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济南审判与政改逻辑

刘远举

对于政治现象,仅凭意识形态站队,简单容易,但政治远比意识形态复杂,当逻辑的解剖刀条分缕析时,现象之下的本质,往往呈现出更深长的别样意味。

重庆模式:光鲜而残酷的政治秀

济南的故事,还需从重庆说起。

毋庸讳言,薄熙来在重庆的政治行为指向的是更高的政治地位。这种积极、公开的政治竞争姿态在中共体系中前所未有,而红歌与共富则可看作政治竞争的口号。

具有号召力的口号必须有现实性与差异性。薄清醒认识到底层民众对平等、均富的渴望。共富口号反映了重庆乃至全国的现实矛盾,同时也是对当下的一个差异。现实性根植于愤懑,而差异意味着改变与竞争,一如奥巴马喊出了“Change”。

与此同时,口号还须有合法性与道统性。红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虽不再出现于日常政治话语,但却是红色江山的“命脉”所在,“贯穿前后30年”,于是,毛时代的“红歌”就成了唯一可用的政治资源。

个人经历、出身、世界观肯定会影响对口号的选择,但更大程度上,现实性,差异性,合法性与道统性的过滤之下,“共富与红歌”是工具理性之下的唯一选择。这也正是薄和毛派的区别。至于自由派,既不能立竿见影带来经济上的改变,政治风险也更大。

公允地看,红歌和共富,既有对过去极权的继承性,也有面对民意诉求的先进性;既有乌托邦式的公平,也有西方福利主义的影子——重庆模式在经济上的不可持续性,不正是民主希腊模式的崩溃?

政治竞争立即带动了重庆的改变。当下的中国,已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信息孤岛,政治竞争的聚光灯之下,民众的声音被放大,反过来对竞争者产生政治压力,并向下传递,逼迫基层部门供给更多的公共品。交巡警平台、治安、廉租房、绿化等等,皆出于此。

从这个意义上看,政治竞争不但直接从民间汲取力量,而且反过来逼迫出更好的公共品。而当政治竞争态势消失,深受好评的交巡警平台也在科层阶层的抵制下,立即烟消云散。如果说是缺乏经费,那么,治安难道不是政府最最基本的职能?

所以,重庆模式中的民生好处,其真正的逻辑起点、政治推力在于竞争政治之下的民众获取了更大的话语空间,然后,自下而上的多元博弈中获取更高的福利。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一地、一人的结果,而是源于整个中国民权发展的大背景。

实际上,薄熙来以唱红为道统根基,共富为现实呼吁的政治竞争,不再按部就班的在红色阶层内部吸取筹码,而是直接从民众中汲取支持,扰乱了既有的政治秩序的潜规则,触及了整个群体的利益基础。这种置个人权欲于整个群体利益之上的行为,必然招致群体的反感,因而风险极大,需极端审慎。但恰好相反,出于固执、专断、自负、张扬的性格,薄把体制的特点发挥到极致,打黑变为黑打,践踏法治,钳制言论。政治竞争带来注意力的同时,也撑大了言论的空间,重庆模式黑暗的一面被血淋淋的呈现在国人面前,触怒另一部分人。

到这个时候,合力之下,蚁穴必溃千里之堤,济南审判,就已然是个大概率事件。

济南审判:政治竞争打破底线

济南审批受到了各方赞誉。微博直播虽可控、可调,但也开中国审判风气之先。在庭审中,各方都较为充分地行使了法定权利,薄甚至含蓄地指有逼供、诱供行为。而当薄在法庭上说出:“公、检、法相互制约的制度”时,实际上已自己宣判了其在重庆当政时期,践踏法治与人权的罪。

济南的法治进步,并不是出于谁善意地想要推动中国法治,而是源于政治竞争之下的妥协。作为太子党,薄在高层不乏支持者和同情者,在民间,更是拥趸众多。在这些政治力量的对峙下,必然需要以公开、合法的法律程序来公开证据、揭露案情,争取支持。所以,政治竞争,在重庆,推进了公共品的供给,在济南,推进了法治。

这一切,归根到底,源于薄的政治竞争口号。这也表明,红色道统是多么重要,仍在保护他,并导演出一场政治大过法律、外科手术式的审判——范围精准,心照不宣。潜规则问题明规则化,政治问题经济化,就成为济南审判的最大特点。审判不仅忽略他在重庆执政期间对法治、人权的践踏,而且,经济问题也严格限于辽宁,即使辩护人提到了1400万中介费,法庭也佯装不知。这样的审判必然是虚弱的。所以,即使薄的自我辩护破绽百出,即便2500万坐实,在如今贪腐的审丑疲劳下,很多人仍然觉得“审出了一个清官来”。

于是,法庭变成了被审判者的舞台,制造悲情、定格冤屈的政治形象。即使主动曝出家丑,在庸常政治时代,男性尊严受损的辛酸故事对于卡里斯马式(Chrisma)的政治家的形象也并无太大影响,反而镀上一层悲情色彩,变为了一个被不肖子连累、被妻子背叛的人。

其实,只要任建宇、方洪、彭洪……这些曾被投入劳教的人站在证人席上,打破这个悲情形象轻而易举。但问题是,若能此为之,站在证人席上的就不仅是他们,李途纯们、兰世立们、唐慧们就都站在了证人席上,审的就不仅是薄,还有其背后的体制。

薄选择的政治口号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本就是维系一个群体利益的集体意识形态根基。红色江山岂能和红歌分得开?薄的所作所为,无非是把这种意识形态的本相发挥的淋漓尽致。所谓投鼠忌器,正在于此。底线不可触及,也正在于此。

但甚幸,政治竞争从来都会打破底线,消解意识形态与极权、瓦解政治秩序。

今天,即便是外科手术式的审判,也让人们看到了一幕幕官场大戏、宫闱密史,发现道貌岸然背后的蝇营狗苟,内心深处的震撼与怀疑,必然伤及意识形态,以及其上的政治秩序,一如42年前,温都尔汗的爆炸掀起了无数人内心深处的变革。

另一方面,社会、技术、经济的发展,宫廷政治越来越向广场政治转化,人心向背愈发重要,这就决定了公开化的政治竞争必然向法治与民权中寻求根基——愈激烈,愈消解底线,推进法治。所以,当薄的政治资本更加深厚,拥趸更加激烈,“打老鼠”的现实需要就会超越保护“器”的底线,这个时候,任建宇们就有机会站在证人席上。

但是,薄熙来应该没有忘记李庄案中出现的“漏罪”。不管是薄谷开来,还是薄瓜瓜都可能触犯刑律,再联想到薄瓜瓜的声明,就更加确凿。所以,薄熙来在法庭上的表现与其说是不服,不如说是顺从;与其说是法庭避罪策略,不如说是政治选择。也唯有如此,才能为历史留下伏笔。

自由、民主虽是大势所趋,但历史长河中偶尔也会出现逆流。30年来积累起来的社会不公与深埋于社会意识中的红色意识形态,曾经、现在、将来都会滋养着薄熙来们。前路迷茫,落败者可静静等待他的将来,但倘若20年后,真有一条“秦城小道”,绝非中国幸事。

何以避之?唯有改革。那么,从重庆模式到济南故事,揭示的政改政治逻辑又是什么?

政改逻辑:政治竞争撑大的言论缝隙

在重庆模式如火如荼之时,王立军夜奔美领馆之后,各种批评、谣言纷纷,可谓微博上言论最自由的时候。这背后就是政治竞争撑大的言论空间。

但当薄的公开政治竞争及其合理性没有得到足够认识的时候,重庆模式中的黑打、专权、乃至意识形态就都不会出现在审判中。从辩证法来看,矛盾相互依存,没有左就没有右,没有政治竞争,就没有话语空间。当薄的政治竞争逼迫不复存在,网络话语空间被无情打压,意识形态就成为“极端重要”的工作,全国“亮剑”。如果在两年前,这一切会被视作“重庆模式”在政治上的胜利,也就绝不可能出现,而当“重庆模式”倒掉后,重庆模式的其中一面反而毫无顾忌的蔓延到整个中国,而另一面的民生好处却付之阙如。

这似乎向我们揭示着政改的政治逻辑与路径。

30年来的经济改革是做大蛋糕,甚至可视为政治权力变现。从利益角度,团结一心、上下协力是可能的。而经济改革后的政改,是重分蛋糕,触及既得利益,团结一致搞政改只是一种幼稚的臆想。

如果陷入“明君政改”的迷思,就不会明白没有民权发展大背景下的政治竞争,就没有重庆的民生、乌坎的开明、济南的法治,也就没有了政改的发动机。某种程度上看,对于政改,政治竞争比意识形态更为重要。

“对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抗拒与停滞,就必然成为一个群体的集体无意识选择,而只有敢于把个人权欲置于群体利益之上的人,才能以政治竞争推动法治,搅动改革前行,撑大政治改革的空间。

有趣而深刻的是,当政治竞争向下汲取支持时,社会意识才可能自下而上地决定政治走向,在这个过程中,主流的民主、自由就会成为最大的声音。这就出现了一种奇怪,却在情理之中的现象:左的、甚至红的政治力量的政治竞争,反而使“左的”与“红的”不能成为中国的主流政治话语。而一旦没有他们,主流政治群体就会迫不及待的重拾“使他们成为现在的他们”的意识形态体系。

所以,好人与坏人的政治叙事,正统与野心家的称呼,应该终了。在当下意识形态消解的大背景下,仅用意识形态的路线斗争观点去剖析政治竞争,往往会引人走向非黑即白的好坏之分,即使不说完全不对,起码也是幼稚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作为民间社会,切莫把自己当成了鹬或者蚌,唯一恰如其分的,是做一个等待权威消解,社会的成长的渔翁。

铁桶的江山,毕竟也是人所组成,人性极复杂,除了信仰、理性、逻辑,还有爱恨情仇、嫉妒、贪婪、甚至大醉与精神疾患。在政治竞争撑大的历史缝隙中,这些人性复杂幽暗的细微隐秘,便以偶然的面目出现,拍动翅膀,卷起波澜壮阔的历史,而中国的希望,正在这些历史的缝隙中艰难而倔强的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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