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处于什么发展阶段?

邵宇

今夕何夕?中国究竟处于什么发展阶段,中国官方的标准答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算是准确的,但对于做市场判断基本没什么帮助,你懂的。其实当下做关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科学研究时,常见的困惑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

过去几十年的经济、社会的高速演化通常带给人眼花缭乱甚至时空错乱的感觉,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参照系,来看清楚镜中的自己——有时觉得像1800年通过“圈地运动”完成工业化的英国,有时像1920古典自由市场暴露出重大缺陷时的美国,有时像1990即将在货币狂潮和地产泡沫中崩溃的日本,有时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袭来,旋即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东南亚。这一方面,说明在客观上,我们处身时代的复杂性(当然事前看来,每个时期的当代人也都是这样觉得的),而另一方面,则来源于我们每个人的自身独特视角的主观性以及价值观的差异。

不过,对于中国现在所处阶段的判断,最终导出的结果倒也简单,无非两种情形:乐观VS悲观。纯乐观的就不多说了,网络语言中通常被贴上“五毛”的标签。这里主要看悲观的,来吧,你有四选一的机会——英国版、美国版、日本版、东南亚版。确切的说,1800的英国、1920的美国、1990的日本、1997的东南亚,还附送一个拉美版和次贷危机版。

六个版本的中国

1800的英国——即原始积累版。当时,英国为了获得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土地和劳动力,并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从15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发动了“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其间,对农民的掠夺无比残酷野蛮,国家甚至颁布法令规定凡是有劳动能力的游民,如果不在既定的时间里找到工作,一律法办。通常对于那些流浪的农民,一旦被抓住,就要受到鞭打,然后送回原籍。如果再次发现他流浪,就要割掉他的半只耳朵。第三次发现他仍在流浪,就要处以死刑。而同时,圈地所得的几乎全部土地升值收益都归于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对此,马克思愤怒的写下了资本来到世间都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1920的美国——即镀金时代版。当时美国经济大发展,物质大繁荣,城市化工业化如火如荼。但其后遗症也特别明显,突出的是三点:1)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以牛奶为例,作为家庭最基本的食品,它的安全影响着无数家庭和个人,特别是儿童的健康。贪得无厌的商人经常销售由患有结核病的奶牛产出的奶,或在牛奶中掺水、盐、苏打水,在脏牛奶上覆盖一层好牛奶,用没有消毒的、敞开的容器运送牛奶等。这些污染的牛奶可能是造成城市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一个主要原因。2)贫富两极分化。最高峰时,占人口总数1%的富人拥有国家财富的87%,而在另一个极端,占人口总数的八分之一却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中。3)政治腐败。当时的作家写到:“无论是什么党派,对于各种社会问题都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想法,都没有任何原则,没有不同的信条……除了对官职的渴望,一切都丧失了。”其主要特征是“商业腐败政治”,最常见的腐败形式就是权钱交易。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一样都会带来压迫和道德沦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物质主义、那就是马克.吐温笔下狂野咆哮着的“镀金时代”。

1990的日本——即泡沫经济版。作为典型的权威式追赶型的后发经济体,几个突出的特点是:1)货币大幅升值和出口陷入困境。1980年代开始,日本靠出口拉动经济,对GDP贡献一度高达23%。这招致了美国的嫉恨,通过《广场协议》强迫日元三年内升值50%以上,日本出口一度被重创。2)大规模财政和货币刺激。为了应对出口困境,日本启动包括列岛改造计划在内的大规模财政刺激,并不断加大货币供应,到1991年泡沫爆炸前,其M2对GDP比重达到190%。3)地产和股票泡沫。地价股价疯狂联动,资产价格循环上涨。1990年日本土地总值达到15万亿美元,比美国土地资产总值多4倍,相当于日本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倍多。股票总价值从1985年底的224.2万亿日元到1989年底变成了890万亿日元,增加了4.7倍。随后泡沫破灭,同最高峰相比,房地产价格下降70%以上。日经指数在1989年底高达39 000点,到了1992年,跌得只剩下14 000点,跌掉了2/3。泡沫破灭带来资产负债表危机,于是就有吉川元忠宣称的“金融战败”,僵尸银行、僵尸企业、僵尸经济横行,最终失去了20年。

1997的东南亚——即东亚奇迹破灭版。东南亚国家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先后高估了自身金融体系的能力,开放了资本账户,并选择了并不牢靠的固定汇率制度。九十年代初的几年中,在这些东南亚国家国际竞争力已经明显下降、在本币明显被高估的情形下,许多国家仍坚守固定汇率制度。高估的货币导致外贸竞争力的下降,被后来的中国制造超越。再加上他们不合时宜地过早的放松了资本账户管制,特别是大胆地开放了短期跨境资本流动,这使得大量投机资本进入原本脆弱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领域,形成了地产、股票泡沫。1997年2月初,国际投资机构掀起抛售泰铢风潮,在泰铢放弃抵抗以后,东南亚这些国家的固定汇率制度就像多米诺骨牌,菲律宾比索、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在对冲基金的攻击下下一个个倒下。危机期间,大量资本从金融领域和实业领域撤出东南亚,导致了严重的产业萎缩;货币大幅贬值从根本上恶化了经济体的货币环境,导致这些经济体通货膨胀高启,经济政治都陷入动荡。在危机影响最深的1998年,整个东南亚的实际GDP收缩了7.4%,受伤最深的印尼甚至倒退到了1995年的产出水平。这次危机的影响是长远的,除了经济规模较小的越南和菲律宾外,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在这次危机后的10年中,经济增长从未超过危机前10年的平均水平……克鲁格曼因预言了的“东亚奇迹”(模式)的神话破灭而一举成名。

此外,还有一些升级或者补丁的小版本,我们罗列一下,不再展开。一个是拉美版,即中等收入陷阱版本。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随后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不幸地经历了经济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十大社会乱象。100年后的今天,阿根廷依旧未能跨出这一陷阱。最后一个是2008次贷危机版,这主要是说当下中国地方融资平台隐性债务、影子银行和房价泡沫方面与美国次贷危机(个人资产负债表、影子银行体系)和欧洲债务危机(国家资产负债表)之间的相似性。

看完这些,估计读者的正能量也所剩无几了,最悲观的甚至可以说,几乎上述这些毛病和风险,中国多多少少都有,那怎么弄啊?怎么解啊?以上同时也是市面上流行的“中国崩溃论”的全部菜单选项了,可以小结一下——高杠杆高负债、高信贷投放、高货币增速、高投资增速和占比、高房价、高物价、高汇率、高基尼系数、高腐败、高污染、高环境风险、高资源压力、高心理压力和精神空虚。几乎能够穷尽所有的风险点,这样全部都摊开来说也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中国太快是所有问题的根源

但其实真正的问题首先是,为什么会同时出现这些症候群。以上这些时间段及其典型特征,代表了全球市场经济整个进化的阶段过程中,不断出现的问题。而中国自改革开放走出来,拥抱市场经济并启动相应的制度调整不过30多年,经历了在一个相对稳定和平和的国内外政治、军事、社会、地缘环境下持续加速的增长过程(可以类比的是历史上1920年代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发展期)。这个过程本身一点都不神秘,那就是权威体制下的半市场化过程,高增长速度来源于两个方面,必要条件是全球化(当然还有一直存在着的人口红利等),充分条件是大推动战略。笔者曾经把中国的增长秘笈简单归结为摸石头、山寨机和锦标赛。这是一个脱胎于较低生产力水平、僵硬计划管理体制的“史前经济体”,快速形成市场和资本的现代化过程,它压缩了超过200年的悲欢离合和生生灭灭,是一个从残酷野蛮、积累加速准备起飞的前现代,到狂飙突进、推崇生存价值和经济效率最大化的现代化阶段,再到强调多元生活价值、主观幸福,不再唯经济增长至高无上的后现代的完整演化过程。其跨度超长、速度超快,令人无所适从,颇有三生烟火换一世迷离之眩晕感。

中国太快,这是所有问题的根源。黑格尔关于中国没有时间的判断可能必须修正,中国不但有而且可能还会加速时间。但这并不是说,同时期中国自身的历史进展就被抹去了。是的,中国近代从鸦片战争开始,就一直生存在一个全球竞争导致的准紧急状态下,也一直在求索现代化之路。向东看向西看,上下求索,屡败屡战,不断寻底、反弹、折腾,又再次探底、筑底、螺旋上升。直到30年前(有些历史目前也无法进行全面的深度探讨),那是一个力图在现代化过程中,走市场经济路径的大型经济体的重新出发,前面的曲折和奋斗连同光荣和痛楚都在,一下子所有的历史都体现为了当代史和现在进行时,这也使得当下的探索过程更显复杂和迷茫。

坦率的说,笔者并不同意所谓整个的现代化过程都是由自由市场经济带动一系列上层建筑(包括人的思想和信仰)的对应变革的简单决定论,而认同波兰尼的镶嵌理论,即为利润进行生产的市场经济应该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一个有机部分,而不是所谓的主宰(按照新教伦理)——给市场以人的价值,而不应该是给人以市场价值,那可能只是本末倒置。

有趣的是,就算被禁锢在其中,众多国家和社会也在对市场进行各种管制、修正以及改良,特别是在商品化劳动和自然环境方面小心翼翼,还有就是对整个货币体系的管理方面(这一点纯自由主义的原教旨市场经济尤其不擅长,这在2008危机中表现明显)。别忘记了,从西欧开始市场经济及其上层建筑的进化已经历经3-4百年,这个过程中,它也经历过众多的危机,特别是大低谷(1929-1933)和两次世界级的人类大战。当下,这种扭曲的、仅仅为利益生产的方式正在取得各种领域和全球各个区域中的主导地位。当然,就目前已经呈现的历史来看,这种制度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实践它的力度貌似造就了一个国家在全球竞争格局中的相对地位的强弱排序,是一个国家获取世俗成功的软硬实力以及其感召力的来源。按照最新的学术时尚来解构,它貌似一定程度决定了国家是汲取型的还是包容型的,市场以及上层建筑有着价值观上和社会伦理上的正确性和优越感。在弗朗西斯.福山那里甚至没有别的路径和选择,市场——这种人类唯一制度的选择,成为现在和未来的历史的全部了。

所有其他的尝试要么不成功,要么被原教旨主义者指责为叛经离道。其实这也不过是一种幻觉,或者说是基于有限历史样本的经验主义结论。遗憾的是,经济学者的全部研究素材也只有这些数量有限的,但可能会押韵的历史样本了。其实更客观的,也是更自信的角度来看,没有彼岸,大家都在艰难探索道路,有一些共同的问题,有一些类似的原则,也有一些可以相互学习借鉴的解决方案和制度安排。望着无限的未来有待展开,基于有限的人类社会进化史(尤其短短的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最好谁都别轻率地宣称历史已经终结,或者已经掌握了宇宙的终极真理。

不妨回到北京的雾霾,空气是大家都得呼吸的吧,无人能够逃脱。据分析京津冀地区雾霾的成分跟1952-53年,造成12000人死亡的伦敦大雾是一样的,连污染都山寨版啊,网上的评论是中国总体落后西方只怕超过60年。但其实我们最终会发现问题可能不是落后了多少年,而是浓缩了多少年,那就是时空错乱感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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