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xmang:读《易经》心得 – 兑卦:心悦则亨通

一、原文简介(主要参考黄寿祺《周易译注》)

(上下皆兑泽 - 丽泽兑卦)

兑,亨,利贞。

大意:兑,就是喜悦,愉悦,欣悦。当事物感觉欣悦之时,必可畅达亨通,但不可为了悦而为非弄邪,所以告诫应固守贞正。

传统解释:

《序卦传》说:“兑者说也。”说即悦,有喜悦、和悦的意思。巽卦是被纳入,纳入而后悦,所以巽卦之后是兑卦。

兑的象为泽,“泽以润生万物,所以万物皆说(悦),施于人事,就像君王以恩惠养民,民无不(悦〉也。”物喜民悦,惠施民悦,能悦于物,物莫不悦,必至亨通。

所以悦是至亨之道,但是并非任何悦都能至亨,如果不以正道求之,而是为满足一己之私欲,那就会陷于谄邪,流于放僻。所以卦辞告诫要“利贞”,要持中守正,持守正道是和悦相处时总的行为原则,违反了这个原则,不惟不能至亨,还要有悔厉。

彖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

大意:《彖传》说:兑卦象征欣悦之意,卦中九二、九五两爻,阳刚居中;而六三、上六两爻,阴柔居外,内外刚柔并济,能悦而不谄媚,不暴戾,利于固守正道。所以兑悦之道,是上顺天理而下应民情。

人处平安适意之时,理当欣悦,但是如果能够在劳苦犯难的处境而悦,才是真悦。圣人君子能先民之劳而劳,则能使民任劳而不辞;能先民之难而犯难,则民赴难而不畏生死。光大兑悦之道,则民就能自我劝勉,努力以赴。

传统解释:

“兑,说也”这是解释卦名的。“说”和“悦”是通假字(通假就是指古代汉语书面语中以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本字),不过也有认为在汉代以前表示“喜悦”的意思用“说”字表示,后来表达说话,才又造了一个“悦”字专门表示喜悦之意。

“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指兑卦上下二卦皆以刚爻居中,所以称“刚中”,而上下二卦又皆以柔爻居上位,所以称“柔外”。阳刚居中,有中心诚实不虚伪之象,阴柔在外又象征对外待人接物柔和逊顺而不粗暴,内心诚实而不虚伪,待人逊顺而不粗暴,这当然给人带来喜悦,大家和悦相处,所以无所不亨。所以“刚中,故利贞;柔外,故说(悦)亨。”

兑卦一阴居二阳之上,是阴悦于阳而为阳所悦之象,九二、九五二爻以刚居中,有中心诚实之象;六三、上六以柔居外,有接物柔和之象,内中正而外和悦,悦而违刚则谄,刚而违悦则暴,刚中则利贞,柔外则悦亨。兑卦刚中而柔外,也即刚德而有柔克,所以刚而不失其悦,这是上顺乎天,人心悦于惠泽,能以惠泽悦人,这是下应乎人。所以悦以利贞。

所以悦而能贞,是以上顺天理,下应人心,天理顺即人心安,所以顺天应人。所以兑卦“刚中诚信则顺乎夭理,柔外和顺则应乎人心”,就是对兑卦的总结。所以《彖传》对卦辞加以发挥“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

“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是指如果能以诚恳和悦的态度与人民相处,带领人民前进,那么人民的积极性就能被充分调动起来,当需要人民出力的时候,人民就会忘其劳,当需要人民赴难的时候,民就会忘其死。适意时悦,处平安时悦,都不是真悦,当劳苦患难而悦才是真悦。统治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能使人任劳苦而不辞,赴患难而不畏。(“先民”的意思就是引导民众前进。劝,就是指相信而勉力顺从)

“劳”与“死”就人的趋利避害的天性来说是想竭力避免的,小惠不足以悦人,私爱不可以求悦。所以能够使民忘劳与死非顺天应人不可,所以君王若能仁爱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老百姓和悦相处,则百姓忘劳忘死,无悔无怨。所以孔子感叹道:“说之大,民劝矣哉!”和悦的意义是多么弘大。这就是高明的统治者与笨蛋的区别,一个是诱导民众自发执行,心甘情愿,任劳任怨,一个是高压强迫,随时坐在爆发的火山上,惶惶不可终日。

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大意:《象传》说:兑卦上下卦皆兑,所以有两泽相连之象。两泽相连,则互有滋益,相互欣悦,象征欣悦之意。(丽,并连)

君子应效法兑卦两泽相连,互有滋益而互相欣悦之象,乐于和朋友讲道、习义,相互切磋以增进学问。(讲习,即讲其所未明,习其所未熟)

传统解释:

兑卦上下卦均为兑,兑为泽,泽不能相重,只能相连,所以称“丽泽”,意为两泽相附丽,相连。两泽相附丽,交相侵润,互有滋益,正是和悦相处之象。

君子效法两泽相丽彼此浸润滋益之象,聚集朋友互相讲习,彼此切磋。古人认为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所以历来重视朋友聚居讲习道义,强调要“不耻下问”,“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儒家认为:“天下之可悦者,莫若朋友讲习,惟朋友讲习,固可为悦之大者,然当明相益之象。”(同门曰朋,同志曰友)

兑卦与坎卦都是刚中,但是意思大异,重坎涉险,是刚中而陷于阴柔,岀险非易。重泽滋润,则刚中而顺乎柔外,涵润无穷。

黄寿祺先生说:论语学而篇所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正与大象传以“朋友讲习”,阐释兑卦欣悦之义相符。

初九,和兑,吉。

大意:初九以阳居下,上无应援,不结党营私,在兑时能广泛和悦待人。又阳刚得位,秉刚健之质,行事公正无私,人所不疑,所以获吉祥。(和兑,能和悦待人,无所偏私)

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大意:《象传》说:初九秉刚健之质,行事公正无私,不结党营私,能广泛和悦待人,为人所不疑,所以获吉祥。

传统解释:

兑卦卦辞已指出处兑之时利于守持正道。

“和兑”是指初九阳刚居兑之初,上无阴爻相应。阳刚则不卑,居下则能逊顺,处悦则能和,无应则不偏,所以没有党派,不结党营私,能卑下和顺,能够广泛对人和悦。以和为悦而无所偏私,这就是悦之正,所以吉。

“行未疑也”是指初九虽然处兑卦在下,也非中正之位,但是悦而不谄,阳刚居正。阳刚则行为不邪谄,居正则行为端正,这样一来,初九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过失,也没有什么可遭人疑忌的,当然可获吉祥。

古人认为:“初九居于下则无所争,远于阴则无所系,如平旦阳和之气,赤子中和之德,无杂无妄,无感无触,悦而中节曰和。说之本,和之至也。”

黄寿祺先生说:初九得位,体秉阳刚,和悦端正,遂获吉祥。故蔡渊曰:“初九爻位皆刚,不比于柔,未牵于阴,得说之正,和而不流者也。”

九二,孚兑,吉,悔亡。

大意: 九二以阳居阴,又上比于六三阴爻,有失位、比阴之悔,但是阳刚得中,能以诚信之心,欣悦待人,所以能够获吉祥而无所悔恨。(孚兑,谓以诚信之心,欣悦待人)

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大意:《象传》说:九二心存诚信,信于人而有自信,诚于中而形于外,所以能以诚信之心,欣悦待人,而获吉祥。(信志,心存诚信)

传统解释:

九二与初九都言吉,但九二的处境比初九要艰难一些。初九阳刚居正,而且远离六三阴柔小人,所以和悦而又端正,行为也无可怀疑,其获吉是轻松而又自然的。九二则不同了,九二以阳居阴,失位,本身就有犹豫不决的象,且又面临六三阴柔小人的谄媚,有失位失正之悔。好在九二以刚居中,孚信存于中,有中正诚实之德,一方面心怀诚信和悦待人,一方面自守不失,与六三相和而并不同流合污,君子和而不同,悦而不失刚中,这才获“吉,悔亡”。

真正做到与人和悦相处首先是自己要心怀诚信,以正与人相处,不以谄媚来取悦于人;同时也要警惕别人的媚态招引、邪道诱感,以正自守。要做到这两个方面,思想必须始终信实而坚定。正因为九二思忠坚定不移,经得起考验,所以《象传》说九二“信志也”。所以悦之本在于真诚,在于诚信,只有真情实感而伴随忽悠,才能感动人,带来真正的悦。

黄寿祺先生说:九二之吉,在于刚中,是既欣悦待人,又心存信实之象。故龚焕曰:“己以孚信为说,人不得而妄说之,所以吉也。”

六三,来兑,凶。

大意:六三阴居阳位,居位不正,上无应与,又处于上下两兑卦之间,六三试图取悦下面阳爻,以谋欣悦,有邪佞谄媚而妄自取悦于人之象,所以有凶灾。(来兑:以己来物曰来,以物引己曰引。下兑自内,故曰来兑;上兑自外,故曰引兑)

象曰:来兑之凶,位不当也。

大意:《象传》说:六三居位不中不正,又处于上下两兑之间,处境困难,有邪佞谄媚而妄自取悦于人之象,所以有凶灾。

传统解释:

六三以阴处阳,阴柔不中不正,且与上无应,所以六三不是以正来与人相处,当兑之时,谄媚取悦于人下阳爻(来是指往下),初九、九二二阳。

但是悦有道,是不可故意来求的。如果内心无诚信之德而表面装出一副媚态笑脸来取悦于人,这是谄邪求悦,必有凶险。

而初九刚正,九二刚中,都是正派之人,不会去搭理六三的。而六三之所以邪佞得凶,也正是由于其居位不中不正。《象传〉说“来兑之凶,位不当也”,位不当则行为不正,行为不正必致凶险。

现实社会有大量的巧言令色而阉然媚世,同流合污而取悦于人的所谓“能人”,也即孔子说的“为德之贼”。

黄寿祺先生说:六三之凶,在于阴居阳位,求悦心切。故李鼎祚曰:“以阴居阳,居位不当,谄邪求悦,所以必凶。”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大意:九四以阳居阴,失正不中,上承九五阳刚中正之尊,下比六三邪佞谄媚之人,进退两难,斟酌忖度,心有未宁。但是若能本阳刚之质,隔绝六三邪佞,则终将获有喜庆。(商,斟酌忖度。介疾:隔绝邪佞之人。介,分隔)

象曰:九四之喜,有庆也。

大意:《象传》说:九四能上承九五阳刚中正之道,而下能隔绝六三之邪佞,终将获有喜庆,其个人之喜而使天下人皆有庆。

传统解释:

九四上承九五之尊,下比六三之佞,而自身则刚居柔位,犹豫不决,刚能守正,柔则不坚定,因此对于究竟是接受六三的谄媚求悦,还是上奉九五的刚中之尊,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如果上从九五阳刚之道,又有违自己犹豫不决本性,下顺六三阴邪佞欲,又不安于良心,但是又喜欢六三的谄媚,所以内心斗争激烈而不能自宁,这就是爻辞所说的“商兑未宁。”

但是九四毕竟本质阳刚,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终于决定与六三划清界线,把六三隔开,不让他越过自己进而再去迷惑九五至尊,并疾恶六三阴柔邪恶,九四能做到这些,自然是喜庆之兆,所以爻辞又说九四“介疾有喜”。其实这也是儒家的希望和告诫,现实社会未必如此,大多数人都会陷入谄媚而不能自拔。

而《象传》说“九四之喜,有庆也”是指九四能够隔断阴柔疾恨邪恶,说明他不再被疑虑所困挠,重新回到真正的和悦之中,这对九四来说是可喜可贺的,但九四的居位说明九四不仅是属于他自己,同时还属于国家,因为他位居近君的大臣之位,这样九四的隔阴疾邪就有了匡济国家之功,其个人之喜也就成了国家之庆。

所以九四能够战胜自我,是以“有喜”,而能建功于国,是以“有庆”。

初九和兑,是因为没有任何困难和挑战,九四商兑,犹豫,最后以刚制悦,是经过挑战,并战胜的结果。这就是孟子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其实天下的问题,未有不由悦而生。

九五,孚于剥,有厉。

大意:九五阳刚中正而高居尊位,极尽悦道之善。但是近比上六消剥君子的小人,却能孚以诚信而感化之。圣人又惧于悦之易于惑人,故又戒之以或有危厉,欲使之视安若危也。(剥,指上六,用阴消阳者)

象曰:孚于剥,位正当也。

大意:《象传》说:九五能以诚信使小人信服而感化之者,乃以其居位阳刚中正而高居尊位,极尽悦道之善者也。

传统解释:

九五阳刚居尊位,且得乎中正,但在和悦相处这个问题上,仍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九五密比于上六之阴,而上六为阴邪不止之人,别无系应,专附于九五,用巧言令色将自己的祸心包藏起来,引诱九五信任于他,以便消剥九五阳刚。剥就是阴能剥阳,也即小人道长。

“孚于剥”是指九五处尊正之位,比于上六,而与之相得,不悦信乎阳,而悦信乎阴。九五如果真的谬信小人,受其谄媚,沉醉于欢快和悦之中,那无疑是在为自己构筑通往死地的道路。所以爻辞告诫说:“孚于剥,有厉。”这是在警告:安不妄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必须以中正之道而行。

“位正当也”是指九五以正当之位,信于小人而疏君子。九五处于尊位,最易受蒙蔽,而且九五密比于上六,正是处在易于被小人佞悦而割剥之位,这里正当是正处在的意思,而不是正确恰当的意思。

上六,引兑。

大意:上六阴柔得正,处兑悦之极,下无应与,感悦于九四、九五两阳而诱引之,以谋欣悦。

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大意:《象传》说:上六以柔媚诱引他人相与欣悦,不光彩,不过未必可以得逞。

传统解释:

“引兑”是指上六以阴柔而居悦极,是极其阴邪不正之人。他的危害性不仅在于其阴邪不正,更在于其以巧言令色包藏着割阳的祸心,用谄媚的手段来引诱别人与之和悦相处,以便实现其阴谋。“引兑”也指悦不在己而在人,所以需要勾引九四九五。招物使入是来(由外而内),六三在下卦(内卦),所以说“来兑”;诱物使出是引(由内而外),上六为上卦,所以说“引兑”。

《象传》更是明确指出“引兑”不是光明正大的做法。

其他卦至极则变,兑卦则悦极而愈悦。上六居悦之极,是悦而得意忘形,找不到自己了,而且又勾引九四九五,但是物极必反,此时实无所悦。此爻不言其吉凶,只是告诫九五小心不要被邪佞之悦勾引,以免过犹不及。

小结:兑卦认为人与人之间应和悦相处,悦可至亨,悦可使民忘死建功立业,但又强调和悦相处要以贞正为先决条件。阿谀奉承,拍马逢迎都不能长久。

六三与上六以柔媚取悦于人,不能长久,是取凶之道;初九行为端正,所以获“吉”;九二心怀诫信,所以“无悔”;九四隔阴疾邪,所以“有喜”,“有庆”。他们都能以正道求和悦。九五因其近比上六则诫之以“孚于剥,有厉”,也即信任谄媚小人有被剥夺阳刚,陷入阴柔的危险,最终成为小人。

二、牵强附会--苦瓜脸的崇祯

历史上最不欣悦,或者一天都没有愉快的过的皇帝,可能就是崇祯这个苦瓜脸。

崇祯自己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李自成也认为“君非甚黯”。清朝张廷玉也说崇祯“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

崇祯的确与许多亡国之君不同,虽然不一定有才干,但勤俭治国,殚精竭虑。许多史学家也认为崇祯不应该是“亡国之君”,崇祯只是个倒霉蛋。

但是崇祯性格上有致命的缺陷:悲观,悲观导致缺乏自信,缺乏自信导致焦虑,焦虑导致疑神疑鬼,在国家处于风雨飘摇的紧要关头,皇帝最需要的是气定神闲,深谋远虑,而不是急功近利,焦躁不安,疑神疑鬼,刚愎自用,犹豫不决,朝令夕改,结果导致无可用之人,无用力之士,孤家寡人一个,这就是一切悲剧产生的根源。

崇祯一继位,就剪除魏忠贤阉党,赠恤天启朝遭迫害的杨涟、左光斗等正直之臣,继之毁《三朝要典》为东林党人辩冤,并起用袁崇焕等人。由于取得士人欢心,一时有了“英容中兴之君”的美溢。

但是他不知道当时的明朝的大形势,与北方女真族矛盾已经激化到临界点,火山立即爆发;由于小冰期农业歉收,农民造反已经是星火燎原之势;而宫廷内各派政治势力由于缺乏遏制力量,都在为既得利益或瓜分更大的利益进行着殊死搏斗。当时整个社会就像火药桶,只要崩上一星火花就会引发大爆炸。

在这种危若累卵形势下,只能采取忍辱负重,固本培元,慢慢消化的保守政策,而不能急功近利,妄想毕其功于一役,那样只能是自杀。恰恰崇祯自以为雄才大略,就想毕其功于一役,急于求成,结果是自杀。

所以崇祯的“宵衣旰食”,励精图治,要中兴明朝的伟大理想,恰好是不识时务,根本不懂得治国之道,愚蠢之极的表现。

说明崇祯的优柔寡断、患得患失最好的例子就是南迁。当山西全境被李自成全部占领后,京城已是岌岌可危。此时,北方不稳,民心大乱,但是南方却相对稳定,驸马都尉巩永固劝谏崇祯南迁,说:“若南迁,可召募义兵数万人,寇乱不难平也。”“若徒守京师,京师已玩弊久,只坐困无益也。”(《流寇长编》卷十七),但兵科给事中光时亨等人害怕南迁会损害自己的个人利益,说:“不斩明睿,不足以安人心。”(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反对南迁的朝臣们后来都叛变投降李自成),而崇祯顾虑到自己的名誉,不愿意承担放弃京师的恶名,希望能在朝廷重臣的提议下实现“南迁”,而不是自己提出来。所以,他一再征询内阁首辅陈演和魏德藻的意见,而此二人,前一人坚决反对南迁,后一人始终不予表态,崇祯非常恼怒却也无可奈何。等到北京危在旦夕,朝臣们的意见仍不统一。崇祯只能愤愤地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拂袖而去。南迁之议自此夭折。

另外一个例子是即使李自成的军队打到了北京西直门外,李自成也并没有灭掉明朝的打算,而是提出谈判条件:只要崇祯割西北一带,让李自成分国而王,并犒赏军银百万两,李自成便可退兵。这是拯救明朝最后的机会,崇祯直到这个时候,仍然再三征询魏德藻的意见,希望魏德藻承担割地责任,而魏德藻故伎重演,仍然三缄其口。到最后,崇祯虽然气急败坏,但仍无勇气自己承担谈判的责任。崇祯自己毁灭了明朝。

当然另外一个没有担当的例子是崇祯曾经授权兵部尚书陈新甲秘密与后金议和,所议秘密文件被陈新甲的书童误以为是兵部应发的邸报稿被送出印制散发,于是全国大哗。崇祯杀陈新甲为自己做替罪羊、以塞众人之口。

说明崇祯刚愎自用,疑神疑鬼的例子是随便杀人和罢免大臣。粗略统计崇祯在位17年,共任命过50位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副相),吏部尚书13人,兵部尚书17人,刑部尚书17人。杀戮了相当于首辅的内阁大学士2人,总督7人、巡抚11人,被迫自杀的1人,关押、殴打、间接逼死、自杀或判刑、流放的巡抚和尚书、侍郎几十人。崇祯14年(1641年)被关押在大牢里的三品以上的官员145人,当时崇祯朝举国上下大约有文官一万多人,其中三品以上的文官不到1000人。在这部分被关押的高官中,有人无罪而且有功,只是崇祯轻信谗言或被顶撞而已(例如办事极有能力的辅臣刘鸿训.只因背后说了句“皇上毕竞太年轻”,就为崇祯所忌恨,必欲置之死地,因众臣力救才得免死,充军后死于戍所,其在位不足半年),结果造成人人自危、个个不敢任事的局面。他这样凶横地践踏朝臣,群臣自然也不会死心塌地为他效劳尽忠。(而且有时杀人莫名其妙。例如崇祯二年,努尔哈赤南下,京师被困,兵部尚书王洽下狱论死;山西巡抚耿如杞统兵五千入援先至京师。按军令:兵到汛地扎稳,才给饷。兵部第一日调耿部开通州、明日又调其守昌平,又明日再调良乡。由于不得汛地,三日五饷,于是兵饥无食,鼓噪大掠,崇祯竞下令斩耿如杞。崇祯十一年,皇太极命多尔衮、岳托南下,文武诸臣罪分五等,36人同日问斩。其中山东巡抚颜继祖视奉命移驻德州,标下兵卒仅三千人,还不断被更换。兵部尚书杨嗣昌亲令颜继祖专防德州,济南因而空虚。颜继祖也曾就济南增防事提出意见,未被采纳。清军克济南俘德王而德州城防完好,崇祯不奖守德州功竞将颜继祖下狱问斩)

其中最让人感叹的就是处死袁崇焕。在群臣的举荐下,崇祯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袁赴任时,他还设盛宴款待,亲赐尚方宝剑,“令其便宜行事”。而袁崇焕也感激涕零,雄心万丈,说五年可以平辽。而且当时崇祯绝对信任袁崇焕,袁崇焕要撤消辽东巡抚的建制,要撤消登莱巡抚的建制,都同意,要银子给银子,要粮饷给粮饷,要信任就给信任。当时可谓是股肱之臣。

可惜不到一年,当后金绕道蓟门,长驱直入关内的时候,袁崇焕急忙率军救援,皇太极则利用崇祯的多疑妄动心理,散布谣言袁崇焕拥兵纵敌,暗中与敌媾和,与后金订立了“城下之盟”等等(“都下流言皆出三大营官军,一人造谣进营,传之一队,一队传一营,一营遍传部下,不三日传之内廷,达御前矣。大臣黜陟,往往由此。朝廷以为舆论无私,不知其由于匹夫之恩仇与奸人之反间也”)。崇祯平台第二次召见,劈头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尔擅杀大帅,以今日又不能抵御,恢复之言何在”袁崇焕面对崇祯的这一质问,张口结舌,“并不能对”。。崇祯不假思索,当众宣布袁崇焕通敌叛国,于是“命下锦衣狱”,接着凌迟处死。“自崇焕死,边事更加无人”(《明史》)。

其实袁崇焕自己一开始就知道结局的,他在给崇祯皇帝的上疏中说过这样的话“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袁崇焕说这些话是要求崇祯信任自己,不要为流言所动,不要中了敌人的反间计。

当然袁崇焕也未必不该杀,明代谈迁在《国榷》中说“袁氏杀岛帅(毛文龙)适所以自杀也。”,明末张岱也讥讽袁崇焕“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幕士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魅着魇也。五年灭寇,寇不能灭而自灭之。”明朝王在晋说:“袁崇焕中奴之诱,先杀毛文龙,除奴肘腋之患。已巳之变虏遂以蓟镇深入,薄都城,舍山海,而以蓟宣为屡犯之孔道。向使袁崇焕„„不杀岛帅则奴顾巢穴,必不敢长驱而入犯。”《明史》:“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袁崇焕杀毛文龙这种事情呢?根子还在崇祯的急于求成和翻脸无情,导致大言不惭的吹牛家被寄予重任。

所以明朝人汪汝淳认为“封疆之臣递坏递更,递更递坏。然期间岂无长城之足恃,究竟同归于一败?此其故盖有难言者”,“今日之病,病在议论繁而私意广,浮夸大而经制疏,既无补于实际,安望其有实功。”其实就是指崇祯自己糊涂。

说明崇祯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的例子是敲骨吸髓。明朝在国力强盛的嘉靖年间,每年的中央财政收入仅两百万两白银;到了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后,增加到了四百万余两;万历末年,因为辽东满洲兴起,骤加“辽饷”应付军事需要,达到了五百二十万两,并成了固定的数额;明末崇祯年间,既有辽东战事越发激烈,只好采取竭泽而渔的政策加派“辽饷”、“练饷”、“剿饷”号称“三饷”,年收入达到两千余万两白银(崇祯三年十二月,加派辽饷,每亩在原来已加银九厘外,再加三厘。崇祯十年又下令加征剿饷,按亩征派,增征银子280万两。崇祯十二年,又命加征剿饷,增征银子730余万两。这三项加派合起来多达1670万两。当时,国家正常的赋税征收,每年大约为银子1460万两,崇祯十三年又下令增征关税银20万两),但是代价是逼得北方农民纷纷造反,当时又是小冰河期,导致北方粮食多年绝收,饥民满地,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计,崇祯十三年(1640年),陕甘和河南等地大旱,饥民们将可食的野菜挖尽,树皮剥光,灾区饿殍遍野,甚至有易子相食的现象发生。崇祯接到各地官吏请开官仓济饥的报告,不予理睬,说:“帑藏如洗”。其实当时政府是有能力救济的。李自成攻入北京后,“查没的明廷内帑,就足够这个新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支用”,入京的李自成,缴获了的内帑,略计白银3700万两,黄金150万两。(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明朝最终还是灭亡在农民造反手里,得不偿失。

最离奇的是面对危机四伏的政局,崇祯认为问题症结全在文武百官身上,而且认为登极不久后作出的限制宦官出城、解除宦官兵权的决定错了,到崇祯四年十月,又恢复了太监监军制度,派往边镇的叫“监视”,派往内地的叫“监军”,并且赋予他们极大的权力。并在服侍自己的宦官中选拔亲信,培植鹰犬,然后利用东厂、锦衣卫进行恐怖统治。在崇祯自杀之时,宫中宦官总数不下十万人,创造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新纪录。太监们滥权的结果是在军队与皇帝之间埋下了离心离德的祸根。以至于李自成攻城时,军队拒绝出战,而崇祯当成心腹,寄予希望的太监们干脆打开城门迎接闯王。人生失败莫过于此。

后来为了控制国家财政,也派太监监督,例如崇祯四年派太监张彝宪去监督户、工二部的钱粮收支,授给太监与总督相同的地位和权力,专门为张彝宪设立一个名叫“户工总理”的衙门,位居二部长官尚书之上,崇祯五年,工部侍郎高弘图对张彝宪盛气凌人的做法不满,崇祯立即下令削去高弘图的官职。两年之后,又派太监张其鉴等人到国家各仓同提督诸臣共同盘验各库的收放。甚至派太监监督尚书,例如孙居相为户部尚书,总督国库收放。崇祯让太监去私拆其来往信件,某天发现给事中杨时化给孙居相的一封信中,有“国事日非,邪氛益恶”等语,立即下令逮孙居相下狱,削职发配边地,含冤死于戍所。这人心理阴暗已经到了极品。

孟森先生说:“崇祯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我要说,崇祯无知人之明,也无知己之明,更无知事知明。而此三者又是彼此联系、互为因果的。”这才是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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