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捕前,王功权说

8月30日,我在一间咖啡馆采访了王功权。他告诉我:前日,就有警察告诫过他:“你讨论问题太直接太激进。”公园旁的小桌子,他们谈了一个小时。也早有朋友担心劝慰。王功权的回答是,我没有感觉到恐惧,我们社会开放不容易,这种情况要抓,可能就是一种代价。

以下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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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是做投资的,投资也和互联网的发展同步。互联网上的每项应用,我都是刚开始就接触。博客一开始,我就开始用。微博出来后,就意识到它会成为一个舆论工具。过去信息传递都是国家主导;有了微博。就变成了全民参与的事。

2010年钱云会事件,我倡导公民观察团。因为政府信息的缺乏,不管怎么处理都有质疑,事件不断升级。我觉得要有公民观察团,作为一个理性的第三方介入,对大家了解真相、找到解决方案都有好处,我就用微博发出倡议。我和许志永通了电话,建议他们马上过去,我觉得应该这么做。

即使后来,2011年,大家都在讨论我私奔的事,我上微博谈的还是政治、社会问题、民主自由。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权利,唯一的标准是法律。只要不违法,这是人的权利。

我微博被封是2012年9月11号,正好和911事件纪念日吻合。笑蜀写了一篇关于公民社会组织化的问题的文章,我转发了,然后就被销号。我又重新注册,注册了四次,都被销号,后来我就放弃了。

腾讯的朋友说,王总你在腾讯的微博还在。我一看还有18万粉丝,就写着玩嘛。我就继续发声。

也有关系很好的朋友,劝我不要说话那么犀利。朋友说功权你现在非常危险随时会被抓。要抓就抓吧,我没有认为我做的事情是错的,我也没有侵犯法律,这种情况要抓可能就是一种代价。在中国我也没有办法,我不能认为街上有流氓而不上街。

前天(8月28日),就有派出所所长找我谈过,要我在微博上不要这么激进。他说我影响比较大,讨论问题太直接太激进,希望能够注意点。

那天他们找我谈话,让我去公寓的房间里谈。我说我不去,你要是在里面放两女的,我不去,我们在公园谈,在公开场合谈吧。他说我穿制服会不会不好,我说那没什么,就在公园旁边的小桌子,谈了一个小时。

他们也曾几次抽查过我的税,他们说是抽查,我无所谓,当然我们是管国际基金的,税务不可能有问题。

我也没觉得会有危险,也没那么多恐惧。要是有关部门采取其他方式,回头想想,我这么多年经商没有行贿没有违法,有什么问题该治什么罪治什么罪。

我许多年前就是这样,大家以为我是微博后才关注时事。其实在80年代末,我就因为时事问题而被关押。蹲过监狱,我知道在中国做事,是有可能被抓的。

早就是这样:我出狱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一到六月,电话就会被监听。我已经习惯了。人家政府有关部门是干这个事情的,他想了解就了解,我也没有什么保密,做的事都可以说。大家总觉得我有危险,我不知道危险在哪儿。我说话就假设有人在监听。

朋友被抓,我也呼吁。许志永每次被限制自由,我都在呼吁。多年来也都是这样,政府也都知道,可能是多年的习惯吧,我就没觉得自己特别危险。

现在,我就没有感受到这个恐慌,因为我在媒体上一直这么说。该谈什么就还是谈什么。造谣当然是要处理,但通过这种方式限制大家发声,制造网上恐怖,太不应该。

这次警诫大V的风潮,我不太愿意去揣度官方动机,只是认为:我们社会开放不容易,尽可能应该保持开放的良好趋势。存在问题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不能封杀,像对待洪水猛兽一样。

民众交给法律管,政府不要轻易管民众,行政行为经常是侵害法律的。对于在互联网的发声进行打击是过分了,是问题官员恐惧互联网。

政府习惯在言论上控制,出现微博后,政府为不能控制而很恼火,采取的一些做法我认为有些是很不合适的。中国社会是逐渐学习开放的,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天然开放的属性不要轻易打击,再收回来,谁错了就走司法程序,通过行政方式,是公共权力侵害人们的自由。

我的原则是:如果触犯法律,我伏法。但只要我的权利没有被剥夺。我就会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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