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忠:2013反宪政逆流的根源及危险(就是这篇文章导致张教授被停职)

今年5月,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被俗称为“七个不要讲”的九号文件之后,《红旗文稿》等官方媒体连续刊发以反宪政和批判普世价值为主体的评论文章。这些评论文章与九号文件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其目的是企图在意识形态领域,遏制自由、民主、法治等宪政观念的传播。

针对这股反宪政逆流的批评声音已有不少,但对于这股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逆流的根源,仍缺乏深入和直率的分析。本文希望在这方面作一些初步的尝试和努力。

1949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建立了一种列宁-斯大林式的专政体制。这种以大规模的暴力和无所不在的恐怖为主要统治手段的体制,具有蒙昧主义和反人类的双重性质。一种本质上反人类的政治体制,无论出现在哪一个国家,都会表现出对自己国家和本国人民的无比仇恨,并且在发泄这种仇恨时,将完全无视人类社会的任何文明和道德底线。它不但要无所不用其极地迫害本国人民,而且还要把迫害他人变成每个人的生存之道:因为这种政权先天地将每个人视为有罪的,而顺从权力的意志去迫害他人,就成了每个人向权力效忠以求自保的基本手段。

持续十年的“文革”,将斯大林式专政体制的蒙昧主义和反人类的特质发挥到了极致,并使整个国家处于一种灾难性的崩溃和瘫痪状态。为了重塑政权的合法性,邓小平与知识分子及官僚体系中的文革受害者结盟,并通过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文革思想进行理论上的清算,同时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进行舆论和社会动员。但是,邓小平的“毛泽东的旗帜丢不得”的态度表明,他只是想努力结束文革的乱象,并在经济领域进行市场化的改革,而并不想在政治领域革除毛泽东遗留的斯大林式的专政权利结构。

不过,一旦对文革的批判被启动,人们的思想并不会完全配合当权者的政治需要。他们迟早会超越当政者所期望的限度,进一步探究文革得以发生和持续的政治根源,并产生对文明和合乎人性的政治制度的向往。由此便出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并引发了作为这一启蒙运动的政治结果的八九革命。

对于以自由和民主为主要诉求的八九革命,邓小平最终选择了武力镇压。这样一来,他这位原本时改革启动者的人,最终又成为了革命的扼杀者。虽然改革的口号被一直沿用至今,但是真正意义的改革,早已随着“六-四”枪声的响起而消亡了。

在“六-四”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一方面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狂热的彻底消退,另一方面时自由、民主成为政治生活中的禁忌,中国的党政官僚体系,完全丧失了任何形式的理想主义因素。整个官僚体系开始了一场针对国民和自然资源的双重掠夺。这种不公正的、超限的掠夺,自然会经常受到人们以维权形式进行的抗拒,因此所谓的维稳就成了官僚体系的核心任务。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各级党政官僚为了确保权位的稳固,在对民众采取维稳措施时,可以完全不顾法律的约束。各级政府经常使用的所谓维稳手段,实际上纯粹是明目张胆的刑事犯罪。官僚体系对民众穷凶极恶的掠夺和不择手段的镇压,使整个国家的政治伦理遭到了彻底的败坏。普通的任人唯亲和官位承继,则进一步加速了官僚体系的逆淘汰作用。在今天的中国,整个官僚系统可以说到处都充斥着无能、颟顸,但却残暴和无耻的官员。

即使是屡遭摧残的荒原,仍可能生长出绿色的植被。二十多年的压制,并没有扑灭人们对自由、民主、法治的宪政理想的向往。实际上,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看清官僚体系的残暴、无能和堕落,并越来越认识到建立文明和合乎人性的政治体制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对于中国的新一任领导人来说,可能的政治选择只有两种:一是顺应国民的心愿和历史的潮流,对庞大却腐败不堪的专政官僚体制进行彻底的革新,并努力建立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体制;二是继续把自己和专政官僚体系捆绑在一起,努力加固日益松懈的专政机器,像安德罗波夫那样,成为一个为专政机器“拧紧螺丝”的人。

那些极力反对宪政的人,显然希望新的领导人走上第二条道路,也就是与权贵结盟、与人民为敌的固守专政体制的道路。这些人反对宪政中的权利制衡,是为了继续剥夺国民的政治权利,维护少数人对权力的垄断;他们反对新闻自由,是为了继续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对国民进行压榨和掠夺;他们反对司法独立,是为了继续高居于法律之上,成为不受法律约束的法外之徒;他们反对公民社会,是希望让一直受侮辱和受损害的广大民众,继续处于一盘散沙和软弱无力的状态……

两条不同的道路,对政治领导人来说,意味着不同的历史地位,对整个国家来说,就意味着两种不同的前途和命运:一条时继续专政的道路,它将把中国带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一条时建立宪政的道路,它将使中国逐渐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和文明的国家。

新的领导人究竟将选择哪一条道路,人们仍然无法完全确定,但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鞋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和“空谈误国”的表态,却透露出一丝不祥的预兆。前者代表着一种拒绝变革的立场,后者则表现出对公共舆论的敌视。实际上,“空谈误国”作为专制政治文化中的一种说法,不但和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而且本身也是站不住脚的。人是有理性的生物,人的行动主要不是出于本能的反应,而是出于理智的考量。人在行动之前,首先要确立一项行动目标,并相应地规划达成目标的手段。在公共生活中,一项公共政策是否正当和合理,本来就必须通过自由和充分的公共讨论才能明确。所谓“空谈误国”的说法,在排斥公共讨论的同时,也等于是把人贬低为缺乏理性的动物。

另外,习先生“竟无一人是男儿”的说法,似乎表明他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视为一种必须避免的前车之鉴。实际上,在中国广为流传的“戈尔巴乔夫失败”的神话,本身就是大为可疑的。

首先,苏联的崩溃,其主要责任并不在于戈氏的改革,而在于此前六十多年蒙昧主义和反人性的专政统治。戈氏的失败,最多只是未能拯救一个早已病入膏肓和奄奄一息的红色帝国。

其次,戈氏的失败,与其说是因为他启动了改革,不如说是因为改革得不够彻底。戈氏在改革后期对腐朽和顽固的官僚体系做了太多的妥协,从而为1991年“8-19”反改革政变准备了组织和人事基础。
再次,直接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并不是戈氏的改革,而是“8-19”反改革政变。这次政变的政治后果,是使戈氏作为苏联总统手中的权利,转移到了叶利钦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手中。

最后,即使戈氏是一个失败的改革者,他今后的历史地位仍将远高于他的几位前任: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后者都是在大有可为的情况下获得了最高权力,最终却无所作为。人们或许还能记住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毕竟曾是最高领导人),但却无法记住他们的事迹(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值得记住的事迹)。

可见,中国的现任领导人从戈氏身上应当吸取的教训,不是拒绝改革,而是如何把改革做得更好。

但无论如何,中国人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记住伯克利里说过的一句话:“人若要幸福,就一定要自由;人若要自由,就一定要勇敢。”如果当政者最终选择的是抗拒宪政的专政之路,每一位真正的宪政主义者,都应该努力让自己成为抗拒这股反宪政逆流的中流砥柱;哪怕是单枪匹马,也必须对这种违背民众意愿和历史潮流的做法,发出坚定和清晰的反对声音,并通过对野蛮、暴虐和不公正的专横权力的抵抗,展现出一名中国人应有的勇气、良知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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