虽不当位,有与也。

大意:《象传》说:九四阳刚,虽然其居位不正,但与初六阴阳相应,欲下应初六,因受阻于九二,致有犹疑缓行之憾,而最终能与初六应和,说明其一心求与在下的初六应合,又上比九五刚中之君,有所助与而成。(有与,有应与。也释为有助与)

传统解释:

九四阳居阴位,不当位,有优柔寡断,被困的象。所以有“困于金车”之说。虽然有初六正应,但是苦于被困,又犹豫不决,所以相应不很痛快顺利。有应而不能济,所以“吝”。

《易经》中的“往”是自下向上,“来”是自上而下。因为九四处上卦兑泽之初,是刚爻,初六居下卦坎水之初,是柔爻,九四与初六正好形成正应。为了得到初六的配合与帮助,九四当然要自上向下去。“来徐徐”说的是九四要向下去,但是为九二所阻,所以犹豫不决(徐徐,其实是疑惧之辞)。因为此时九四还处在金车之困中,这里的“金车”就是指横亘在九四与初六之间的阳爻九二,同性相斥。(因为九四虽然与初六为正应,但是九四不中正,处困境之时,其才不足以济初六之困。初六比近九二,九二有刚中之才,足以拯初六出困,所以初六更愿意从九二,所以九四觉得九二在阻挡,犹豫不决,迟疑不定,不敢遽前,这就是“来徐徐,困于金车”)

九四以阳爻居阴位,是不当位,本来应该是有吝的,但是与九五互助的“有与”弥补了九四不当位的弱点。因为九四与九五同为刚爻,相邻成比,在一般情况下会同性相斥,但是当处于困境时,它们都被阴爻上六之所掩蔽,处境相同,利害一致,所以就会出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团结合作。而且九四以阳居阴,谦恭自抑,有履谦之道,量力而处,不与九二争,在九五相助下,“有终”。而且初六是九四正应,仅仅只是怀疑初六会因为近比九二而将从之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事之所归终究是正。初四正应,终必相从九四。

所以九四与初六之间虽有金车九二阻困,但这是暂时的困难。阴阳相应,终难阻隔,只要坚持住,自然能渡过这个难关,获得一个好的结果,爻辞最后说:“吝、有终”

黄寿祺先生说:九四失位受困,而所以“有终”者,其主要原因在于,阴阳相应,难以阻隔。兪琰曰:“六爻中,二、五皆刚,三、上皆柔,惟初与四刚柔相应,故特以“有与”明之。”

九五,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大意:九五阳居阳位,行事刚猛,就像施用刑罚以治理众人,上伤其鼻,下伤其足,致有众叛亲离,困于尊位成为光杆司令之象。但是九五居位中正,有阳刚中正美德,能逐渐修正其行事刚猛之弊,必能得到人和,而获有喜悦。此时宜以至诚感格神灵天地,祈求赐福以解困。(劓刖,音易悦,施以刑罚。劓,削鼻之刑。刖,截足之刑。赤绂,古代贵族祭服配饰,借喻居九五之尊位。徐,渐)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大意:《象传》说:九五行事刚猛,就像施用刑罚以治理众人,上伤其鼻,下伤其足,但是必然众叛亲离,其济困之志就不能实现。而九五因为具有阳刚中正美德,所以能逐渐修正其行事刚猛之弊,所以能逐渐脱离困境,而获人民支持拥戴喜悦。九五此时宜以至诚感格神灵,祈求获得神灵赐福而解困。

传统解释:

九五以阳爻处尊位,居中得位,有刚中之德,但是处于困境时,位尊权重的处境更为痛苦。因为九五邻近上六,被上六阴爻所掩蔽,人民不亲附,陷入困境,形势极为严峻,使他终日处于不安的状态。这时九五气忿人之不附而用其刚猛,猛行其威刑,导致其众叛亲离,所以说“劓刖,困于赤绂”。劓是截鼻,象征伤于上;刖是去足,象征伤于下。从卦象看,九五上下皆掩于阴,为其伤害劓刖之象。伤于上,必然上下无与,不来贤臣,伤于下,必然人民乖离,众叛亲离。

不过物极必反,困不会永困,亨也不会永亨。九五尽管面临上六小人掩蔽的困境,但是九五居上卦兑悦,而有刚中之德,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中不丧其所守的中正之道,不会一致执迷不悟,面对困境,能够迅速改变,而且下有九二刚中之贤相助,道同德合,势必相应,以共济天下之困,所以能胜天下之艰巨,所以是势始困而徐徐有喜悦状态,所以说“乃徐有说”。

而君王处困之时,能够用祭祀神灵祖宗这样的至诚来招徕天下之贤,就能济天下之困。所以爻辞劝九五“利用祭祀”,就是此意。(祭、祀、享的划分是祭天神、祀地祇、享人鬼)

所以君子处困之时,不但要审时度势,从容不迫地迸行奋争,而且保持心灵清明,修身养性也是非常必要的,困境时对济困的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动悔有悔,征吉。

大意:上六以阴居困卦之极,下无应援,又乘凌于九四九五二阳刚之上,就像困于藤蔓缠绕,又身处于危坠不安之地,行则羁绊,居则不安。但困极必反,其虽处境困难,如果能动其悔悟之心,吸取教训,而确实悔悟,谨言慎行,必能解脱困境,所以只要其有所作为,则获吉祥。(葛藟,藤蔓缠绕之草。臲卼,音孽物,动摇不安之状。曰,思谋之辞。动悔有悔,指能动其悔悟之心,而确实记取教训有所悔悟)

象曰:困于葛藟,未当也;动悔有悔,吉行也。

大意:《象传》说:上六因其以柔乘刚而无应,居位不当,所以行则羁绊,居则不安,这是处困之道不当。如果上六能动其悔悟之心,而确实悔悟,并采取行动,就能解脱困境,而获吉祥。

传统解释:

困卦中,九二、九四、九五阳爻都不言吉,初六,六三也不免于困,只有上六得吉。这就是物极必反的道理--困极必反。困到到极点,势必就会不困。但是上六得吉,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克服重重困难之后获得的。

“未当也”是指上六以阴柔乘凌九四和九五阳刚,下又不与六三有应。
所以上六才会被缠绕的藤蔓所困,而又濒临于危坠之地, 所以上六动则有悔,什么也不能干,被困死在极位。(上六所应在三位,但三位是阴爻六三,因为同性相斥,所以是以柔附己而牵,这就是“葛藟”,欲行不能行,其心不安。上六所近比是九五,以柔凌刚而难安,所以是“臲卼”,欲居不能居,其身不安。身心都不安,就会穷则思变。)

由于穷则思变,困则谋通,处至困之地,用谋之时,谋之所行,上六反而清楚了自己为什么会动则有悔了,也即爻辞所说的“有悔”,即有所觉悟。通过闭门思过,吸取教训,重新再来,即爻辞所说的“征”,则可转危为安。所以上六明知“动悔”而能“有悔”,吸取教训,谨慎从事,从山穷水尽进柳暗花明。所以“动悔有悔,征吉”。

《象传》中的“行”就是行动,上六获吉的关键就在于悔悟和行动,绝对不能坐以待毙。

面临困境对所有人都是必然的,但对困境如何处置对待,却是很不同的,光说不做的,将在困境里灭亡。

在困境里自强不息,不坐以待毙,不怨天尤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品德。

小结:困卦就是讲如何处困和出困。困厄对所有人都是必然存在的。困卦中的初六、六三、上六三阴爻都不是善于处理困境的人。初六入困而难以自拔,只能死守待时;六三逬退维谷,四处皆凶;上六尽管由于“有悔”而“征吉”,伹能否抓住困极必变,行动起来,还不一定,因为阴居柔位,不是行动坚定的象。而九二、九四、九五三个阳爻虽然也处于困境之中,但都能以自己的阳刚之质,通过持中守正,自强不息,奋勇拼杀而脱困。

困卦的最典型特点是柔掩蔽刚,只有刚者能处困,能脱困,柔者不能。所以君子之困,为命运不济,或时代之穷,而不是自己原因。小人则往往自取困境而已。

所以对君子而言,困穷之境在一生中是难以避免的,但永远不能消颓的是人的一身正气和上进心。

受困之时不能急躁,要从容不迫,徐谋出困之计;人一定要有一定的精神支柱,要看到光明的前途,而不要在精神上自己先把自己打垮了;处困出困,不能光靠口说,而要有实际行动。

行动与否要因时因势而定,时不宜动而不可躁动,时适宜动而不可不动。必要的时候,甚至致命遂志,舍生取义。

困卦中三阳三阴,阴象小人,小人之困在身,所以是株木、石、葛垒;阳象君子,君子之困在道,所以是饮食、金车、赤绂,这都是小人以为荣而君子之所以所谓困的东西。从六爻来看,只有自强不息,持中求正的君子可以脱困而出,自寻死路又不能自强不息的小人,没有机会。初六是不能自强不息的小人,只能束手待毙;九二是有刚中之才的君子,持中求正,一定能获得重用,大展宏图;六三比喻小人窃位而自困者,进退维谷,必死无疑;九四是犹豫不决的君子,不过终于在坚守正道下能够脱困;九五是刚猛的君王,通过至诚改变自己的错误,终于吉祥;上六是悔过自新的小人,能够改弦易辙,获得吉祥。

所以困境是时势适逢非由己致,应当守刚中之德,也即“贞”,这样困而不失其所亨。若困由己之柔暗而致,应当变更所为,也即“悔”这样就能以免于困。

二、牵强附会--自暴自弃才是绝境

根据Tg出版资料,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有8.6万余人,过湘江后,已锐减到3万余人,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越雪山夹金山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此时,中央红军人数已减少至2万余人。据《彭德怀自述》回忆,1935年9月,当时编为陕甘支队的红1、红3军计1.4万余人。1935年10月,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此时的兵力总数约7000余人。

在1936年8月28日中革军委参谋部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说: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约8000人,第15军团约6000人,直属部队7300余人,地方部队6000余人,红军大学800人,在陕南的红74师2000余人。以上共3万人。

红25军出发长征时,共2980人,到达延川永坪镇时,全军共有3400余人。

1934年5月初,红四方面军长征开始时共8万余人,据1936年10月15日朱德、张国焘给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电报中统计:总计是3.81万人。1936年10月25日至30日,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人数约2.2万人左右,基本全军覆没。所以余下万余人。

1934年8月,红6军团西征时,全军团约9700余人。1934年10月,红6军团在贵州印江县木黄与红3军(红2军团)会师时,3300余人。红3军(红2军团)同红6军团会师时,全军约4400余人。两军团合计约7700余人。1936年7月,红2、6军团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其兵力数为1.43万人。1936年10月15日朱德、张国焘在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电报中说,据1936年9月1日统计1.4379万人。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二方面军,有兵力1.1万余人。

综上所述,中央红军主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时约7000余人;红25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兵力约3400余人;红四方面军除去牺牲的西路军2万余人,保存下来约1.2万人;红二方面军长征胜利时人数为1.1万余人。总计,红军长征胜利最后保留下来的兵力3万多人。且武器弹药十分缺乏,全军平均每支步枪只有十几发子弹,轻机枪才有百余发子弹。中央机关的许多人手里只有刀矛,长征队伍中年纪最大的徐特立(出发时58岁)为自卫,手里拿着一支红缨枪,有时还当拐棍用。

所以毛主席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说:“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毛主席在1971年视察南方讲话中进一步说:“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1944年4月12日,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说:“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因为在内战时期受了挫折的结果,仅有四万左右有组织的党员和三万多人的军队。”

这就是当时Tg的全部家当。

而逃命到的陕北,也是困境。按彭德怀在《自述》中说法,陕北地瘠民贫,根本养不活几万人马,外面又是三十多万国民党军队围困,蒋介石的军师杨永泰给蒋的计策是三虎争食,也就是把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放在陕西狭小的区域,然后逼迫引诱他们三者自相残杀。

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立足地最早在陕北较繁华的镇子瓦窑堡,后来被东北军进攻,被迫放弃,迁往保安县。直到西安事变后,1937年1月东北军让出了延安,中共中央才进入了延安。

根据后来的陕西省省委书记马文瑞回忆,当时陕甘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很快就出现了供应困难。陕北根据地没有粮食,当时保安全县只有1万多人口。而且阎锡山将山西黄河沿岸的20余县划为防共区,想在经济上困死红军。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命令张学良、杨虎城所部由南向北,陕北军阀高双成的二十二军及高桂滋部八十四师由北向南,甘肃、宁夏的马鸿宾、马鸿逵部由西而东,对西北根据地实行四面合围,形势非常严峻。而且当时陕北人少地贫,发展红军困难,于是1936年2月至5月,红一方面军为活命和拓展生存空间,不得不东征山西(刘志丹就是死于这一次行动),打地盘,抢粮食,筹款50万元。据彭德怀回忆录称,东征扩大了红军8000人,新参军的大都是由河南、山东流落到山西的人。此前部队经过长征大都成了空架子,一个团不过几百人。但是4月中旬,红军在晋军和中央军压迫下,已经撤退到黄河一线的狭小区域,处境艰难,如果再不撤退回陕西,很可能全军覆没。到了4月底,晋军和中央军已经将黄河东边的红军团团包围,红军迫于现状,下令主力撤退回陕西。到了5月初,红军各部渡过黄河,撤退回陕北苏区,由此红军东征全面失败。

所以不得不在1936年6月开始西征,目的也是要解决吃饭、穿衣问题,拓展生存空间。但是西征收效不大,因为人烟稀少,自然条件更恶劣,而且面对马家军的骑兵。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分别在甘肃会宁地区和静宁地区胜利会师,毛主席针对陕北苏区粮食、经费困难,难以支撑和蒋介石调集重兵,准备组织“通渭会战”,企图将红军消灭在河东的西(安)兰(州)通道地区的严峻形势,决定提前执行夺取宁夏、打通苏联的战略计划,于10月11日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决定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扩大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根据地,占领河套地区,获得生存空间。但被马步青、马步芳部疯狂反扑,到次年3月,彻底失败,2万多人基本全军覆没。后来,西路军余部七八百人在李先念率领下回来。

所以在西安事变前,红军一直在为吃饭穿衣等生存问题拼死挣扎。

其实就算是1942年,陕甘宁边区财政也是入不敷出,边区政府穷得无法负担必要的开支。1942年陕甘宁边区二十八县人口还不足二百万人人。当时粮食的缺乏极为惊人,部队筹措不到食用谷物,只能以黑豆充饥。这种黑豆,本来是用来喂牲口的,而且这种黑豆也供应不足。部队、机关每天只能喝黑豆煮的稀饭。毛主席在回顾1940年和1941年的经济困难时说:“我们曾经弄得几乎没有衣穿,没有饭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们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解决如此严重的经济困难,单靠陕甘宁边区的力量显得太单薄了。

所以贺龙在1942年负责边区政府财政工作后,对军队领导讲过:“靠上头是没有办法的,相反上头要靠你们养活,靠你们吃饭,因为,第一、你们有地盘,陇东、关中、绥德和直属区等;第二、你们能挣钱;第三、你们有群众;第四、有枪杆子;第五、有商店;第六、有工厂;第七、有几百个骡马大店;第八、有运输站;第九、你们也有钱。这些东西都在你们手里。还要上头来养活你们,从道理上也讲不通。”

1942年冬天,毛主席对高岗、林伯渠和肖劲光三人说:“你们三人中,一为边区书记,一为边区主席,另一人则为留守兵团总指挥。而我们到陕北,快满六年了。我们来干什么?是来革命的。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都想困死我们,当然也想饿死我们。你们说怎么办?我看有三个办法,你们同意哪个办法。第一,革命是革不下去了,大家解散回家,免得在这里挨冻受饿。第二是不愿散,找别人要去,别人又不给,大家等着饿死。第三,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团结一条心,共同克服困难。”所以才有以后的屯田垦荒。

但是就算是屯田,在陕北那种贫瘠少雨地区,也是不可能生存几万人军队的。这个困境的解除,还是依赖西安事变这个机会。

西安事变起因是1936年冬天,蒋介石认为红军的处境已难以为继,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准备彻底消灭Tg于一役。

在临潼华清池附近的临时行辕里,蒋介石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

1、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

2、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剿共”。

张学良、杨虎城无法接受这两个方案,痛哭流涕地向蒋介石“苦谏”,反又遭到蒋介石的严厉训斥。这就把张、杨逼到了绝境,终于采取非常手段,实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和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十多名军政要员,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的当天清晨,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

中共中央在同一天复电张学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17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

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先发了言:“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反对?应该明白确定,是不容犹豫的。”他断言:“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在他的自卫的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是应该拥护的”。

他说:蒋介石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立即部署兵力。他当时的设想是:“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的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他着重提出:“我们的政治口号: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

张国焘说:“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
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可以看出张国焘的战略眼光比毛主席差得太远)

张闻天不同意张国焘意见,说:“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毛主席在作结论时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前途摆着许多通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针对张国焘“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的说法,毛主席强调:“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的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

周恩来在1936年12月17日到达西安,立刻同张学良面谈,且于当夜致电毛主席并中共中央,报告国民党中央军刘峙部已以五个师入潼关渭南。“张拟以杨部控西安,东北军主力集渭水北备战,决战必使红军参加。”他已同张学良商定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防。电报中还报告说:蒋鼎文已释放,持蒋介石信令停止内战,宋子文明日来西安。“我们商定条件:

1、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

2、下令全国援绥抗日。

3、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

4、成立抗日联军。

5、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第二天,周恩来又两次来电报告情况:“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

在收到周恩来来电的同时,毛主席又获悉:日本外相17日声明,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将不能坐视;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他和张闻天、博古等商定,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8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表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要求国民党:“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并表示:“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否则糜烂横政,民族生存与贵党生命均将为贵党错误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

12月19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毛主席在会上做了报告和结论:“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这是对于抗日不利的。”“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盲目的拥护蒋个人而不问抗日是完全不对的。”“在另一方面,西安事变的发生是由于南京政府不立刻对日抗战、尤其是由于蒋介石的“剿匪”政策所造成的”。“能更促进抗日(力量)与亲日(力量)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这是光明的一面”。我们应该“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对于好的方面发扬,对于黑暗方面给以打击”。他明确地提出反对使内战扩大,也就是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说:“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当时,苏联《真理报》两次发表评论,指责西安事变是日本人造成的。毛主席不同意苏联的这种说法,指出:“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实的实质都有抹
煞。”他坚持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表示:“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

会议讨论时,政治局内部的意见很一致。博古表示:“我完全赞成毛主席这个解释。”“我们应着重指出,目前的问题是抗日不抗日的问题,不是蒋个人的问题”,“不采取与南京的对立”。张闻天说:“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

毛主席作结论指出:“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只有结束内战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

(以上内容全部来自现在已经解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会议通过《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提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同时,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表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由于政治局内部意见已很一致,这个通电并没有等候共产国际的来电,就在12月19日当天发表了。

共产国际的来电,是在第二天(20日)收到的。它的内容和中共中央已经作出的决定基本一致。共产国际来电的全文如下:“既然发动已成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

同时,潘汉年经过宋庆龄的介绍,从上海到南京住进了宋子文公馆。他收到12月18日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立刻把它交给宋子文转送国民党中央。他还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特殊身分,从旁支持宋美龄等力排众议,主张和平营救蒋介石。当他接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立刻交给宋子文,并说:宋委员最了解张学良将军,他一定会热情欢迎您去西安的。宋子文认为潘汉年这个话反映了中共的意向,就在经过同亲日派的辩论后获准“以私人资格前往西安”。20日上午,宋子文由顾问端纳陪同飞抵西安。张学良在见到宋子文时,坦率地告诉他:只要蒋答应张、杨通电中的八项主张,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将一致同意释放蒋介石。随后陪同他一起去见蒋介石。周恩来也明确转告宋子文:中共并未参与此事,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他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

毛主席在21日又致电潘汉年,提出同南京政府谈判的五项条件,要他立刻向陈立夫等提出,并且表示:“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潘汉年立刻向陈立夫等提出,并且从旁促进宋美龄去西安。22日,宋美龄接到张学良欢迎她前往西安的电报后,立刻在端纳、宋子文等陪同下飞赴西安。

谈判从23日上午开始,南京方面出席的有宋子文,后来又加上宋美龄,西安方面出席的有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一开始,张、杨重申他们在通电中提出的八项主张,周恩来也说明中共的六项主张。经过两天谈判,宋美龄和宋子文对谈判的一些问题都作了明确的承诺。

谈判结束后,周恩来由宋氏兄妹陪同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当面向他作了表示。那就是周恩来当时向中共中央所报告的:“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
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张学良以为蒋介石已经承诺了和谈条件,又怕时间久了在内部会横生枝节,经宋子文请求,就在12月25日同意蒋介石离开西安。他事前没有告诉别人,连周恩来也没有通知,下午三点多拉着杨虎城陪同
蒋介石夫妇乘车直奔机场。蒋介石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

西安事变后几天,原来在延安的东北军就撤向西安一带集中。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由红军接管延安。中共中央机关随即从保安迁往延安。毛主席也在1月13日一起来到延安。从这时起,他在延安工作和生活了整整十年。彭德怀也率万人自陕西淳化进据三原。

Tg也停止了反对国民党的活动,停止了没收地主的土地,准备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准备在苏区用民选的政府代替苏维埃制度等。南京方面,也作出积极的反应:停止对红军的进攻,取消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而且拨发红军作为国民革命军部队应得的饷金的五分之三,即三十万元。

当然这种合作不是无原则的,周恩来在杭州直接同蒋介石谈判时,毛主席曾电告:“与南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

关于对三民主义的态度问题,毛主席说:我们老早就是不仅信仰共产主义,而且同时也信仰过三民主义的。不然,我们为什么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能够加入国民党呢?我们党中曾经有若干人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及省党部委员,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现在的任务是必须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这就是说,对外抗战求得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与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与我们现时政纲,并无不合,我们正在向国民党要求这些东西。至于我们还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相冲突的,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国难的轨道。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实际上接受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标志着“联蒋抗日”策略的成功,Tg也从困境中突围,获得发展成长的机会。

没有西安事变就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国共合作,就不可能形成全民抗战势态,没有举国一致的同仇敌忾,就没有抗战胜利,使得民族灭亡的悲剧没有发生。所以西安事变对中国历史的转折意义,不次于遵义会议。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分类: 传闻, 网文 标签:
  1. 本文目前尚无任何评论.
  1. 本文目前尚无任何 trackbacks 和 pingba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