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前三个月的薄熙来

【编者按】:前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已于9月22日被判处无期徒刑。本文为港媒记者邓明宇2011年和2012年两次前往重庆采访薄熙来时的手记,记录了薄熙来在落马前三个月中两次接受媒体采访时对“重庆模式”宣示的变化和一些亲历者的画外音。FT中文网经作者授权刊发,希望能为读者提供另外一个观察视角。

对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世纪审判已尘埃落定,在其落马前夕,也是其政治声望的最顶峰时期,笔者曾于2011年10月上旬及2012年1月上旬两度奔赴重庆,当面采访薄熙来。

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连续公开采访同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十分罕见的,而在最后一次采访的3个月后,也就是2012年4月10日,薄熙来正式宣告落马。

两次采访中,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透露出当时薄熙来“山雨欲来”的焦灼心态。现在看来,在其落马前的半年里,他一直展现的“政治强人”心态已经开始松动,并开始着手补救此前的一些失误,但同样也是基于其一贯的强人心态,他的所有举措又经常处于一种摇摆状态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许正是这样的心态,注定了其最后的结局。

2011年的重庆是薄、王两个人的舞台

2011年的重庆,可以说是属于薄熙来和王立军这一对政治搭档的一年。这一年,在他们两人掀起的“唱红打黑”一波波高潮中,重庆犹如一颗耀眼的明星,吸引了全国上下的密切关注。

从重庆卫视的“红色频道”事件开始,至震撼全国的10万人“中华红歌会”;从薄熙来在全国人大会上放言力挺重庆“打黑”到王立军升任重庆副市长……,这两个曾配合无间的政治搭档成就了2011年重庆的所有光环。

作为薄熙来当时最得力的助手,王立军亦在此时达到了其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这一年,王立军不仅打黑硕果累累,而且再次在学术界获得了许多学人究其一生也难以获得的荣誉——2011年12月被北京邮电大学聘为教授。北邮校长方滨兴院士、党委副书记赵纪宁等高层均出席聘任仪式,并给予王立军高度评价。

在当时的学术界,也掀起了一股力挺重庆“打黑”的理论热潮。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就专门在《红旗文稿》上以《谈谈重庆“打黑”的特点》为题,撰文力挺重庆“打黑”。

……

尤为重要的是,2011年的重庆GDP首次突破万亿,达10011.13亿元,同比增长16.4%,增速也首次跃居全国第一。这个过硬的经济数据为2011年的重庆划上了完美的终止符。

薄熙来未雨绸缪借港媒发声

可以说,2011年的重庆展现给世人的只有辉煌和荣耀,收获的也多是鲜花和掌声,自然也受到了包括港媒在内的海外众多华文媒体的高度关注。在重庆官方的邀请下,由众多港媒高层组成的香港主流媒体采访团在2011年10月10日抵达重庆。

10月的重庆已完全感受不到“火炉”的炙热,天空中偶尔飘落的雨丝似乎也带着山城特有的一丝清新。2011年的薄熙来如日中天,是中国的政治明星,路透社报道中称他为“大人物”,也被人称为“红二代”,“以国际化和成熟有魅力著称的传奇人物”。

在采访了近2天重庆的改革成就后(当然也包括了王立军在重庆公安局内创办的警察文化沙龙等),终于在11日下午开始了此次重庆采访最重要的环节——采访薄熙来。

重庆官方安排的采访地点是在重庆市委大院里的一栋二层的小楼房,这栋楼房从外看去颇有年头,墙上长满了爬山虎之类的绿色藤类植物。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我们一行大约10多个人依次进入了二楼一间大约不到200平方米的会议室。令我感到稍稍有点惊讶的是,以政治强人面目展露于公众视野的薄熙来似乎对媒体特别的尊重,亲自带领重庆政府有关官员站在会议室门口迎接采访团一行,并逐一与采访团成员握手。近距离观察可以看出,采访团的名誉团长、亚视投资人王征与薄熙来应该是旧识,两人见面不同于其他人简单、客气的握手、寒暄,而是拉家常。当然主要是王征在说,作为主人的薄熙来则是不停点头示意。

采访整个过程在主宾双方刻意的配合下,显得十分和谐甚至可以说得上是欢畅,宾主尽欢。同样,在采访中薄熙来的政治强人风格也彰显无遗,语气充满自信。在很多表态的地方使用了“决不能瞻前顾后,患得患失!”,“不东张西望,左顾右盼,看人眼色行事!”等语气强烈的语句来表达他的情绪。

尤为彰显霸气的是,采访最后他强调了一句“今天我所有说的话都可以写、都可以报道。”,充分显露出其强大的自信和底气。但这句话在当晚就打了折扣。当晚采访回到宾馆,我写完稿已是晚上接近9点。但突然接到通知,说薄熙来当天有些话还是不能报道。本来我写的导语和标题都是以强调薄熙来的决心和态度为中心,但显然这个是比较敏感的内容。最后在报社高层的修改下,标题和导语改成了以薄熙来释意“唱红打黑”为中心内容。

由此亦可见薄熙来当时的摇摆心态。似乎一方面他仍想向外界表露他对自己现有政治地位乃至获取更高政治地位的牢固信心,一方面又担心自己的强硬姿态可能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前途。

实际上当时的重庆在收获众多掌声和鲜花的同时,亦不乏许多冷静的质疑和批判。作为记者,出于职业的习惯,当然也是质疑偏多。刘晓东副总编(《香港商报》副总编辑)就在众人的乐呵声中,抛出了一个颇具技巧的问题——“重庆模式有否可能成为中国模式?从而得到国家的最大支持?”这个问题既隐含了对重庆模式的质疑,也追问了薄熙来对自己下一步的政治追求。薄熙来对此笑称:“你这个问题有陷阱啊,我要是回答你这个问题,会有人说我有野心。”从这句话可以看出,薄熙来当时并没有如3个月后就“重庆模式”问题谨慎地声明“不存在重庆模式”,而是如此一笑而过,显见当时他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仍颇具自信。

而我的问题是重庆模式的可持续性及重庆改革可能面临的风险。其中一个问题是“重庆这些年来在改革创新领域做了许多大胆的探索,比如建农村土地交易所、药品交易所,建公租房,实施户籍制度改革,等等。这些创举,在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同时,是否含有一些风险因素?”当时薄熙来在回答时避重就轻,只谈了重庆的改革成就,而风险问题却避而不谈。后来这个问题被媒体如实报道出来,但就“重庆模式”可持续性的问题及薄熙来的回答却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在报道中提及。

但总体来说,这次采访无论对于受访者还是采访者来说,都是一次融洽、成功的新闻采访。媒体成功采访了2011年度的政治明星,而这个政治明星也通过港媒发出了自己想要表达的声音。

采访结束后,薄熙来、黄奇帆等与采访团集体合影。少顷,合影结束。纷纷乱乱一阵忙碌后,黄奇帆与数名重庆官员拥簇着,快步匆匆向市委外面走去。奇怪的是,薄熙来却没有任何人陪同,一个人迈着缓慢的步伐沿着另一条道路向市委大院深处走去。时近黄昏,暮霭沉沉,薄熙来孤寂的背影在暮色中隐隐透露出一股萧索之意。

“重庆模式”三个月内悄然消失

我的首次重庆之行最后定格在与时局气氛完全不符的那个萧索背影之中。依照当时的形势推测,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薄熙来在政治上必定会更进一步,前途应是繁花似锦,阳光灿烂。当时我也认为,我当时见到的那个背影之所以会给我那么强烈的萧索之意,应该是薄熙来毕竟已至花甲之年,岁月如刀,无关心态和时局。

但是仅仅不到3个月也就是2012年1月6日,报社再次派遣我前往重庆采访。这次参加的是由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10多家内地主流媒体为主组成的“知名媒体看重庆”采访团,采访的重点依然是薄熙来。这让我觉得有点不对劲,为什么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频频约见媒体?(期间2011年11月澳门媒体也曾组团前往重庆采访薄熙来。)难道重庆时局并不如表面上风光无限?带着疑惑和不解,我第二次采访了薄熙来。

与上次采访不同的是,在这次正式采访薄熙来之前,也就是2012年1月8日,恰值重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开幕。我们作为记者也进入了会场采访,因此在正式采访前再次提前见到了薄熙来。不过这次见面是隔着很远,是坐在三楼记者席上。

2012年1月10日上午,我与其他10多家媒体记者一起,在3月前采访薄熙来的地方,静静等候薄熙来的到来。或许是时间关系,与上次安排不同的是,这次薄熙来与重庆市长黄奇帆联袂接受记者采访,而上次黄奇帆与薄熙来的采访时分开的。

这次采访,薄熙来依然在某方面保持着其一贯以来的强人作风。譬如与对待媒体的客气相比,他对同僚和下属似乎显得更加随便。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黄奇帆在讲话时,薄熙来经常很随意地打断黄的讲话插入自己的看法。在公众场合显然这不是一种十分符合礼节的行为,但他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而尤其令我震惊的是这次采访透露出的信息,这些信息与上次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首先薄熙来不再一味坚持“走自己的路”,而是开始耐心阐释他心中“唱红打黑”的本意。

其次,多次着重强调了中央的正确领导、“三个代表”以及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

第三,他首次公开否认了“重庆模式”,强调重庆发展的特点就是“就是老老实实按中央要求,把民生导向的路子走好。”这次公开否认也是在回答我的提问时发生的。当时我的提问是:“对‘重庆模式’,有人总结为政府主导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您怎么看?”他的回答则十分谨慎,“我们从没提过什么‘模式’。如果说重庆的发展有什么特点,没别的,就是老老实实按中央要求,把民生导向的路子走好。改善民生是‘三个代表’的重要内涵,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三个代表’强调,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薄熙来说。

第四,不再着重宣扬“五个重庆”、“唱红打黑”等老成绩,而是着重宣扬重庆注重民生、缩差共富的“重庆新路”。

综合这些内容,终于解决了我之前的疑惑。薄熙来为什么如此频繁约见媒体,现在想来,应该是当时的薄熙来,迫切需要向外界包括中央政府传递出完全服从中央政府、不会另搞一套的政治信号。也就是说,此时的薄熙来已觉察到自己此前的部分错误,并试图采取一些措施进行弥补。

采访最终在一片和谐的掌声中圆满结束。这次采访与第一次相比,从采访内容本身来说,没有更多的精彩之处。但采访内容的转变再结合采访本身透露出的信息,其中蕴含的新闻信息量已丰富到记者不敢想象。

当时正值中央政府换届前的敏感时期,外界普遍猜测薄熙来在即将到来的换届选举中可能会高升“入常”,而绝不会想到此时的薄熙来已是风雨飘摇。虽然本次采访获得的信息,其中有许多与想象中的大相径庭,但我当时仍不敢大胆猜测薄熙来的真实处境。直至不久后王立军叛逃事件爆发直至薄熙来落马,才敢回想,薄熙来当时应该已经意识到自身境地,才导致其种种的反常举措。

这两次采访恰好记录了薄熙来从人生的最高峰向谷底滑落的启动过程。也可以说,薄熙来的谢幕大戏实际上从这时候已经开始启动,只是无论是观众还是戏中主角都不会想到,这场正在上演的大戏终将成为男主角的人生谢幕之作。

遗憾

两次重庆之行虽然都采访到了名噪一时的薄熙来,而且连续两次采访了重庆市公安局,但可惜都没采访到当时的另一个重庆名人,也是薄熙来的生死冤家——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我始终在想,假如我采访了王立军,他最后定格在我脑海中的形象是否还会是一个萧索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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