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石男:破壳的鸡蛋:老潘的尴尬表演

近来,潘石屹又红了,这次不是因为跟任志强之间的甜蜜基情秀,而是因为在央视流着口吃表忠心。看潘石屹的表现,不禁鼻酸。在墙面前,鸡蛋不但可能被击碎,还可能被剥光蛋壳,任意羞辱。

但是,如果潘石屹有足够的历史知识,他也许会从中国古代学习一种更好的避祸方式,那就是佯狂避世。

佯狂避世的传统,自接舆、桑扈,到伍员、孙膑,再到邺下、竹林,不绝如缕。佯狂者大多避祸成功,不过有些仍不免杀身罹祸(如祢衡、嵇康),但无论如何,他们总在癫狂中保持了一点最后的自尊与自由。而这种藏在狷狂中的对自由与自尊的渴求,世人多不能发见。所谓“世人皆笑我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也。

抵至明代,专制虐毒空前而不绝后,一代士人遂多狷狂。尤自明中叶以降,士人任诞习气大炽,乖张行径层出不穷,如群溪乱奔,如天花乱坠。

比如,奇装异服,杨慎就导夫先路。徐纨《本事诗》说:“杨用修谪滇南,纵酒自放,尝敷粉作双鬟插花,诸妓拥之游行市中。”

又有刘凤。《万历野获编》记:“吴中有刘子威(凤),文苑耆宿也,衣大红深衣,遍绣群鹤及獬豸,服之以谒守土者。盖刘曾为御史,迁外台以归,故不忘绣斧,诸使君以其老名士,亦任之而已。此皆可谓一时服妖”。

直到明末,服妖仍四处招摇。余怀《板桥杂记》:“无锡邹公履游平康,头戴红纱巾,身著纸衣,齿高跟屐,佯狂沉湎,挥斥千黄金不顾”。这位邹公履不但戴大红纱巾,还穿高跟鞋,像车模一样走来走去。同书还记,邹公履去应试,考完了就猛敲大司马门鼓,送试卷;去嫖妓,不赶紧摸白嫩美乳,却对小姐高声朗诵自己写的文章,真是不可救药。

除了“服妖”,明代笔记里还记载了相当数量的任诞行径,聊举数例。

《万历野获编》记“胡元瑞亦好使酒,一日寓西湖”,当众臭骂戚继光,结果后者气鼓鼓地“促舆度岭”而去。

《明语林》所记更丰:

“罗圭峰动止诡异,径情直行,人目之为鬼王”。

“边庭实以按察移疾还,每醉则使两伎肩臂,挟路唱乐,观者如堵”。

“常评事(伦)中法罢归,益为荡恣。从外舅滕洗马饮,大醉,衣红,腰双刀,驰马。马顾见水影,惊蹶,刃出于腹,溃而死”。

“中牟举人张民表,任侠好客,往往荡舟郭外南陂。顶高冠,飘二带,带绣‘东坡半升仅漉渊明酒,三寸才容子夏冠”之句。乘败车,无顶幔……日醉陂头老杏下……兀傲自放,世莫测其高深”。

《舌华录》记:“桑悦调柳州,不欲赴,人问之,辄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吾一旦往,掩其上,不安耳”。这桑悦不但傲视柳宗元,且喜欢恶搞考试。有次参加会试,做完题目,他觉得一定中举,就在卷子后画一战船,敲着桌子嚷嚷:这次老子坐定官船了!结果被算成作弊,“以违式贴出”。

关于明代士人任诞之习,清人赵翼以为起源于明中叶。他的《二十二史札记》有专条论“明中叶才士傲诞之习”:

“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今按诸书所载:寅慕华虹山学士家婢,诡身为仆得娶之,后事露,学士反具资奁,缔为姻好。文征明书画冠一时,周、徽诸王争以重宝为赠。宁王宸濠慕寅及征明,厚币延致,征明不赴,寅徉狂脱归。

又桑悦为训导,学使者召之,吏屡促,悦怒曰:‘天下乃有无耳者’!期以三日始见,仅长揖而已。

王廷陈知裕州,有分巡过其地,稍凌挫之,廷陈怒,即散遣吏卒,禁不得祗应,分巡者窘而去。于是监司相戒,勿入裕州。

康德涵六十生日,召名妓百人为百年会,各书小令付之,使送诸王府,皆厚获。

谢榛为赵穆王所礼,王命贾姬独奏琵琶,歌其所作竹枝词,歌罢,即饰姬送于榛。大河南北,无不称谢榛先生者。”

罗列现象之后,赵翼给出的评论是:

“此等恃才傲物,跅弛不羁,宜足以取祸,乃声光所及,到处逢迎,不特达官贵人倾接恐后,即诸王亦以得交为幸,若惟恐失之。可见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故文人学士得以跌荡于词场酒海间,亦一时盛事也。”

赵翼对明代士人任诞习气并不欣赏,但将这种现象归结于“世运升平、物力丰裕”。

赵翼的描述清晰传神,分析却有点单薄苍白。他所处的乾隆时代,自是“世运升平、物力丰裕”,为何士人却没有多少任诞之习呢?

明中叶以后士人多任诞习气,主要原因在于士人的自我意识开始猛抬头,而且极易流于言表。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明代士人“气矜”、“气激”、“任气”、“躁竞”、“激昂好为已甚”,乃至好干“民誉”、“矫为奇行而不经”。这种嚣张士气,表现在朝堂上则是百官撼门而哭(嘉靖元年的“议礼案”),或直言皇帝“酒色财气”全犯(万历十年雒于仁的奏疏)。在朝堂之外,“士气”则转为民间各种任诞行径。

明中叶以降,王阳明的心学大盛,对僵化理学首开反动,欲致人于平等,亦使之得自由。随后的李卓吾、何心隐等人,均以个人自由为鼓吹中心。稍后袁宏道及公安派的“性灵说”,实质也是对自我的强调。在此等思想风气影响下,士人从提倡个性自由,走向标新立异,乃至追逐怪人、崇尚怪癖。

比如徐文长,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盛”,拒绝接见大人先生,与下贱皂隶打成一团,还用斧头砸自己脑壳,将头骨揉搓有声,又以尖锥刺耳,深入寸许。徐文长身前淹蹇不得意,身后却受到晚明士人崇拜。他们除了崇拜其文学天才,更崇拜其狂诞。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说传主“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这却是以“病”为“奇”了。

张岱的《祁止祥癖》,将这等观念发挥到极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他所写的“有癖之人”祁止祥,扔掉妻子如扔掉破鞋,只把娈童崽子当性命,而张岱似乎还觉得祁颇有“真气”。

上面是从士人个性、社会习气方面探究。若从制度上讲,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这段话,也许对我们理解明中叶以来士人任诞习气有所助益,且录如下:

“中国专制政治,至明代愈趋深刻。太祖开国即树惨核之风,成祖篡立更肆淫虐之毒。继体诸君,变本加厉。二百七十余年中苛政弊政之多,殆为历代所不及。加以科举‘八股’,败坏人才。理学末流,束缚思想。诏狱廷杖,摧残士气。下则民不聊生,上则士鲜廉耻。流寇起于中,夷狄迫于外。一朝势去,瓦解土崩。大好河山,又复沦于异族。事之可惜,孰逾于此。然而当明代专制毒焰方盛之时,反动思想已勃然兴起。虽不敢直接攻击专制政治之本身,而对于为专制政府所利用之正统学术则力加破坏。”

明中叶以来士人之任诞习气,同样可看成是一种“反动行为”,虽不是对专制的正面攻击,但至少是一种消极抵抗。明白这点,对今世任诞之人、任诞之事,我们或许也可多几分“了解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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