煎熬温州:是谁抽掉了实业的血?

“现在温州企业家的生命是以小时算。”温州乐清精益电气董事长陈冬青说。两年以来,由于担保贷款链上的其它企业接连出问题,精益电气作为互保的关联企业不得不承担连带责任,公司资金持续紧张,陈已心力交瘁。

中国最具活力的商业名城,为何在金融改革试验实施一年后,企业状况没有好转反而在泥潭中越陷越深?温州是当前实体经济困境的一个切片。这不是你读过的那些老故事,当地人说:“我们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难的时刻。”

危机来了吗?

对于不少在高利贷崩盘、楼市腰斩、担保链危机中煎熬了两三年的温州人来说,危机已经不再是出版物上的名词,而是生活中每天必须面对的现实。

“现在温州企业家的生命是以小时算。”温州乐清精益电气董事长陈冬青说。两年以来,由于担保贷款链上的其它企业接连出问题,精益电气作为互保的关联企业不得不承担连带责任,公司资金持续紧张,陈已心力交瘁。在温州乐清,据说已有15个互保形式的担保贷款链浮出水面,每个链条上都绑着十几乃至几十家企业。

整座城市都被债务的愁云笼罩着。

自2011年9月,“眼镜大王”胡福林跑路,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大白天下后,两年间跑路潮已平息,但危机在持续发酵。债务链条已从民间高利贷蔓延到了银行。2012年12月,温州庄吉集团自曝涉及几十家企业、高达300多亿的银行担保债务链条,这时人们才意识到担保链已经把温州拖向了另一个危机。至今,没有人能说清到底有多少企业卷入了互保链危机。而受到波及的也大多是资质相对良好的企业。

这个流火的夏天,在有些人的感受中比最冷的冬天还冷。

夜幕降临,温州主城区能看到很多灯光疏落、入住率不足的小区,温州人巨大的财富就沉淀在这些没有生机的建筑物上。过去两年,房价普遍下跌了30%,部分腰斩,而下降的趋势至今没有扭转。

制造业元气大伤。只要到温州乐清黄华港看看那些成片废弃的船厂,到永强看到那些停工或者半停工状态的皮革厂、制鞋厂、钢管厂,你就明白,欣欣向荣只是这里的往事。

商业凋零。最繁华的主干道温州车站大道,曾经抢手的商铺现在供过于求,租金下降了1/3;在永强最繁华的罗东大街上,每10家店铺大约有3家关门或者转让,附近的几条小街上,关门的酒行、餐馆也随处可见。由于工厂开工不足,连温州最大的公司正泰集团也裁员20%,大批外来人员返乡。夏日曾经熙熙人流、大排档满街的景象已不再。

2013年7月,1400对夫妇在温州民政局登记离婚,史上最高;温州法院的经济案件堆积如山,仅仅7月份就有2000多套登记拍卖的银行抵押房产。温州民间的信任度,也跌到了历史性的低谷。

如果说把温州正在发生的一切称之为经济危机,缺乏学术意义上的严谨性,那么至少它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

2008年、2009年的东莞,也敲过这样的警钟。1/3的卖场关门,工厂订单锐减,人口从高峰的1400万锐减到1000万以下。由于国外市场萎缩、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因,从2008年起大量企业迁出东莞,这一趋势还在继续。

一个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源地,一个是世界工厂,温州和东莞都代表了经典的中国发展模式。它们是中国最市场化的区域,也是最敏感的部位。它们相继遇到问题,并非偶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临时,靠廉价劳动力、破坏环境和低端制造支撑的中国高速发展模式触到了天花板,转型升级已经开始。

如今,温州、东莞所遭遇的困境,集中呈现了中国制造业转型中所遭遇的惨烈阵痛,其与金融改革、房地产泡沫、债务危机交织在一起,更让温州这个城市以及众多企业主的命运充满悲情。那些盛极一时的眼镜、打火机、造鞋品牌在一个个倒下,或陷入无法自拔,这些都是建国以来前所未遇的。

在温州,传统制造企业的老板们向本刊记者痛陈经营惨状、指责银行冷血、抱怨政府无力,但他们自己也知道,衰落甚至被淘汰的命运或许已经无法挽回。无论政府、企业主自己还是扭曲的金融生态,都只是其中的一个错误。

改革开放30年后,东莞、温州所代表的“低端锁定”模式注定将退出主流舞台,而他们就是这场“浩劫”中涅槃重生的煎熬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温州只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它所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要面临的问题。高利贷、房地产泡沫和实业不振,在中国其它地方正在发生,神木、鄂尔多斯的高利贷已经崩盘,三四线城市没人住的“鬼城”频现。

本刊关注温州当下所经历的这场严重危机,探讨其来龙去脉,恰恰是为了让政策制定者思索,在不可逆的制造业升级大趋势下,如何让一个制造业城市和那些紧紧附着其上的企业重新焕发活力,而不是任由资金从实业向高利贷、房地产等投机领域流动,从而酿成更多的灾难。

“有时候想,温州如果这次真的败了,那就说明我们改革开放出了问题。”温州打火机协会会长黄发静说。温州的问题,从温州本身只能找到一部分答案,更应该从中国的改革进程和大环境去寻找。

恐惧

“什么时候是个底我们不知道,这个才是最心慌的”

“天崩地裂,血流成河。”

回忆起这两年的经历,曾经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的方培林心有余悸。“温州这些玩钱的人,10个里面能有1个跑出来就不错了。”在温州有一种说法,“老高(放高利贷的)80%破产”。在温州高利贷重灾区龙湾永强,一些富裕的村庄把全村的钱都交给二三个人去放高利贷,现在这些财富化为乌有,几乎回到了20年前。

2010年5月,温州的民间借贷利率高达6分(年利率72%)时,方培林已高度戒备,“6分利是崩盘的前兆。”3年前温州发生的事情,现在正在其它地方上演。2013年,他在贵阳、成都等地做讲座时,发现这些地方民间借贷的利率也到了6分。“我跟他们一再强调防范风险,也许就是一天,也许就是一个小时,(对高利贷者)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差别。”

与高利贷相关的担保行业,几乎全军覆没。2013年7月,温州最大的担保公司——中投担保破产的消息在圈内流传,公司董事长郭炳超是在任的担保协会会长。在此之前,温州担保行业协会10个副会长中已有6个被捕,他们都涉嫌高利贷与非法集资。原本有几百家企业的担保协会,至2012年只剩下40家会员企业。“今年可能还要死掉六七家,现在有业务的公司很少。”协会的一位秘书长说。

在温州还有另外一个说法,“炒房团”也几乎全军覆没。房价如果没有涨,对炒房团而言就是亏,因为很多人是借钱在炒房,而利息是每月都要付的。“越是曾经炒房赚得多的人,就越敢放大杠杆,死得就越快。”一位温州的开发商说。

债务不堪重负之后,抛售房产、快速回笼资金是首选。但一旦集中抛售出现,价格又会下跌。2011年秋季,温州房价开始暴跌。最具标志性的绿城广场,从9.5万元/平方米跌回到了开盘价4.5万元。机场大道上的富人区香缇半岛、中梁府等项目从每平方米六七万元跌到了3万元左右。除了这些明星楼盘外,普通的楼盘价格也下跌了30%左右。

2012年到2013年上半年,在刚需的支撑下,温州的楼市似乎是稳住了。“很多人认为是触底了,但是现在感觉又要往下走。”上述开发商说,所有的人都想尽快回笼资金,以量换价在所难免。与此同时,房子的供应还在增加。据一位接近温州市法院的人士透露,2013年7月,温州法院进入司法处置程序的房产已经有1.8万套,按每套平均100平米算就是180万平米,这已经是温州2到3年的新房供应量。这些注定要低价处置的房产,对温州的房价会产生可怕的影响。“什么时候是个底不知道,这个是最心慌的。”

而房价一旦下跌,就意味着银行抵押贷款的额度会下降。每次房价下跌对那些资金链紧张的企业来说都是一场劫难。

然而,心里最没有底的还是像精益电气董事长陈冬青这样被担保贷款链条困住的人。

精益集团曾是温州的十大电气企业之一,中国民营企业500强。2011年以来,精益的3家互保企业相继跑路或倒闭,它先是为互保企业代偿了3200万贷款,然后又被两家银行以各种理由推脱了原本承诺的1990万元贷款。

精益电气还面临一种更可怕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现在贷款是1.7亿,明年就是2亿,后年就2.5亿。这里面一个是利息,还有就是互保的那些企业,如果慢慢都出问题,那就越来越大了。”每一家担保企业的背后都有层层的担保圈。他甚至呼吁政府要尽快拿出一个有力度的方案,把互保链上的资可抵债的企业和资不抵债的企业分开,让资可抵债的这些企业先走出来。“如果现在能分开,我背1.7亿的债就是1.7亿,债务是确定的,那就还有希望。”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互保式担保贷款在江浙一带大行其道,企业在放大杠杆的同时,也将好企业和坏企业捆在了一起。复杂的互保链呈环状结构,第一圈5个企业,第二圈10个,一圈一圈下来会有几十家企业绑在一起,而其中的任何一个企业出问题,最终会让所有的企业受到牵连。据说乐清的15个互保链浮不是独立的而是连在一起的。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温州市政府在处理担保链的问题上没有思路,行动不坚决。8月5日,在政府相关部门牵头开的协调会上,陈冬青和某银行行长发生了激烈争执,但和往常一样,没有任何结果。两年中,这样的协调会已经开了无数次。

“这么多精力浪费这上面,太不理智了。”陈冬青说,很多企业家在一起聊天都觉得没有什么希望。担保链重灾区乐清,就像一锅温度越来越高的水,里面挤满了青蛙。也有不少人趁着混乱转移资产,把抽空的企业和累累负债转嫁给互保企业。回想起为互保企业代偿的3200万,陈冬青有悔意,“所谓的诚信就是犯傻,所谓的有担当就是要屈死。”

如果没有代偿,银行也许不会对精益抽贷。但银行也有抽贷的理由,替互保企业代偿之后,精益电气的资产状况进一步恶化了。一些银行甚至劝精益的互保企业退出对它的担保,这样精益如果就此倒下,银行的风险可控制在最小范围。“这是我感到最痛苦的地方,为什么讲诚信的人要更惨?”为了给企业腾挪资金,公司向股东一共借了1600多万,包括陈冬青自己的700多万。除此之外,精益还借了民间资金,这两年的利息高达上千万。他很不甘心的是,精益没有搞房地产投机也落得这样的下场。

陈冬青一心想把企业从互保泥潭中拔出来,但也有不少人希望企业赶紧破产。

破产在温州曾是个很忌讳的词,尽管2012年以来它是很多人的希望所在。乐清一位阮姓企业家的公司负债2亿,为别人担保了3亿。“欠1000万肯定是要还的,3000万要看看左右互保的企业,要是上亿肯定就不还了。”这种说法在乐清很流行。他希望尽快破产,因为5亿怎么也还不起,破产之后还能重新开始。但他也有顾虑,在温州已破产的公司案例中,有不少人被判刑,因为企业的债务中常常有十分复杂的民间借贷关系,债权人超过25人通常会按非法集资处理。今年3、4月份曾经有100多家企业去抢破产的名额,当时正好有几个人被判了刑,于是许多人又开始找关系退出破产程序。

“不破产吧,债务这么大;破产吧,监狱滋味不好受;做企业吧,社会责任大,但是挑起来又太重。”很多人就在破产的门槛上跳上去又下来。在发稿之前,这位阮姓企业家的手机已处于呼叫转移状态。

政府官员的心里也没有底。温州市经信委的一位处长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他们并不太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拿到手的调查问卷也不太敢信,“因为企业也不相信我们”。对于温州的经济形势,他也很惶惑。“开始(民间)预测2012年中温州触底,接着说年底,再接着说2013年中,但现在还没见好转。”

导火线

“其实我的企业2009年就该被淘汰,是国家的4万亿又让它多活了几年。银行贷来的钱,我没把它用在实业上,而是投到了江苏小城市的房地产项目”

随着一大批中坚企业在担保链上出险,风险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向更健康的企业传导。很多人认为2013年下半年温州的情况会更糟。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场温州危机?

2008年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是一道分水岭。政府4万亿相关刺激政策出台之后,表面上看温州的危机过去了,实际上却是饮鸩止渴。

2009年,温州地区的商业银行贷款营销成了风景线。过去都是企业找银行贷款,这次,是银行找上门、求着企业贷款。当时奉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现实中变成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不需要贷款的企业或者根本没有贷款资格的企业,都可以获得贷款。银行为了扩大放贷规模,企业之间互相担保贷款方式开始盛行。

过剩的资金像鸦片一样被企业吸食着。

乐清的阮姓企业家对本刊说,2009年之前,他公司的利润已经还不上银行1亿贷款的利息。但是政府扶持实业的政策下来后,他不但又贷款1亿元,还把两年的利息都贷了出来。“其实我的企业2009年就该被淘汰,是4万亿又让它多活了几年。”他贷来的钱并没有用在企业上,而是投到了江苏小城市的房地产项目。实业不赚钱但可以成为做投机生意的融资平台,“2009年整个乐清的实业就是一个大的融资平台。”在三四线房地产大量过剩的情况下,江苏小县城的房子根本卖不动。现在回想起来,阮认为2009年,企业破产是个更好的选择。

银行的输血,只是拖延了温州危机爆发的时间。大量的钱进入房地产等投机性比较高的领域甚至是高利贷领域。“可以说4万亿,产生的泛滥的钱,是温州危机的诱因。”黄发静说。

温州金融办的数据显示,2011年温州GDP和贷款余额的比为1:1.9,远远大于正常的1:1.3。2011年,温州银行的不良率只有0.37%,全国最低;2012年6月就到了2.69%,全国最高;2013年3月更是攀升到4.01%。

提起银行,记者采访的温州人大部分都是满腔怒火,“骗”字是他们形容银行的常用词语。温州银行和企业之间,存在一种畸形、纠结的关系,而且由来已久。

“银行的利息是7厘,我们拿到手的成本没有低于一分。”上述阮姓企业家说。他的这个说法,记者在其它企业也得到印证。2011年之前,每逢3、6、9、12月月底,银行的季度考核指标下来,企业要帮助银行拉存款。不帮忙拉存款,下次批贷款就会出问题。“我们其实都是去买高利贷给银行,”他说,每逢这时就有大量的山西煤老板到温州,借钱给温州人。“一般1000万3天的利息就是4.5万,2000万、3000万呢?”他说,企业小还不存在这个问题,企业越大、贷款越多,要拉的存款越多,贷款的成本就越累越高。此外,企业要在银行贷款2000万,常常需要1000万的存款放在银行,美其名曰存款抵押,实际上也是变相帮银行拉存款。

而银行与高利贷勾结,在温州也是公开的秘密。“很多企业借高利贷,是银行推荐的。”永强一位行业协会的秘书长说,银行知道谁需要钱。贷款到期、新贷款下来之前,企业需要短期周转资金,“有的时候只需要用3天,但是银行那边给你拖5天、10天。”2011年民间借贷崩盘之前,银行的猛烈抽贷加剧了危机的爆发。“他们都是骗你先还钱,本来承诺要再贷的,还了就不贷了。”

另一方面,优秀企业的发展并不会过度依赖银行。据统计,温州企业的利润率普遍在5%到10%,这根本不够付银行1分(年息12%)的利息。但越是经营不好,越需要钱,对银行的依赖就越深。

2010年下半年开始,央行连续27次上调准备金率。房地产调控层层加码,限购政策出台。银行开始收紧贷款,温州的债务问题出现苗头,零星有人跑路。2011年初,温州市委市政府出台的23号文件,成为企业债务危机爆发的导火线。

这个文件中有一个条款,通俗地讲就是取消了工业用地的市场化,不能自由买卖。这直接导致企业厂房价值缩水,在银行的抵押贷款额度也减少。所有企业的资产都缩水了,危机瞬间爆发。不幸的事情不止是23号文件,当时政府规定,所有续贷的企业必须到政府盖一个章,证明企业没有违章才能续贷。“很多企业多少有点违章的,而且就算没有违章,你这个章盖来盖去也要时间。”黄发静说,银行本来承诺一个星期放款,很多企业8分、1毛的利息也敢借,结果一个星期没有下来,半个月也没有下来,拖上两三个月就麻木了。“这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每个人都想成为食利者

是谁让民间借贷变成崩盘的高利贷?房地产。是谁抽走了实业的血?房地产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积累了丰厚的民间资本,但没人说得清它到底有多大。也没有人说得清民间资本的损失到底有多少。

那么温州的这些财富到底去了哪里呢?

“一部分变成了库存,一部分变成了房产,还有一部分被挥霍掉了。”上述温州市经信委官员说。其中房产的比重最大。

2009年,温州房价开始飞涨。整个温州都沉浸在一种亢奋情绪中。

温州人对房地产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和偏爱。1990年代末,他们就开始在北京上海买房子,2001年之后温州太太炒房团闻名全国。上百人的企业1年赚的钱,还不如太太炒一套房子赚钱多。据温州商会统计,全国的每一个县,都有温州的开发商,温州本地就有500多家房地产开发商。从项目分布上看,温州的开发商主要集中在三四线城市,这正是房地产过剩最严重的地方。在银行贷款极度宽松的情况下,实业企业大规模涉足房地产开发,一场更大规模的投机开始了。

房地产高杠杆率的特点,又使得短期过桥资金非常重要,民间借贷的需求飙升。

“温州高利贷肆虐,与大家进入房地产的热情成正比。”温州三角洲房地产策划公司总经理陈好说,民间高利贷2006年已大规模展开了,一开始是3分,到了2008年慢慢变成了4分、5分,2010年8分、1毛的价格都出现了。开发商之所以敢借高利贷,是因为所有的人都认为房地产是暴利。

2009年,温州置信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一个项目,在6个月的时间里就实现了100%的回报,这对利润不到10%的传统行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2009年底,这家公司联合250个中小企业主,以37亿的价格拍得了黄金地段置信广场项目。250多个股东大多来自眼镜、服装、人造革等行业。而这250多个股东的背后还有上千人的集资。这个庞大的中小企业主联合体除置信广场外还同时拿了八九个项目,买地的费用高达80亿。这80亿大都是从实体经济转移来的钱。2010年,许多人都相信置信广场的价格要超过10万/平米。但是在2012年开盘时,置信广场的均价只有4万多,勉强高过楼面地价。

除了这些中小企业主,温州的大公司奥康、报喜鸟、人民电器等也都涉足地产。几乎每一个房地产项目背后都可以看到实体企业。那时候,买到房子就赚了,钱借出去就赚了。“1000万借出去,一个月3分息就有30万,一年就有360万,你还做什么事情。”黄发静说,好像从来没人想过这么高的利息到底要从哪里能赚回来。整个温州进入了一种催眠状态,连老太太都知道把钱交给放高利贷的去赚钱,奢侈的生活方式也开始盛行。最铺张和高调的人群之一就是放高利贷者,豪宅、豪车是他们的标配,去澳门赌博成为新时尚。本来他们以为花费的只是赚的利息,高利贷崩盘、本金拿不回时,他们才发现只是在挥霍自己的本金。

这场狂欢在2011年下半年戛然而止。当时,老高跑路、银行抽贷、债务不堪重负,大量抛售房产造成了温州房价的剧烈而持续的下降。2012年,温州的豪车开始大甩卖,吸引了全国的人赶来购买。这场狂欢因为房价的下降而被打回原形。

那几年,温州每年的新房供应量只有50多万平米,但是50%以上的房子是投资或投机型的大户型。至今,温州还有90万平米的大户型没有卖出去。

“如果房价开始上涨,很多人能解套。但显然这是不现实的。”温州的一位开发商说,新一届政府“城镇化”的政策出台之后,他曾经心存幻想。“其实我们心里也很明白,如果再刺激房地产,(房价上涨的越快)我们死的就越快。”

美国基于长期经济数据的研究,曾得出一个结论,房地产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小,而在危机时期房地产的破坏性非常大。这一点在温州表现得淋漓尽致。房地产投机之后,温州损失的,不止是钱还有机会。“企业应该投入技术改造的资金也没有了。”黄发静说。

“现在的温州,有许多当年日本泡沫时的影子。”温州大学房地产研究所副所长姚汝林说。1990年代,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也伴随着产业空心化,债务危机等问题。但那时的日本企业,已经基本完成了国际化的布局,在产业上有很强的竞争力,而这些温州并不具备。

实业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企业开工是为了强撑着给银行看。一旦企业停止生产,银行会起诉,并会对互保企业抽贷。这些做做样子的企业,被称为“僵尸企业”。温州的很多普通人都知道,债务危机、房地产泡沫只是温州表象,实业不振才是问题的根源

据2013年上半年温州海关的数据显示,在统计的10个行业中,只有3个出口略有增长,其余7个都是负增长,最严重的打火机下降了32.2%。

在永强,记者随机走访的5家皮革厂,有2家小厂停工,1家小厂每个月只开工1周,2家大厂都已大幅裁员。豪来邦皮革厂2012年裁掉了200多人,现在只剩下100多人。生产过剩充斥了这里的每个行业。据说温州生产了全国30%的服装,30%的鞋子,2/3的低压电器,高峰时期生产了全球90%的打火机。

在担保链的重灾区乐清,有不少企业开工是为了强撑着给银行看。一旦企业停止生产,银行会起诉,并会对互保企业抽贷。这些做做样子的企业,被称为“僵尸企业”。2012年7月底,浙江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一份调研报告显示,温州企业减产停产现象增多,全市3998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60.43%的企业减产停产。当然,开工不足也不都是负面影响,至少温州的空气质量得到了改善。以前温州的天都是灰蒙蒙的,而8月初的几天,温州傍晚接连出现了美丽的晚霞。

温州实业的问题是过去十多年不断积累的结果。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2003年上半年,温州GDP增速跌落至浙江省倒数第二,下半年更是滑落至垫底。

1990年代是温州的黄金年代,做实业有丰厚的利润。但没有底线的价格战,让利润逐渐变得像刀片一样薄。至今价格战仍是每天都在温州上演的故事。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认为,目前温州企业的实际毛利普遍在1%-3%,大多数不赚钱。

在走过了粗放式发展的黄金十年之后,温州人没能走出实业的天花板,而是走向了另一个方向。2001年8月,第一个温州“炒房团”亮相上海,3天砸下5000多万、买走100多套房子。除炒房团之外,每一种资产价格的上升,几乎都有温州人的影子——煤矿、棉花、贵金属、油田等等。在资产价格的追逐中,温州人又度过了10年,这被称为“失落的十年”。1990年代,温州的电气、打火机、制鞋等行业都曾是温州的名片,但是在失落的十年中,人们逐渐淡忘了它曾经实业上的领先,而是记住了它擅长投机。

记者在温州走访了打火机、皮革、不锈钢、电气、服装、泵阀6个行业,发现越是衰落的行业投机现象越是严重,打火机、皮革、不锈钢都是高利贷的重灾区,而泵阀、电气行业要好得多。

温州的泵阀是全国的行业龙头,也是温州利润率最高的行业。协会秘书长王挺文介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泵阀的出口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大幅度增长。由于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当地泵阀以前大都出口到拉美和非洲,近几年则以欧美为主。泵阀技术最领先的企业嘉利特荏原,产品抢手到需要提前半年预约,2012年公司人均产值124万,利润很高。这家公司是与日本的泵阀龙头企业合资而成,日本的技术加上中国低成本制造,使得公司的竞争力很强。温州泵业1900多家企业今年没有一家停工,也很少有人搞投机。实业遇到困境时,人们总会说产业升级或转型。但事实,“企业不转型是等死,转型是找死”的现象在温州并不鲜见。光伏和造船是温州这一轮转型的两个重要领域。

乐清黄华港,造船厂里成片的塔吊,远看非常壮观,但近看就能发现塔吊上已锈迹斑斑,船坞杂草丛生。几年之前,这里的每个船坞上都有上千名的工人在忙碌,热火朝天。现在连成片的十多家船厂都倒闭了。前几年,不少有实力的企业蜂拥至造船业,雄心勃勃地想把温州打造成中国的造船基地。庄吉集团就是外行进入造船业中最大的企业。然而它面对的现实是,中国在2001-2010年,造船吨位实际能力和生产能力增长了2000%。2008年后,世界航运不景气、船东弃船等因素频发。至去年全球吨位过剩8000多万吨,当中7000万吨是中国的过剩能力。

庄吉的巨额投资打了水漂,银行巨额债务则让这家知名的服装企业走到生死关头。

温州企业转型升级大多数用的都是银行贷款。“眼镜大王”胡福林的信泰眼镜公司,注册资金2个亿投资光伏产业,资本基本都是银行贷款。光伏产业倾覆后这家温州企业也遇到灭顶之灾。

温州中源会计师事务所主任刘旭海从1990年代就开始给温州的企业服务,在他的印象中,温州企业2003到2005年还在不断成长。“一个是2006年《劳动合同法》出台,一个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对外贸的影响,这两件事对温州企业的影响非常大。”

温州的产业一直处于流失状态。曾经闻名全国的温州桥头纽扣市场、庙市口服装市场,在1980年代都已是过10亿的大市场,现在它们早已被义乌小商品市场取代。在失落的十年中,大批企业离开温州。很多人认为,是温州的土地资源有限,制约了公司发展。黄发静曾经对100多家撤离温州的企业做过调查,真正土地的原因不到40%,60%是对发展环境不满意。

“为什么当初在资源条件没有优势的情况下,温州能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而现在改革开放30年了,温州却在急剧倒退?是老百姓变了,是企业家退化了,还是政府的问题?这个问题要好好思考。”黄发静认为,十几年以来实业问题在不断累积中,但政府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和引导。他所说的并不限于温州。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都在面临巨大挑战。

试验区还不上改革欠账

欠债不还钱,杀人不偿命。这个社会还有诚信吗?温州欠了一笔巨大的改革账,不是一个温州金融改革试验能解决的

“温州遇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危机”已是共识,有人认为温州3年能回升,有人认为是5年,还有人认为是10年。

2011年10月,民间借贷危机爆发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到温州调研,不久之后温州金融改革被提上日程。2012年3月,温州成为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金融综合改革试点城市。

但是金改一年以来,温州人多对金改持质疑态度。“建一个金融广场、招来108个高级金融人才就是金改了?”、“金改不过是京都文化”、“金改就是废纸一张”——这样的评论比比皆是。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在内部讲话中也承认,这一年的改革,“有5个小菜,没有大菜。”很多人认为,金融办是拿着尚方宝剑不敢用。

全国并购公会会长王巍认为,“温州金融改革是要把民间的东西,变成体制内的东西,这样的改革不是改革。”

对于温州目前的危机,金融改革起不了什么直接作用。在金改后成立的民间借贷登记中心,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中心的资金成本在下降,“因为资金的供给比较多,但是符合借款条件的很少。”是金融过剩而不是金融短缺,造成了温州的危机。根源上,是温州的实体经济出了问题,金融再发达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自从危机爆发以来,温州的整个信用体系已处于崩塌状态。企业不相信银行,银行也不相信企业,企业之间也没有信任。信用曾经是温州人的骄傲,一个电话就能借来几百万,民间的信任感非常强,而现在这一切都要归零。

温州的民间借贷,最初是一种人和人之间互相信任。但温州经济高速发展这么多年,民间信用还是依托于人情社会的原始形态,而没有进化成现代的信用形态。温州的民营企业一开始就是低、小、散的状态,这么多年过去,低、小、散如故。

“这些都是温州市政府对社会的欠账。”永强的那位行业协会会长说,有些事关全局的事情应该由政府引导和推动,现实是这些年政府几乎什么也没有做。他所在的行业,几年之前就想做整合,成立几个有竞争力的大集团,但是因为土地紧缺的问题迟迟不能推进。因为对发展环境失望,行业里有200多家企业搬出温州。

“很多人认为,温州能发展起来,是因为政府无为而治。这种看法是错的。”黄发静说,温州历史上的好书记为企业营造了很好的软环境,他们能够倾听企业的声音,因而能够出台很多对路的政策。但发展得越快的地方,既得利益的问题就越严重。这些年温州人越来越富,公务员阶层的心态却越来越不平衡。在这次的民间借贷风波中,有大量的公务员参与了民间借贷,龙湾区一位旅游局官员爆出了高达10亿的民间集资。记者采访的许多企业家都谈到了温州“小鬼难缠”的问题,他们是温州软环境的负能量。

马津龙曾任温州政策研究室主任多年,在历任的书记中,他最怀念1980年代的两位书记袁方烈、董朝才。“温州没有地理、资源、人才等优势,它能发展起来,就是因为它有政策上的优势。”他回忆,这两位书记都非常有魄力,敢于挑战既有的、不合理的东西,激活民间的创造力,整个社会都是欣欣向荣的氛围,“那才是真正的改革”。

2013年6月,在非常突然的情况下,调令传来,省委常委陈德荣不再兼任温州市委书记,新书记陈一新上任。

企业界对于陈一新的上任寄予了极大期望。在他上任当天的讲话上,实体经济是放在第一位的话题。老书记陈德荣注定是一个有争议的人。他有魄力。“拆违”(拆除违章建筑)是他的标签,温州城市面貌在他的治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此有市民在他离开时写诗怀念他。但这么多年陈德荣很少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温州的危机爆发之后,记者采访的两位商界领袖对他说过相同的话,“您只要拿出拆违10%的精力关注温州经济,温州就会好很多”。但是他都是一笑置之。

企业界密切关注着新书记陈一新的言行。民间的、行业性的自救已经无能为力,2011年以来,许多行业协会成立了基金帮助企业度过困难,但是最终不能持续。对于他们来说,在这样一个持续深化的危机中,也许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扭转局面。

这两年,温州市政府各个部门频频出台各种政策,似乎很卖力。最近温州市政府在搞“3万行动”,让上万名干部到万家企业解决上万个问题。“不用这样搞运动,哪怕1万人每天能只解决1个问题,温州就有救。”一位企业家说。

黄发静认为,温州的问题很多,但从政府层面讲最核心的问题是“这3年来没有处理好金融危机”。政府没有强有力的措施、果断集中处理债务问题,这导致恶意逃债、转移资产的事情很常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没有了,坏人不受惩罚而好人受惩罚。“这个问题不处理好,就是欠债不还钱,杀人不偿命。这个社会还有诚信吗?你拿什么去搞经营?”他希望政府尽快有行动,“第一可以追回一部分损失,第二可以安定人心,在法律的基础上恢复大家的信心。”

2002年,黄发静率领温州的打火机行业,打赢了欧盟的反垄断官司。在这样的国际舞台上,温州人并不怯场,“温州人的洞察力是世人难比的,如果从温州的产业、温州人来看,温州还是有救的。”

对于这样一场还在蔓延的危机,当它恶化到一定的时刻,就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了。也许正如经信委的那位官员所言,只有靠时间,才能慢慢治愈这里的伤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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