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债务

美国之音

林枫

(1):“祸”起全球金融危机

华盛顿 — 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最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要求全面监控地方政府性债务,并坚决制止地方政府及其下属单位、团体和融资平台违法担保或违规融资。中国此举凸显中国债务问题的严峻性。在此之前,中国审计署应国务院要求,从8月1日起对全国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性债务进行全面摸底和彻查。

实际上,中国的债务问题早已令国际金融市场和观察人士感到担忧。今年4月,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评级(Fitch Ratings)下调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惠誉同时还发出警告说,“信贷增速大大超过了中国GDP的增速,使威胁中国金融稳定的风险大增。”这是自1999年以来,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首次被一家大型国际信用机构下调。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级研究员、前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黄育川(Yukon Huang)说:“一种估测认为,中国整体的债务水平从占GPD的160%上升到大约占GDP的210%,增长的速度非常快。”

历史上,债务比例的迅速上升曾在其它新兴市场国家,比如韩国和阿根廷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的数据,中国债务总额,即政府、企业和家庭债务的总和已经超过100万亿元人民币。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成为中国债务问题的分水岭。“2008年以前,债务算不上是个问题,债务水平上升得很慢。但到了2008年,中国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出台了大规模的借贷和投资方案,其中的绝大多数是通过地方政府完成的。地方政府的债务在一年内就增加了一倍,”史剑道(Derek Scissors)说,“这让人们感到非常担忧,因为你怎么可能在一年之内花掉那么多的钱。很多地方政府投资的项目都没什么回报。当时的想法就是,我们得花掉这些钱,那就找个项目。那么这些毫无回报的项目就导致这些贷款成为呆坏账。” 史剑道是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亚洲项目的高级研究员。

然而,中国猛增的债务并不只来自于地方政府。“中国债务困境的另一部分来自于企业借贷,其中主要是国有企业。当然,这也是2009年中国出台的刺激计划的一部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黄育川说。

据国际清算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统计,到2012年底,中国企业和家庭未清偿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上升到170%,甚至超过美国的157%。这一比例在2008年为117%。

不断累积的巨额债务给中国经济维持7%左右的增长目标构成挑战,因为对企业来说,大量资金将被用于偿还债务,而不能用于投资和研发;对政府来说,一些重要的公共服务项目将不得不面临缩减。而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或国有企业可能会面临违约甚至破产的威胁。

史剑道说: “问题不在于中国会怎么样,因为中央政府并没欠这么多债。问题在于各省、各市、各县,还有银行和企业,是这些实体欠下巨额债务。那么,这些欠债的银行、企业、省市县会不会垮掉?”

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公布此次地方债务的审计结果。但一些中国经济的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水平可能会比上次审计增加一倍。

(2):地方巨债从何而来

华盛顿 — 8月末,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将在11月召开中共18届三中全会。从吹响改革号角的11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的三中全会历来被赋予重要的历史意义。今年更不例外。就在外界猜测本届三中全会将出台哪些重大改革措施的同时,中国经济的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应优先考虑的是如何控制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的问题。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级研究员、前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黄育川(Yukon Huang)说: “中国债务问题的严峻性并不在于量,而在于速度,还在于中国有没有一个机制去应对。答案是,中国没有这样一个机制。所以说,中国目前的债务问题给政府敲响了警钟,他们需要在债务问题变得难以收拾前建立一套机制。”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增长速度。在这30多年里,中国并未依赖借贷来维持经济的高增长。

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这一状况。当年1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布了中国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价值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这笔资金大多被用在开发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上。这些项目的回报期很长,可是贷款的偿还期却一般较短,所以按时还清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地方政府欠下的债务就越积越多。”黄育川说。

2013年上半年,中国信贷同比增长20%,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7.6%的GDP增长数字。这表明,地方政府正在靠借新债来还旧债和支付利息,而没有把资金用于投资和生产。

本来,按照中国的法律,地方政府不允许借贷,也不能发现债券融资。但地方政府利用法律的漏洞,通过设立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工具”借贷。“中国的地方政府是不允许有预算赤字的,所以它们就通过建立融资工具来借贷,也就是地方政府融资工具,”史剑道说,“因为这类贷款被认为是主权债务,所以这类就够就很容易得到贷款。” 史剑道是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

鉴于过去十几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火爆,这些投资工具往往把借贷的资金用于房地产。

“中国债务问题的症结在于地方政府。有的地方政府认为,从银行贷款、搞房地产开发利润颇丰。地方官员借此为当地、甚至他们个人牟利。这其中有寻租活动。如果你能弄到一块地,把它开发然后再卖就能来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黄育川说。

由于地方政府自身不能直接参与开发房地产,它们把土地交给地方融资工具。这些工具以土地作抵押从银行得到贷款。贷来的资金用于征地和拆迁,然后再修建一些基础设施比如道路和桥梁来吸引房地产开发商投资。然而大批的楼盘开工导致中国很多地方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严重饱和甚至过剩的情况。新建小区无人入住让中国各地的“空城”、“鬼城”比比皆是。这就造成地方政府的投资无法及时得到回报,融资工具的资金链出现断裂使它们无法向银行偿还所欠债务。

还有一些分析认为,政府对银行业的过度干预也地方债务高涨的原因。传统基金会的史剑道说:“在中国,省一级政府也好、市一级政府也好、还是县级政府,大家都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所以,就算是我会破产,那么只要我通知到了有关上级部门,国有银行还是要给地方政府放贷,因为银行必须这么做,这是它们工作的一部分。”

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下行压力加大,人们更加担心地方政府的偿还能力。但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刚刚表示,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已得到控制,而且提高速度已经减慢。

但传统基金会的史剑道认为,尽管控制这些债务目前对于坐拥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政府来说还不成问题,但让谁来承担这些债务、让谁来为此付出代价对中国领导层来说将是一个挑战。

“总有人要为这些债务埋单,史剑道说,“如果地方政府债务是14万亿人民币的话,假定有2万亿它们无法偿还,那么谁来还这2万亿?是企业、银行、还是通过增加税收来还?地方政府官员的个人资产会不会没收,谁来还这笔债?所以说这才是个挑战,这不仅是个政治挑战,也是个经济挑战。”

(3):企业的债务困境

华盛顿 — 在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同时,人们似乎还没有同样意识到中国企业的负债要比地方政府债务更为严重。

据摩根大通统计,2012年中国企业负债约为65万元亿人民币,占中国经济总量(GDP)的比例高达124%,比过去五年上升了30%,为15年来最高。这也使得中国的企业负债达到全球最高行列。从行业来看,负债最高的企业大多集中在与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的行业,比如钢铁、水泥、建筑机械和煤炭。

“中国债务问题的另一方面来自于企业借贷,主要是国有企业。这也是2009年启动的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级研究员、前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黄育川(Yukon Huang)说。

由于中国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款项主要被投入到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领域,因此当这两个领域的投资无法及时得到回报时,与之相关的行业就面临产能过剩、利润率下降,进而加剧企业负债问题。一些老牌的国有企业,比如首钢集团目前都是在靠借新债来还旧债度日。据统计,中国四家最大的钢铁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均高达80%,而一般认为,资产负债率达到50%就已经算是很高的水平。

如果说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经让人感到不安,那么中国的企业债务问题要比地方政府债务严峻得多。在发达经济体,企业的负债通常占到GDP的50-70%,而中国已经是这一数字的两倍。但中国非金融领域企业的盈利能力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这意味中国企业的债务负担是全球水平的四倍。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多年的高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与政府主导的投资。这给中国很多行业现在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埋下了祸根。而近几年的经济刺激政策进一步加大了这一问题。

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资深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说: “中国的政府投资水平太高,无论是直接开支还是通过国有企业。政府必须缩减投资。该下马的项目必须下马,该失业的人必须失业。”

但中国政府目前正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减少投资就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进而影响社会稳定;若继续投资,就会加剧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最终会压垮中国脆弱的银行体系。

史剑道说: “我不认为地方政府债务是最大的问题,企业债务才是最大的问题。但二者的负担最终都会落到银行体系身上。”

由此看来,要想解决中国的企业债务问题就必须要改革中国的银行体系。但问题是中国负债最多、债务增长最快的企业往往是大型国有企业,而给这些企业放贷的银行也是政府控制的国有银行。这意味,企业的债务最终都不得不由政府埋单,因为政府无法承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甚至一家地方龙头企业倒下所带来的政治后果。 “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是中国银行手上的坏账比例太高,以至于改革银行看上去代价太大,甚至让人感到恐惧,” 史剑道说,“但如果不改革的话,中国的金融体系将继续非常低效。”

(4): 中国家庭的隐性债务

华盛顿 — 与严峻的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现状相比,中国目前的家庭债务几乎没有任何风险可言。据金融时报引述苏格兰皇家银行(RBS)的数据,中国家庭债务总规模约为15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是中国政府债务水平的一半,企业债务的四分之一。

然而这一数字只能反应出中国居民通过正规借贷渠道所产生的债务状况。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西南财经大学共同创立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对中国家庭的金融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后发现,中国家庭的负债只占总资产的5%。这相对于其它国家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状况。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黎表示,中国家庭的低负债率主要是因为正规的信贷渠道有限。他说:“这一方面是因为,比如住房,银行有非常高的首付要求,第一套房、第二套房,都有很高的首付要求。同时消费信贷也是刚刚起步,所以消费者实际上是很难从银行获得消费的信贷。而其它方面的信贷也需要抵押。一方面是银行提供的信贷不够,所以对中国家庭来说,不是不愿意,而是不能借。”甘黎同时在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任经济学教授。

但即便如此,中国的家庭债务水平也呈上升趋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11年底,中国家庭平均债务额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50%,比2008年增加了20个百分点。

此外,中国家庭还有很多隐性债务,这些隐性债务一般没有被列入官方的统计当中。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黎说:“中国家庭从亲戚朋友哪儿借的债,比例是非常高的。有33%的中国家庭从亲戚朋友哪儿借了债,用于住房,或者是用于自己从事的工商业。”

然而,这类不被列入官方统计的隐性贷款的风险性却大大高于正规借贷。“这种借贷因为完全靠朋友之间的信誉,其实风险蛮高的,因为它没有正规的风险评估,甘黎说,“而且这种风险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如果说房地产泡沫真的破灭,或者说经济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他还不起了,那么他从朋友哪儿借的钱,他可能借的是养老钱、看病钱、子女的上学钱。这个对社会的影响就非常大。”

由于正规银行步入消费信贷领域步伐缓慢,无法满足中国普通居民的个人融资需求,一些处于灰色领域的半合法性个人借贷机构,比如网上的人人贷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正在兴起。自2007年以来,中国已有200多家网上的人人贷公司成立。有空闲资金的人可以通过这些网站把钱借出。这类点对点借贷机构的贷款利率一般在10-18%,是银行基准贷款利率的两倍多。

目前,中国政府对这类民间的借贷机构仍持一个比较宽容的态度。经济学家认为,更好地规范此类借贷机构将有助于拉动居民消费。

“任何在中国提供消费信贷这种服务,在中国目前都是一件好事儿。目前中国面临的大的问题还真的不是消费过多,而是消费不足。”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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