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眼中的“白衫军”

为了送别受虐死亡的士兵,伸张正义,25万台湾人参与了一场举世瞩目的集会“万人白T凯道送仲丘”。这是一场超越蓝绿政治的抗争,“在大街小巷中奔波谋生”的普通人,将台湾带入了公民运动的2.0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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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3日下午,身穿白色T恤衫的人们不断涌入台北凯达格兰大道,参加“万人白T凯道送仲丘”晚会。在下午5点之前,凯道已经水泄不通,于是人潮扩展到与凯道相连的中山南路、仁爱路和信义路,一张俯拍的现场照片“银十字勋章”传遍网络。从晚上6点到10点,估计有25万人参加了集会,创下近年来台湾公民运动参与人数的新高。无数高举的手机荧屏,几乎将夜晚的会场变成星海,人们合唱由《悲惨世界》主题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改编的闽南语歌曲《你敢有听着咱唱歌》,不少人泪洒当场。

这一切是由台湾陆军542旅下士洪仲丘的意外死亡引起的。2012年,洪仲丘自国立成功大学交通管理系毕业,获同系硕士班录取,保留学籍入伍服役。在今年6月底,因被查到携带拍照手机进入军营,他被罚“禁闭悔过”处分一周。在禁闭期间,不堪过度操练,于7月3日因多重器官衰竭而死,终年23岁。此时距离他退伍,只有两天时间。

家属出面控诉,媒体迅速跟进,台湾军方受到猛烈抨击。而军方检察署调查发现,洪仲丘禁闭期间的监视录像疑似被人为删除,并且洪仲丘的“大兵手记”近半年内容完全空白,遭到舆论穷追猛打。马英九鞠躬道歉,“国防部长”高华柱辞职。

不需要什么英雄

在解释为何25万“白衫军”为洪仲丘送行之前,有必要先回顾1997年震惊全台的“518大游行”。

1996~1997年间,台湾连续发生三起骇人听闻的大案:11月21日,桃园县长刘邦友在县长公馆被枪杀,造成八死一重伤;11月30日,民进党妇女发展部主任彭婉如被出租司机劫财害命(这两起案件至今未破);1997年4月14日,知名艺人白冰冰独生女白晓燕被绑架,4月28日白晓燕遗体被发现,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白冰冰哭昏过去的悲惨画面,台湾很多母亲边看电视边哭。因这三起大案,台湾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于是专注教育改革的“人本教育基金会”联合其他500个民间团体,在1997年5月18日发起“用脚爱台湾”大游行,要求“总统认错、撤换内阁”,并以激光束投影“认错”两字及脚丫图案在总统府塔楼上。参与人数超过10万,是台湾1990年代最重要的社会运动之一。

与白晓燕案引人关注的原因一样,洪仲丘案也让台湾人有切肤之痛,产生了“下一个会否就是我”的恐惧。台湾实行征兵制,所有成年建康男性都要当兵,军人人权几乎是每个家庭都要面对的问题,所以台湾人为此案群情激愤。其实洪仲丘不是第一个在军中受虐待的人,台湾民间早已有“军中受害者联盟”。

不过“白衫军”运动与我参与过的公民运动很不同。在1990~2000年间,我在台湾参加的各类公民运动,都经过严格规划。标准的流程是:某个民间团体决定就某议题或事件发起运动,先通知其他民间团体一起讨论可行性;如果都同意参与,接着讨论主要诉求、移动路线、如何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新闻通稿该怎么写、该喊哪些口号、最后在何时何地如何解散等具体工作。在这其中,各民间团体没有主客之分,讨论过程也未必一团和气,发生过某团体因理念不合而退出的情况。大家取得共识后,再分配具体工作给各个团体,我当初以学生身分参加时,大多是负责文宣或是当纠察队员。一场规模超过万人的游行,最少需要两三周的筹备期,人力成本相当高。

我们如此重视组织工作、事前规划,原因很简单——我们需要一个平台,用来控制群众秩序,强化群众凝聚力。可即便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我们对参与群众的掌控度也不到五成。你无法像现在高铁售票一样,要求参与者实名认证后才能参与,很多我们不认识的潜在支持者——甚至看热闹的路人——都可能临时参与,所以整个活动过程中的不可控因素太多。这种传统的、重视组织工作和事前规划的公民运动模式,可以称之为1.0时代。

大概从2010年开始,世界各地出现了以互联网为平台的公民运动,此次“白衫军”运动就是一个成功案例。在这公民运动的2.0时代,除了具有网络动员、网上交换信息的特征,在运动早期还有“三无”特征——无组织、无领袖、无经验,要等到运动进入成熟期,才会建立信任同盟。

对于1.0时代,组织、领袖、群众经验这三个要素都很重要,至少具备两个要素,才能保证运动有序。但对于2.0时代,这些都不需要,只需要互联网与事件本身就够了。有事件激起广泛的不满,大家在网上约定好时间、地点就行了,需要的人力成本非常低。

综观各国2.0时代的公民运动,能成功的有两个原因:一是有许多人跨区域参与,例如全美国都有人参加“占领华尔街”运动,这能让运动不因参与人数太少而提早结束;二是持续时间长,原来没有经验的参与者经过一段时间,自发地与其他参与者建立信任同盟(不是上下级的服从关系,而是人人平等的联盟关系)。建立信任同盟,是2.0时代公民运动进入成熟期的标志。有了这同盟,参与者之间的分工合作能发挥出更大力量,同时也会出现象征性的精神领袖,如2011年埃及革命中的谷歌工程师威尔•戈宁。简单来说,1.0时代是先有组织后有群众,2.0时代是先有群众后有组织。

不难看到,“白衫军”运动的信任同盟早已出现了。此次运动的发起者“公民1985行动联盟”由39名普通人组成,其中有医生、律师、IT工程师、退伍军人、家庭主妇、老师、学生等等。7月14日,在台湾最大的网络论坛PTT(批踢踢实业坊),这素不相识的39人怀着“不能让仲丘白白牺牲”的共同信念,创立了联盟。他们利用下班后的时间举行网上会议,讨论行动计划。首先在7月15日发起第一次活动“公民教召”,于7月20日上午9点在“国防部”抗议,号召五千人参加,结果到场3万人。由于很多成员缺乏经验,害怕场面失控,所以取消了当天下午的活动。

这次3万人示威的和平收场,打消了外界对于他们的号召会不会是“万人响应、一人参加”的疑虑,更向台湾社会证明了三万名白衫军公民运动参与者都能自我约束让运动过程温和理性。适时出现的主题曲《你敢有听着咱唱歌》强化了社会大众对“白衫军”的情感认同,因此才会有25万人愿意参加8月3日的第二次活动。随着经验的积累,“公民1985行动联盟”特地建立网站,公布运动的起因、发展、诉求、行动说明、财务明细以及晚会后的失物信息。

“我们要营造出的就是一场没有个人主义的公民活动……活动中不需要有什么英雄,因为每个愿意站出来的人都是自己的英雄。”在联盟成立之初,他们给自己制定了这样的规则。

成功之后的隐忧

目前看来,“万人白T凯道送仲丘”活动成功了,“行政院长”江宜桦在当天召开记者会,许诺成立“军事冤案申诉委员会”、推动修正《军事审判法》、全力侦办洪仲丘案以及要求“国防部”立即检讨军中管教制度。《军事审判法》的修订进入快车道,和平时期原本由军法审判的军事案件,将改由一般司法侦查审理。

现在的台湾社会,除了陶醉于公民运动的成功,也应该冷静反思。台湾社会的整体环境,不会因为一场25万人的抗争而在一夜之间改善。“银十字勋章”很壮观,《你敢有听着咱唱歌》很动人,但是天亮之后,25万人能否持续监督政府? 今年3月,台湾的废核大游行有22万人参加,人们也是慷慨激昂,但是5个月后的今天,国民党要强势通过“核四公投法”时,只剩下几百人在持续发声。当时参加废核游行的人们,怎么大都不见了呢?半年之后,今天25万“白衫军”还能剩下多少人,可以继续监督当局修改相关法律?

我并不是说“白衫军”这种2.0时代公民运动不好,而是说两种公民运动台湾都需要——既要有“白衫军”式的,能够展现公民集体力量的大规模运动,也要有针对特定议题,持续监督当权者的1.0版公民运动。事实上,如今后者更需要台湾社会的持续关注。因为台湾那些参与人数不够多的抗争,不能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这使得少数关心特定议题的公民,只能采取泼漆、肢体对抗等激烈的街头运动方式。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类抗争是在一个月之内,与“白衫军”共存于台湾的。3年前,苗栗县政府为扩建工业区,将挖掘机开入大浦农田。2010年8月3日,大埔自救会成员、73岁的朱冯敏老太太因不满政府强征农地,喝农药自杀,大浦自救会持续抗争三年。在今年7月18日,苗栗县政府趁大埔自救会等团体赴台北抗议,将仍有争议的4个拆迁户的房子拆除。为让社会关注大埔强拆,学生陈为廷与社运人士杨儒门去县长刘政鸿家门口泼漆,被警方逮捕。7月23日,因为向马英九喊口号抗议,国立政治大学地政系徐世荣教授以及声援的卢姓同学,同样被捕。

“公民1985行动联盟”在8月3日晚上的著名演说,表明他们对问题的认识十分透彻:“今天,这个社会还有很多人,在各个角落为了他们坚持的价值奋战,却没有得到关注……大家知道吗?现在就在我们旁边的立法院,还有一群(反核四的)朋友在那边努力撑住,等一下散场如果你经过,请一定给他们加油好不好?……我也要向所有社运团体说,这个公民社会欠你们一份支持和鼓励,刚刚我们提到大埔拆屋事件,大家觉得那件事情有正义吗?那你们有多少人站出来了?就是因为大家不敢、不愿出来,所以陈为廷跟杨儒门才要去泼漆,引起社会关注,然后再被政府说他们是暴民……今天活动的结束,绝对不代表社会就要遗忘。希望大家抱着祝福的心情,明天送仲丘好走之后,是我们追求真相跟一个美好社会的下一个开始。”

本文首发于周末画报 2013年8月17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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