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xmang:读《易经》心得 – 涣卦:人心聚散

一、原文简介(主要参考黄寿祺《周易译注》)

(下坎水 上巽风 - 风水涣卦)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大意:涣,就是离散。涣卦下卦是坎,是水,上卦是巽,是风,是风行水上,水波荡漾涣散之象,象征离散之意。同时涣又象征文理烂然之意,因为风行水上,见水纹泛彩。

涣与萃相对,从随波涣散象来看,是形态虽散,但是却围绕圆心相聚,聚散相依,散而不乱,所以亨通。同时当涣之时,君王应当真诚进行宗庙祭祀,以祈求祖先神灵保佑,藉以聚合民心,团结民力,用以涉险济难。而涣而求聚的这种大事,如果不以正道而行,则将亵渎神灵而济难不成,所以利于固守正道。(涣,涣散,离散,流散,解除,释放等义。假庙,指真诚进行宗庙祭祀。假,音格,感格,真诚以待之意)

传统解释:

涣卦象征涣散。从卦形上看,涣卦下卦坎上卦巽,坎为水,巽为风,风行水上,水波离散,所以有涣散之象。

风行水上,水波涣敢,但水波散而不乱,秩然有序,文理烂然,这是形散而神聚。尚秉和先生说:风行水上,文理烂然,故为文。

散而不乱,散而能聚;风行而不居,水流而不停;万物得风而宣其郁,得水而除其秽;以风入水,东风解冻之象;以风乘雨,风雨离披之象;阴阳交通,所以亨。

不过拯治涣散,由散至聚,就涣而求聚的大功并不容易成功。人心聚是因为有中心,人心离则是中心散。所以治涣散就是建立中心,有中心则能能收合人心,则散可聚。所以要“王假有庙”。这句话在在萃卦中出现过,指君王通过宗庙祭祀以聚合神灵之佑,同时激励士气,也以此唤起人们的宗族意识或国家意识,凝聚万众之心,拯救涣散,度过难关。这就是最佳的拯涣之道。

“利涉大川”是指君王既然获得先人神灵的佑助,又增强了人们的心理凝聚力,聚合人力便可以济大难了。而涣卦上卦是巽,是木,下卦是坎,是水,有乘木涉川之象,所以“利涉大川”。

古代认为国家出现问题,一是祖考的保佑精神涣散,君王应当到宗庙通过祭祀召唤聚鬼神以聚之,所以在于心诚,诚以感格,则幽冥无有不应;二是国家或氏族人气涣散,所以要到宗庙召唤凝聚人心人力,所以在正,正以言顺,大公无私。不以正行之,则有渎神、犯难之事,所以卦辞强调要“利贞”。也即聚天下之心而为一,以涣天下之私而成大公。

所以拯救涣散,聚而至亨,关键是得正。所以济涣至亨有三个要点:一是诚以感格,二是凝聚人心,三是行为以正。这三者缺少哪一条都不能获得成功。

有时是需要涣散才能解决问题的,例如身有痞结,则血气不通;心有锢蔽,则意见不通;因循守旧,则新旧不通;诸侯割据,则政令不通这是只有涣散才能至“亨”。也即涣散是改革的第一步,不涣散旧世界,旧格局,就没有未来。

萃卦说假庙,是凝聚人心士气于公;涣卦说假庙,是涣散私心势利。卦相反而义相通,所以其象同。

彖曰: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大意:《彖传》说:涣卦是由否卦(上卦乾,下卦坤,天地否)变化而来,穷则变,变则通,所以亨。九二阳刚,是由否卦的上卦乾九四来居下卦坤二位,变成涣卦九二,九二与初六、六三两阴爻交往而不穷;六四当位,是由否卦下卦坤的六二上居上卦乾的四位,变成涣卦六四,六四上承九五、上九两阳而志同道合。涣卦就是否卦阴阳爻各自涣散而复能聚,这就是涣卦能亨的原因。

九五阳刚中正,高居君王尊位,有中正阳刚之德,所以能感格祖先神灵,保有宗庙祭祀,以聚散祖宗保佑精神,凝聚收合涣散人心。而涣卦上卦巽木,下卦坎水,有舟行水上之象,能够涉险济难,渡过大川,象征能团结人心,聚合人力以涉险济难,功成在望。

传统解释:

“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是从卦体上说明为什么涣散而能至亨的。要理解这两句彖辞,先要理解涣卦的卦变。涣卦坎下巽上,按卦变理论,涣卦是否卦变化而来的,也即下卦坎本是坤,上卦巽本是乾变来的,是乾卦的初爻来居坤卦的中位,坤则变成坎,而坤的中爻填补乾的初位,乾则变成巽,这样,原来下卦坤卦的阴与上卦乾卦的阳就被涣散分解了,整个卦体遂成为涣卦的卦形,这就从卦体上说明涣卦为何言“涣”。

也即变卦理论认为涣卦下卦的刚爻九二原是由上卦乾的初位而来,而上卦阴爻六四原是由下卦二位而来。这就是九二刚爻来居下卦,与初爻、三爻等阴爻和睦相处,交往不穷,这就叫“刚来而不穷”;而六四以阴爻居柔位是当位,且居于上卦,上承九五、上九等阳爻,与之同心同德,这就叫“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由涣卦的卦变可以看出,阴阳虽涣散,但散而不穷,散而得位,形散而神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涣而能至亨的问题,听以《彖传》说“涣,亨”。(卦变理论比较麻烦,只能简单介绍一下:

卦变是指一卦中阴阳两爻交易互换,而使一卦变成另一卦。卦变说最早见于《彖传》。《彖传》所谓“上下”“往来”,皆就卦变而言。

卦变理论认为大部分卦都是由十二消息卦阴阳两爻互换而生出来的:二阳四阴之卦来自临、观,二阴四阳之卦来自遁、大壮、三阴三阳之卦来自泰、否等。而十二消息卦是乾坤两卦变易的。

例如否上阳爻和二阴爻互易而成困卦,上阳爻降二成坎为险,二阴爻升上成兑为说。说明了困卦卦义“险”与“说”本之否卦。

有时用变卦可以很好解释卦辞,例如虞翻注解卦“利西南”说:“临初之四,坤西南卦,初之四得坤众,故利西南往得众也。”解上震下坎,震坎无“西南”象,也无众象,而解本之临,临上坤下兑,坤为西南,为众。故利西南,往得众。

再例如虞翻注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说:“ 旁通师卦,巽为同,乾为野,师震为人,二得中应乾,故曰“同人于野亨”。……乾四上失位,变而体坎,故曰“利涉大川干行”也。” 也即同人卦与师卦卦画相反而旁通,同人二三四互体巽,师卦二三四互体震,巽为同,震为人,同人二爻与乾五应,故曰同人于野亨。同人上体乾四上两爻以阳居阴位失位,变正为坎,坎从干来,故曰“利涉大川乾行”也。

再例如如坎卦上六:“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虞翻以卦变、爻变、互体等注之:“徽纆,黑索也。观巽为绳,艮为手,上变入坎,故系用徽纆。寘,置也。坎多心,故丛棘。狱外种九棘,故称丛棘。二变则五体剥,剥伤坤杀,故寘于丛棘也。”“观巽为绳”是言卦变,坎自观来,观外卦巽为绳。“二变则五体剥”是言爻变互体,即坎二爻变阴爻,初至五爻体剥卦。

又如坤“西南得朋东北丧朋”。虞翻以纳甲释之:“谓阳月三日变而成震出庚,至月八日成兑见丁。庚西丁南,故西南行朋,谓二阳为朋,……二十九日,消乙入坤,灭藏于癸,乙东癸北,故东北丧朋。谓之以坤灭乾,坤为丧故也。”
 
虞翻注易推崇象数,象数与义理原本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就《周易》成书而言,象数是《周易》之本,先有象数符号体系,后有内涵义理的卦爻辞,卦爻辞是参照一定象数而作。所以象数是形式,义理是内容,象数发为义理,义理不能脱离象数而存在。以象数建立起来的《周易》又蕴含了义理,义理是对象数的抽象和升华。象数和义理在《周易》中互为表里,离开了象数,《周易》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象数易偏重于天道,义理易偏重于人事,各有所长。但是顾炎武说:“夫子作传,传中更无别象,荀爽虞翻之徒,穿凿附会,象外生象。以同声相应为震巽,同气相求为艮兑,水流湿、火就燥为坎离,云从龙则曰乾为龙,风从虎则曰坤为虎。十翼之中,无语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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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是指以美德感格神灵而保有庙祭的君王九五居中得正,是聚散之主,所以能够以至诚感格神灵。一般说来,人人为自己打算,必然一盘散沙,必不足以济难。大公无我,不私其心,则可以万众一心。“王假有庙”,就能把祖宗已散之气,聚于一堂,亿兆不齐之心,衷于一本,这时就不是涣散,而是凝聚了。而能够做到这点,君王自己先得大公无私,先得人格高尚,能力超群,中正不偏。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是说涣散之时虽有危难,但只要致力于拯救涣散,仍可涉险历难,建树功业。而涣卦坎下巽上,坎为水,巽的另一象义是木,其卦体本身就有木舟行于水上之象,可以无所不通,所以亨通。所以“乘木有功”比喻凝聚人心涉险济难必能成功。

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

大意:《象传》说:涣卦下卦坎水,上卦巽风,风行水上,象征离披涣散之意。但是涣含有散而不乱,或文理烂然之意。而且凡物之聚必来自于散,所以分中见合,形散而神聚,正是处涣之道。

古先圣王观察涣卦风行水上,离披涣散之象,感悟到事物分中见合,散中有聚之理,通过祭享天帝和建立宗庙,聚合祖先保佑精神,凝聚离散人心。

传统解释:

风吹在水面上,水波离散,风行水上有涣散之象。水波涣散,但散而不乱,秩然有序,形散而神聚,先王观风行水上之象而感悟散中有聚之理,所以祭享天帝,建立宗庙。祭享天帝可将涣散于无涯天际的祖先神气聚合于一坛,来保佑宗族国家;建立宗庙则可聚合人心于一室,集中万人之力,借此获得神灵的佑助。同时“享天帝,立庙”本身也是凝聚民众的有效举措。所以《周易程氏传)说:“收合人心,无如宗庙;祭祀之报,出于其心。故享帝、立庙,人心之所归也。系人心、合离散之道,无大于此。”

黄寿祺先生说:风行水上有离披解散之象,又有自然成文之美学义蕴。观其卦象,风行水上,则水面沦漪泛起,正见自然之文,后代文论家遂发挥涣卦之意涵,有自然成文之意。涣卦含有散而不乱,文理烂然之意,推其寓理:凡物之聚必来自散,而自然有序之散,则能各显物用,即分中见合,形散而神聚,此正是处涣之道。故刘沅曰“涣者其势,不涣者其情也”。

初六,用拯马壮,吉。

大意:初六以阴居涣卦之初,位卑体弱,但上承九二刚中济涣之才,就像在涣散之初,有壮马相助以拯其柔弱体质,所以济其涣散而极易,所以可获吉。(拯,济助。马壮,比喻九二刚中济涣之才,如壮马)

象曰:初六之吉,顺也。

大意:《象传》说:初六位卑体弱,而能获得吉祥是由于其能顺承九二刚中之才,以济其涣。

传统解释:

初六处涣之初,涣散刚刚开始,拯救起来还比较容易。伹是初六阴柔,无力拯涣,必须借助外力。虽然初六上并无正应,但是初六却近比九二,若能顺从九二以自拯必能有成。九二刚中有才,完全有能力帮助初六拯涣。九二才力之大有如壮马,爻辞以“用拯马壮”来比喻初六得到九二的帮助。由于初六借用九二外力的帮助,使刚刚开始的涣散得以及早拯救,所以爻辞“吉”。

从卦象来看,不入险中不能散其险,不居乱世不能制止其乱,初六居下卦坎下位,本身就是在险中,位卑力弱,而壮马可载人出险。

《象传》说:“初六之吉,顺也。”说明了初六获吉的原因是由于顺从九二刚中之才。而且初六位为民,九二为臣,这是民从贤臣效忠于君王之象。(《易经》系统认为承阳为顺,当位为则。例如明夷卦六二爻辞就是“顺以则”。涣初六承阳而不当位,所以只说“顺也”)

而且这个“顺”不仅是指初六顺从九二,也有顺乎时势的意思,也即初六时机把握得好。如果错过涣散之初而形成涣散定局,那么即使“用拯马壮”也无法挽回。九二爻就面临这一局面。

黄寿祺先生说:初六处坎险之下,当涣散初始而能及早拯之,故能免于离散。故胡炳文曰:“五爻皆言涣,初独不言者,救之尚早,可不致于涣也。”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

大意:九二阳刚居中,为济涣之才,当涣离之时,身处坎险深处,而且上无应与,没有助力,本当有悔。但与初六阴阳相比,就像有几案可凭依而安坐,所以无所悔憾。(奔,急行前往。机,同“几”,几案,指初六)

象曰:涣奔其机,得愿也。

大意:《象传》说:九二阳刚居中,为济涣之才,但身处坎险,又上无应与,当涣离之时,与初六阴阳相比,犹如得几案可凭依而安,象征指九二初六相比而阴阳相合,散而能聚,得其济涣之愿。

传统解释:

初六不言“涣”字,是因为初六处涣散之初,还没有形成涣散的局面,其他各爻都以“涣”字开头,是因为他们已处在涣散形成的时候。

“涣奔其机”是指初六为涣散之初,可借用壮马来拯救,此是能救而救。九二则处于涣散已形成之时,即使凭着自己如壮马般的才力也无可奈何,与其救而无功,不如急速离开危境到安稳的地方去。而且九二也无正应,而与初六阴阳亲比,双方相互依赖,相互帮助。初六把九二看作可以借用的壮马,而九二则把初六看作可供凭依的几案,即可以安居之地。

不过初六由于处在涣败之初,又有九二刚中帮助,故可得“吉”,而九二已处于涣散之中,且依靠初六阴柔相助,所以仅可得“悔亡”而已。

这里散与聚是相对而言的。九二处涣散之时无可挽救而急就于初六,反而得以实现阴阳相聚的愿望,体现了散而能聚的涣卦卦义。就是另辟蹊径以求聚亨,《象传》说:“涣奔其机,得愿也。”

黄寿祺先生说:九二阳刚居中,得阴阳相合之愿,故能固其根本,而聚时之所散。李光地曰:“聚涣者,先固其本,九二以刚中居内,固本之象也。机者,所以凭而坐也,有所凭依而安居,然后可以动而不穷也。”

六三,涣其躬,无悔。

大意:六三阴柔居坎险之外,与上九相应,当涣之时,能散其自身所有,以附从于阳刚上九,具有无我精神,所以虽然阴柔而不中,亦可无悔憾。(涣其躬,指涣散己身之私,具有无我精神)

象曰:涣其躬,志在外也。

大意:《象传》说:六三有应于外卦阳刚上九,志在舍己从人,所以能涣散己身之私,具有无我精神。

传统解释:

六三是阴柔之质,且不中不正,阴居阳位必然有谄媚阴暗之象,所以有私己之念,本该有悔,但他居于阳位,应于上九,刚柔相济,所以又有散其私心,忘身徇上之象。但是六三阴柔之质,不中正之才,相应的上六又居无位之地,是没有能力拯救大局涣散的,至多自己无悔而已。所以爻辞说:“涣其躬,无悔”。

涣卦只有六三有应,居坎卦但是位于险外,与上卦巽风相接,是涣然冰释,志在舍己从人之象。《象传》说六三“志在外也”是指六三位在内而志在外,也即六三应于上九。老子说:外其身而身存。人之大患为吾有其身,果不私其身,则无患矣。六三在涣散之时能够忘身以济涣,虽不能完全济天下之涣,但却与上九之志相合,并得到阴阳相聚,刚柔互济,也体现了涣卦聚散相互依存的意思。

一般说来,《易经》中六三爻应上九,少有吉义,但涣卦不同,是因为六三有应于上而忘身徇上之象。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大意:六四阴柔得正,上承九五,下无私应,当涣之时,是能散其朋党而承阳刚君王之象。涣而能聚,即能涣天下朋党私见,而聚天下公理正义,居功厥伟,成就至大,此非常人思之所及,所以至为吉祥。(群,指朋党,有丘,指其居功厥伟,成就至大)

象曰:涣其群,元吉,光大也。

大意:《象传》说:六四忠君爱国,品德崇高,行事光明,所以能散其朋党而承阳刚君王,所以至为吉祥。

传统解释:

六四居阴得正,上承九五,位居上卦巽初位,所以是以巽顺之正道,居大臣之位,辅佐九五阳刚中正之君,君臣合力,刚柔相济,而且六四下无应与,为能散其朋党之象,所以能济天下之涣,也即六四作为大公正无私的大臣,不但能够解散自己的朋党,使国家得到大吉,而且还能解除各种有碍统一的小群割据势力,涣散小群而重新聚合如山丘般的大群,涣中有聚,建立一个完整统一而强大的国家。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要求六四自身素质要好,能大公无私,还要求六四具有政治家的抱负,拥有卓越的政治远见。这些都不是平常人思虑所能达到的,所以爻辞说六四的行为是“匪夷所思”。所以六四大善之吉,公德光大。

古人赞叹:天地无私覆载,故无不覆载;日月无私照临,故无不照临;君子无私朋党,则贤才皆其朋党也。

其实凡树私党的人,都是心底暗昧,心胸狭小之人,光明正大的人才能无私。六四不树朋党之私,以聚合人心,匡济大下为己任,《象传》说:“涣其群元吉,光大也。”是对六四光明正大的思想行为的赞美。

黄寿祺先生说:六四元吉,足见“散中有聚”之理。故苏洵曰:“涣之六四,涣其群,元吉。夫群者,圣人之所欲涣,以混一天下者也。”朱子语录释之曰:“盖当人心涣散之时,各相朋党,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涣小人之私群,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大意:九五阳刚中正,尊居君位,处涣之时,其发布政令,令岀惟行,能通上下壅塞,犹如生病发汗,通经活络,清楚废物,能恢复周身元气。又能散发其所居积的财富、土地,予其公卿庶民,而能凝聚涣散人心,所以无咎害。(涣汗其大号,指发布重大的政令,以通上下之壅塞,如生病发汗。大号,重大的政令。王居,君王所居积的财富。居,积累)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大意:《象传》说:九五君王权统于一尊,德居其正位,所以能散其所居积的财富、土地,所以能凝聚民心,无所咎害。

传统解释:

“涣汗”就是发汗,本来意思是当身体郁结风寒时,疾而无汗,汗则郁解,巽风散于外,则汗岀而疾愈。国家、社会也是如此,积弊久广,会出现各种问题,产生疾病,这时也需要“涣汗”,将长期淤枳壅滞的各种弊端一扫而尽。所以也有解除人民痛苦之意。所以用“涣汗”来比喻君王发布拯涣号令,就像汗水从身上流出,不能收回,象征君王拯涣的决心。

九五阳刚中正,而居君位,又居上卦巽中位,而巽又有号令之象。而君王发布号令都是由中而外,由近而远,就像人发汗,从身体到四肢。

“涣王居”是指君王以四海为家,君王不私其所有,散其土地财富给大家以凝聚人心,散小储而成大储,所以“无咎”。

九五爻辞实际上是说在拯涣致聚的过程中,要有一个正确的领导核心,君王居位端正非常重要,否则群龙无首,如何济涣。而九五正如《象传》所言是一位居于“正位”的有才华的领导者。

上九,涣其血,去逖岀,无咎。

大意:上九阳刚居涣之极,远离坎险,又得六三忘身相应,为济涣之才,能解己之忧,亦能脱人之困,有散极而聚之象。所以可去除困难,远离忧愁,跳岀离散之害,所以无咎害。(涣其血,指能解除忧愁困境。血,同“恤”,忧。去逖出,指去除困难,远离忧愁,跳岀离散之害。逖,音剔,远)

象曰:涣其血,远害也。

大意:《象传》说:上九居涣之极,远离坎险之害,散极而能聚,为济涣之材,所以能解己之忧,亦能脱人之困者。

传统解释:

涣卦诸爻都无应,只有上九有应于六三,六三居下卦坎险极位,险陷之极,有临险之患,所以以能出患远害为善。上九以阳刚处涣之外,有出涣之象,又居上卦巽之极,能够巽顺于事理,所以“能使其血去,使其惕出,则无咎也。”

上九居涣卦之极,但经过各爻的努力,大乱达到了大治,大散达到了大聚,所以上九能够离忧出惕,远离伤害而无咎。(与小畜卦六四爻辞相同)

黄寿祺先生说:上九之无咎,在于以阳而居一卦之终,散极反聚,故能“涣其血去逖出”,安然无恙。

小结:涣卦说明涣散与聚合之间有相互依存的关系,是从散与聚既对立又统一的角度,阐述了涣而能聚的意义与治涣济涣的实施方法。“涣其躬”是指无我;“涣其群”是指无人。无我则得我,无人则得人。这就是涣卦的辩证法。

因为涣散是能够拯救的,所以卦辞言“涣亨”而“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这就是济涣至亨的三个要点。刚正为济涣之本,顺理为济涣之才,得至中至正之道才能解决涣散,一味依靠权势是做不到的,因为凝聚的是人心,人心向背,首先看公正无私,其次看利益共享。

涣卦六爻爻义与卦义基本一致,充分体现了涣散与聚合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初六始涣,顺从九二,得到急救而获吉;九二因涣散,依靠初六,反而实现了阴阳相聚的愿望,所以悔亡;六三亦因舍身济涣而终能与上九相合,所以无悔;六四散小群而聚大群,得大功;九五则是拯涣的总指挥,为济涣之主,以天下为一身;上九则超然远害,终于达到了治涣的目的。

涣卦中一个特殊观点是拯治涣散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使用涣散的手段,如六四爻所述,由于朋党割据涣散了国家,拯治的办法就是散尽朋党,解除割据,国家自然由散而聚,由涣而致亨。所以有时看问题必须反着来。涣散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涣而不散,涣而能聚,才是中国人看问题的方法,中国人不极端,从不认为世界只有黑白两个颜色。

二、牵强附会--人心需要凝聚

人心凝聚,就坚如磐石,无坚不摧;人心涣散,就一盘散沙,一触即溃。

中国历史上人心向背导致王朝兴衰的故事很多,统治者一旦丧失民心,民族大义或国家利益就只会成为口号,而不是凝聚人心的旗帜。

例如南宋大量北方老百姓投降蒙古人,提供舟船,带路,大量南宋政府军成建制成为元军帮凶;再例如明末大量北方汉族加入清军,甚至成为清军主力,例如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孔有德之类。就是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老百姓也不但袖手旁观打酱油,甚至当带路党。

当时的清军和义和团不下20万,和八国联军比例约10:1。装备上清军与洋人差距不大,都是后膛枪,而八国联军的山炮等重武器还不如守城的清兵多。然而枪声一响,大多数清军不战自溃,留下打酱油的一部分老百姓来竞相扶梯相助八国联军登城。在广渠门一带,八国联军顺外城的下水道攻入城内,当他们爬上岸时,一大群百姓居然齐齐站在河沿,作围观状。

再例如到鸦片战争,事实上大多数老百姓并没有组织反抗。据《剑桥中国史》记载,英军登陆后,大多数时间内中国民众主动向其出售蔬菜、牲畜、粮食,英军舰队在珠江中和清军作战时,当地民众有如端午看赛龙舟时兴高采烈在远处观战。只是在三元里,人们听说英军强奸当地女人之后,三元里的百姓才玩命,但这与保卫国家关系不大。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珠江北上,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当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两岸居民竟然发出喝彩声。当时有英国人十分疑惑不解,问何以至此,曰:“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老百姓乘火打劫。现在大量颐和园陈列的物品都是从北京城内老百姓家中收集的,有的断碑残片甚至是从四九城老百姓的墙壁,地基中挖出来的。

1894年日军占领东北重镇九连城,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迎接日本军队,纷纷拿鸡和猪献给日军,有人请求为日本军队效力。当时日本的《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说:“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於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号召中国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於境外,起真豪杰於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驱除鞑虏原来是日本鬼子最先提倡的。怪事。也说明清朝中央政府失去凝聚力的后果。

最极端的例子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华北上百万的伪军,至今还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故事。更离奇的是1944年春夏之交,日本开始“一号作战”,意欲打通直通南方的大走廊。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5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豫中30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
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农民、民军、土匪、甚至TG游击队,到处截击这些败兵,整连整连的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瓦解。(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P199)

国军战败后,在此次战役的检讨中明确提到:“此次会战期间,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现象,即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枝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于截留。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尤以军队到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同时,并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一方面固由于绝对少数不肖士兵不守纪律,扰及间阎,而行政缺乏基础,未能配合军事,实为主因。其结果各部队于转进时,所受民众截击之损失,殆较重于作战之损失,言之殊为痛心。”“又敌在行政下级干部阶层及各乡镇、各警所,多已隐伏汉奸分子,淆惑民众,阻扰国军,无不用其极。敌自龙门突破后,即窜大屯,开伪保甲长会议,当时民众竟尔持旗欢迎。当时宜阳县地方团队奉令破坏洛宜段、新、洛、潼公路,洛阳民众竟以不敢触怒倭军为辞,持械抵抗,入夜又潜将破坏处修复。以上不过举其一例,政治如此,更安所望于军民配合之原则耶?”(《1944年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之检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P1253)

当时汤恩伯所部二十九军军长马励武说:“当日寇迅速地攻占了郑州、洛阳,继而攻占了叶县、临汝这些要地之后,便形成封锁嵩山麓山的态势。溃不成军的汤恩伯部,便在山区里乱窜,见日寇即逃,可是见了山区的人民则凶狠之极,烧杀抢掠,鸡犬不宁。当时,豫西土黄帝别庭芳遗留的武装力量,以“地方自治”、“守望联防”为名,纠合地方人民,袭击汤军。由于汤军自溃乱之后,纪律荡然,人民恨之入骨,这样就被地主豪绅武力头目所利用。(别庭芳当时已死,由刘杰卿及别庭芳的儿子等仍旧打着他的旗号继续称霸一方。)汤军各部已成惊弓之鸟,溃乱的部队也闹不清情况,只要一闻枪声,即以为日寇追到或挡住了去路,甚至在一声吆喝之下,就相率缴械逃命。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就是这样在豫西被乱枪打死的……汤恩伯的卫队也被如此缴了械,指挥全军的电台同时丢失,汤本人化装伙夫才逃了出来。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所率的总部直属部队,被地方团队包围在一个土寨中缴了械,损失很大。”(文强《“中原王”汤恩伯》)

“洛阳失守后,蒋鼎文、汤恩伯的溃军纷纷向豫西的熊耳山、伏牛山、外方山里逃窜,沿途抢掠,激起民愤,地方武装群起反抗,各处都有民团打国军的事情发生……后来我听说,河南的老百姓不仅不帮助汤恩伯的部队,而且坚壁清野,不让汤部停留,甚至缴械、打杀不少国军……汤退到西峡口时,当地自卫团竟不许他进城。汤的指挥所在逃往洛宁途中,连电台都被地方武装劫走了,汤恩伯自己还险些做了俘虏。”(张高峰《1943- 1944:中原纪事》)

“驻防登封的国民党十三军平时欺压百姓,战时一触即溃,军长石觉带领一部溃军,狼狈逃向临汝。原于河北抗过日的孙华永率领青年武装,在马峪川上口缴获溃兵步枪30多支。中共地下党员甄德宽和蔺大林组织的游击队,在颖阳九龙口缴获溃兵长枪五支、子弹五箱,骡子两匹、布五捆。” (《登封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版,P193)

当时第13军第89师第266团团长方耀回忆:“5月初在登封作战时,某连因有二十多名士兵受伤,一些士兵开小差,便抓了十几个民夫为连里搬运东西,吓得附近村庄的老百姓纷纷逃跑。向豫西溃退途中天降大雨,士兵就闯入民宅翻箱倒柜,把值钱的东西装进腰包,用老百姓的衣裳当雨具,淋湿了扔掉再闯人另一家抢来干的。我看到沿途都是被丢弃的老百姓的衣服。这些天部队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强取老百姓的猪、羊、鸡、蔬菜、燃料,分文不给。强征的粮食由部队主管人员出具借据,上书某部队某月某日在某村某家食用多少斤粮食,对老百姓说凭此条可少付征购粮,至于这种借据是否管用则不得而知。有些老百姓牵着牲口带着贵重物品上山躲避,部队搜山时一旦发现,就强行拉走牲口以作军用,并抢走贵重物品。我们行至嵩县以南、内乡以北的山区时,起初还有一些老百姓为部队送开水,以示慰问。我亲眼看到,官兵们喝完水后非但无感谢之意,反而将茶碗摔烂。”
“汤恩伯部的行为激起了民众的强烈愤怒。他们听说大部队来了便及早逃跑,遇到小部队或掉队官兵则随时随地予以缴械。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率总部直属部队突围途中,被武装民众包围缴械,通讯器材全部丢弃,与上、下级失去联系。汤恩伯带领的直属部队损失更惨,跟他走的只剩下特务团的一个连。我听该连的人说,汤恩伯在此期间每当涉水过河时就嚎陶大哭。在郏县、临汝之间,所有村庄都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有些人还大喊‘缴械’。事后听说,这一段路上到处都是汤恩伯部丢弃的枪支、弹药、骡马、装具、车辆、通讯器材甚至火炮,次日老百姓纷纷前来‘清扫战场’。”(《我所知道的汤恩伯》,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中原战役一起,汤恩伯率部向西撤退,大量动用舞阳、叶县群众的牛车作为军事运输的交通工具。特别是叶县城西的车辆,几乎全被动用。因前线战况吃紧,老总们怕死,就不顾人畜疲劳,催促赶车人不得休息,日夜挥鞭西行,致使不少牛车毁于途中。这些牛车有的横斜于路面,有的翻入路旁沟内。大部分牛车已把任务完成,出车的期限已经够了,可当兵的老总们仍不放行,威逼这些赶车的农民再送他们向西逃命。于是不少农民不愿再忍受无限期的饥寒和颠沛流离,只好忍痛含泪,抛弃了牛与车辆,从炮火中冒死逃归……农民们忍痛抛掉世代传下来的车辆和牛,等于卡断了自己生活的来源,加上连年的水,旱、蝗虫灾害,今后该怎么生活下去呢!”(刘汉《中原战役及南线撤退西行见闻》,《叶县文史资料》第三辑,P37)当时地方乡绅贺澍三说:“被激怒的豫西老百姓,为了保全性命,不得已起而攻打国民党军。”

“1944年河南战役爆发后,国民党军队畏敌如虎,一触即溃,逃至豫西伏牛山区,杀人放火,抢劫民财。豫西民众在求生不得的情况下,纷纷揭竿而起,围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军队,收缴其枪支弹药。腐败透顶的国民党军队整团整营被缴械,也有不少国民党官兵乘机将收集的武器变卖给民众……豫西民众在不到一个月的短短时间内,收缴国民党军队枪支达十万余支……在豫中叶县,数千农民为求生存,发起抢粮斗争,将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搜刮来的二百多万斤军粮一抢而空,分发给附近乡村的农民度荒。”“1944年夏,豫南久旱无雨,河流干枯,田园龟裂……可是国民党第五战区豫鄂边游击总指挥部,仍在桐柏山区增派苛捐杂税。溃退到桐柏山区的国民党军队更是抓丁拉夫、摊派钱粮,敲榨勒索……7月21日桐柏山南麓的四十里冲小学教师王川组织了7000余农民,攻入驻扎在豫鄂边天河口的国民党第五战区豫鄂边游击总指挥部。总部的特务连、工兵连、机枪连和第一大队全部被缴械。总指挥何章海被暴动的民众活捉,作恶多端的主任副官何望等十多名官兵被民众当场处决。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闻知豫南发生民变后,立即命令第69军第28师前往镇压,第28师在桐柏山区大肆屠杀民众。天河口一带,凡在十岁以上的男女,均不能幸免,被杀害的民众达五千余人。被烧、被抢的人家不计其数……7月底,豫南数万民众不约而同,群起反抗,将国民党第28师全部缴械,杀死该师师长,组织起了豫南农民救国军,他们以‘反对军队勒派壮丁,反对不抗日的军队’为号召……”(《河南抗战史略》,1985年9月版,P331)《豫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中也有这种说法(P242)

汤恩伯大骂河南人都是卖国贼。其实何止一个河南,其他地方这样的事情也不新鲜。《剑桥中国史》还记载:“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可是汤恩伯怎么干的?当时河南恰逢天灾,已经饿死民众2、300万(“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灾民500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汤,袭击全省110个县。灾民吃草根树皮,饿殍遍野。妇女售价跌至过去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也跌了三分之一。辽阔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300万人之多。”--1943年《大公报》)可是日军在汤恩伯部仓库中发现面粉便存有100万袋,问汤恩伯为何不赈济救灾,答:“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的,士兵死了,就是日本人的。”日本人在灾区拿出这些军粮赈灾,这也导致了河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唾弃。

刘震云在《温故1942》中说:“后来事实证明,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不是。是蝗虫又自动飞走了吗?不是。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1943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1943年冬至1944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们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存,有奶就是娘,吃了日本的粮,是卖国,是汉奸,这个国又有什么不可以卖的呢?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所以,当时我的乡亲们,我的亲戚朋友,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不计其数……据数据记载,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了械。”(当然文学家有夸张或偏激情绪,不一定三观正确)

所以原因其实不是老百姓是卖国贼,是汉奸,而是政府丧失凝聚力。因为同样在河南,守卫洛阳的第四集团军却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其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说:“洛阳以东本军防区内军民融洽,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有数日战事激烈,伤兵众多。妇女协助运送(后运百里至白马寺医院)。故能保守阵地,完成任务者人民之助力甚大也。及西退时,出我防地,截然不同。军民平时交恶,战时更甚,人民望见军队即逃避一空,不惟设营、食粮种种困难,即觅一向导亦极不易。到新安西南赵峪等处,奉命令留第九十六军在彼率,第三十八军至宜阳之韩城镇。此时各友军多已溃乱,又奉命令集结本军在韩城镇,掩护各友军转进。所幸地方人民知系本军,皆各回来,军食有着。民众武力聂玉堂、聂振寰等人枪数百,协同作战,助力亦甚大。”(孙蔚如《豫西战役》,《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P338)原因很简单,大灾之中,这支军队曾在驻地汜水县节省军粮大力救灾。

所以江山就是一杆秤,秤砣就是民心,你视老百姓为子女,老百姓把你当父母,你视老百姓为草芥,老百姓就把你当仇寇。凝聚人心并不难,难的是没有心。历史上丢掉江山的都是失去凝聚民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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