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xmang:读《易经》心得 – 丰卦:如何保持如日中天

一、原文简介(主要参考黄寿祺《周易译注》)

(下离火 上震雷 - 雷火丰卦)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大意:丰卦象征事物丰盈盛大状况,这时万事都是亨通的。“王假之”是指只有有德的君王才能能获得致丰之道,而有丰硕的成果。

但是丰盈盛大之时总是难以维持长久,所以可喜之时也是可忧之时。有德得君王,应该如正午的阳光,普照万方,才可永保丰盈而不忧。(丰,多,大,有丰盈满足之义。假之,指获至丰硕的成果。假,至)

传统解释:

丰卦的盛大非同一般,而且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绝对盛大。“王假之”是指有德君王能够获得或导致天下之君至尊至贵,天下之物至富至有,天下之人至繁至庶,大下之土至广至大,这才是天下之盛大,只有这样的盛大才可导致亨通。

“勿忧”说明原是有“忧”的,因为万事万物无不物极必反。月盈则亏,日中则昃,盛大一旦超过极点, 必然会由盛变衰,其实盛大的背后就隐唱着衰落,这不能不使人如履薄冰,为之忧心仲仲。

所以“勿忧”是因为“宜日中”,也即采取措施保持如日中天之势。日中指一天的正午,正午的阳光最为充足,其势最盛,一旦超过正午,太阳偏斜,就会走向衰落。所以盛大的表面是喜悦,实际上是忧虑,不要头脑发昏,使自己的行为超过极限,只有做到“宜日中”,才能保持“勿忧”。所以卦辞实际是说只有谨慎从事,才会永保如日中天,永远强盛不衰。所以“宜日中”是一种告诫:不要过中--也即要适可而止,不能偏激。

儒家认为人之心就如天之日,获取民心的政策之类,一旦偏激过中,失去平衡就会丧失民心,适得其反(历史上最著名的就是贫富悬殊这种失去平衡)。所君王要修养道德,不追求自己的富贵福泽,而是忧勤于未丰之时,敬慎于既丰之际,做保其丰之事,以常使心如日中,普照万方,则丰可久。盛之至就是衰之始;满之极就是亏之渐,常人所不忧,而君王必须忧。

黄寿祺先生说:丰卦象征丰盈硕大,惟求丰不易,保丰更难,故卦旨诫以丰不忘丧,盈不忘亏之理。而善处丰大之要有二:(一)道德盛美:故言仅有德君王可获此致丰之道,保此丰大成果。(二)光明常照:故欲君王常如日中之光,普照万方,而不可过中。

彖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大意:《彖传》说:丰卦象征丰盈盛大之意。下卦是离,是明,上卦是震,是动,有光明之德并且施于行动,就能获得丰盈盛大的成果。

“王假之”就是王获得。是指君王位尊而德美,广受贤者尊重,所以能获得致丰之道,而有丰硕成果。

“勿忧,宜日中”,则是在警戒有丰亨之运,就有易衰之忧,君王如果想德光永被,则应永如日中之时,德光徧照天下,恩泽广被。

君王以丰盛美德治临百姓,就像日到中天的阳光广照天下。但是日过中则西偏,月满盈则亏蚀,天地日月随时节变化,盛盈必亏,以此现象施于人事,则是万事万物都有丰极则衰的道理,就是施于鬼神,亦是如此。

传统解释:

《彖传》幵头几句是解释卦名,其中“丰,大也,”是以“大”解释卦名“丰”的含义;“明以动,故丰”则是以卦象释卦名,因为丰卦下卦是离,是明,是太阳,上卦是震,是动,离明在下,震动而上行,象征太阳升至高空。太阳刚升起或将降落时都不可能有丰盛的光照,只有升到高空时,才有万丈光芒,无所不照,听以《彖传》说:“明以动,故丰”。

君王能达到盛大亨通的境界是由于崇尚弘大之德的缘故;君王为了使自己盛明的品德之光普照天下,无所不用,无所不至,就必须像太阳正居于中天一样,保持充盈的光辉。

所以《彖传》说明了儒家处盛之时的两项准则:一是君王必须有盛大的道德,内心要“尚大”(崇尚弘大的美德);二是必须将此盛美之德推及于人,犹如以其正午的太阳光照天下。

这样才能保持如日中天之势,才能常明不昏,常中不昃,长盛不衰。不过静止是相对的,变化才是绝对的。

“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是指太阳到了中天就会偏斜,月亮满盈即将亏蚀。

“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是指日月盛衰盈亏的现象不仅仅是日月特有的,而是自然界普遍现象,万事万物伴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盈虚盛衰的变化,天下之事,丰极必衰,衰极必丰,这不仅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而且鬼神也不能例外。所以这几句话是根据天地日月盈盛虚亏的现象,来推广人事。

盛者必速衰,而衰者不复盛,所以最好常如日中,则丰可常保。这是是以变化的绝对性来反证守中保丰的重要性,要想处丰不变,盛大不衰,就不能超过盈的极限。

象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大意:大意:《象传》说:丰卦下卦是离,是火,上卦是震,是雷,有雷电皆至之象。雷电皆至,既明又动威势浩大,所以为丰。

君子观察丰卦雷电皆至,明动并行,感悟到明就能明白事理,动而威势浩大就能震慑,所以在审理诉讼之时,秉持电的光明,以决断狱情,效法雷的威动,以动用刑罚,则刑狱之事,必得轻重之宜,而不违情实。(折狱,审理诉讼以决断狱情。致刑,动用刑罚)

传统解释:

丰卦上卦震下卦离,震为雷,离为电,所以说“雷电皆至”, 雷震威动,电火光耀,雷电皆至,威明备足,震雷惊电、威力无比,浩大且灿烂,这就是就是丰的意思。所以雷电皆至之象可以象征盛大。

君子看到这种现象,受到很大启发,将之用于“折狱致刑”,效法离电可以明察断案,效法震雷可以威严执法。如果动而不明,违背情实,如同瞎子摸象,各执一端,则会冤枉滥刑,草菅人命,那就永远也不会走上亨通之途,只会步步维艰了。

《易经》系统凡是遇到雷电相遇,必然以刑狱为象,因为取其明以动之象。而离艮相遇,则说无敢折狱、无留狱,取其明以止之象。例如噬嗑卦是明在上,动在下,是明得事理,先立法于此,所以说“明罚饬法”。丰卦动在上,明在下,是用法之时,须是明见下情曲折,不然威动于上必生过错,所以说“折狱致刑”。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大意:初九居下卦离明之初,上应九四震动之初,离是闪电,所以是闪电之始发,适逢震雷之初起,是同德相配,所以说初九遇到相匹配的主人(震卦未阳,离卦为阴,所以是离卦追随震卦,所以震卦为主人)。虽两阳不相应(本来同性相斥而为敌应),但是明动相生相依(雷必生电),所以明动能够带来灿烂壮大的结果,这是致丰之道,所以虽两阳相敌,亦无所咎害,所以初九适宜前往相应,必受尊重而获有成果。(配主,指相匹配之主人,此指与其相应之九四。旬,均,指皆阳)

象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

大意:《象传》说:明动相资是致丰之道,所以就算两阳相敌,亦无所咎害。初九与九四两阳,若有互胜之心,不能协力从事,则将遭遇凶灾。(过旬灾也,谓两阳不相敌配,势力不均,则有灾难)

传统解释:

初九以阳居阳,是刚正之质,九四也是刚阳之质,由于同性相斥,两者构成敌应关系。“遇其配主”是指明动相生相依,初九是闪电初起之时,必须有雷震才能成,所以认为九四雷震初起是自己的配主,而前往相从,与九四合作而不是对抗,共同达到电闪雷鸣而“盛大”的目的。所以初九遇合九四,不仅没有得到咎害,因为有所行动还得到人们的推崇和赞美。

初九处于下卦离之初,是明始,九四处于上卦震之初,是动始,明动互相,刚柔互济(离卦是阴卦,震卦是阳卦),这是致丰之道(导致电闪雷鸣的盛大状态),所以说“虽旬无咎”。

“过旬灾也”,旬就是均衡平等态势。也即初九不能得意忘形,不能破坏与九四的均衡平等,甚至想超过压倒九四,一旦破坏了这个合作均衡态势,不仅不会获得亨通,相反还会招致灾祸。这是对得意忘形的人的告诫。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大意:明动相资才能能成盛大状态,才能丰。六二处下卦离明的中位,有光明之德,但是以阴居阴,有柔顺自抑之象,所以上行力不从心,有当丰之时藏在草莽荫蔽之处之象,所以有昏暗障蔽光明,小人蒙蔽君子之象,就像正午时分,天空却能看见北斗星。如果打算寻求五位之助,又因为六五无应,而且由于同性相斥,还有被猜疑妒忌之患。但是六二居中得正,有诚信之象,所以如果能够通过展示诚信,感动六五,得到六五信任,就能得到六五之资助,下卦离就能与上卦动结合,成为雷动离明的丰大之状,必能摆脱昏暗的障蔽,而获吉祥。(蔀,音部,指草莽荫蔽之处,也指障蔽光明之物。日中见斗,指正午太阳被遮蔽而能看见北斗。日中,正午时分。斗,指北斗星)

象曰: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

大意:《象传》说:六二有被六五疑忌之患,所以应该通过展示诚信获得六五信任,才能开拓其盛大之志业,而不常困于阴暗之地。

传统解释:

从卦象看,离为日,六二居位下卦离中位,所以说“日中”。北斗指六五,因为六五五居帝位。一般北斗只能夜见,白天见是六二被遮蔽了,日光掩,则斗见。所以“日中见斗”是指六二处于下卦离的中位,是离明之主,居中得正,阴居阴位,柔顺自抑,所以有上行力不从心之象,犹如太阳被被草莽遮蔽,日中正午却看见北斗星。

六二想上行五位寻找相应帮助,但是丰卦卦主六五是昏暗之君(因为北斗只能夜间见),以阴柔之才窃取尊位,而且与六二同性相斥,六二有被猜疑的危险,所以说“往得疑疾”。六二身处进退两难困境之中,上力不从心,不上被遮蔽。摆脱昏暗遮蔽的唯一办法就是“有孚发若”,即用自己的至诚之心去感化六五,如果六五醒悟过来,乌云散去,猜疑变成信任,结果自然还会是吉祥。而六二虚中,正是有孚之象。

而博取猜疑得君王信任这个过程是艰难的,始终要诚以待人,需要坚韧不拔得毅力,不能半途而废。

刚生明,所以初九应九四为“往有尚”;柔生暗,六二应六五为“往得疑疾”。

另外一种解释:六二居位离卦中位,是明主,又得中正,可谓明者,而所应的六五,阴柔不正,优柔寡断,犹豫不决,非能动者,在明动相资之时,居相应之地,六五力弱势单,之才又不足资于六二,则六二独明不能成丰,所以会丧其明,所以说“丰其蔀”。六二无明则为昏暗,则日中盛明之时,就能见到北斗,所以说“日中见斗”。六二以至明中正之才,遇柔暗不明之君,六五既不能下求于己,若往求六五,反得疑猜忌疾。但是六二有虚中之德,是有孚之象,所以如果能够尽其至诚以感发六五,诚意能动,则昏蒙可开,柔弱可辅,而不正就可正,则得行其道,不困于暗,所以吉。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沬,折其右肱,无咎。

大意:九三居下卦离的上位,阳刚得正,本为英明有为之才,但是其所应上六阴柔无位,为不可倚赖之主,当丰之时,丰在荫蔽天空的幡幔之下,有昏暗障蔽光明之象,就像正午时分却出现昏夜中的小沬星,荫蔽至为深广。故其无以施展才用,如失其右肱,难以综理大事。惟其若能知所进退,屈己慎守,则可无咎害。(沛,同“旆”字,即幡幔,可荫蔽天空。日中见沬,喻其荫蔽深广,尤甚于蔀。沬,音媚,指小星星)

象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

大意:《象传》说:九三当丰之时,丰在荫蔽天空之的幡幔之下者,意指其多受蒙蔽,失去其承担大任之才能。而谓其如失去右肱,难以处事者,则说明其当知所进退,屈己慎守,终究不可自恃其明而为所欲为。

传统解释:

九三阳居阳位,至刚至明。离卦的象是火,火体外明而内暗,如果使用过度,则明者转暗,二、三爻都取象于此。九三处明之极,过用其明,所以转暗,有阴蔽、肱折,终不可用之象。明与动相资而成大事,“无咎”是告诫人要自守其明,不能恃明而用,否则“终不可用”。

六二的光明虽被遮蔽,但能看见较亮的北斗七星,而九三的光明完全被黑暗所代,伸手不见五指,连天上的无名小星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日中见沫”比“日中见斗”的情况要严重得多。这是因为九三过于刚猛,恃明而用,结果盛极而衰,反而由明转暗,以至于就像被旛幔遮蔽,出现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

寻求上六相助,上六是阴爻,处于上卦震(雷)极,物极必反,震终则止,是趋赴阴暗之所,是不能动之象。丰之道必须明动相资而成,
所以不能帮助九三实现明动相资,创造大丰景象。也即九三以刚阳至明之才,过于刚猛,自视甚高,又遇上六这个无可赖之主,结果就会遭受到至昏至暗的境遇,就像日当中午却被夜幕笼罩,仅见微弱小星,虽有才能也无法施用,如人折断右臂,欲动不能。所以九三在这种处境下不能有任何作为,如想有所作为,必有咎害,无奈之下,只好屈己自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九三位置是下卦之上,在人体位上正是右肱,所以说“折其右肱”)

所以物极必反,自恃才高都是灾难,如果能够谦恭自抑,屈己自守,才能无咎。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大意:九四以阳居阴,本是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之象,不想动作,就像太阳藏在草莽障蔽之处,而掩蔽其光明,所以正午时分也可看见北斗星。但是九四能遇合同具阳德的初九,互相有需求,通过合作实现明动相资而成丰盛显发之功,所以有吉祥。(夷主,地位对等。夷,平,对等之意,此指同具阳德的初九。主,彼此相应,互称为主)

象曰:丰其蔀,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大意:《象传》说:九四被草莽障蔽掩蔽其光明,正午时分却可见北斗星,仅见幽暗而不见光明。是因为以阳居阴,居位不当,优柔寡断,犹豫不决而受蒙蔽。但是九四能遇合同具阳德的初九,实现明动相资,而获吉祥,九四将可遂行其丰大的心志。

传统解释:

九四爻辞与六二相同,义也相似。九四处丰之时,以阳刚之质居阴柔之位,居位不当,有优柔寡断,犹豫不决之象,而且上承六五这个阴暗柔弱之主,是盛明之躯却隐入柔暗之所之象,就像太阳藏入草莽中,盛大光明被掩盖,如日中天也能看见北斗星。

六二靠诚信感化他人而获吉。而九四处于震动之初,初九处于离明之初,两者虽然同是阳刚之才,形成的是敌应,但如果能够携起手来,就会创造丰大盛景。

初九爻词是“遇其配主”,说明初九愿意携手合作,九四爻辞又说“遇其夷主”,这就说明初九与九四能够携手合作,一拍即合。作为明之主的初九求动为主(初九只有动(往)才会有丰大成就,被人夸赞(尚)),在他看来,处于震动之处的九四是他的配主;而作为动之主的九四正好又求明为主(因为幽不明,只有明才能创造丰大盛景),在他看来,处于明之处的初九是他的夷主(平等伙伴)。这样明动相济,以九四之才,得在下之贤为助,则能致其丰大,所以可以获得吉样,而不会招致灾祸。

所以这是《易经》辩证法,穷则思变,变则通。

六二能“有孚发若,吉”,是因为六二得中,虚中,就是有孚。六四不中不正,只能“遇其夷主,吉”,也即应初九之求而有遇。二爻意思差不多,都吉。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

大意:六五柔顺得中,高居尊位,如果能以柔中之德,谦虚待人,招徕天下彰明的人才,为民服务,则福庆将被及天下,而六五将誉满天下,就能吉祥。

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大意:《象传》说:六五君王如果能谦虚待人,使彰明的贤才皆来辅佐,百姓因而有福庆,就能得吉祥。

传统解释:

六五以阴居阳,且居君之位,虽不称位,但如果能够用柔中之德,善于利用天下俊才,从而达到万物顺遂,天下盛大的目的。所以要求六五德才兼备。

“一人之明不足以照天下, 惟能来天下之章,而以群贤之明助一人为明,则天下远近幽深无不照矣。”六五如果能如此,天下就将有福庆。六五就能获得荣誉与吉祥。

章,就是明的意思。下卦离明为章,所以章美之才在这里指六二而言,初九与九三、九四也都是阳刚可用的贤才。虽然卦象上看六五没有虚己下贤的意思(因为阴居阳位,有躁动不安,而又犹豫不决之象),爻辞是在告诫。所以君王虽然柔暗,若能用贤,则也可以为天下之福,就怕不能。

六五是君位,也就是“王假之”的王,卦辞含义是明以照天下,六五虽然不在明体,但是下应六二文明之主,六二又有孚,而六五又有柔中之德,所以能够实现明动相资创造丰大盛景,卦义的“勿忧,宜日中”实际与爻辞相应:也即六五暗弱,有担忧之处,但是如果能够柔中,不过中,就无忧。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阒其无人,三年不觌,凶。

大意:上六居丰卦之极,以阴居阴,物极必反,从丰大的光明之时转为昏暗之时,是体柔昏昧之象,徒自丰大其住屋,却荫蔽其家,有深居以藏身,居处不明之象。而自外窥其门户,亦是寂静无人,且历经多年,亦不见有人出入,在处于丰大之世,却自绝于人群,所以有凶灾。(闚,同“窥”,暗中察看。阒,音去,寂静无声。觌,音笛,见)

象曰:丰其屋,天际翔也。闚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

大意:《象传》说:上六居穷高虚位,犹如腾飞于天际,与人不相往来,就像丰大其住屋却荫蔽其家,自外窥其门户,亦是寂静无人,上六自藏其身影,自绝于人群。

传统解释:

丰卦六爻只有上六一爻是“凶”,是因为上六以阴柔之质居于丰卦之终,处于震动之极,物极必反,是静止不动之象。而且丰卦之极,物极必反,必将由光明盛大转为昏暗。

所以上六也头脑昏暗,自恃居位崇高,志得意满,得意忘形,飞扬跋扈,拼命地扩大自己的房屋,结果不但没有光显门第,相反倒自家障蔽起来,从而与社会隔离、使自己孤立,被社会集体所遗弃。最后甚至没有人与与他交往,从门户中向里窥视,只有深宅大院,幽深寂静,杳无人迹。时间一长,越发恶性循环,形成肃杀之象,陷入绝对的孤立而难以自拔。

一般说来,处丰大盛景之时,最好谦恭自抑,而上六所处极高又不知谦屈,例如“丰其屋”;创立丰大盛景之功在于刚健上进,所以需要阳刚正气,光明磊落,而上六阴柔,例如“蔀其家”;当丰大之任在于得时,而上六处动之终,是静止之象。所以上六处无一当,高亢昏暗,自绝于人,所以“闚其户,阒其无人”,其凶可知。

儒家认为:上六无德而贪,不知求贤自辅,是自蔽其明,入于幽谷。

“炎炎者灭,隆隆者绝。观雷观火,为盈为实,大收其声,地藏其热,髙明之象,鬼瞰其室。”上六自蔽自藏,也是自致其凶。

小结:丰卦极力阐明丰可至亨通,但又强调保持强盛不衰的艰巨性,其中最要的是:君王必须道德盛美,只有有德之君子才可至丰,即“王假之”;必须光明常照,不可过中,即“宜日中”。丰卦揭示的道理就是要想永远获得盛大之吉,绝对不能过中,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一旦超过极限,就会物极必反,就要自取灭亡。

丰卦爻辞也体现了这一点,凡是处下或守中者,均为谨慎修己以求强盛不衰,所以初九、六二、九四,六五诸爻虽阴阳不应,却多吉祥,凡处上下卦之极者,由于过中而损丰,所以九三、上六两爻虽阴阳有应,但九三不免“折肱”而一事无成,上六或终至凶险。而二、三、四爻都称“日中”,都有所蔽,六五无蔽,就是“宜日中”,也即告诫的要小心谨慎不要过激,不要过中。

所以也有人解释,在当丰大之时,以同德相辅为善,不取正应。初九上求九四则以九四为主,九四下应初九则以初九为主,这就是明与动相资。六爻都取明动相资为吉,恃明妄动为凶,不象他卦以阴阳相应为善。

丰卦提醒丰不忘丧,盈不忘亏,求丰不易,保丰更难。

二、牵强附会--盛极而衰的盛唐之时

中国的盛唐是我们的自傲和自豪,可是一个安史之乱(公元755年),就断送了这丰大盛景。究其原因,无非政治经济两方面都犯错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长远来看,经济上的错误更大。先说说经济问题。

在经济上,盛唐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繁荣昌盛的时代。“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就是明证。其盛衰转换的财政制度大概有以下几点:

唐朝统一中国之前,四百年战乱人口大量流失,生产凋敝,货币“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宋书·颜竣传》),腐败横行,(例如梁朝的竟陵太守鱼弘说:“我为郡,所谓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麋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百姓尽。”(《梁书·鱼弘传》),猖狂之极),社会道德崩溃(例如,政府求才文告公然提出“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三国志·魏武帝纪》))。所以隋唐几乎是在经济废墟和道德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唐朝早期的成功依赖于财权的中央集权和经济政策改革开放。

唐以前,中央财权是被分散的(例如汉代财政分国家财政、皇室财政,,曹魏时又增加军事财政,北魏萧梁更是多套财政机构并存,就算北魏太和年间对机构进行了整理,但财务行政权还分设在度支、殿中、祠部、七兵、都官五部门)。

唐朝开始,财权才集中到中央,一是设立户部掌管国家财政,下设的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司运作(户部司主要掌户口、籍帐、赋役、收税等,相当今天税务局;度支司掌预算;相当于今天财政部预算司;金部司掌国库钱帛,相当于今日央行;仓部司掌谷粟出纳审批,相当于今日粮食局。

二是建立预算体制,有一整套套编制国家预算程序。户部司根据计帐折算来年收入,金部司根据各地上报都帐核实所需支出,度支司综合收支数据编制预算。地方的预算要“书于县门、村坊,与众知之”(《新唐书·食货志》),以便群众监督。而以前财务行政混乱,收支无度,贪腐严重。

三是收缴地方财权,缩小地方权力(隋统一后在全国取消郡一级,以州统县,成为州县两级。而之前是州郡县三级)并大量合并州县,减少冗员,规定地方裁减吏员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节省了政府开支,也提高了行政效率。并在在预算制基础上,进行赋税三分,一分留在地方供地方官禄等行政费用支用,一分配送边州储备以供军备,一分送中央供中央支出和储备。

四是减轻税制,唐初简单税制,固定为租、庸、调三项。并设义仓,“每亩税二升,粟、麦、粳稻,随土地所宜”以此为义仓储备,到了荒年则开仓赈济。在中央地方的事权划分中,把赈贷等都划归中央财政,由中央财政统一负责。同时中央政府建立常平仓,在丰收的年份高价收购粮食储备,以免谷贱伤农;在歉收的时候,则低价卖出粮食稳定粮价;同时还用常平仓粮食进行低息放贷,春借秋还。

然后是改革开放,“宽商利末”,发展经济,对商业采取了放任政策,开关弛禁,实行零商税政策,不仅不征收商税,连关卡稽查制度都废除了。(因为唐朝君臣认为汉武帝的重税政策,虽然集聚钱财一时,但也断掉了财政开源的空间)

而以庸代役和纳资代役(只要交纳一定的绢帛就可以免服劳役)政策,把农民工解放出来,为国家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劳动力。(例如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通典》卷七)。

通过均田制保证小农家庭拥有一定量的耕种土地,同时采用“丁租二石”的超低田租减轻农民负担(唐朝采取的放水养鱼政策,认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

唐朝由盛转衰,就是上述正确的政策出现问题。

首先是财权由集中到分散。从高宗开始,到玄宗李隆基为止,政府懈怠日盛,中央为图一时方便,经常在制度之外,临时派遣专门办理某项事务(类似现在的各种任务办公室),例如财务行政的临事办公室代替制度始于开元九年的括户,后来出现的转运使、盐铁使、度支使、户部使、租庸使、两税使、出纳使、出纳使、青苗使、铸铁使都是临时机构变成固定单位,并且取代和分解了户部全部事务,形成政出多门,互相扯皮,就像现在的中央政府。同时由于中央当权者私心,为了更好监察地方,将天下分为十个监察区,设观风俗使,唐玄宗时又分为十五道,设采访处置使。最后这些临时机构演化成州上一级的行政机构,逐步掌握地方军政财大权。本来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结果极大削弱了中央控制地方的权力。这正是君主便其利,百僚贪其权,宦官窥其隙,终对原体制造成极大冲击和破坏,直至整个体制崩溃。

其次是预算体制简化。开元二十四年(736),当时的户部尚书李林甫认为预算一年一造,劳民伤财,于是将收入各项,编成书籍,称为长行旨符,颁之州县,凭以征收。长行旨符就是将稳定的项目编入长行旨符,不必每年更动;其他不稳定的项目,随时补充,这样预算对支出的制约就弱化甚至消失了(以前的两税三分调拨制度是在预算严格规划下,地方支出必须申报到度支、金部,并无自由支配权。后期的两税三分制下,“除上供外,留后、留州任于额内方园给用。”《全唐文·加尊号赦文》)),贪污腐败,上下其手就大行其道,中央财政迅速枯竭,下面的钱收不上来,中央统治完蛋只是时间问题。安史之乱后,财政预算和审计系统也就不存在了。

其三税赋负担不断加重。在租庸调外,先有户税地税的征收,开元元年(713)开始征盐税,开元十五年(727)开始征矿税,至德二年(757)开始征关市税,广德二年(764),开始征酒税,建中四年(783)开始征茶税,青苗钱,房屋税……各种税相继开征(于现在情况类似)。专供义仓的税收演化成国家正式的地税。这时的义仓已经成为地方官员贪污腐败之源:遇到灾荒年份,地方官将粮食贷给富豪,让他们囤积居奇,高利贷给贫民。这是普遍现象,因为皇帝一再下圣旨禁止这样的行为。(《册府元龟》卷502)唐代有顺口溜:“义仓义仓,仓在官府,义在何方,卖儿卖女,也得交粮。赈济未见,人已死亡。”最后的结果是:“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民膏日已瘠,民力日逾弊。”赈贷等下放地方,由地方财政负责(类似现在社会福利养老之类政策中央请客地方买单政策)。

均田制也同时瓦解,税收急剧减少。民不聊生,中央凝聚力下降,被推翻也就是时间问题。

再说说政治问题。

开元元年(713年),玄宗发动政变清除太平公主,获得政权,开始开元之治时代,先起用姚崇、宋璟为相,其后又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为相,励精图治,政治清明,政局稳定,开创了“开元盛世”。

当时在政治上实行科举制度和中央集权官制制度。科举制度既有利于人才选拔,又有利于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官制制度是指郡县僚属(副职)不再由主官(正职)自己选配。“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所有的官员都由中央任命。

打击豪门士族,争夺土地劳力;改革食实封制度,以增加政府财政收人,减轻人民负担;打击佛教势力,淘汰僧尼;发展农业;实行和解的民族政策,改善了民族关系,对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开元盛世,唐代人口增长到五千二百九十余万人,经济繁荣,财政充裕。但是土地兼并加速,“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并,莫惧章程”,以至“黎甿失业,户口雕零,忍弃枌榆,转徙他土”。均田制被破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

但是善始难终,承平日久,国家无事,唐玄宗开元后期耽于声色、失去进取心,任用李林甫、杨国忠,宦官干政、外戚专权、奸相当道、弱干强枝,土地兼并和上层骄奢淫逸在唐玄宗主政时相继出现。 但是最要命的还是藩镇割据。

本来按照唐朝的制度,派出驻守边关的将领隔几年就调动一次,如果战功卓著皇帝会把他上调中央担任宰相级的官职,这就是所谓的“出将入相”。出将入相名义上是升职,实际上是剥夺兵权,防止尾大不掉。古代皇帝历来是防内乱甚于防外患。

李林甫担心军人宰相不容易受他摆布,影响他的权势,为了从源头上杜绝“出将入相”,为巩固权位,杜绝边将入相之路,李林甫向玄宗建议边防军本地化,利用边疆善骑射的少数民族驻守边疆,使内地农民免去戍边的兵役和劳役之苦,安心生产。由此,番将番兵逐渐取代汉将汉兵把守唐朝的边疆,安禄山、哥舒翰、高仙芝等胡人将领成为手握重兵的边疆大将。

唐朝初年,为巩固中央集权,保卫边疆,实行府兵制(府兵一般征自高赀多丁之家,分给其土地,定期卫戍京师或守御边疆。在内地或边境重镇设置大都督,统兵驻守)。后来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失掉土地逃亡,兵源发生了问题;加上征战频繁,府兵不能按时轮换,长期服役,家中不能免去征徭,因此大批逃亡。所以由于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破坏,不得不改为募兵制,召募兵士宿卫,在边将统率下从事屯垦。在边境统兵的将官称为“节度使”。“节度使”最初只掌兵权,后因统兵作战的需要,兼管地方行政和财政。

玄宗晚年,节度使的权力已经太大了,“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富”,不但控制地方军事和政治,也在经济上形成自收自支的独立王国,而且死后由儿子或部将接替,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地方割据已经形成(例如安禄山赐爵东平郡王,兼河东节度使(今山西),天宝元年(公元724年)升任平卢节度使(今河北),又兼范阳节度使(今北京))。而与此同时,中央武备却日益空虚。例如天宝元年,边镇节度使增至10个,拥兵49万,仅安禄山掌握的兵力就达18万之多,而朝廷辖统的部队总共才有12万人。唐朝瓦解只需要一根火柴:安史之乱。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11月,安禄山串通部将史思明,以讨伐杨国忠为名率15万兵南下反唐。叛军所过州县,无敢拒之者。甚至士卒登城,听到敌人的鼓角声,竟吓得纷纷坠落城下。唐朝廷急忙命封常清、高仙芝招收市并无赖之徒,前往阻挡,结果二人兵败,唐玄宗听了监军宦官的诬告,以“失律丧师”之罪处斩封常清、高仙芝。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756年六月,潼关失守。唐玄宗伙同杨国忠以及杨氏弟兄姊妹,西奔四川。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军士鼓躁不进,杀死杨国忠,杨贵妃也被迫吊死。

安史之乱的结果是“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旧唐书·郭子仪传》)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例如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唐宪宗初年宰相李吉甫上《元和国计簿》中,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造成税户比天宝年间减少四分之三。

安史叛军内部矛盾重重。757年,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唐军乘机收复长安、洛阳等地,但是士气低落。759年,史思明率13万人进攻,结果唐军大败。史思明在邺城(河南安阳市)取胜后杀了安庆绪,自称大燕皇帝。接着,又攻陷洛阳。后史朝义杀死其父史思明。762年,唐军再次收回洛阳,史朝义出逃中被迫自杀,其部下将领全部投降。历时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终告结束。

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的力量进一步被大大削弱了,普遍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这是因为参与平叛的各位将领,都被唐朝政府授以节度使职务,各地出现了40多个大小军阀,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在节度使管辖的地区,唐朝中央政府既不能任免官吏、征收赋税,又不能调动军队。而朝廷没有力量消灭他们,就只能安抚他们(唐代宗就任命安史降将张忠志为成德节度使,并赐名李宝臣;薛嵩为相卫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节度使的职位,或者父子相袭,或者部将相继。这些方镇或“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贡献不入于朝廷”,而且对藩镇统治下的人民,“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物力为之损屈”,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没有终止。唐朝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

唐玄宗,善始不能克终,刚猛而不柔顺,过中而不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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