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民的立场

《南方都市报》就中国网民的政治立场问题采访了南开大学副教授马得勇。马得勇指出,根据其调查,中国网民中,左派只有6.2%,右派则占到38.7%,中间立场者55.1%。总体来看,网民随着年龄增加,左或右的政治立场比例越高,20多岁的年轻人的政治立场更加中庸。针对《南方周末》2013年5月2日《调查“中国人眼中的民主”》一文中“中国人的政治立场中间偏左”的结论,马得勇认为,之所以他们的结论会存在差异,除了两项调查的划分标准不同外,网民和普通民众的立场不会完全相同也是一大原因。以下为《南方都市报》原文。

《南方都市报》采访南开大学教授马得勇,认为中国网民政治立场中庸不乏右派

网络因其自身开放自由,交流便捷的特性,成为中国民众表达自己观念意见的主要场所,各种不同意见都能在此得到表达。正由于网络的开放与独立,网络意见也被认为是最为真实具体的中国民意。那么,中国网民的政治态度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舆论的哪些特点?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马得勇副教授自2012年开始,对中国网民的政治立场做了跟踪调查。记者就此调查专访了马得勇教授。

网民政治立场划分维度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中国目前状况下,网络的政治态度是最为明确的。中国的网民政治立场是自我形成的,还是受到一定社会阶层影响,导致发生变化?

马得勇:我的调查是2012年6-7月进行的,调查样本集中在新浪微博和网络论坛以及一些政治社会话题比较集中的网站,这些网民可能更能代表那些关心时政和社会政治问题的网民,而非中国所有的网络用户。相比一般的网民,这一群体的政治态度往往会更加明确,政治参与意识也更强。从一般情况来讲,一个人生下来,政治态度和立场是空白的,在其之后的生活中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逐步形成。在成为网民之前,他们的政治态度不是完全空白的,所以网民的政治立场很难说是自我形成的。不少国外的调查显示,在网民上网时,已经有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但网络可能对网民的政治态度起着强化的作用。因为新媒体时代以前那些对时政关心的人可能呈零散,碎片化状态。但网络社区不一样,它不仅为相同政治立场的人群,也为不同立场的人群提供了交流和争论的场所,这会改变一些群体的政治态度。当然,这些推论还有待后续的实证分析来支持。

南都:就政治意识形态立场而言,中国左与右跟其他国家的左右在含义上有很大差别,这次调查是否有所反映?

马得勇:从以往知识精英发表观点来看,中国的左右派与其他国家既有重合又有不同。但精英的观点和大众未必一致。但就大众层面而言,我认为平等、自由都不是区分中国左右派的唯一标准或主要标准。根据我们的观察,中国有一些右派是比较重视权利平等的,而左派倒未必。同理,另一个重要的政治态度标准,保守和激进,也不宜作为划分左右的标准。国外往往保守派是右派,激进派是左派。但是在中国,这种状况就不明显。左派经常被批判比较激进,但从中立派角度看,右派可能更激进。因此我们在咨询了一些学界同行以后,围绕个人自由——国家权力、市场主导——政府主导确定了三个划分大众左右派的维度。这三个维度又细分为5个指标。这个划分标准跟国外并不一样,是一个中国化的测量左右意识形态的指标体系。

网民政治立场中庸不乏右派

南都:发现你的调查取样中,年龄和性别是两个非常有趣的情况,首先是女性参与度低,其次年龄、职业、学历不同,其政治态度都很出乎意料。

马得勇:就抽样而言,需要做一点说明。我们是以网络问卷的形式展开调查,答题链接公布在新浪微博和天涯等网站上,网民是自愿答题。最终收集了2241份问卷。按照我们的划分标准,左派只有6.2%,右派则占到38.7%,中间立场者55.1%。当然,这个比例并不是很严格,但我认为总体上网民中右派多于左派的结论不会有太大问题。其中,女性受访者只有238人,占总样本的10.6%。女性中持中间立场者为64.3%,而男性持中间立场者低一些,为54%。所以从调查取样来看,中国的舆论场仍然是男人的天下,女性参与率较低,影响也比较小,政治立场也更为中庸(持中间立场)。就年龄而言,我这个调查没有年龄的下限,所以也有十几岁的未成年人参与,但主要是20-30多岁的年轻人。总体来看,网民随着年龄增加,左或右的政治立场比例越高,20多岁的年轻人的政治立场更加中庸。就收入而言,中低收入者(家庭年收入10万元以下)是大多数,年收入在50万元以上答题者占2.5%。从收入和政治立场的关系来看,年收入在50万元以上人群中,持左派观念的比例为8.9%,收入在4万元以下人群中,持左派观念的比例为6.4%。从总的结果来看,收入越高的人,对政治立场的态度越鲜明,年收入在4万元以下的人,中立态度比例达到59.4%;而年收入10万-50万元,甚至50万元以上的人,中立的立场显著下降,持左或右立场的比例则明显增加。

南都:传统上我们都认为大学生是中国政治态度最激烈的群体,都认为知识越多的人政治态度更激进,但是按照你的调查结果反而是更中庸,这说明了什么?

马得勇:知识水平和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过去确实有很多看法,比如大学生、知识分子比较热衷政治参与,政治态度也往往更为激进。但我的调查显示并没有呈现这样的结果。一般认为学历高低和政治观念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调查显示,至少在左右政治立场上它们之间不存在关联。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大学生一般被认为是政治上最激进的群体,但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群体与党政官员群体是所有职业中最保守、最中庸,或者说政治立场最不极端的群体。对比自由职业、无业、自营、党政企事业职员、农民、工人等其他几个群体,大学生群体的左派比例10%,右派比例23%,中间立场者与党政官员群体相似,在67%左右。

南都: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也做过相关调查,现在看来你们之间的结果有较大的差异,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马得勇:我关注到了张明澍老师的研究,这项研究目前在国内可以算是对大众政治立场少有的研究之一。但我没有看到张老师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仅从媒体报道的信息来看,张老师的左右立场仅仅是基于人们对民主的态度来划分的。但对民主的态度只是划分左右立场的一个指标,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指标。所以我觉得这个调查结果最大的问题是调查指标设计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我的调查跟他相比,对左右派的划分比例是不一样的。他的结论是中国人的政治立场中间偏左,我的结论是中间偏右。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异,除了划分标准不同,还有他的调查是全国性的较严格的概率抽样调查,其结论可能反映的是一般民众的态度立场,而我的调查对象是网民,特别是对时事关心、对舆论有影响力的网民。这些网民的立场和普通民众的立场不会完全相同。

网民政治观点对立共识并存

南都:你的调查中还有一个幸福感调查,看起来网民中左派的幸福感要比右派强一点,但是总体而言还是不幸福,是否网民这个群体是中国人中幸福感最低的?

马得勇:对。在“幸福”、“一般”和“不幸福”的选项中,网民中认为自己不幸福的人接近五成,幸福的比例不足二成。我查了一些全国性调查的数据,普通中国人的幸福感是很高的,大概有六成的国人觉得自己幸福。对比一下就能发现,网民是幸福感很低的群体。此外,他们对个人和国家的未来与前途也很不乐观。而且,对比左右派会发现右派相较于左派更不幸福、对未来更悲观。这种“痛苦”的感觉有可能导致他们成为中国最具批判性的群体。

南都:在你的调查中,左右两派在很多问题上,比如对待政治体制,还有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等方面呈现尖锐对立。对此你如何评价?

马得勇:除了划分左右标准的具体指标外,在很多问题上,左右派都呈明显对立的态度。这里的对立是指在某一个问题上,左派赞成(或反对)的比例达到甚至超过七成而右派反对(或赞成)的比例也超过七成。这些问题也是目前舆论和社会上分歧最多的话题。在态度对立的这些问题上,左右派网民经常在网上相互攻击、指责、谩骂甚至约架。对此,我认为这也反映了中国网民公民教育的缺乏和民主素养的不足。成熟的民主制度需要成熟的公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民主发展之路依然任重道远。应该说当前中国人对什么是民主政治的认识和理解,对立、争议远大于共识,这也将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南都:除了对立,左右派也存在很多共识,比如,网民对现状都不满意,认为当今中国社会不公平现象很严重,政府权力要有制约,等等。你怎么看这几点共识?

马得勇:在几个问题上,左中右派的立场基本是压倒性的一致。97.5%的网民认为“不管谁当领导,权力都要受到制约”,左右派高度一致。97.2%的网民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很严重”。九成以上的网民对“人人都有权批评政府”这一问题上持赞同立场,左中右赞同者都超过90%。我认为,相较于那些左右派相互对立的问题,对于这些左右派高度共识的社会政治问题,当局更应该重视和着手应对。有些问题政府已经着手解决,但速度和效果仍值得关注。如果政治领导人能够高瞻远瞩,突破利益集团的阻碍和观念的束缚,那么不难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网民意见推动中国进步

南都:你的网民政治社会意识调查是否能够反映我国当前的民意?这样的调查结果有何政治意义?

马得勇:政治生活中民意和公共舆论都是很重要的概念,但是什么样的民意才是真正的民意?什么样的公共舆论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这些问题是值得思考的。在我看来,在新媒体时代,真正制造、主导和传播公共舆论的群体就是那些在微博和网络论坛上非常活跃的网民群体。网民们通过发帖、回帖、转载、点击等方式,形成了一个真正的舆论场。这一场域,各路精英们未必主导得了,主流媒体也未必能够左右。调查和了解这一群体对中国公共舆论和民意的形成逻辑、大众意识形态立场等均有重要意义。其次,我认为网民将是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在左右派网民中,右派网民占据多数,而我们的调查也显示右派网民的现代民主、法治的意识更强,现实中政治参与意识也更强,而且他们又是公共舆论和民意的主导者。不管是以极端的还是理性的、制度化还是非制度化的方式,网民注定会成为参与当今和未来中国政治生活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南都:随着新媒体的兴起,你认为网民政治立场的对立是否会进一步分化对立和激化?我们是否能建立一种公共交往理性?

马得勇:这个很难说,不排除进一步分化的可能性。但是诸如微博、网络论坛是否会导致公共舆论和政治理念更为极端?我看不见得,至少目前没有证据。新媒体有可能只是让已经分化了的、隐藏在心中的观念显现出来。当然,观念的分化和新媒体之间也可能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这需要后续研究来回答。但有一点我比较乐观,那就是新媒体对中国的公民成长很可能是有益的。作为一个不同观点交流和沟通的平台,新媒体可能会使中国人在考虑一些公共问题时变得更为理性。有人认为网民很不成熟,也不理性,他们言辞偏激,行为激进,而网络媒体对此难辞其咎。我并不这么认为。理性本身就是个很模煳的概念,什么样的行为算是理性的?如果人人理性,哪有什么浪漫爱情之类的东西?我认为网民不是公共权力机构,不是政策制定者,他有表达不理性想法和观点、批评公共权力机构的权利,这或许也是他的一种情感宣泄。不让他们宣泄,导致的问题可能更多。当然,网民需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一个公开透明的舆论场,就是这样的场所,它为很多社会问题、时事热点提供了不同的事实和分析视角,这有利于培养公共意识和公民意识。经常浏览网络媒体的人要比那些不上网的人更有可能养成如何独立思考、辨别事实真相、分辨是非曲直的能力。如果人们参与公共事务需要公共交往理性,那么我相信新媒体在培养中国人的公共交往理性方面一定是利大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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