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东方美人与红露酒

总是东方美人。

“这茶来自苗栗”,周奕成边倒茶边说“茶菁要让小绿叶蝉叮咬过,香气是昆虫的唾液与茶叶酵素混合出来的。“

我呡上一口,茶的确香,不知是是否缘于昆虫们的唾液。

这还要感谢John Dodd,是这位美国商人在1866年把乌龙茶从福建安溪引入到台北的淡水。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茶叶与樟脑成为了台湾财富的最初来源。

我们正在饮茶的大稻埕正因此兴起。很是来台北几次,我的兴趣才从故宫、中正纪念堂、敦南诚品书店、温州街的殷海光故居转移到大稻埕。

我在那些暗灰色、不中不西的建筑中穿梭,品尝过波麗路奶油过多的西餐,听系着领结的老侍者说,何应钦曾带邓丽君来过;我也迎着“步履春台”的匾牌,走进黑美人酒家,围着粉色桌布纵酒唱歌,多少感到一些台北曾作为一个难民社会的宿命式欢乐,那“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我还在炎热、闲散的午后,坐在大稻埕码头的榕树下喝茶,想象着如今寂寞的淡水河的千帆飘竞、繁华一时;也曾在一个春夜,到处寻找那座不起眼的“二二八事件”的纪念碑,反抗国民党政权的本土起义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大稻埕是台湾混杂历史的象征。台北城直到18世纪初才有汉人居住,淡水河旁最繁华之地本是艋舺。倘若以郑成功在1662年收入台湾算起,在两个世纪里,南部的台南府、中部的鹿港、北部的艋舺是商业中心。

直到19世纪中叶,这因一片水稻田得名的“大稻埕”才进入历史。先是一位叫林蓝田的流浪摊贩为了逃避海盗,在今天的迪化街开设了第一间商铺,然后艋舺的一场械斗让一群福建人逃到此地建立起市场,经营与厦门的贸易。决定性的变化与近代中国的困境有关。1858的《天津条约》议定台湾淡水为通商口,到了1863年,淡水港的范围包括淡水河的艋舺与大稻埕。台湾被卷入了19世纪后半叶日益繁盛的全球贸易体系中,在这个新时代中,比起固守传统的艋舺,大稻埕因为缺乏历史的负担,一跃成为中心。

在迪化街,你还可以感受这历史遗绪。霞海城隍庙仍烟火缭绕,这里的月下的老人出了名的灵验,在160年前的那场械斗后,失败的同安人携带城隍到此,相信他能保护他们。迪化街两侧的老房子,能仍看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繁华景象,它们是台湾式的西洋风格。茶叶是这些财富的主要来源,怡和、德记、新华利,这些风云一时的洋行都曾在此设立分行,向欧洲与美国输出台湾茶叶,Fromsa-tea畅销一时,本地茶行在高峰时期接近三百家,“东方美人”更名噪一时。

我们坐在迪化街上的一幢空间开阔的老房子的二层,这是个混合了书籍、瓷器、文化品、茶馆、剧场的文化空间,深色调的桌椅、精致的茶具,还有Edia Piaff的背景音乐,她饱经世事的声音倒是很适合这百无聊赖的午后。

周奕成英俊、安静与矜持,你很难想象他曾是个狂热的政治人。他出生于1967年,整个青春正与民主运动紧紧相扣,相信青春理应战胜腐朽。正是他领导的“草山学会”率先向国民党的“万年国会”抗议,发展著名的“野百合”学运。他还曾主动考试不及格,留在学院里继续革命。他也顺利从学生活动家成为了一名政治人物,在民进党内,他是少年得志。以29岁之龄,他出任民进党文宣部副主任,大胆提出了《台湾独立运动的新世代纲领》,主张民进党应转型为中间偏左的社会改革政党,不应以台独为唯一使命。1999年出任民进党青年部主任,他在台湾大专院校,成立了两百多个小组织,为民进党培养后续人才。

他也注定属于这希望与幻灭交替的一代人。他说自己这“学运世代”,与上一代共同分享戒严时代的经验,也与下一代分享物质丰裕的经验,是在解严前后十年完成社会化的过程,这一代人不需要背负上一代的悲情与绝望,却收获到因威权瓦解而突然出现的大量政治与社会空间。

陈水扁的兴起,让这一代青年立刻进入权力中枢。他34岁进入总统府,为陈水扁总统撰写文稿。不到一年,他就因理念原因辞职。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与民进党越走越远,并在2007年组建第三社会党,希望克服台湾蓝绿分化对峙的困境。他为此被开除出民进党。

对我来说,他可一点不像个政治人。初见面时他不无拘谨,但几杯红露酒下肚,他又是另一个模样——热情、浪漫、抑制不住的说话。而让他真正兴奋是激情、青春与梦想。我很怀疑,在卷入政治这么多年后,他是否真理解政治与权力?看起来,他就像传统中一连串文人、艺术家一样,政治代表着浪漫、青春与反抗、一种审美上的需求,他因缘际会的卷入其中。

他的政治尝试总效果不佳,像是大部分理想主义者一样,他的努力引人注目却似乎注定失败。

他算是其中的幸运者,除去一些失落,没有太多的个人悲剧。但当他把方向转向商业与文化时,却获得了意外的成功。

“那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毕索、达利与介川龙之芥的时代”,每当谈起1920年代,周奕成兴奋不已。对他来说,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代,是个试验的时代。在欧洲,它是旧秩序崩溃后的宿命式的狂欢,在美国,它是一个繁荣与轻佻的爵士岁月,在日本,它是夹在过度紧张、富国强兵的“明治时代”与发动战争的“昭和时代”间的“大正时代”,是一个政治意识觉醒、消费主义崛起的时代。而在中国,它沐浴在五四的青春激情中,追求个人解放、推崇自由、多元与尝试的时代,一个胡适之、鲁迅、陈独秀、徐志摩的时代……

那也是台湾的美妙时光,一个蒋渭水、张我军与郭雪湖的时代,他们试图把世界思潮引入台湾,期望找到自己独特的声音、颜色、思想与组织形态,获得对自身命运的自觉。而大稻埕正是这股风潮的中心。

他给我讲述蒋渭水的故事,带我沿着延平北路散步,路过大安医院《台湾民报》的旧址,我们到处寻找红露酒,这是蒋渭水的最爱,它与绍兴黄酒有几分相似,必定常与他的爱人同志陈甜痛饮……

蒋渭水是台湾悲剧性命运的缩影,也是大稻埕辉煌岁月的象征。在他5岁时,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他成长的岁月是一个日本影响不断加剧的时代。一种独特的痛苦刺激着他们。他们在日本的殖民者那里感到被殖民的屈辱与痛楚,却也无法向中国寻求帮助。当林献堂在1907年的东京遇到流亡中的梁启超时,后者明确地劝这位台湾的士人领袖“三十年内,中国绝无能力可以援救你们”。

辛亥革命曾短暂地激起新期望。倘若中国摆脱了腐败的满人统治,变成一个富强的共和国,也可能给台湾带来改变。孙中山象征了这种幻象。刺杀袁世凯的计划正因此而起,尚在台北总督府医学院就读的蒋渭水和留日归来的杜聪明曾想用通过一种病菌来毒杀袁世凯,不管这举动多么幼稚,却反映出这第一台湾知识人的思维,只要推翻了这个新独裁者,孙中山重获领导权,台湾就可能迎来新希望。他们最终要发现,台湾只能依靠自己。中国忙于自己内部的纷争,无暇顾及这个岛屿。

台湾意识正在这痛苦中醒来,武装抵抗已然失败,新一代人则选择了政治抵抗与文化抵抗。既然殖民者期望台湾人在语言、习俗上成为日本人,那么台湾也该拥有同样的政治权利。从1921年至1934年,台湾精英们共发起15次请愿行动,申请在台湾设立议会,能让台湾人参与到对这个岛屿的改造与建设中,而不仅是个被动的从属者。这一运动的两位领导人蒋渭水与林献堂也象征了一股新力量的兴起,前者是是新兴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后者是传统的士绅阶级。这一运动也来自梁启超对林献堂建议的“爱尔兰模式”“……勾结英朝野,渐得放松压力,继而获得参政权,也就得于英人分庭抗礼了”。

政治斗争必须依赖与文化觉醒。倘若台湾没有自己独特的文学、思想与语言,它怎样面对日本的影响。如果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台湾又怎样开启这种启蒙。在文化协会成立一个月后,蒋渭水在《会报》上发表了《关于名为台湾的病人-临床讲义》,称台湾人是“世界的文化低能儿”,并开出了五剂药方:正规教育、补习教育、幼稚园、图书馆、读报社……

对周奕成来说,蒋渭水则象征着来自另一个时代的鼓舞与慰籍。他这一代人在政治失败后,发现只有存在一个坚实的文化基础,民主之花才能灿烂盛开,而倘若你要坚持眼前的反抗,也要寻求更深层的文化资源。更重要的是,他必须要承认台湾处于一种结构性的困境中,他惊异的发现,原来蒋渭水一代早已面对着相似的困境。

“台湾人负有做媒介日华亲善的使命,日华亲善是亚细亚民族联盟的前提,亚细亚联盟是世界和平的前提,世界和平是人类最大的幸福,并且是全人类最大愿望……简单来说,台湾人是握着世界和平的第一关的门键啦。”在1921年的文化协会成立仪式上,30岁的蒋渭水宣称。

这当然是一种夸大其辞,这可能是台湾知识分子身陷强烈的边缘感,对“世界潮流”与“世界文明”充满渴望,也可能一种必要的策略,借此来激励台湾社会的情绪……但毋庸质疑,他都蕴涵着一种强烈的身份焦虑——台湾是被忽略的。

而在事实上,1920年代远非这样浪漫。在欧洲、在日本、在中国,这个过渡时代有着天然的悲剧性,在表面上的文学、艺术、大众文化、商业、技术的繁荣背后,是政治与道德上的溃败,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工团主义、军国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它们都如幽灵般崛起,世界通向了更大的悲剧。

台湾不能幸免。倘若以1921年文化协会的创办为始,到1931年去世,蒋渭水在台湾公共生活的扮演角色只持续了十年。这是生机勃勃、却也是充满了挫败的十年。令人耳目一心的文化启蒙并未带来有效的政治行动。台湾的变化仰赖于外界的变化。当日本国内气氛松动时,他们活动的空间就大,当中国革命顺利时,他们就倍受鼓舞,甚至他们思想也是日本的大正民主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混合体。即使如此,这股力量也不可避免的分裂,它被世界流行思潮撕成两块。1927年初,文化协会正式分裂左右两派,左派讲究用阶级斗争的方式理解台湾,而右派主张在现状妥协的情况,力求民族自保。前一种力量在当时更为流行,全世界都在左倾。蒋渭水试图调和两者,却越来越试图以马列主义指导社会运动,最终,他还说出这样的话“十年后的解放阵营会减少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结成坚固的劳动者和农民的同盟”。

他的激进态度也与在大时代面前越来越强烈的无力感有关。1930年代开始了,军国主义的日本不再有改革的可能,而中国卷入战争与内战,也不能为台湾提供新的可能。

令人绝望的不仅如此。“皇民化”正加速到来。作为殖民者的日本也代表某种进步,在1920年代的台湾,瘟疫已不在流行,疟疾也大有改进,保守的农民已能积极采用新品种、新技术,脚踏车、汽车、卡车都出现了,咖啡店、百货公司、报纸、公园、西装,一整套新体验也到来……在某种意义上,蒋渭水发动的社会运动正是建立于这种新的富足与体验之上的。他开办的报纸、书刊社,正是那个印刷业革命的象征。

这些力量必然瓦解他的政治与文化主张。他是个一个进步主义者,是线性历史观的拥护者,他用更先进的西方文明来反对日本。但倘若,日本真的代表着进步与未来的历史,台湾怎么办?况且,时间似乎站在日本这一边。一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帝国看起来不可阻挡,而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则接受了“成为日本人”的命运,中国与汉语反而变得遥远而陌生。倘若此时,蒋渭水仍活着,他定会感到彻底的幻灭吧。不过,他或许也有自己的方式来逃避吧,可以躲进红露酒与陈甜的笑容里。翻阅蒋渭水留下的文集,与其说他是政治人物,不如说是个浪漫文人。“幸亏他离开的早”,我们感慨他早逝,或许也该为此庆幸。

而周奕成也有同样的感受。他对台湾的现状深感不满,在经过那个激越的抗争时代,整个社会陷入了“民主之平庸”。

“台湾社会之所以还沉醉在小日子里,还没有深刻感受到大时代的再临,可能出于迟钝也可能是自我蒙蔽”,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但事实上,台湾完全没有逃脱这时代的再临,因为台湾就在新的世界格局的核心,也就是中国与美国合作与冲突的夹缝里。”这语气活脱脱的蒋渭水翻版。而一股宿命感也同样围绕着他,“历史的主流,确实是站在中国这一边的,中国本就不该是个弱国,它之前的弱反而是个不正常状态,”中国则令他无可奈何,“中国已大到超越人类任何理论的程度”。

在一段时间里,人们相信台湾是未来,香港是现在,中国是过去。而如今,中国似乎再变成了未来,这个结合了经济增长与政治专制的新模式。中国的诱惑太大了,全台湾都被它迷惑住,到底谁代表着历史未来?所以,他也亟待一种新革命,能打破这越来越固化的僵局。

不过,历史自有其诡异之处。蒋渭水必定想不到,在他去世、被遗忘四十年后,他成了党外运动的灵感来源,又在21世纪鼓舞了周奕成的成长。而对政治心灰意冷的周奕成却通过商业的方式再度激活了大稻埕,他又对雄心勃勃地谈起要把台湾的茶叶与瓷器再度输送到全世界,它们都代表一种新的生活与美学品质……

不过,在几杯红露酒过后,这疑惑、追雄心或许也没那么重要了……不管蒋渭水、还是周奕成,一个浪漫主义者追求的不是现实意义的成功,而是这过程中的自我陶醉。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分类: 新闻, 观点 标签:
  1. 本文目前尚无任何评论.
  1. 本文目前尚无任何 trackbacks 和 pingba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