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三畏:自己的影子 —— 多年以前,我就是“甘肃鼠标少年”

多年以前,我大约也是今天的甘肃初中生这么大年纪,上高中了,有一天下午,上课前,班主任来到教室,宣布今天下午不上课了,大家到礼堂去开会,全校批判大会。批判什么呢,怎么事先一点通知都没有,大家都没有准备呢。

班主任漏了一点点风声,说是有的人,平时不加强马列主义学习,改造世界观,被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侵蚀,竟然在笔记本里写出非常不合时宜的话……具体句子我不得了,他开始说,我就觉得在说我,我就开始紧张,我只记得他的神态,那是神秘而冷峻的。

我在教室后排,当时全班同学已经站起来,提着各自的凳子往外面走。我没有往教室外面走,我径直走到讲台边,走到班主任面前。我说陈老师,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先告诉我,——我这么跟班主任交涉。到了这种时候,人一下子长大了,成熟了似的,学会了交涉。班主任回答的话比较经典,我当时就懵了。后来,我觉得这是一个老师不该说的话,我在教书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不要说这样的话,不能伤害学生的心灵。

他当时说的是: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到时候”这三个字,含有“报应”的意思。一般心怀善意的时候不这么说。我有一种绝望,但同时也感到愤怒。我不是前几天跟你报告过,说我有些写过字本子不在了。你说你再找一下嘛,你本子上写了些什么嘛。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

班主任说话的时候并没有看着我,我觉得他的神色相当滑稽,这倒刺激了我的自尊,我心一横,那就只好这样了,于是跟着人流去开会。所谓礼堂,其实就是几根砖头砌成的立柱撑起的人字架,上面盖了青瓦,可以遮雨,四周无墙,不能挡风,地面是泥土,下雨是泥浆。逢场天(南方的集市日),这里会成为简单的农产品交易市场(那时已经割了资本主义尾巴,交易很少)。全校的学生大会,也在这里开。

校长、主任等领导没有会场。后来我觉得,也可能是故意的,故意降低会议的规格,意在保护我,给我留余地。但也可能是背着校长领导开的,校长是一个老好人,不太会搞政治,大批判的话也不怎么说得来。而且他还跟我家上两辈有交道。他未必会同意搞这样的会。更直接的,我爷爷的亲弟弟就在学校管总务,是共产党一来到家乡执政就跟党走的老革命。他也不在场。当然,他本身就不开这样的会。

教政治的刘老师到台阶上去讲话,提出会议的主题,讲的什么我也记不得了,但记得他讲的太含蓄,很多同学不知所云。直到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或者他也是全校的团干部)上台去念我的笔记本里的句子。实际我没有像样的笔记本,但我有许多乱七八糟的字纸,写用毛笔,钢笔,圆珠笔写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给他串联起来了,构成了一定的篇章,读起来居然朗朗上口。

这确实应该是一个有点反动的人写的。可惜台下也没有多少人知道是我写的。我还觉得他们没有找到最后反动的。只是觉得最能污名化我的,就辑起来了。比如我说,为什么那么多人跟着公路步行,走得那样艰难,不过是没有钱,没有地位,谁也不会让他们坐车,所以,金钱和地位就是生命。诸如此类的少年思维。但当时也只有一个思想败坏的人才会这么想。

其中有一句,算是把我和个别同学都震撼了。叫做“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我可以说,在那个不读的年代,很多同伴不知道这个词。而我早在我外公的三国演义正体字版里就看到了。并且还知道这就是黄巾军起义的原因。并且分析为什么现在的人不像古代那样起来反抗。你想这在同学们中间有多港。

不过,总的说来,大部分同学,绝大部分同学不知道开的什么会。也许是因为那时同学们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使思想变得意外的迟钝。会就这么开过了。大家又懒懒散散地提着各自的小凳回教室。当然,尽管没有听懂,暗地里还是有一点传说:何同学同事了,而且是大事。我不记得任何一个同学下会后跟我悄悄交流过,安慰过。会上也没有人回头看我。怕,才是压倒性的。

我记得开会时,我坐在最后,班主任老师也在最后,他在我的左边。他坐的藤椅,这种藤椅现在很少见了,当时是地位的象征。我坐的小短凳,现在的学校还是那种凳子。我一直看着他。他一直不看我。他偶尔看着台上。但更多的时候,他面朝会场外。我看着他,看到他的侧面。我觉得,我当时是愤怒的,不然我看他干什么。

但会议过后,我精神就垮了。

我回家说,我打了架,不,偷了东西,不,是同学偷了东西,他跟我耍得好……我要转学。我当时在区中学。县城还有一所中学。当时我们并不羡慕县城的中学。当时不像现在,两所中学的差别就像欧洲和非洲。我们本族有一位辈份很高的长辈,在县城中学教语文(他现在还健在,是县中学里最后一位会用古文写作的人,他现在经常感叹,学校食堂不顾学生健康,赚学生的钱,不好啊!)。我爸爸找到他,说我想去县中学念书。他不仅同意帮忙,还给我的区中学校长写了一个条子。我的天,世上有这么好看的字。我现在还能回想那字迹。

这封信一点作用都没有。我找到校长。他坐在办公室的藤椅里。他简单地告诉我:现在不转学。理由也不成其为理由:已经开学了。现在想来,他是不是怕我的事迹,也就是学校的丑事外传?

他刻满沟壑的黑色的脸令我感到可信。我的印象是他并不讨厌我,但他没有对我做出任何特别的表示。他大口地吸着手工卷出来的粗壮的土烟,这并不代表正他在思考怎么打发我,这是他的习惯。跟很多人吸烟只是在肺里打个转不一样,他使劲把烟雾吐进肚子,喉结自上而下运动很长的距离。我下意识地感到,他的肚子里烟雾缭绕。后来,我曾向同学夸张过,校长的藤椅坐痕处,有一个黑洞。

昨天(2013年9月22日)晚上,我看到天佑(网名)兄,在网上建议,甘肃鼠标惹祸的初中少年出来后,应该远离受伤害的家乡,去沿海什么地方的学校插班。我对这个建议深有感触。当时有人表示愿意赞助学费和生活费。这令我感动。但我觉得沿海的学校也无非是中国特色的学校。除非是维多利亚海,或者台海那边,或者出国去留学。如果不能,我只能希望杨辉同学(媒体已经把他的名字披露了,虽然他只有十六岁)心理强大。我希望杨同学读到我这篇回忆录,给他一点启示。我在这么多年后的今天写这个,多少是为他写的。

很快就恢复高考了。命运不由学校和老师一纸“鉴定”决定了。我把老师给我的期末评语,写有“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之类的“成绩通知书”拿回家,狠狠地藏到最不容易翻到的地方。我那时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忠实于自己的真实的思想,不迎合不屈就。

求学的欲望会压倒一切杂念,包括青春的困惑,包括对环境的恐惧。

要分文理科了。我的原班主任带理科班,他在教室门口问我:你怕不会读我这班了啊?这也是我少年时代听过的比较重要的一句话。少年的骄傲和逆反立即帮我回答道:我就读你这班。

如果,当时有人帮我分析一下,我可能会读文科。虽说表面上我的数学经常考班上前几名,但那并不代表我有数学才能,那是我喜欢我的数学老师的原故。他是当时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人。我从来没有看到他为教学以外的事情发过脾气,也没有看到他发脾气的时候骂过人。他讲课的时候,满教室就是他人格的光辉。后来,我终于上了一个著名的野鸡大学数学系。

当我毕业了开始教书的时候,我立即去看我当年的班主任。我是这么想的,我以后决不会经常去看他,因为看到他会想到痛苦的往事。但我又不能不去看他,因为他毕竟是我的老师,不能因为他不像个老师而废了礼节。我就带着这样的心情,去看了他两次。我们都说了一些客气话。这样,我跟他的缘分就一了百了了。再以后,在县城的街上还会看到,我就假装没看见,绕道走了。他越来越老,再以后就不见他了。实际上我早原谅了他,虽然我一直觉得他是世界上最不好的老师。

我也可以说,他是怕我走上资产阶级的邪路才那样狠心地“帮助”我的。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大批判是一种精神摧残。后来,有一位老师曾经告诉过我,说当时还把我的材料报告了县教育局,我差点就成为小反革命在全县,或者更远的范围出名。那位老师说,文教局长没同意,说以教育为主。我暗想,当时,文教局长的女儿和我的一位长辈就要结婚了呢,他怎么会同意呢!政治就是这么滑稽。

唉,岁月和命运就这样过来了。现在说起来,一点荣与辱的感觉都没有。要不是甘肃少年杨辉同学的事件触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兴趣写出来。

从9月19号晚上,我开始在微博上反来复去地鼓捣杨辉的事情,我呼吁放他出来,关到里面,每一分钟都是伤害,这种摧残的后果殊难测定,它对于相关机构来说,仅仅是一次误判,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是一生的改变,这不可谓不重要。在20号上午,我就鼓动了一位律师,我的好朋友游飞翥先生前去少年的家乡,后来的事件突然大为改观,这就是现在大家知道的情况。

甘肃少年的命运令我这么上心,这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也是我的亲历,如有时间,再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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