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xmang:读《易经》心得 – 节卦:克己至亨

一、原文简介(主要参考黄寿祺《周易译注》)

(下兑泽 上坎水 -水泽节卦)

节,亨;苦节不可贞。

大意:节卦象征节制,凡事能适当的以制度节制,则可致亨通。然而过度的节制而至于痛苦,则为人所不堪,而有伤事理,所以不可固守而以为正常之道。(贞,正,常)

传统解释:

《序卦传》说:涣卦是离散,但是物不可以总是离散,必须有节制,所以后面是节卦。

节就是有限而止。节卦卦辞意思很简单:凡事只要能够适当节制,就会万事亨通。

“苦节不可贞”是指节贵适中,过则苦,也不当乎天理人情,节至于苦,就不能长久,就不可固守,就“不可贞”。

从卦象看是上卦是坎,是水,水要流动,下卦是兑,是泽,泽要会聚水,水有泽则不妄流,水流则不过盈,这就是节制之象。又兑卦是秋,坎卦是冬,春夏生发过甚,秋收冬藏以节之。

彖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大意:《彖传》说:适当的节制可致亨通,是因为节卦上卦坎阳刚,下卦兑阴柔(前面卦介绍过如何判断卦阴阳的常识),刚以济柔,柔以制刚,刚柔分明而相互节制。同时九二、九五爻阳刚得中,不失之过与不及。

但是若过分节制而至于痛苦,为人所不能忍受,就有违天理人情,而失节制之道,而且不能长久。

节卦上卦是坎,是险,下卦是兑,是悦,说明心情欣悦,则能勇于赴险蹈难。而六四、九五当位,则能自觉,能够节制其施于天下之权。又九五居中得正,有刚中之才,诚信中和,则能舒通百姓不满,满足百姓之志,处理政事能平顺通畅。

天地间寒来暑往,各依其序,则一年四季自然按时而发挥其功能;君王能以制度为节,行权有道,役民有时,则不伤财,不害民,民生自然富庶太平。

传统解释:

事有节就自能亨。

“刚柔分而刚得中”是以上下卦象与二、五爻象来解释卦辞,“节, 亨”之义。节卦为下卦兑上卦坎,下卦兑为阴卦,上卦坎为阳卦,阳上阴下,这是常理,而且节卦阴阳各三爻而适均,这就是刚柔相分,男女相别,刚以济柔,柔以济刚,正是节制之大者。节卦九二、九五爻都是刚爻居中,这就是刚得中,而刚中是最为《易经》所推崇。

刚柔分就不乱,刚得中,就能节制,这就是节之义。节卦如此,自然可以获得亨通。

所以节卦贵乎中,能够处中,就会亨通,亨与穷是相对应的,节如果不能处中,节过了头,变成苦节,失去节制应该保持的正确适中的度,这样就必然会失去节制之道,使节制之道向相反的方向转变,从而走入困穷之境,所以《彖传》才说“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

“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 是就卦体而言的,说即悦,指下卦兑,险指上坎,这是说节卦有“说以行险”之象,也即心情愉悦就能涉险渡难。

“当位”指六四和九五当位,当位则能自觉,有节天下之权。

“中正”指九五,则不失之过不及,当然亨。既然要节制,就免不了会有阻碍难通之事,九五处尊位,居中守正,内心欣悦,通不畏险,能通天下之志。说明节得安稳自如,顺利通畅,可见要想能够“节,亨”,节制必须不违“悦”,适当而不可过“中”。这实际就是节亨之义。

“当位以节,中正以通”,的另外一种解释是:董仲舒说:“喜气为煖而当春,怒气为清而当秋,乐气为太阳而当夏,哀气为太阴而当冬,四气者,天与人所共有也,非人所能畜也”。所以事情一般都是可节而不可止,节就顺,止就乱,不通则苦。节是顺势而为,止是逆势而行。

“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是指有所节制是天地自然与人类社会共有的普遍规律,刚柔相节,生成春夏秋冬四时,冬不能无限长,以春节制,夏也不能无限长,以秋来节制,使之适止。这种节制之道对圣贤君主来说是很有启发的,制定适当的制度,从而保证资财的使用更为合理,否则失去了制度典章为节,就会伤财,伤财必会加重人民负担,也就会害民。所以“节用而爱人”。伤财必然害民。李世民说过:“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矣”。

黄寿祺先生说:君王能以制度为节,行权有道,役民有时,则不伤财,不害民,民生自然富庶,此为周易节用爱民之经济思想。欧阳修曰,“君子之所以节于己者,为其爱物也”。正是此意。

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大意:《象传》说:节卦下兑泽、上坎水,故有泽上有水之象。泽上有水,虚则容,满则溢,以泽之大小,为其限量,所以为节。

君子观察节卦泽上有水,虚则容,满则溢之象,感悟到应当制定礼数、法度,作为取才用人时的评审标准,确定品德才能优劣。(数度,礼数与法度。议,评议、审度)

传统解释:

“泽上有水”是指节卦下卦兑,上卦坎,兑为泽,坎为水,是泽上有水之象。泽是储水之所,其容水量有限,超过限度就会溢出,有限度即为有节,所以用来象征节制,这就是卦名节之由来。

君王效法这样的卦象,制定一定的礼数和法度,作为节制的准则,并以此作为详细考察评议人的道德行为上下优劣的标准,然后任用之,使他们皆得其宜。人的思想与行为是否合乎礼数法度,这是评价人的重要条件,有标准才能够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古代议德行的内容包括正直,刚克,柔克,评价结论是尚忠、尚文、尚质。数度,物之大小、轻重、高下、文质,也指尊卑礼数多少。德行,指人才堪任优劣)

初九,不岀户庭,无咎。

大意:初九居节卦之初,虽阳刚得正,上应六四,阳刚上进,但前路为同性相斥的九二所阻塞,知不可行,在当节之时,审时度势,能节制慎守,不踏出户外庭门,待机而行,所以可无咎害。(户庭,户外庭门)

象曰:不岀户庭,知通塞也。

大意:《象传》说:初九在当节时知道当止则止,是知安危通塞的君子,所以因前路为九二所阻塞,知不可行,就能节制慎守,不踏出户外庭门。

传统解释:

“不出户庭”是指初九虽处于节卦之始,居得其正,上应六四,有阳刚上进之象,但是前进路途中有同性相斥的九二相阻,当节时,施行畅通则行,阻塞即止的节制之道亨,所以能够节制自己行为,耐心慎守,等待时机,足不出户,呆在家里,以静制动不,以免除咎害。

“知通塞”也指初九能慎密(慎言语,守机密),就能知通塞,知其不能通,则止而不出。

黄寿祺先生说:系辞上传引孔子语云:“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岀也”。故此“不岀户庭”,又含有慎言语、守机密之象征意义。

九二,不岀门庭,凶。

大意:九二有刚中之德,但是阳居阴位,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又与上无应,当节之时,有过于节制之象,其实这时九二前面有六三,六四二阴相伴,正是路途通畅之时,可以上进建功立业,但是九二担心自己失正、无应之忧,足不出门庭之外,失去机会,所以有凶险。

象曰:不岀门庭,凶,失时极也。

大意:《象传》说:九二正当路途通畅之时,却仍怀失正、无应之忧,足不出门庭之外,所以有凶险。是当时机可为而不为,只求自全而无功于人,是丧失其有所作为之适中时机的胆小鬼。(极,中)

传统解释:

这里“不出门庭”是指九二前面是六三六四二阴,阳遇阴则通,通则利往,所以九二应跨出家门有所作为,到广阔天地中去大展宏图。但九二虽刚中之质,但是阳居阴位,居兑而承柔,处阴不正,居兑失刚,承柔近邪,优柔寡断,犹豫不决,过分拘于节制,而节之道是必须阳刚中正,九二失其阳刚之德,所以虽前途畅通却保守不出,所以九二违时有凶。(不出门庭,也指不从于九五。九二九五非阴阳正应,所以不相从,若以刚中之道相合,则可以成节之功,但是九二自己失德失时)

初九是明知无可为之时,则不岀,这是识时务;九二是有可为之时不出,是胆小懦弱,所以九二失时,节所不当节,所以凶。

从卦象看,初九阳爻前有九二阳爻阻挡,是闭塞之象,所以为户;九二阳爻前是阴爻,有开通之象,所以为门。

黄寿祺先生说:初九于路途阻塞时,节制不岀;九二于路途通畅时,仍节制不出。故前者知几而无咎,后者违时而凶。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大意:六三阴居阳位,又乘凌于初九九二二阳之上,有骄横过分,不知节制之象,但是若能嗟叹自悔,知其错误,知错就改,而能自我节制,则无咎害。(若,语末助词)

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

大意:《象传》说:六三若能嗟叹自悔其行为的不知节制错误,而有补过之心,则别人将不会归咎于他。

传统解释:

六三以阴柔之质居阳刚之所,失其当位,乘凌阳刚之上,又处下卦兑之终,有不知天高地厚得意洋洋的骄侈之象,过乎中而不知节,而且上又面临坎险,一般情况下这种处境是危险的。但是六三柔顺而和悦,如果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居不自安,并开始懊悔自己的过失,则人将原谅容纳,谁还会加害于他呢?所以六三可以“无咎”。

解卦说:“自我致戎,又谁咎也”,是指我不能归咎于别人,节卦说:“不节之嗟,又谁咎也”,是指别人不能归咎于我。

从卦变来理解,节卦的六三是乾卦九三变来的,乾卦到九三就到极位了,过了,不节有亢龙之悔,节之就成为六三,就成为为兑卦,而悦,所以“无咎”。

六三居兑悦之极,容易放肆,但是互震知惧(也即九二,六三,六四成为震卦,震有恐惧之象),所以能知错就改,可以无咎。

六四,安节,亨。

大意:六四阴柔得位,下应于初九,谦恭自抑,有安于守正而有所节制之象;又顺承九五,能安然奉行九五中正之道,所以亨通。

象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

大意:《象传》说:六四能顺承九五的意志,安于守正而有所节制,所以能安然奉行节制而得亨通。

传统解释:

六四以阴居阴,安于正,当位,为有节之象;居上卦坎初位,坎是水,水上溢为无节,就下有节,六四下应于初九,安于节,又顺承九五刚中之道,是以中正为节,而且又互艮止(六三,六四,九五形成艮卦,有止之象),是安于节之象。而九五居于上卦坎的中位,坎水为源,九五中正以通,所以能致“亨”。因此前景一片亨通。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

大意:九五阳刚中正,下乘重阴,为节卦之主,以能施行适当的节制为甘美之事,所以可获吉祥。而其推行节制之道于天下,必受尊尚。(甘,美)

象曰:甘节之吉,居位中也。

大意:《象传》说:九五居位中正,行事不失其中,不伤财、不害民,所以能施行适当的节制为甘美之事,而获吉祥。

传统解释:

九五以阳刚居中,处于尊位,是节卦的卦主,《彖传》所说“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就是指九五而言的。

九五的节制是甘节,这是节制的最髙境界,安节只行于己,唯有自身安而巳,但别人未必可安。甘节则不是这样,九五身为尊贵之君,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以节天下国家,这种甘节既施之于己,也施之于人,故而不仅像安节只获亨通,而且可以获得吉祥。“节以制礼,以礼为甘,礼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也。”这就是“往有尚”。

节卦贵中,九五之所以能够得甘节之吉,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居位处中,当位以节的缘故。

《中庸》说:“中和之节,其效足以位天地、育万物。”

礼,和为贵,而节在其中。”凡人过心过形皆苦,去其太甚则甘,知穷而通,惟此中正。节以中为贵,九五居尊而有中德,故无过无不及,而发而中节之谓和。甘节者,和之至也。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

大意:上六处节卦之极,节极过中,又乘阳无应,有节制过苦而有所不堪之象。但是上六柔居上位,未失其正,所以告诫要谨守正道以防凶灾,则可免于悔憾。

象曰:苦节贞凶,其道穷也。

大意:《象传》说:上六有苦节之象,节制过苦而至于不堪,已陷于困穷境,必须谨守正道以防凶灾。

传统解释:

上六的“苦节”与九五的“甘节”刚好相反。上六居于节卦之极,已经过中失度,节制过苦,人们不堪忍受,所以是苦节。不过,节制之道虽然到上六已经道穷,但是上六以柔居上,未失其正,行节之苦心,又不能完全否定掉,所以爻辞特别加以诫勉,要守持正固以防凶险,这样悔恨自可消亡,含有劝上六回头,化“苦”为“甘”之义。固守过极则凶,悔则凶亡。

儒家认为微子、箕子都是苦节不可贞。而比干是得苦节、贞凶、悔亡之道者。

黄寿祺先生说:上六“苦节”而“道穷”,宜其有凶。但行节之苦心,又未可全非,故爻辞特加诫勉,微含有劝其回头、化苦为甘之义。

小结:节制之道,贵在“持正”和“适中”,节制虽然可致亨通,但不可过分拘于节制,否则物极必反。

节卦中六爻两两相比,呈现出相反相成之义,三正三反之象。初九与九二相比,初九因知趣,不做对抗,识时务,“不出户庭”则“无咎”;九二违时,当进不进,犹豫不决,“不出门庭”则“凶”;六三与六四相比,六三阴柔不正,为“不节”,本来有悔,但知错改过,所以无咎;六四阴柔得正则为“安节”,心平气和,适可而止,所以至亨;九五与上六相比,九五阳刚得中,则为“甘节”,能节制利民利国,所以吉祥;上六失位过中,则成“苦节”,如果不改正,则会有凶。

六爻中凡是有凶咎的,都是不中不正导致的。所以适可而止可以避祸。

二、牵强附会--相忍为国的周恩来

周恩来从1927年出席中共“五大”,入选政治局,任军事部长到去世,一共49年,他“创造了在共产党领导层工作时间上的最高纪录。无论活着的人或是已死去的人,中国的和外国的,包括毛和斯大林在内,没有人能与他相比”。
 
建国后直到去世的27年,周恩来始终是国务院(1954年以前为政务院)总理,曾兼全国政协副主席、主席,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等。建国初,他还兼任外交部长。
 
在经济上,周恩来筹划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争取苏联156项援助做出关键贡献。不过由于大跃进和陈云一起由于“反冒进”受到毛主席冷落,以后经济发言权被大大削弱,直到文化大革命。

中国历史上,除了周恩来,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从建国到去世一直担任宰相的,而且还是在一个雄猜之主手下(看看彭德怀,贺龙,刘少奇,林彪等等这些稍微靠近最高权力宝座的人的下场)。一般说来,雄猜之主的副手下场都不好,朱元璋杀功臣,胡惟庸案,蓝玉案;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还要杀自己结拜兄弟,救命恩人张琼,放逐韩重赟;刘邦就更极端,除了明哲保身的张良,创业功臣人人自危。。。。。。

可是周恩来不同,从1949年当政,直到去世,都是政府首脑。这不是运气,而是节制,克制,忍让,甚至忍辱负重的结果。南开学校《毕业同学录》中对他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其实周恩来为人处世带有明显的温良恭俭让的儒家人格色彩,沉稳内敛,待人谦和,克己忍让,行事处世恪守中庸之道,从不走极端。

但是这种忍让到什么程度呢?先来看一封去世前周恩来给毛主席写的亲笔信:

主席:

问候主席,您好!

我第三次开刀后,这八十天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膀胱出血仍未断,这八十天(从三月二十六日–六月十六日)只有21cc(克)不到,但较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今年二月四日,中间还去主席处五天,一月开全会共两次,共八十多天只有13cc,还略多:那八十多天只有增生细胞二次,可疑细胞只三次,这八十天却有坏细胞八次,而最后十天坏细胞三次,所以我与政治局常委四位同志面谈,他们同意提前进行膀胱照全镜电烧,免致不能电烧,流血多,非开刀不可,十五日夜已批准--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手术后情况,当由他们报告。

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原文如此),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 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来 75.6.16.22

又给当时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一张便条:

玉凤同志:

您好!

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 ,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
周恩来 1975.6.16.22时半

这封短信让人百感交集。让我们理解了286说的:“周总理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其实周恩来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兼常委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长,曾是毛主席的顶头上司,前后大约有八年,直到遵义会议以后,才慢慢改变。

他们后来形成“谋事在毛,成事在周”这种关系,也即毛主席掌舵,是精神领袖;周恩来执行,是内政外交的大管家是起于抗日战争,而且这种关系以后就一直持续到周恩来去世为止。

一开始二人是有冲突的。一九二七年中国的大革命失败后,毛主席首先认识到中国的共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农民革命,中国革命应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而不是像十月革命那样一味搞城市的武装暴动。而周恩来则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决议,做事总是奉命唯谨,习惯于围绕著共产国际的指挥棒转,用他后来在延安整风中检讨自己的话来说是“党内奴性”作祟:因为Tg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按照组织原则,Tg必须绝对听命于共产国际。而共产国际是根据苏联的国家利益制定其策略的,因此毛主席的种种离经叛道的言行,自然为共产国际所不容而成为党内反倾向斗争的目标。所以毛主席和周恩来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而且当时Tg实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所以有的事情令毛主席日后耿耿于怀,怨恨难消,动不动就要翻出来算老账。

一件是在一九二九年六月间,周恩来根据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的建议起草的中央“二月来信”,使毛主席在Tg红四军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前委书记落选,灰溜溜地离开自己一手创建的红四军,这对于毛主席来说是政治上的一大打击。随后周恩来还指派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参加红四军的领导工作,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兼临时军委书记,而且还提出调朱德、毛主席离开红军,说:“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图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而且这事情还引起毛主席跟陈毅的过节。毛主席曾经回信挖苦接替他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陈毅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够随便回来,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
后来红四军军心涣散,连吃败仗,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当时Tg党内最高军事首脑的周恩来不得不承认中央“二月来信”“是有些毛病”,为了维护已经形成的毛主席作为红四军政治领导中心的地位,周恩来代表中央发出“九月来信”,宣布仍然由毛继续担任红四军的前委书记,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第二件是一九三二年十月宁都会议,用周恩来本人的话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毛主席在会上被批判斗争后离开军队,被完全剥去军权,由周恩来取而代之,成为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毛主席由此被完全排除在处理军机大事之外,无人理睬,整整坐了两年的冷板凳。而妨碍毛主席重返军中的最大障碍便是周恩来。毛主席由此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两年多时间,毛主席自己说他成了“茅坑里的石头”,“连鬼都不上门”。

而且周恩来对毛主席所擅长的游击战术也评价不高,认为中央红军的战术水平不高:“指挥战争顾虑太多,且主意不定,长于巧妙之机动,勇猛果断之行为不足,尤不喜乘胜直追,歼灭敌人”。这是很伤毛主席自尊的。

更让毛主席不能原谅的是,当Tg临时中央迁入江西后,对毛派势力大兴问罪之师,以反”罗明路线“,斗“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来肃清毛主席在党内军中的影响。四十年后,周恩来在毛主席的指令下,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当着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面,以讲党内路线斗争为名,再一次历数他在历史上反对毛主席的错误,其中把宁都会议列为他本人“犯路线错误中最严重的罪过之一”,对此感到痛心疾首,最后归结为个人思想没有得到改造,私心杂念作祟的缘故,说自己当时“怕掉乌纱帽,所以有丝不同意见也不敢提。到了宁都会议掌军权,那就不是怕掉乌纱帽而是抢人乌纱帽的资产阶级个人私心膨胀了。”周恩来在作这番报告时,内心的愧疚之情溢于言表。

周恩来后来为什么能够相忍为国呢?

起于Tg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最后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突围西征与湖南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这次突围转移实际上变成了一次搬家式的大撤退,随军携带的坛坛罐罐太多,甚至包括笨重的造币机,致使主力部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行动迟缓,无法机动作战,一路被动挨打,屡失先机,最后在湘江一役遭致惨败,军力折损过半,由刚出发的八万五千人骤减为三万余人。眼下事关几万红军的生死存亡,只能“相忍为党”,请毛主席来收拾残局了。因为周恩来是当时Tg中央领导中第一个意识到毛主席的军事才能确有过人之处的人。

当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周恩来作出了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由他主持在黎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采纳了毛主席的建议而与李德彻底闹翻,会议并决定进入遵义地区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失利的经验教训,解决领导层内部主力的争论。所以在遵义会议摊牌前,周恩来就已倾向于请毛主席重新出山。

周恩来本人在延安整风时是这样回忆的:“从湘贵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

对于当时的情况,毛主席在二十多年后曾在一次党内高层小范围的谈话中说:“在长征路上,暴露出他们那一套不行了。这一套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每次政治局开会,我只有一票。后来我病了。王稼祥负伤了,我们两人都在担架上,在一起走,我就作了稼祥的工作,他同意了我的许多意见。通过王稼祥,又作了洛甫(张闻天)的工作。洛甫也转过来了。可是以后再作别人的工作,就再也作下动了。他们死抱著斯大林的圣旨。每次政治局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我这一边,我一个,稼祥一个,洛甫一个。他们那一边,博古一个,李德一个,朱德一个 ,周恩来一个。老是这样,三对四,解决不了问题。后来军事形势更糟了,他们那一套实在混不下去了。我就提出,我们不要老是开这样的会了,不行了。可以扩大一下,扩大到军团一级,这里边有赞成我的意见的人,也有赞成你们意见的人,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来决定吧!他们也同意了,这个会就是遵义会议。”“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周恩来态度的转变,对于当时Tg党内领导层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以及后来事态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由于他是当时党内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中的成员,他的倒戈,给了博古和李德致命的一击。
一九三五年一月,Tg在贵州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总结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队指挥上的错误。会上,周恩来主动请求中央撤换他本人的职务,同时推举毛主席出来指挥红军作战。促使会议形成了最终的决议。同时,他本人也由此得到多数人的谅解,在政治上渡过了难关。

所以现在一般认为遵义会议就是毛主席周恩来两人政治关系和党内地位逆转的关节点。但是实际上还不是,现在最权威的历史文献是陈云手写的《遵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2、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后,周恩来被推举出来主持军中大计,但毕竟是个”败军之将”,不能获得全军信任,而且作为一个指挥全军的统帅,需要独断决行的权力和意志,行事举重若轻,敢于放手一搏,但是周恩来的气质并不属于这种类型。所以周恩来本人对此是有自知之明的,在遵义会议后有意退让,而让毛主席在实际指挥中唱主角。这样一来,毛在遵义会议后的党内地位大为巩固,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毛主席与周恩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毛主席雄心勃勃,敢于迎接挑战,这正和担当全军统帅所需要的气质相合。后来的事实讲明,毛主席无论是政治谋略还是军事才具都高人一筹,光一个“四渡赤水”就令Tg党内所有的对手甘拜下风。

所以遵义会议真的改写历史。

可是到了大跃进,毛主席和周恩来又冲突了,还是为了国家利益。

1955年12月5日,中央召开座谈会,刘少奇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还传达了关于党的“八大”的准备工作的指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

刘少奇说:“经济上先要有框子,财政上也要有框子,互相冲突,就把保守主义冲掉了。只要克服了经济上的保守,财政上的保守主义就好办了。‘二五’计划财政收支的盘子定在2800亿至3000亿是可以完成的。”提出到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1万亿斤,棉花产量达到1.2亿担。

1956年1月初,《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出台了。粮食、棉花产量每年分别以8%、10%以上的速度递增,把远景计划所规定的8—12年的任务,提前到3—5年内完成。

1956年1月,周恩来、陈云在中央会议上发言: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提出“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这一次我们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同月底的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政治报告》中,周恩来又指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2月8日,周恩来又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重要原则,并告诫大家:“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出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2月1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抓住严重脱离物资供需实际和破坏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指标,进行了尽可能的压缩,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减到147亿元。3月25日,国务院下达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4月上旬,财政紧张,建筑材料严重不足,使国民经济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

4月下旬,毛主席在Tg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再追加上几笔大数额的基本建设投资。周恩来恳切陈词,直言劝阻:“如果还要追加建设投资,经济秩序就搞乱了。”但毛主席在会议结束时仍坚持自己的意见。

1956年5月11日在国务院会议上周恩来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明确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

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反对急躁情绪》,正式发表,毛主席审阅时,他批示“不看了”,刀已经悬到头上。

1956年9月15日到27日,Tg八大召开,毛主席公开批评“反冒进”。
1957年10月9日,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的这一天,毛主席对“反冒进”提出了公开批评,他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并说:“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有办法。”由此揭开了反“反冒进”的序幕。

紧接着,毛主席先后亲自审阅批发了11月13日和12月12日《人民日报》名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高潮》和《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两篇社论。这两篇社论公开指责反冒进,号召人们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要求“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并指出:反冒进使“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直至不办了”,因此“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1958年1月,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有针对性地发了一通脾气,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在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主席在南宁主持召开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会议。会议一开始,毛主席就严厉地批评了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财政工作报告和计划工作报告。对国务院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并尖锐地批评了Tg中央一些领导人实事求是地纠正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冒进“错误”。他认为,一个时候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再提反冒进这个词了。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气,这是政治性、方针性问题。”“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差50米远了!”
在这次南宁会议上,毛主席还对《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反冒进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进行逐段逐句的批判。他把社论的摘要发给参加会议人员,并加上批语:“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毛主席还认为,《人民日报》反冒进社论使用的是战国时代楚国一位文学家宋玉攻击登徒子大夫的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16日上午,毛主席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文章,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

周恩来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准备检讨反冒进“错误”的发言提纲。19日晚,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检查。检讨说: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这个错误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这是一种右倾保守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他表示:“这一反冒进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3月25日,Tg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周恩来再次检讨反冒进“错误”。毛主席对周恩来的检讨仍不满意。他在周恩来检讨后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这个问题,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总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在南宁会议我们都听了,在北京也听过了。”

5月5日,作为对全国性“大跃进”进行总动员,并对1956年反冒进作正式结论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被认为应该对1956年反冒进“错误”负主要责任的周恩来、陈云被安排再次在中央党的会议上进行检讨。17日是周恩来作检讨。为了这次检讨,他花了10多天时间,其中有7天闭门未出,停止了一切对外活动,数易其稿并经过若干次修改后才写成。在周恩来、陈云检讨以后,毛主席在会上公开宣布“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

由于周恩来相忍为国,顾全大局,主动承担了责任,未对毛主席脱离实际的批评作任何解释和申辩,使事态没有向恶性方向发展,保护了一大批干部,使大规模整人没有继续下去。但是也就失去经济问题上的发言权,直到文革。

反“反冒进”的结果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成为总路线和“大跃进”这个恶魔出笼,中国由此上演了一幕使国家和民族遭受巨大灾难的历史悲剧:生态破坏,资源破坏,人心破坏。

不过到了文革,也还是很麻烦。陈毅就说过:“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旧政权的矛盾,说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来。”

周恩来不止一次的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这样一句无可奈何的话,他说:“我真没有想到,有些人我没有保他,他的日子还好过一些,我保了他,他的日子就更难过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周恩来相忍为国最好的证明是文革时期周恩来赠中联部部长耿飚的几句话:“耿飚同志,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

为什么这样?朱德说得好:“我们这些人为了革命干了一辈子,现在为了顾全大局,作出这样的容忍和个人的牺牲,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少有的,将来许多问题都会清楚的。”

最后,看看第三者的评价:“周终于成功的秘密,在于他有这样的机智,足以认识到莫斯科处理中国的教条主义态度是无益的,而他自己缺乏纠正中共的政策以适应中国情况的创造能力。正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局限性,所以他能够从他作为毛的上级……改任毛的下级,支持毛在长征中担当中共的领导。周的国际经验和他对待各种不同类型的圆满态度,给中共的成功提供了一个要素。毛泽东如果没有他,不可能成长得这么高大……他又从周的作为调停者、外交家和行政者的不寻常的能力中,获得了教益。不但如此,周还代表了一个集体的连续性。”(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986)

周恩来是一个正直的人,高尚的人,是一个真正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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