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淮河癌症

财新《新世纪》 记者 谢海涛 刘虹桥 实习记者 黄金 张霞

  中国有没有严重的环境公害病?

  每个中国人心中都知道答案,但多年来,中国的官方和环境健康学者一直没有做出正面回答。今年6月底,中国的环境公害病正式脱去皇帝的新衣。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发布其团队历时八年进行淮河流域癌症研究的结论——淮河流域严重的水污染,与这一地区沈丘、颍东、扶沟、蒙城、埇桥、灵壁、汶上、巨野等八县区居民消化道肿瘤(主要为肝癌、胃癌、食道癌)的严重高发,二者之间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一致性”,且两者有“相关关系”。

  所谓环境公害病,医学上的定义为:由于人类活动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引发的地区性疾病。在百年近代史中,包括日本“水俣病”在内的震惊世界的八大环境公害病,让成千上万的人付出生命代价。

  在杨功焕团队的研究发布之前,社会、媒体对“癌症村”的讨论非常热烈,网络上还流传着一份根据媒体报道梳理的详细“癌症村”清单。但是,从未有卫生学者从疾病学的角度确认这些多发的癌症与当地环境污染直接相关。

  杨功焕团队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这是中国官方机构的学者首次用科学研究的方式,正式、大规模确认环境污染与人体健康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该研究佐证了“癌症村”的真实存在,也证实因为环境问题,中国还出现了癌症高发县。

  在水污染导致严重健康问题取得破题之外,空气污染导致健康危害的研究也取得突破性进展。

  2012年12月18日,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潘小川团队发布研究报告,经测算,2010年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城市因PM2.5污染导致超额死亡人数共计7770人。作为参与研究的学者,潘小川还透露,早在2007年,世界银行和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共同进行了一项研究,形成的结论之一是:以PM10为指标衡量的空气污染,每年在中国导致35万至40万人“早死”。(参见本刊2012年第50期“致命呼吸”)

  杨功焕、潘小川等学者联合官方进行的研究,初步揭开了中国环境健康问题的“盖子”。这仅仅是一个开始,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绝不仅仅是导致死亡,更多地会表现为各种环境疾病。环境健康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水和空气污染,还有土壤污染、固废污染等。然而,太多急迫需要展开的研究,还没有展开。

  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杨功焕认为,中国50%左右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被污染背后,肯定存在不少的环境健康问题。她还认为,淮河癌症的研究方法可以用到其他河流,可以推向全国。

  同样,潘小川也认为,中国的严重空气污染并不局限于北京、上海、广州和西安,其余城市也需要更详尽的空气健康研究。

  公众有理由期待,中国各级政府和学者能够继续直面环境健康真相,尽快科学、系统地厘清环境健康损害,并采取切实措施阻断损害继续发生。这也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应有的起点。

  本刊推出“淮河癌症”报道,深度解读杨功焕团队以及民间环保人士揭开淮河流域污染真相的过程,并客观呈现淮河癌症患者曾经和正在挣扎、无奈的生存,正是出于以上良好愿望。

  淮河的悲剧不应继续上演,更要避免在其他地区重演。

  ——编者

  多年以后,霍岱珊还能想起,在黄孟营村看见张桂枝的情景。

  那是2001年,在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桂枝躺在家里,骨瘦如柴,身上几无水分,食道癌使其面目全非,她还能说话,她说她渴。霍岱珊拿出一瓶水。这是她第一次看到瓶装水,眼睛很亮。她问霍岱珊:“这能治我的病吗?”霍岱珊只能点头,但她连水也咽不下去了。

  霍岱珊曾经是记者,现从事民间环保,张桂枝是他统计的黄孟营村第83个癌症死者。那时,这个村庄周边沟渠的水是黑色的,数里外的沙颍河也是黑色的。死时年仅46岁的张桂枝,让霍岱珊想到自己的母亲,她在同样的年龄,同样死于癌症。

  12年后的2013年7月,霍岱珊坐在沈丘县城新华街的办公室里,对财新记者谈起淮河流域的癌症村,语气平稳而沉重。那一个个黑水环绕的村庄,那些绝望的面孔,如露如电,让他无法忘记。

  2013年夏天,财新记者走访黄孟营村。酷暑逼人,一些癌症幸存者在病痛中煎熬。

  66岁的周玉荣,已经一天没吃饭,喝了口水,也吐了出来。

  周玉荣在桌子上摊开一堆病历,两口子相对无言——周玉荣的九年前患的食道癌又复发了。

  千里之外的北京,学者杨功焕的电脑定格到一张电子地图上。那是一张淮河流域1997年至2009年的水质污染频度地图,深红、浅红色的严重、次严重污染区覆盖着河南、安徽、山东三省的40余个县。周玉荣所在的沈丘县,正处深红污染区中。

  “这张图,在科研上十分宝贵,在现实中,极为沉重。”64岁的杨功焕,捋了一下微卷的短发,语气缓慢地告诉财新记者,“我们的团队在淮河流域有代表性地选取了14个县,最终证实其中9个消化道肿瘤新的高发县中,有8个在水污染严重区,就是地图上的深红色区域中。”

  2013年6月,杨功焕团队在调查八年之后,出版了《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上述电子地图,即为地图集中最重要的一张。

  杨功焕口中的消化道肿瘤,特指恶性肿瘤,即消化道癌症,包括食道(食管)癌、胃癌、小肠癌、大肠(结肠、直肠)癌、肝癌、胆癌、胰腺癌等。“从环境医学角度,如果饮用水受到严重污染,就有可能直接导致消化道癌症,最常见的是导致肝癌、胃癌和食道癌。”

  杨功焕说,团队历经八年的研究,最具开创性的成果,就是首次画出了这张污染数据频度地图,并证明污染严重区中8个研究样本县呈癌症高发态势。“严重区中还有30多个县,由于研究条件限制,没有数据验证,但从逻辑推理上讲,也可能是癌症高发地区。”

  杨功焕团队的淮河课题研究成果,2013年6月底向社会发布。至此,中国第三大河淮河流域严重的水污染和多发的居民癌症之间,被中国官方画上了连接符。这样大型的环境与健康连接符,对于中国官方和科学界,均是第一次。

  杨功焕的研究并非个人行为。在做这项研究时,她的身份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这一淮河课题,同时被科技部列为国家“十一五”科技攻关课题。正因为如此,杨功焕的研究受到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

  “我们的研究排除了可能导致上述癌症的其他常见因素,用的是国际上认可的研究方法,可以回应一切质疑。我们用的数据,都是环境和卫生领域公开的、可靠的科学数据,我们将原本互不交接的环境和卫生健康两个系统的数据放在一起,让数据自己开口说出两者具有相关性的结论。”

  出于可以想象的原因,杨功焕不愿披露具体的相关系数。但她对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非常自信。

  在霍岱珊的心中,也有着一幅淮河流域癌症“地图”。这份“地图”,比杨功焕的地图具象得多。数十个癌症村,以及众多癌症死亡者安息其间,更有大量活着的癌症患者的惨象。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因为母亲患癌死亡开始关注淮河水污染的霍岱珊,一直在调查和记录淮河流域的癌症。

  淮河是中国东部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一条大型河流,在水量上为中国第三大河,仅次于长江和珠江。淮河源于河南省桐柏县,流域面积27.47万平方公里,泽被苏鲁豫皖四省、189个县市,1.65亿人口。民间相传“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淮河流域,更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中国治理江河,淮河可谓代表。从上世纪50年代治洪,到90年代治污,留下了太多人与自然相处的经验与教训。那么,淮河癌症多发如何开始?曾经经历了怎样的触目惊心?死者和患者,又经历过和正在经历何等的挣扎和痛楚?

  淮河,仅是中国受污染河流中的一条。那么,中国又到底有多少淮河式的健康悲剧?

黄孟营的谜团

黄孟营村十余年间有116人死于癌症。该村村医说,2004年之前,村里人口是负增长的,10个病死者中就有6个死于癌症

  在淮河“癌症村”中,黄孟营村是最先被发现的。2013年夏天,财新记者来到这个多难的村庄,发现20多年来,绝大多数癌症病人无法像周玉荣一样活到现在。他们的命运,却最早撕开了淮河癌患的残酷面目。

  早在1998年,已着手调查淮河流域的前《周口日报》摄影记者霍岱珊,听说沈丘周营乡附近的公路上,老是有智障的孩子手里掂着砖,拦车要钱。一问,是黄孟营村的。这孩子后来被车轧死了,但又有孩子干这事,他去问,又是黄孟营的。“我纳闷,怎么黄孟营老出这样的孩子啊?”

  1999年,麦收时节,霍岱珊骑车去了黄孟营村。村医王世文把他带到了该村苏楼自然村的街上,一连看了十几户,几乎家家有癌症患者。

  其中一户的女主人孔贺芹,30岁出头,患直肠癌,已做了三次手术,直肠切除。第四次要做手术时,她已没有信心,支撑她活下去的是两个孩子。她说:“我不能死,我要让孩子喊妈时,有人答应。”

  孔家对面,是范秀英家,其夫孙逢良,1990年得了结肠癌和肝硬化。得病年余,就去世了。范秀英的儿媳郭娥英,在2010年得了胰腺癌。发病前,脊梁凉得受不了,她把醋加热,在背上熥。她死于次年,撇下一儿一女。

  范家北面,是孙逢海家。他的妻子于数年前死于胃癌,他也于十年后疑患癌症卧床不起。

  范家南面一家,老夫妻俩,分别死于胃癌、食道癌。

  再南面是刘玉芝家。刘玉芝,20多岁刚嫁来时,就感觉村里的水难喝。干渠里逮的鱼,吃了不得劲。之后,她得了骨癌,浑身酸疼,在床上一躺十多年,腿如麻杆,手如鸡爪,靠一天吃两回止痛片,一片消炎药,“慢慢地糊弄”。

  刘家南面,是孙逢山家,他死于胃癌,其后家人搬走,家里一片荒草。

  孙逢山家南面,是孙逢周家。妻子肝癌,死于2007年,他是胃癌,后上吊。

  在这条令人恐怖的街道上,霍岱珊发现,癌症病人多得人们已见怪不怪。

  在村民印象中,黄孟营村第一例癌症,发现于1986年。至1990年,一年就死了12人。

  霍岱珊调查发现,从1990年至2005年,2470人的黄孟营村,已有116人死于癌症。该村村医王世文告诉财新记者,2004年之前,村里人口是负增长的,10个病死者中,就有6个是癌症,多为胃癌、食道癌、肝癌。

  此外,村里当时还有失明、聋哑、残疾者,多达41人。1998年出生的王慧美,一出生就有心脏病,稍一跑步就心跳过速,头昏,嘴唇发紫。医生分析该病并非遗传,若不治疗,活不过十七八岁。这孩子后来在霍岱珊的帮助下,做了手术而获救。

  那时,村民不知道癌症为何高发。这个黑色的谜语罩着黄孟营村,也笼罩着淮河流域众多的村庄。彼时,黄孟营村里的16个坑塘,水皆黑色。

淮河污染

黄孟营的癌症噩梦背后,有着整个淮河流域深重水污染的黑色背景

  杨功焕团队后来的研究解开了黄孟营的谜团,“癌症与水污染有相关性”。

  距沈丘县城约15公里的黄孟营村,位于淮河的最大支流沙颍河南岸一两公里处。淮河支流众多,南岸支流少,源短流急;北岸支流多而长,洪河、谷河,沙颍河、西淝河、涡河、包河、奎河等,自西北向东南,呈羽状,汇入淮河。

  杨功焕的研究表明,淮河流域的癌症高发区域有一特点,即并不分布在干流两侧,而在一级、二级甚至更小的支流流经之地。她说,“污染支流两侧2.5公里内的村庄,消化道肿瘤尤其严重。”

  黄孟营村由黄孟营、苏楼、小李寨三个自然村组成。三村原本为寨,寨外有沟,沟将三村连在一起,村中坑塘多达16个。全村通过三条干渠,和沙颍河相连。一条干渠紧挨着村北,另两条干渠则在村南。

  村支书王林生出生于1962年。他向财新记者回忆了村庄水系污染史。在他印象中,小时候坑里都是水,村民在坑里洗澡,两只脚能踩到鱼。1986年后,干渠就开始来“坏水”了,1988年后没人游泳了,因为游泳身上会起红点。“坏水”时不时地来,一过来,水上就漂鱼。1990年左右,坑里连鱼也没了,河水经常有味道,村里的井水也“不好吃”了。

  淮河流域消化道肿瘤高发区的居民,普遍有长期喝浅层地下水的经历。这是杨功焕团队在上述区域内发现的又一特点。

  “地表水的污染居民看得见,不会去喝的。居民以为地下水是干净的,但其实浅层地下水与河流地表水是相通的,地下水也被地表水污染了。水污染就这样通过饮水方式进入居民体内。”杨功焕解释。

  黄孟营打井吃地下水,始于上世纪80年代。其时,淮河流域地表水污染日趋严重,各地政府开始扶持群众打井饮用和灌溉。据新华社报道,至2000年底,淮河流域共打井132万多眼,年采水超过120亿立方米。

  王林生家的压水井,是1986年打的。初时,沙颍河两岸,水量丰沛,4米就已见水,王林生打了8米,但有水锈。他又打了10米的井,吃着吃着,水又有了腥味。1988年,他打了13米的井,一年后,又有怪味。

  黄孟营的癌症噩梦背后,有着整个淮河流域深重水污染的黑色背景。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食品、造纸、皮革等高污染行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淮河两岸。滋养亿万百姓数千年的淮河水系,无论是干流还是大多数支流,均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深重污染。

  沈丘县受污染尤重。沙颍河流至沈丘,要经过一座建于1959年的槐店大闸。由大闸,向南向北,分别延伸出沙南总干渠、沙北总干渠,再通过六道干渠以及更多的支渠,如毛细血管一样,每年把约2亿立方米河水送至全县500多个村庄、75万亩良田。

  这种深沟河网化的水利建设,曾使沈丘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河南的一颗明珠。但多年后,人们没有想到,水利完全变成了水害,哪里水利建设搞得好,哪里污染严重,得癌症的多。

  在80年代的污染中,地处沙颍河下游的沈丘,承纳着河南上至郑州,下至项城,共30多座城市的污水。这些污水在槐店大闸汇集,再通过四通八达的支渠,流到各个乡村。沈丘全县的癌症高发区也由此形成。

  伴随着上述长期深重污染,淮河流域其他地方也出现诸多类似黄孟营的“癌症村”。2003年前后,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中国官方权威媒体曾先后聚焦这些“癌症村”,村民和媒体的怀疑直指河水污染。

  2013年,杨功焕团队的科研证实,村民的怀疑方向是对的。

  1973年至1975年,中国卫生部门曾进行过一次全国死因普查。这次普查为杨功焕团队的此次淮河调查提供了最可宝贵的对比数据:其时,淮河流域基本未受污染,沙颍河流域的河南沈丘县、安徽阜阳市颍东区、涡河流域的河南扶沟县和安徽亳州市蒙城县、奎河流域的安徽宿州市埇桥区和灵壁县、南四湖流域的山东汶上县和巨野县,均属中国的癌症低发区域,在全国平均癌症水平的60%至80%之间。

  但2004年至2006年上述八县的癌症死亡率,从低发向高发快速转变,其上升速度是全国癌症上升速度的数倍之多。卫生部数据显示,从1973年至2006年,中国癌症死亡率从每10万人发生66.95人上升至80人左右。2006年,上述八县癌症死亡率全部高于全国水平。

  数据触目惊心——在2004年至2006年,沈丘县癌症死亡率为每10万人发生180人至204人,是全国水平的近2.5倍。

  ——汶上县和颍东区癌症死亡率为每10万人发生144人至179.90人,约是全国水平的2倍。

  ——扶沟县、蒙城县、灵壁县癌症死亡率为每10万人发生119人至143.90人,约为全国水平的1.5倍。

  ——巨野县和埇桥区癌症死亡率为每10万人发生95人至118.90人,约为全国水平的1.3倍。

  并不巧合的是,上述八县恰好位于淮河流域污染最严重的沙颍河、涡河、奎河和南四湖流域。杨功焕团队同步披露的沈丘县内沙颍河的纸店站水质监测数字显示,从1997年至2009年间,该水质断面全部为劣五类水质,是污染最严重的水质;该河另三个水质断面在同时间段内,劣五类水质均为83%以上。

  这是中国首次公布淮河流域癌症的真实一面。

杨功焕受命调查

淮河支流两岸的居民,死于消化道肿瘤主要是肝癌、胃癌、食道癌的比例,显著高于远离河流污染的对照区,有些地区高出5倍之多

  杨功焕告诉财新记者,2004年下半年和2005年上半年,中国各地的媒体对淮河流域的癌症高发现象进行了相当密集的报道,也引起国家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

  在此期间,国家相关部委派出多路人马了解淮河情况。“在这种背景下,国务院要求当时的卫生部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联合起来,搞清楚淮河的污染问题,也搞清楚淮河肿瘤(即癌症)高发的问题。隶属卫生部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紧急接受了任务,我被派去带队做这个事。”杨功焕说。

  2005年夏天,杨功焕受命带着70多名疾病、环境专家等组成的调察组,来到了沈丘县。

  霍岱珊很快找到杨功焕,两人长谈了一个上午。霍岱珊讲述了自己的调查研究方法,对癌症与水污染的关系的理解等。但杨功焕作为政府派出的科学家团队带头人,显然不能用霍岱珊的办法进行调研。

  杨功焕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回答淮河流域是不是真的存在癌症高发,二是癌症是不是真的与水污染有关。

  但这两个任务并不简单。“村民或媒体可以根据村里医生或村干部说的癌症死亡人数进行汇总统计,但作为疾病控制科学家,不能简单相信这种不科学的统计。”

  杨功焕的团队面对的最大难点,是研究区域人群有关死因登记的空白。迄今为止,中国人的死因登记覆盖人群不到20%。换言之,只有死在城市医院中的居民有详细的死因登记,而80%以上死于家中或死于农村的死者,卫生部门并不知道其因何种疾病而死。淮河流域的癌症死者,大多数死于农村家中,虽然有些人在生前到医院就诊过,但并没有死因登记证明书记录明确的死因。

  显然,团队的研究结果,将会影响国家关于淮河的下一步决策。“时间紧,任务重,还要科学。这挺难办到的。”杨功焕最终设计出一套“短打”的办法。

  杨功焕的团队选定河南沈丘、安徽埇桥、江苏盱眙三县区作为研究对象,又将每个地方的淮河支流两侧2.5公里内的村庄划为具体的研究区。三个研究区,各有5万村民作为研究对象。她又在三县区远离淮河支流的丘陵区或其他未受地表水影响的地带,设立三个对照区,也各有5万村民。

  之后,国家、省、市等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对上述30万村民逐户展开2003年、2004年、2005年村民的死因回顾调查。疾控专家或受过培训的医学工作者通过去查阅医院病历、调取医院资料、听取亲属描述和第三人描述等形式进行“会诊”,以确认死者的真正死因。

  这项工作进行了半年多。最终汇总的死因资料显示,在沈丘、埇桥两地,淮河支流两岸的居民,死于消化道肿瘤主要是肝癌、胃癌、食道癌的比例,显著高于本县远离河流污染的对照区。其中,沈丘的数据表明,在生活习惯相当的两组人群中,研究区消化道肿瘤患病率,为对照区的近5倍。

  在沈丘县之外,2013年7月,财新记者赴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采访。

  埇桥区杨庄乡的郝庄自然村村民告诉财新记者,上世纪70年代时,郝庄还在村西的奎河岸边种植水稻,多达五六百亩。上世纪90年代以后,奎河水乌黑发臭,水稻没法种了,农民脚一下水就起泡,甚至水稻也被浇死。

  “癌症村”也就此悄然产生。在郝庄所属的高庄行政村,村支书高永立向财新记者回忆称,上世纪90年代,癌症开始高发,最严重是1990年到2005年。高庄下辖三个自然村,其中万庄、高庄各有600人,每年各有七八人死于癌症;郝庄1800多人,一年十多个死于癌症。

  村文书张传安则称,1990年至今,郝庄有200多人死于癌症,以胃癌、肝癌、食道癌为多。此外,该村结石病人多,万庄有30多人,郝庄有五六十人。

  高永立也在1995年,得了双肾结石,先后去徐州“震”了几次,至今仍天天喝中药。村里高血压、脑血管病、糖尿病也多;小孩智障、老人偏瘫等也多。

  与高庄行政村隔河相望的伊桥村,是附近癌症发病率最高的村庄。伊桥村卫生院院长王安宝,1994年来伊桥村工作时,村里一年患癌症的有五六个;至2001年,一年有八九个;至2008年,村里一年十多人死于癌症。

  除了癌症,村里乙肝患者也多。2004年,王安宝普查时发现,全村1200人,表面抗原阳性的就有100多人。血管病也在逐渐增多,糖尿病、高血压多,结石病人有一二十个。

  2006年3月和4月,杨功焕团队拿出了淮河流域癌症高发的初步研究结论。前卫生部就此组织了专家论证会。

  来自环保、水利、科研院所等的医学、环境专家论证后确认,此次调查的三个县区中沈丘和埇桥沿河村庄的癌症高发与水污染有关,而另一癌症高发县盱眙与水污染无关(注:盱眙为传统癌症高发县,且研究区与对照区癌症无明显差别)。

  随后,卫生部将报告正式呈报国务院。“仅一周多的时间,国务院就批准了这个报告。”杨功焕回忆说。

  当杨功焕在进行专业调查时,霍岱珊对“癌症村”的救援也在进行中。2004年起,他在社会资助下,为“癌症村”安装小型净水器。

  由于披露“癌症村”真相,2005年起,霍岱珊发现他被当地个别官员扣上了“特务”的帽子。家门口常年停着吉普车,他一出门,就有人跟着。他常去的黄孟营、孙营等村,日夜有人把守。

  此前的2004年,多次接受媒体采访的王林生,被免去黄孟营村支书职务。此后的2007年,东孙楼村王子清,遭当地领导上门问罪。

  在淮河流域,地方政府出于招商引资等考虑,往往对“癌症村”噤若寒蝉,沈丘作为全国最大的粮食仓储物流基地,对此更是谨慎。对信息的遮蔽,是中国诸多“癌症村”长期得不到救助的重要原因。

  但霍岱珊还在坚持。至2007年,随着国家环保总局对周口市实施“流域限批”,沙颍河治污也终于动真格了。

淮河八县的悲剧

杨功焕:“未来学者可以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用特定污染物分析等科学方法证明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2007年起,中国就淮河流域水污染和肿瘤防治,行政系统和科研机构齐头并进,一面进行环境污染控制和癌症防治,一面进行环境污染与肿瘤高发的研究。

  2007年上半年,杨功焕的第二期研究得到科技部的大力支持,被列入国家“十一五”科技攻关课题。

  之后,杨功焕团队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庄大方团队对淮河流域水污染与肿瘤的相关性进行了评估研究。

  庄大方团队对研究作出的巨大贡献,是根据环境系统多年来对淮河干流、一级支流、二级支流、附属湖泊等污染公开数据,绘制出本文开头提到的淮河污染频度图等重要图表,初步标示清楚淮河流域污染最严重的40余个县市区。

  杨功焕则沿袭此前的调查思路,在淮河流域七种类型区域中选取14个样本县进行研究。

  第一步工作是建立死因登记系统,调查14县中5810个行政村在2004年、2005年、2006年的全部居民死因。与第一期研究不同的是,此期研究未设对照区,而是直接与全国癌症水平进行对比。其原因,一是研究样本已足够巨大,14县覆盖1264万人口,占淮河流域总人口的8%;二是每个县域内,既包括近淮河水污染的人群,也包括远离水污染的人群,设立对照区意义不大。

  对14个县的总体分析显示,地表水水质等级和GDP与肿瘤呈负相关,其他环境因子均与肿瘤死亡存在正相关。14个县中的8个,显示出消化道肿瘤高发性。与上世纪70年代死因数据的对比则进一步显示,这8个县均为新发肿瘤高发区。

  “图集发布的研究结果围绕污染范围和新发癌症的高发范围两个问题。这两个范围的契合,进一步加强我们认为水污染与癌症相关的证据。”杨功焕说。

  杨功焕特意强调了两点。第一,14县中8个污染严重县的癌症高发,并不是指全县普遍癌症高发。“实际上,我们的团队中,有学者做了具体的癌症聚集区研究,例如沈丘县,主要有三个聚集区,均靠近沙颍河等地表河流。全县的高发数据,其实是被这些聚集区‘拉动’的。”

  第二点,此次团队的研究结果所提供的证据级别,只能回答淮河流域八县肿瘤和环境污染存在相关关系,但“还不能回答二者是否存在病因学联系”。换言之,即不能证明水污染与消化道肿瘤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我认为,未来学者可以在我们现有研究基础上,用特定污染物分析等科学方法证明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应是未来的努力方向。”杨功焕说。

全淮有多少黄孟营?

财新记者特意选取了一个不是杨功焕研究样本县、但属于严重水污染区的县区作采访,情况严重

  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在淮河40多个历史上污染严重县中,8个被研究县之外的30多个县,消化道肿瘤是否高发?

  杨功焕无法给出准确答案。原因之一是未进行科学研究,之二这些县没有死因监测数据。她只能笼统地回答,根据现有研究得出的规律看,“极有可能也呈癌症高发态势”。

  为了解实际情况,财新记者特意选取了一个不是杨功焕研究样本县、但属于严重水污染区的县区——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进行实地调查。

  从污染地图上看,谯城区所在的淮河第三大支流涡河1997年至2009年间呈严重污染状况,其上游的河南扶沟县、下游的安徽蒙城县,后均被杨功焕团队证明为癌症高发县。

  据《江淮晨报》报道,2005年时,流经亳州的涡河已被污染成“下水道”。彼时,谯城区农村饮用水不安全人数达41万,占总人口的35.84%。

  在谯城区石大营村,村民告诉财新记者,癌症高发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多的时候一年死六七个。2000年以后稍好,但从2001年到2013年,仍有35人死于癌症,以肺癌最多,胃癌、肝癌次之。

  在该村的一户人家,财新记者了解到,这个离涡河仅150米的院子,周围四家都有人都得了癌症。

  这座房子北边是石成吾家,他70多岁时死于食道癌;西边石孔氏,60多岁,上世纪90年代死于食道癌;石孔氏家北边是石继生,死于血癌,媳妇带着俩孩子改嫁了,家里草已深;东边杨桂芝,死于肝癌。

  在这户人家的东边胡同,在1991年左右,挨着三家,都有食道癌患者。石佟氏50多岁;石继才70多岁;石殿臣60多岁,两口子一个食道癌,一个胃癌。

  多位村民讲述了村里的癌症,那是一个长长的名单——“石凌强,淋巴癌,1993年死的;石凌房的媳妇,食道癌,60多岁死的;石凌壁60多岁,得胃癌死的;石北传,食道癌,60多岁死的;石宝同,胃癌,死了十多年了;石李氏,胃癌,1993年死的……”

  此外,村里心脑血管病多,结石病人多。出生的婴儿有畸形的,有没耳朵的,到了十来岁,有一个孩子的耳朵还没长出来。

  癌症一度让人恐慌,有人搬到城里去住,也有村民向上反映情况,但被压了下来,说是怕影响当地的药材产业。有“中华药都”之称的亳州,是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涡河两岸遍布白术、白芍、桔梗等。

  在石大营东北方向的张店乡,2001年时,流经这里的包河已成“死河”。鲁大楼村干部鲁家领称,从80年代到现在,该村患癌症的有六七十个,一得病就是癌症,肝癌、肺癌、胃癌占60%以上,胃癌尤其多。

  该村南头靠河,也是癌症高发区。住在这里的鲁守勤、鲁守俭兄弟,先后得癌,一个死于50岁,一个死于40多岁;鲁守林、鲁守春兄弟,一位48岁死于胃癌、一位50多岁死于肝癌。

  鲁家领称,除癌症外,该村从2000年至今,有三四百人得结石病,三四百人高血压。

  在鲁大楼村西边的牛楼村,从2000年开始有多起癌症。村民牛俊锋说,他的母亲牛张氏,四年前死于肺癌;四叔牛建礼,两年前73岁时死于胃癌;大哥牛俊华,四年前死于胃癌。此外,村上的老人偏瘫、痴呆、心血管疾病多。

依然危险的未来

淮河水污染和消化道肿瘤研究,揭示了一个被公众和政府长期忽视的问题,即河流的支流、小支流的污染长期未被重视,它们才是造成环境伤害的主要凶手

  必须要指出的是,由于淮河癌症的媒体报道推动,2004年,中国政府重新审视了淮河污染治理政策,淮河污染治理由此走向拐点。

  庄大方告诉财新记者,根据环保部门的监测数字,2005年至今,淮河干流水质持续好转,但相当多数量的一级支流、二级支流以及更小的支流,因为工业污染及水坝拦截,污染依然相当严重。

  杨功焕则认为,淮河水污染和消化道肿瘤研究其实揭示了一个被公众和政府长期忽视的问题,即河流的支流、小支流的污染长期未被重视,它们才是造成环境伤害的主要凶手。

  2005年3月,国务院审议通过了《2005-2006年农村饮水安全应急工程规划》。对“癌症村”的“清洁饮水救助”由民间项目扩大为国家项目,安徽、河南等地开始解决安全饮水问题。

  2005年3月31日,河南省政府下发《关于解决淮河海河流域污染较重地区农村饮水安全问题规划方案的通知》,确定投资2.4亿元,分两批在全省800个村庄,启动安全饮水工程。

  首批实施农村饮水安全的村庄有540个。这一年,沈丘打了47眼深水井,20多个见报较多的癌症村都打了井,井深150米至400米,13万人喝上清洁水。

  黄孟营村的深水井,是2004年央视调查之际,沈丘县紧急打成的。

  从2010年起,黄孟营癌症死亡率降低了。一年死十五六人,仅两三个是癌症。村医王世文说,村里疾病确实下降了很多。2004年之前,他的诊所一天要接诊胃肠病人二三十个,到2013年时,一天也治不过三五个。

  2005年之后,癌症发病率开始下降的情况,财新记者在沈丘、亳州谯城区等县区的多个村庄都得到了验证。但警报仍未解除。

  杨功焕告诉财新记者,“考虑到环境污染健康效应滞后的特点,可以预计在未来十年里,淮河流域水质指标出现高污染频度的中西部平原、中东部平原和南四湖流域地区,依然面临严峻的肿瘤防控形势。”

  一度被沈丘个别官员视为“眼中钉”的霍岱珊,于2007年获得由中宣部、原国家环保总局等七部委评选的“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称号。近年,由他牵头的环保组织“淮河卫士”,致力于在受污染村庄兴建净水装置。

  霍岱珊位于沈丘县城新华街的办公室里,放着一个鱼缸,一群鱼游来游去。其中两只鲤鱼,因脊椎变形,尾弯如S,一只叫大S,一只叫小S。

  它们来自2007年的沙颍河,在摇头摆尾间,似乎仍在提醒人们:那些年污染的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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