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枫:富士康、中产阶级与其他

沸沸扬扬的深圳富士康终于有了一点转机,公司答应为工人大幅度增加工资,基本的月工资从900元大幅上涨到2000元,此后还没有发生新的跳楼事件。广州本田的工人也得到了34%加薪,罢工工人要求得到满足。富士康和本田的加薪会在整个广东引起连锁反应,大小公司和供应链上下游都“被迫”跟进加薪,一避免在公众眼里成为退潮沙滩上的鱼,二避免员工跳槽。中国的血汗工厂问题早就该解决,工人提高生活水平是应当的,早就该这么做。不过这一天终于到来,其影响可能并不简单,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样的加薪不是建立在企业或者全社会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

不管富士康怎么辩解,富士康的工资属于最低工资。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提高最低工资对工人的生活水平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对于全社会来说,提高最低工资的影响就一言难尽了。如果最低工资涉及的是少数群体,提高最低工资是可以提高这些人的实际生活水平的,其成本容易被收入更高、占人口大多数的群体所吸收。但如果最低工资涉及的是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提高最低工资只有两个前景:一是成本由高收入的少数群体吸收,这将不成比例地极大增加这个群体的税负;二是提高最低工资变成一个数字游戏,连环涨价后,最低工资涉及的群体实际生活水平没有实质性的提高。中国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不幸属于最低工资涉及人口中很大部分的情况,富士康事件的后续发展将对未来中国乃至世界产生微妙的影响。

血汗工厂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中国的经济奇迹,这是中国产品价廉物美的人力基础,代价是人们已经熟知的种种不公正。这种不公正还不局限于血汗工厂,整个庞大的低收入群体(包括从业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人员)都深受其害。资本家不是慈善家,他们给工人增加工资的必然结果是把额外成本转嫁给买家。制造手机的工人加薪了,手机价格增加;手机价格增加了,使用手机的小贩成本增加,转嫁到商品里,导致商品价格上涨;商品价格上涨导致农民生活成本增加,引起农产品价格上涨;如此往复。这些还不包括这些领域和环节里本来就低于合理收入水平而需要增加收入的因素。实际上工资普加反映到商品、服务价格的上涨是复合的,有点像借贷时利滚利一样。全社会的成本增加很快使最低工资增加的好处被抵消,工人生活水平由于最低工资增加而得到改善将是短暂的,他们只能愤怒地要求再一次增加最低工资,最终引发新一轮涨价。这就是和生产力水平脱节而片面追求提高福利必将陷入的的困局,也是血汗工厂不能成为中国经济主力模式的基本原因。

如果血汗工厂和低收入群体从事的行业基本上是外向的,而且有足够的外国投资或者援助或者贸易可以吸收成本上涨,这就可以打破调整最低工资带来的水涨船高的困局,这就是希腊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的情况。外销产品价格因为劳动力成本而上涨,会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但把通胀压力也顺带外销,其中优劣一言难尽,这是题外话。问题在于中国不是接受外国补贴的情况,而是中国补贴外国,传统上中国是吸收世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地方,而不是反过来。打破困局需要经济转型,形成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使最低收入群体成为少数群体。但现实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在人口比例中尚小。

那么由中产阶级和有钱阶级吸收基本工资上涨而导致的全社会成本上涨呢?中产阶级包括拿工资的“专业阶层”和独立开业的小生意人阶层。由于各地政府鼓励工商业,提供各种减免税收的措施,生意人有各种合法或者不那么合法的渠道隐藏收入,或者将开支打入商业成本,实际缴税可以大大低于应缴的水平。更有钱的阶层生意面更大,法律资源更多,藏匿财富的途径也更多,名义上缴税不少,实际上和财富还是不成比例。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只要政府在鼓励工商业和严格征税之间留有灰色地带,富人逃税就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所以,在世界上所有地方,工薪阶层就是纳税人的主力。换句话说,如果要避免连环涨价的通胀局面,中国最低工资普加的成本最后只有工薪阶层负担,尤其是其中收入较高的中产阶级工薪阶层。这就牵涉到中国的中产阶级问题了。

全世界中产阶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坚持自己的生活过得紧巴巴的。不过中国中产阶级对自己的生活状态的抱怨程度在世界上也比较少见,尤其以所谓“80后”和“90后”为甚。这或许不是一个巧合。

“50后”和“60后”也有大批属于中产阶级的人,他们相对较少抱怨,相反,他们经常是抱怨的对象,因为他们是规则制定者,属于既得利益阶层,是扼杀 “80后”、“90后”上升空间的罪魁祸首。“70后”的地位则比较暧昧,在抱怨和被抱怨两边都沾一点边。这其实不难理解,除了中央高官,比“50后”更早的一代大多退休活接近退休了,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发言权下降了;“50后 ”、“60后”现在是媳妇熬成婆的时候,成为规则制定者和既得利益阶层没有什么奇怪的,这不等于他们就是制造社会不公的根源,对于他们的抱怨更多地源于 “80 后”、“90后”对自身利益诉求和生活预期得不到满足,尤其是这中间的中产阶级,他们恰好是拥有话语权的阶层。

这一代人是文革后的一代,也是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他们成长的年代正好是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社会面貌急剧变化的年代,他们习惯于呵护和优裕的生活,也习惯于用钱买特殊待遇或者机会。另一方面,他们也饱受应试文化之苦 ,还要面对改革开放后第一波桃子已经被摘走的现实,不过也不必承受栽种桃树的辛苦和吃螃蟹的风险。他们一方面对远期未来充满上升预期,另一方面对近期未来的不定因素充满惶惑。最主要的是,他们正在进入而立的年代,成家立业,养老携幼,突然面对经济和家庭责任,而必须和过去无忧无虑的月光族消费习惯告别。同时,他们见多识广,在生活和情趣方面向发达国家看齐,餐饮、旅游(包括国际旅游)、娱乐尤其是私人汽车、时尚家居,孩子进私校、请家教,看病用进口药,甚至包括发达国家都没有的,诸如佣人、厨子,这些都逐渐成为生活中“怎么也不能不……”的内容。

实际上,每个国家、每一代人都有成家立业、养老携幼的苦恼,但差别在于,在中国,“80后”、“90后”之前的人们是从紧巴巴的日子到更紧巴巴的日子,他们的生活是量入为出的,他们从来也没有过月光族的潇洒,甚至不一定有从自身也拮据的上辈接济的机会,眼光也局限在眼皮底下的柴米油盐酱醋,没有多少对未来的上升预期,也少了很多焦虑。相比之下,“80后”、“90后”从坦然地接受上辈的接济到月光到而立,他们的生活更加接近于量出为入,这中间的转折就大了。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中国第一代真正有这个问题的人,几代人之后,这样的心理冲击或许就会减轻,而成为一种成长预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代人的焦虑是对未来的不现实预期的结果。他们期待的是创业有成的中产阶级生活,而不是还在打拼的中产阶级的生活。问题在于,创业有成是有一个创业过程的,他们才开始创业,怎么会马上就有成了呢?好在这是成长与激烈动荡年代的一代人,他们适应变革,不畏惧新概念、新事物,时间会治愈他们缺乏的独立奋斗和艰苦创业经历的缺失。最要不得的不能只看到别人的机会和成就,而不看到别人的打拼。这包括和发达国家生活方式的类比。“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是一句空洞的说辞,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发达国家之所以成为发达国家,也是有他们的奋斗历程的。靠移民来逃避也是一条崎岖的羊肠小道,这倒不一定是移民本身有多艰难,而是融入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也是有“准入条件”的,包括心理、文化和经济多方面。今日中国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在中国不能成功,移民了也未必能成功,反之亦然。

富士康工人们基本工资上涨到24000元一年了,从“应该”的角度来说,还有极大的上涨余地。另一方面,年收入20万的京沪白领们在房贷和生活费用中挣扎,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完全不同意义上的挣扎。换句话说,他们的挣扎来源于对生活水平不切实际的预期和生产力现实的脱节。京沪白领和富士康为代表的产业工人的收入差别就反映了这一现实。产业工人的收入可以接近职业白领的低端,这是符合发达国家的常规的,也是实现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和谐境界。当然,发达国家有发达国家的问题,美国的问题是产业工人正在消失,社会由高层职业白领和低层的服务业从业人员构成哑铃形,造成社会的分裂;希腊的问题在于根本没有像样的产业工人阶层,但通过国家福利人为把福利拉到超过生产力水平的地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也可能得病。富士康掀起的加薪潮是在生产力没有实质性提高情况下出现的,将提高整个社会的成本,这个成本最后落到中产阶级的工薪阶层,他们的生活费用将进一步增长,实际生活水平或许会有所下降。理想的情况是在产业工人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中产阶级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不下降或者少下降,但两者之间的差别逐步缩小是必然的趋势,否则中国就会患上美国病或者希腊病,两者都不是中国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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