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逃避的中国精英

当温和的商人王功权也被拘,中国精英们可能继续逃避,也可能因而审视自己的使命。

笑蜀表情严肃,拉着我说﹕「再有三、五年吧。」他在说中国即将到来的变局。

那是两年前了,我们一群人聚在普陀山的一家酒店,想讨论中国的未来。与会者有台湾意见领袖、香港的学者,更多的是大陆的知识分子与新闻记者,他们都带有一点点「异议色彩」。而主办方是在香港经商的商人,他对政治充满热情,日后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具有严肃反对态度的杂志,尽管它过分短命。

在会议开幕前,承接会议的酒店通知,由于消防安全的原因,会议必须取消。这是情理中的期待,众人游山玩水、喝酒谈天。

在有菲律宾歌手驻唱的酒廊,笑蜀对我讲述了他的看法。那时,距离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不远,很有一批人表现出充分的乐观。这可能是对将要召开的中共十八大的期待,胡温十年令人失望的停滞,新一届总要进行一些改变吧。它也可能来自人们对于纪念日的迷恋,人们热衷于寻找此刻共产党与一百年前满清王朝的相似之处,彷佛只要积累了足够多的症状,共产党也会像满清王朝一样轰然坍塌。记忆中,当时的一班朋友,笑蜀、野夫都给我讲过相似的判断。

我对这乐观感到怀疑,却也找不到有力的反驳。尽管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热衷于寻找结构性的原因,历史变化却经常是意外的、戏剧性的,它与人们的突然变化的情绪有关。那些曾如此稳固的政权,在很突然之间瓦解。谁能保证北京能逃离这一切?

但我总觉得,这些乐观的朋友们忽略了一点,所有的变革都是需要一批人做出巨大的牺牲的,它不可能突然到来的,这就像法国人博格森说的:「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试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必须要自信,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赋予的。」

当然,中国已有很多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从身陷狱中的刘晓波到抗拆迁的普通房主,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冲击了这个体制。但我总觉得,这冲击仍是太微弱、太分散、太边缘。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仍被视作「异端」,尽管他们的要求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没有丝毫的革命性。在中国社会,「异端」总是不受信任、被回避的。这也就约束了他们可能产生的影响。

说起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流亡者孙中山、同盟会、刺杀的死士固然重要,但那些各省的士绅领袖才是关键时刻的决定者,当他们在心理上放弃了皇族内阁时,这个大厦才最后倒塌。但在此刻的中国,有多少政治、商业与社会精英能够站出来,愿意表达自己的反对主张?一九八九年后的共产党最成功的举措,就是把所有的精英力量都收编于体制内,包括八十年代直接挑战者知识精英。倘若这个群体没有表现出独立的姿态,整个社会情绪是难以被扭转的,没有这股社会情绪、又缺乏必要的社会组织,它是不可能形成有力的挑战的。

三年过去了,这些乐观都变成了幻灭。与笑蜀共同发起新公民运动的许志永与王功权也被关进了铁窗。在这次打压中,新的希望似乎也随之而起。倘若许志永的遭遇并没有引发太多的意外,王功权则激起了不同的情绪,他不是个职业的异端,他是个成功的商人,分享到中国经济奇迹,他的故旧与新友是中国商界最活跃的人物,他也是个温和、耐心之人,他接受采访时说「我不是干革命,我不希望中国爆发革命。我们的国家、民族在这重复的暴力更迭中损伤太惨烈了……」,他也表达了某种困惑,「我只是做了一个公民应该做的,为这个国家的良性变革提供一些健康的批评之声……这么多年我做的事情都是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做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点事说点什么都会被渲染」。

但即使这样的人物,他有高尚情操、温和的手段,却仍不免遭此困境,这让中国的精英群体恐惧、愤怒又不安。

这一事件会变成中国精英态度的一次分水岭,他们可能继续逃避,也可能因此而审视自己的价值与使命,他们在经济与社会地位上获取成功,却是政治与道德上的侏儒。但在很大程度,这个社会仍未准备为变革付出代价,搭顺风车仍是主要的社会心理。我还记得在台湾绿岛监狱参观时,那么多我熟悉的作家的名字都印在绿色的监牢门上,他们不是一线的政治挑战者,却以作家的身份捍卫了社会良知。在批评了中国商业精英之后,我也扪心自问,或许要等到一群我这样的自认的温和批评者与旁观者都站出来,大声说出自己的主张,并主动接受要付出的个人代价时,中国社会才可能真正从这巨大的道德沉睡中惊醒。当然,也有可能,我们仍只是扔进湖中小石子,没带来太多浪花,但至少我们履行了自己的道德义务,多年来,我们一直在逃避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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