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王功权涉许志永“小圈子”挑战中共政治红线

【多维新闻】在中国商界颇有名望、曾经是六四民运著名学生代表的王功权近些年更多参与到公民运动与公益活动中。但自北京时间9月13日起,他被北京警方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传唤带走并被刑拘已15天。由于事发恰逢中共严打网络谣言、发动“净网”行动之际,因此舆论普遍认为王是该行动中落马的又一个“公知”案例。多维新闻透过熟悉内情的人士得知,王功权并非因网络言论获罪,而是触及更大的政治问题。王功权直接牵扯到了中国维权律师许志永的案件中,二人均因倡导“新公民运动”踩到中共的政治红线而遭拘押审查,处境不容乐观。

幕后“金主”王功权

北京时间9月26日晨,王功权的代理律师陈有西发布微博称,王功权的刑事拘留期限已延长至30天,律师已向侦查机关提交了《关于要求慎重处理王功权案不予报请逮捕的律师意见书》。随着对王功权刑事羁押期延长,印证了他所涉及的并非简单的刑事案件。王功权此次“出事”同许志永律师的案件直接相关,这名律师一度在维护公民权利方面,勇敢涉入触发地方利益的敏感案件中赢得相当的社会声望,也曾被官方所推崇。但其近些年不再专注于维权活动,开始触碰中共的政治禁区,公开宣称要结束一党执政,实行多党竞争,建立真正民主国家等,并发表一系列文章;同时他也亲自组织“民主运动”,大力推动“公民同城聚餐”与发动民众上街。官方认定他在从事危险的政治活动,在经过几次劝导并软禁其一段时间后,今年7月16日对其正式拘捕,8月份提请法院审判。许志永几乎难以避免牢狱之灾。而王功权长期在资金上资助这位律师从事各项活动,甚至直接参与其中。

许志永为法律学博士、中国公盟创始人,曾在2003年广州“孙志刚事件”中与其余两名法学博士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对废止该办法起了推动作用,从而在大陆赢得一定声誉。随后许创建“阳光宪道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因无法在民政局注册,改名为“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公盟)”,在北京工商局注册。虽然此“公盟”标明从事公民社会运动以及维权,但它有更明确和更高层次的纲领诉求:其一是政治的,即推动整个国家以和平方式朝向宪政转型;其二是社会的,即推动整个社会从臣民社会朝向公民社会转型。因此,公盟从成立之初就引起了官方的警觉。

2003年起,许志永相继参与、发起对北京南站“上访村”、浙江“钱云会事件”、北京外来人口平等教育权上访等多起社会事件的调查。王功权是公盟的早期发起人之一,也积极参与到诸如教育平权、调研民众上访等维权活动中。2010年6月,王功权与许志永、滕彪等发起《公民承诺》倡议书,期待中国公民意识能够更加普遍,共同支持保护公民的权利。此事件一般被认为是新公民运动的发端。之前的2009年,当局以税务问题为理由将公盟解散,之后公盟成员以“公民”名义继续从事各项活动。王功权在其中还一直扮演着幕后“金主”角色,对前期的“公盟”,之后的“公民”进行了相当的资金帮助。许志永以公司名义成立公盟后,一度面临财务窘境,王功权提供一部分资金助其度过难关,此后又涉及80多万的偷漏税被官方打压,又是王功权出钱化解此事。

据知情人士向多维新闻透露,官方对许志永、王功权等在教育平权、公益维权等上书、集会活动上一直采取容忍的态度,审慎采取任何过激行动,甚至给予了一定的正规渠道指引。但从2009年取缔公盟开始,官方对许志永的态度急转直下,以“偷税罪”对他采取了强制措施,后取保候审。官方之所以不再容忍许志永,外界猜测是他在2008年开始推动北京律师界的民主直选活动,并发表政治味道浓厚的公开信等行为。在不少场合,许志永明确提出以非暴力方式推动中国政治体制的改变,包括结束中共的执政地位。

今年7月官方对许志永再次被刑事拘留,据了解并非源自他的社会维权或公益行动,直接原因是他近些年所推动的“新公民行动”,以及具有政治聚会性质的“公民同城聚餐”。许志永的这些行为与海外异见人士李一平所推动的旨在联系大陆网民、推翻中共执政的“小圈子理论”异曲同工,这显然引发官方联想,认为已触动政治红线。在许志永被羁押候审后,王功权走向前台,他和笑蜀发表联合声明,强调许志永事件因新公民运动而起,宣示接力新公民运动。此后茅于轼、王功权、笑蜀、何三畏、杨子立发表《许志永事件之公民社会呼吁书》的公开信,要求当局释放许志永和其他被捕的公民活动人士。参与联署的大陆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第一批有400多人,截至7月30日五批共达2,003人。8月2日笑蜀被当局强制押解离开北京,并被送到广州软禁,48小时后才获自由。2013年8月8日,新公民运动在华南地区的主要倡导者郭飞雄被拘。8月11日,新公民运动在华东地区的主要倡导者李化平被拘。9月13日,王功权在北京被警方以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罪名被刑拘。由此可见,官方针对新公民运动的矛头指向十分清晰。

“小圈子”操作触动官方政治神经

许志永等人发起“新公民运动”后,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维权活动,明确流露出政治诉求,发表“宪政纲领”式的文章,在北京等城市搞民主运动,尤其是其组织的“公民同城聚餐”使当局相当忌讳。2011年底,许志永所在的“公民”组织经讨论后开始推动各地公民同步聚餐(时间定在每月最后一个星期六),以此打造公民共同体。此活动明面上由各地公民自发组织,探讨社会与民生等问题,话题与组织形式不限。实际上很多话题与活动已脱离维权范围。

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同城聚餐”活动迅猛推进,至2013年,已有30多个城市参与,并且在海外华人中也有展开。许志永在北京组织的聚餐活动更是频繁,并在聚餐后聚集部分人员上街游行,甚至多次在地铁等公共场合散发传单。今年3月31日,许志永带领聚餐人员在西单散发涉及民主运动的传单,再一次激怒了官方,此后安全人员限制了他的活动,将其软禁在家。

许志永等人推动的“公民同城聚餐”活动与流亡加拿大的民运人士李一平(原名王仲丘)在2011年底提出的“小圈子” 策略有很多相似之处。李一平主张在中共对于民间政治组织的严密防范和残酷打压下放弃正规的组织形式,通过社交活动把志同道合者组成小型的社交圈来聚集民众,有了本地小圈子,就可以在本地动员民众上街;再通过与外地的小圈子之间建立多渠道的联络,进而形成具备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小圈子联络网,逐步集结成大圈子。

李一平明确宣称,小圈子无组织之形式(无章程、机构、领袖、甚至没有名称),但有组织之实质,成员之间有共同的目标,走共同的道路,相互分工合作,具有社会动员和组织的能力。在转型开始之前,它可以安全地、大规模地联络人员,积累实力;在转型开始之后会互相呼应,在各地动员民众投入抗争。目的是在中国进行民意总动员,以强大的民意动摇军心,赢得军队的中立或支持,最终推翻中共的专制统治。

许志永和李一平都曾通过各种方式向外界否认两个人的理念与行为相通。许志永认为自己的目的是通过温和改良的方式推进中国公民社会的进步,李一平则希望通过现实中结识“志同道合者”推翻中共,甚至最终可以使用暴力方式。不过在中国官方看来,两个人的这种方式都严重触犯了可以忍耐的底线。李一平在海外,中共不能直接控制,于是常年居住北京的许志永和其他活跃人士自然成了严密监控的对象。了解内情人士表示,官方盯梢了许志永相当长时间,累积了大量材料,在掌握了能判定许志永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充分证据后,才对他进行了此番的行动。而王功权跟此事牵连颇多,后期又直接领导公民活动,挑战当局,但如何对王功权定性,目前官方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

中共的红线在哪里

靠学生运动、群众斗争起家的中共,在其建政后,对于民众结社方面极为敏感,尤其是有政治目的的结社活动。直至今天,中国的各类社团和活动皆在中共领导之下进行。一旦有任何人碰及了这个红线,势必引起中共的警觉。

这种时刻保持警惕性的思想也贯彻到了本届政府的宣传、运作之中,例如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曾公开表态认为,中共今天“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这里习所说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项被解读为要保证中共的一党执政地位。

有评论人士据此指出,许志永无论在言论还是具体行为上,无疑是大大触及了中共的政治红线,他所组织的公盟(之后的“公民”)的确进行了大量维权等活动,但同时又组织并实施了公民的政治活动,甚至难以排除许志永个人的政治企图。他的出发点可能是无私的,是浪漫的,充满理想主义,但实际上挑战中共的政治安排,在某些情况下也很可能制造严重的政治不安。许志永大力推动的“公民同城聚餐”活动,几乎毫无疑问会被官方认定有了“组织”运动之实,而他所发表的一些文章,相信也被认为具备了政治纲领的性质。因此对中共来讲,这样的言行恰是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责。

查阅公开资料可以发现,许志永网络中发表的《人民的国家》、《致习近平先生的公开信:一个公民对国家命运的思考》等文章中,公开提出了政治纲领,他所设定的现代国家制度应该包含“各级政府首脑和议员直接选举产生、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多党竞争、新闻自由、行政中立、地方自治”等,这无一不是刺痛了中共紧绷的神经,早已越过了中共认定的政治红线。而“新公民运动”这个名称是许志永在2012年5月发表的纲领性文章《中国新公民运动》中被提及,该文明确写道“新公民运动”是一个政治运动。

上述人士判断,如果仅仅是发表了一些政治敏感的文章或观点,当局或许不会轻易采取拘押等强制行动,最多是删除文章,喝茶谈心;同样,对于那些毫无目的偶发性的政治活动,也会被当局认为危害不大。中共非常忌讳的应该是既有政治纲领,又有组织,并采取实质行动的人或机构,官方一定会采取强力措施予以镇压,避免情况变得尾大不掉。当年刘晓波一直在积极参与人权、民主运动,之所以在2009年被判刑,关键原因就是他除了发布要推翻中共领导的“零八宪章”,更进行了大量的串联联署活动,被中共认为不再局限在言论范围,不是普通的异见分子,已经蜕变成政治敌人。

亦有观察人士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一群醉心于政治的狂热分子,中国自然也会有诸如像刘晓波、许志永这样热情于政治的人士。然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允许他们政治行动上的自由,这是众所周知的政治现实。一旦这等人士的言行危害到了国家与中共的政治权益,必将借用法律手段对其采取强制措施。该人士称,相信刘晓波、许志永或王功权都相当清楚自己正在挑战中共的统治地位,也知道在中国这样的行为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正所谓“吃得咸鱼抵得渴”的道理,他们也就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甚至承受国家机器对他们的镇压。有如一些官员私下表示:你触动了法律我们不能不作为。

当然,中国政治活跃人士中有不少人具有显著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恰恰是这种理想主义让他们把中国的问题看得过于简单,行事方式与技巧也过于英雄主义。即便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对国家和民族是有益的,不该承担政治罪名,但这也只是一厢情愿。还有,不排除一些人是“故意”踩中共的政治红线,要当殉道者。就以刘晓波为例,不少民运人士认为他是在特意把自己包装成为中国的“民主斗士”,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如此成功,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其实,中共对他的审判手段粗暴拙劣,正是助推他获得该奖的直接原因。

亦有政治评论人士指出,这里面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一些民间人士及异见者有太强的政治革命情节,对今天中共和中国的问题两极化、概念化,过于轻易地碰触政治。同时这种两极化和概念化也使他们难以找到真正的解决方式,往往只好借助那些模糊不清、毫无说服力的西方政治意识形态。这一方面触怒官方,另一方面也缺乏社会基础。二是,正如习近平“8·19”讲话中所指,今天人们的独立思维能力、选择能力、思考能力都有很大不同,所以具有多元思维的人会越来越多。中共必须想好方法避免只以简单的拘押手段回应,这样只会制造更多的政治矛盾。在城市中产阶级极大发展的今天,这种政治矛盾的发展方向是很难捉摸的。或者中共应该透过法律,更为公开地将这种政治界限说明白,让这一类人非常明白他们要面对的政治责任,减少任何侥幸的心理冲动。目前海内外知识界有不少人关注中共对许、王二人的处理结果,也希望看到新领导人是否有新的执政思路来积极应对这样一个特殊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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