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制造业最终契机?

继续留恋珠三角的港商与台商,如果跨越不了升级坎,订单就会被分食

东莞为发展高科技,每年都拨7亿元供企业申请项目,但每年都花不完

演化生物学领域的名著《雀喙之谜》,讲述一对普林斯顿大学夫妻档教授,花费毕生精力守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研究促成达尔文进化论的一群芬雀。书中高潮,是1983年的“超级厄尔尼诺”。该年空前充沛的雨水,诱发出史上最疯狂的繁殖季。芬雀疯狂地进食、繁殖,原本一片荒芜的岛屿,四处都是初生雏鸟的啾啾声。当降雨量、食物供应量回到正常水平,过剩的芬雀族群开始快速崩溃,岛上随处可见“饿死骨”。

狂欢盛宴之后,大自然接续演出的物竞天择,是残酷又写实——如同最近几年广东东莞三万名台商的处境一般。

从1990年代至今,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已不复,加上欧美外贸市场繁荣不再,双重煎熬之下,“外来制造商⋯⋯都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东岳实业董事长叶春荣,曾任东莞台商协会会长,在内部刊物写着。

珠三角是“世界工厂”大趋势的第一波受惠者,但随着中国制造优势不再,广东各地都出现了关厂、裁员、生产线往内地各省转移的失落景象。继续留恋珠三角的港商与台商们,则面对转型与升级的挑战,如果跨越不了这门坎,订单就会被东南亚更便宜的工厂给分食。

的确,目前整个珠三角正在产业升级,耗工、高污染的产业都不欢迎。就在八九年前,深圳特区政府都说:我们可以没有龙华镇,但不能没有富士康!但现在,富士康也不是那么受欢迎了,只能到郑州、成都、重庆寻求温暖。

前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而诚指出,“中国政府现在面对的大问题是:转型不成功,经济就会垮。”他强调,过去对制造业来说,享有低劳工成本、低利率、低汇率、几乎没有环境成本等好处,但现在对港商、台商来说,制造业肯定萎缩,没有什么好搞了。

30年前,台湾也是全世界雨伞、鞋子、成衣的代工重镇,但在中国崛起后,许多留在台湾的工厂怎么办?他们势必要用更新的技术、更强的研发,来留住欧美大客户的心,积极掌握更高端的产品与零组件代工订单,这样才能预约下一个十年的利润荣景!同样的戏码,如今也在东莞,乃至整个广东上演。

从深圳罗湖火车站搭乘广深和谐号火车,只要20分钟就到达东莞樟木头。过去十多年,火车站是樟木头吸引外资一个最令人心动的条件。樟木头火车站是广深高速铁路、京九铁路、广梅汕铁路和莞惠公路、东深公路的交汇点。在还没有设立东莞站前,樟木头和石龙是东莞的两个大站。对香港人来说,樟木头是下火车的第一站。早在1990年代初,就吸引了很多港人来此投资、置产,樟木头也因此博得“小香港”的美名。

“最初我们考察的是汕头,但路程太远了,要十几个小时,太累。而到东莞,从深圳过来连堵车算一起只要三四个小时,”童装品牌小猪班纳创办人、港商良发集团董事长张良勇回忆说。他最初考虑在深圳宝安设厂,一次偶然的机会下,他来到东莞樟木头,碰巧与当时的镇委书记坐上同一辆出租车,书记听说他要找地方落脚建厂,建议他到樟木头看看。最终决定在樟木头落脚,最吸引他的理由,“就是这个火车站。”至今由于业务壮大,良发集团已经更名为香港恒生基业集团,旗下有超过十个子公司,除了拥有小猪班纳、珂尼蒂思等服装品牌外,还涉足房地产市场。

但如今不是所有到樟木头投资建厂的港商,都像张良勇这么幸运,世界最大的玩具代工企业之一合俊集团,就在金融风暴中倒下。尤其珠三角加工产业投资条件恶化,很多港商都离开了樟木头,关厂声不绝于耳,一批又一批打工仔选择离去。合俊倒闭时,超过7000名员工突然失业领不到薪水的消息,传到了樟木头每一个员工的耳里。“当时员工情绪有波动,我们只能尽可能地跟他们解释,公司货单、价格没什么大变动,让他们安心做下去,”张良勇回忆说。

港人的撤资、外来人口的离去,小香港已不复以往的繁华热闹,2012年底还传出樟木头镇因负债16亿人民币无法偿还,“政府破产”的新闻,迅速传遍了全中国。根据《东莞日报》统计,目前东莞有超过300个村落与镇市“收不抵支”,占全东莞将近六成。

在台商密度最高、往日以灯红酒绿的“台湾一条街”闻名的厚街镇,失落尤其明显。从广深高速下交流道,还没进入厚街镇区,一大片破败工厂令人怵目惊心,上面贴着:“厂房出租”,那是一家早已人去楼空的台商鞋厂。据说这家老牌鞋厂已转进内陆。这种或因迁厂、倒闭留下的空厂房,在厚街随处可见,周边则伴随着脏乱、萧条的街道,和残破的“桑拿”、“KTV”霓虹招牌,像是风华已逝的酒家女。这些景象,也吻合之前“一个月倒80家鞋厂”、“十多个鞋老板集体跑路”的传言。

不过,同样在厚街,沙漠中长出了鲜花。来到厚街最大台商——广泽汽车饰件的厂区,看到另一个光景。去年刚建好的气派新总部,厂内高度自动化的产线,由机械人手臂灵活的从工具机中拿出、运送以广泽拥有的特殊技术印刷的仿木纹塑料件。这些毛利达三成以上的高档饰件,接下来将出现在丰田、本田的高级车的车厢内。

《雀喙之谜》主角葛兰特夫妇发现,幸存下来的芬雀有着与一般芬雀迥然不同的“赢家特质”,例如喙嘴较小、体态较灵活等。同样的,在东莞,面对这个外贸市场陷入衰退,中国劳力成本又年年飙高的“新常态”,犹能应对自如的,是一批“新品种”港商与台商。广泽董事长余泽民,便是代表。余泽民办公室墙上虽然挂了张装了框的聘书,说他是台商协会厚街分会的“名誉会长”,但不喜应酬的他,其实极少与其他台商往来。“他们是希望跟官员谈判的时候,我也一起去比较有份量。”

还有一点,其他台商招呼客人便是一句:“来喝茶吧!”接着便泡起老人茶边谈边聊。今年41岁的余泽民则说:“要咖啡还是可乐?”然后自顾自地打开一罐可口可乐。“泡茶?太花时间了。”虽然一直忙到下午2点,余泽民才有空草草扒个便当充饥。但见到我时,他却是精神抖擞,对自家公司、产业未来都极为乐观,“情势一片大好啊!”余泽民的年纪在台商算年轻,但论资历绝对资深。

他十多年前就来到厚街,在他大哥的礼品笔代工厂负责烤漆。几年之后就自立门户,以他拿手的精细表面处理技术,在大哥公司对面创立广泽,切入当时还方兴未艾的中国汽车市场。拿到东风汽车的一笔订单时,他还不满30岁。余泽民的转行时机拿捏得恰到好处。距离东莞半小时车程的广州,在本田、丰田、日产等三大车厂竞相设厂后,竟然短短几年跃为年产百万辆汽车的华南汽车重镇。广泽因缘际会之下,成为这日本三大车厂的高阶零件供货商,跟着日系车厂的中国业迹一同高速成长。

前中华汽车总经理、现从事创投的黄文成便认为,以目前年均20%到30%的高速成长,广泽的规模可望在几年之后超过台湾最大的汽车零组件集团——年营收超过200亿元的东阳集团。2012年底,广泽在台湾证交所以“F-广华”的名称成功上市,从创立到上市只花了短短13年。

这在余泽民所从事的喷漆、塑料射出这类最传统的“黑手”行业,可说是项壮举。他还成功从外贸转内需,打入世界级大厂供应链;这两件事当中任何一件,无数台商前辈努力多年仍无法达成,余泽民却在短短几年间一一做到,让不少年纪多出他一两轮的东莞资深台商,都相当惊叹。

但这个众人眼里的“幸运儿”,这几个月,却反常的皱着眉头,待在厂里与干部召开小组会议,有时一天就在生产线旁站上几个小时。原因是,年初东莞市政府公布,5月起,东莞每月最低薪资将涨到1310元人民币,上涨幅度高达19.3%,让不少台商都吓了一大跳。

“压力大了!”听到消息的余泽民寻思。因为受去年保钓事件影响,日系客户销售大跌,至今元气未复。

过去中国劳动者在市场上没有议价能力,收入远远比不上GDP增长,反倒是企业利润比中国GDP增长的快。对台商来说,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劳动力相对短缺的状况已经爆发,从五年前的沿海地区短缺,演变为全国性短缺,这跟台湾在1980年代碰到的状况一致。

短期内整个供应链势必无法调价;飙高的人力成本,看来得自行吸收了。生性乐观的他,打算自己想办法突破困境。“没有关系,有压力才有动力!”

于是,过去专注业务,多数时间花在拜访客户的他,从3月中旬开始,每天早上8点,便和生产线工人一起上班,亲自进生产线,用学自日本汽车业的“现场改善”(Kaizen),从生产流程的点点滴滴改进,挤出生产力。两个月下来,他信心十足,估计涂装、塑料射出各产线的生产效率,各可提升两到四成。

“我应该下半年会交出很惊人的业绩。”这也是以余泽民为代表的这些“新生代台商”的特色,他们赚的不是“机会财”,而是“管理财”。遇到经营上的挑战,便卷起袖子,亲自到第一线解决;不会投机取巧、想找关系,让政府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除了台商之外,港商也在积极找出路。天虹玩具执行董事邱天明经营玩具代工事业30年,美国孩之宝是他的大客户。过去,他是合俊的下游外判商之一,也就是说,合俊接到大订单后,会分一部份给他来做。

金融风暴来袭时,合俊其实没有大幅亏损,每个月还有1、2亿人民币生意,最终是黑字倒闭的。

邱天明透露说,合俊经营团队在上市后,荷包满满,志得意满也不认真经营玩具本业,后来听信顾问公司馋言,做了一个错误决定:到福建开采银矿。

这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错误决策。不仅把公司现金流用罄,合俊甚至把该给供货商的货款,也全部挪用了。

合俊倒闭后,东筦各地政府,只要听到有工厂一个月没发薪资,立刻就派人来查厂,风声鹤唳的程度,大家都很紧张。往往是听到一间工厂有问题,周边供货商立刻派人去围厂。如果是台湾人开的工厂,立刻把工厂干部软禁,台胞证押下来,不让他们出境,直到台湾老板来解决问题为止。以东莞长安来说,当时甚至有工人跑到市政府前,举白布条抗议工厂恶性倒闭,要政府惩治黑心老板,甚至还有到高速公路上,把路都堵住、不让车通行的。

但合俊也制造了机会。原本合俊的小型供货商,像是天虹,开始学着直接跟欧美客户直接面对,承接原来的订单。

邱天明手上把玩着的宝剑玩具,这两年在欧美非常受欢迎。他透露说,为了找到不会造成小朋友伤害的原料,他跟制鞋厂讨论很久,最后才调和出新的橡胶原料,做出这把宝剑。他自豪地说:“原本他们都要倒闭了,是我救了他们。”

的确,制鞋、制伞、成衣,这些必须人工、必须择水草而居的传统产业,是最早一波在东莞被淘汰出局的玩家们。他们有的往内陆省份迁,有的往越南、印度尼西亚走,有的干脆不做了。

如今在东莞行走,明显可以感觉到台商地位的江河日下,现在连出租车司机都敢带点挑衅的问道,“台湾人现在好像不大行了?”最具象征性的,莫过于目前东莞第一高楼——楼高68层、289米的“台商大厦”(正式名称:环球经贸中心),即将被对面预计两年后完成、338米高的“莞商大厦”超越。

如从深圳搭出租车到东莞市区,势必会经过一条绿带包围的气派八线大道,这条“东莞大道”,一路直达东莞的商业中心东城区。到达时,迎面而来的,便是高耸入云的台商大厦,其弧形的外观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台商大厦”的源起颇为戏剧性。一开始,只是时任东莞台商协会会长、现任台企联会长郭山辉号召会员集资兴建的台商会馆,后来计划越滚越大,还得到东莞市政府大力支持,变成了一栋耗资10亿元人民币(郭山辉个人出资过半)、楼地板面积相当于台北101四分之三的东莞新地标,也成为台商在东莞政商影响力的新见证。

但兴建“台商大厦”计划一宣布,便传出东莞当地民营企业愤愤不平,要让外界知道,东莞不是只有台商。于是,包括当地著名房地产、酒店、制造业等23家莞商,合组一家开发公司,拿下台商大厦斜对面一块土地,要盖“莞商大厦”,目标只有一个:比“台商大厦”高。

原本预计2010年底完工的“台商大厦”,虽然主体结构早已完成,因为金融风暴、消防检查等种种原因,完工时间一延再延。东莞台协常务副会长翟所领表示,台商大厦会赶在今年10月29日、东莞台协20周年庆典启用。翟是内定的下任台商协会会长。

说起“莞商大厦”,翟所领略带无奈,“我们也不能不让人家盖啊!”但他接着强调,“台商大厦”的绿建筑设计,比“竞争对手”先进。“高没用,我们的大楼会呼吸,十年内一定还是东莞最好的。”

樟木头最盛时是整个东莞的地产龙头。尤其房价只要香港的十分之一,让港人趋之若鹜,一窝蜂的跑进来抢房。香港的地产商也顺势进驻,找地建房,樟木头因此建起一栋栋高楼大厦,变得很有港味。当时香港人买地,一买就是整个山头,十几个地产商一起进来炒,大家都兴致勃勃,也把房价都炒起来了。

1990年到1995年,港人在樟木头买了4万套房子,平均每个周末,有6万港人乘火车进来游玩。他们纷纷用香港买一个洗手间的价钱,在樟木头买了三个房间的楼房。

现在香港人少了,香港地产商更少了。只有不到30%的房子,是外地人来买的,贵的别墅,都是本地人在买。甚至在樟木头市区内外,因为有香港建商资金撑不下去,可以看到好几处烂尾楼,成了都市景观毒瘤。鼎盛时期大大小小超过1000家工厂的樟木头,保守估计数量如今已经缩水大半,外来人口约减少了三分之一。小香港确实黯然失色了。

无论如何,港商、台商在东莞不再优越,已是不争事实。去年底出炉的2011年广东最大100家企业,东莞首次入榜的两家公司,东莞三星视界和东莞创机电业,一家是韩商,一家是本地陆商,规模都超过包括金宝、宝成在内的东莞“大款”台商,更可看出大陆企业的势力快速成长。但无论如何,翟所领认为,台商最艰辛的局面已经过了。虽然中国经济状况不佳,但欧美经济已经步入复苏,由于东莞台商仍以外销欧美为主,“因此今、明年只会更好。”

观察香港股市中的“东莞三宝”,世界最大运动鞋代工厂——宝成旗下的裕元、世界最大高级女鞋代工厂——兴昂、世界最大家具制造厂——郭山辉的顺诚,也可得到类似结论。三家公司的股价,在过去半年间,分别涨了三到五成不等。香港DBS证券分析师Galant Ng认为:“尽管我们认为距离历史高点还有一些距离,但对顺诚控股而言,最坏已经结束。”

然而,随着景气回春,这些雇用数万员工、一路拉拔东莞茁壮成长的大型台商,也开始和工资飙高的东莞说再见,低调地将生产线迁到人工较便宜的湖南、广西等邻近省份。例如,极为低调、专门代工Prada、LV等高档女鞋的兴昂,虽然迁厂动作较慢,但现在正积极扩充广西、湖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地新厂,并在东莞关闭部份产线。据Vickers证券,东莞老厂在2011年还占到兴昂七成产能,但在今年底将降到五成。

在此同时,另一波宁静革命正悄悄进行。最早一波来到东莞打天下的台商,现在多数已年过60,到了交棒接班的关键时刻。尤其以制鞋业最多。宝成集团董事长蔡其瑞长女、现年34岁的蔡佩君,刚在去年接任宝成集团副董事长兼CEO。这位拥有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硕士的天之骄子,上任不久,便“杯酒释兵权”,逼退不少资深老臣。

“很杀!”一位宝成前主管摇头形容。这位老臣感叹,尽管蔡佩君接班后,也积极到工厂一线巡视,表示关心,但其实更关注南山人寿的投资,甚至台中的土地开发。“她们的思维已经与上一代大不相同,鞋业对她们来讲没有那么重要。因为金融、房地产更容易赚钱。像华一银行,轻轻松松就卖了200多亿元。”

类似蔡佩君的案例,正在东莞发生。这些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鞋二代台商”,多半有亮丽的海外学位,观念新潮。一旦接棒,处理不好,便与老臣甚至其他家族成员发生冲突。不久前一个中型鞋厂甚至闹到东莞厂和越南厂从此切割。更重要的是,这些二代台商,多数对于治安不佳的东莞普遍缺乏认同感。

如今东莞为转型发展高科技行业,每年都拨超过7亿元的预算,供企业项目申请。但每年都花不完,因为留下来的企业,都做低端生意,转型不易,高科技行业在东莞真正深耕的也不多,因此形成了一个断层。

以前在东莞,工厂里放眼望去,都是女性作业员。现在,年轻女生都不想灰头土脸的待在工厂里,个个都想做服务业。这是东莞的现状,不论你是香港人、台湾人,肯定都听过很多类似的辛酸血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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