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陈剑等: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经济体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展望研讨会记录

  编者按:为 推动改革步伐,迎接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由中国改革20人论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国际城市发展 研究院共同承办,《投资者报》、共识网协办的”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经济体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展望”研讨会,于2013年9月14日在北京工业大学举办。

  原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胡德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田雪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报告》总编辑张剑荆,以及刘尚希、王占阳、袁绪程、侯永志、张立群、顾海兵、任俊峰、胡星斗、彭真怀、周茂清、杜志雄、杨帆等2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中国经济时报副总编辑柏晶伟、人民日报经济社会室主编马宏伟、南方周末副总编兼北京区域中心主任王溪勇等资深媒体人应邀参会。

  会议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陈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共同主持。

  专家们轮流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内容涵盖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方法,以及一些社会热点问题。

  (以下为部分专家学者发言,根据会议记录整理,文中部分观点未经专家确认)

  陈剑(主持人):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改革20人论坛组委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城市国际发展研究院、北京改革发展研究会承办,投资者报、共识网协办。

  现在有请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袁绪程先生就改革给我们做一个20分钟的主旨演讲!

  袁绪程:深化六项改革 开发经济潜力

  袁绪程(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我讲两点,一是经济走势,二是改革。

  中国经济的走势,大家都很关注。GDP增速从2007年的13%滑落到去年的7.8%,跌幅不能说不大。今年上半年继续下滑为7.6%。经济从高速转 为中高速,已成为共识,关键是在什么位置能止住,不再下行,即能否守住7.5%的底线。在几个月前许多人还是很悲观的,所幸的是8月份已经止跌,PMI值 已好转,回升到51.0%。今年GDP增速达到预定的目标7.5%或以上,看来是可能的。最近一些投行也纷纷调高了中国GDP估值。但是,明年GDP增速 会是怎样呢?会不会保持7.5%或以上的增速呢?很难说。因为GDP增速止跌回升很大程度仍然是原有的刺激模式即加大投入和信贷的结果,而不像是经济结构 转型产生了效益。从短期看,比如看半年,GDP增速还是可能向好或趋稳的。但从中长期看,恐怕是个未知数,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从理论上讲,中国经济在 未来的十年内还是有增长空间的。也就是李克强总理强调的三点:一是城市化即生产要素的部门转移带来的经济增长,二是改革红利带来的经济增长,三是结构转型 带来的经济增长。关键在于,怎样才能把潜在的经济增长变为实在的经济增长。我觉得学术界还是有共识的,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来推动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以 说,宏观调控只能解决短期经济增长问题,中期要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长期要靠包括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在内的整体改革。唯其如此,中国经济才能够长期健 康平稳较快地发展。

  关于改革问题。海内外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都非常关注并寄以很高的期望。人们普遍预期,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公布经济体制的顶层设计,给出全面深化改革的 路线图和时间表。其实,改革思路早已讨论且有些改革已启动或拟启动,如贷款市场利率的松动,上海自贸区的设立等等。概括地讲,今年三中全会可能推出六项改 革:土地改革及相应的户籍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资源品价格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等等。

  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是破解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推进土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建立和健全土地使用和流转的现代产权制度。即将开始的改革将加快农村土地的流转,推动农村土地交易的市场化,改变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公的格局。

  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是破除户籍赋权的”二元结构”带来的不公平,促进农民工变市民,推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户籍改革将分类推进:一是县和大部分地级市将加快放开户籍,让落户人员享受公共服务;二是在大城市推动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拓展,推行居住证制度。

  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是简政放权,一是减少行政审批的数量或层次或环节,提高行政效率。二是引入民间投资,打破公用事业和服务业的垄断,让这些行业享受”供给需求双重增量”。三是提高政府透明度,加大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金融改革主要是深化市场改革。一是建立多层次市场体系,通过减少国家持股,提高直接融资和拓宽地方融资渠道等等。二是利率的市场化,存款利率市场化按 先长期后短期,先大额后小额的路径。三是推进汇率市场化。汇率将继续增加汇率弹性,并完善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四是资本项目开放。资本项目开放先直接后 间接,先增量后存量。

  财税改革一是完善原有的分税制,中央上收事权而不是下放财权,分税制主体不变。二是财政支出结构向民生倾斜,扩大民生财政支出,压缩行政经费开支。三 是税制改革,推动房产税和消费税成为地方主体税种,改革资源税,开征环境税。四是通过增加中央为地方代发债券规模,压缩或控制地方表外融资等方式来化解地 方债务问题。

  资源品价格改革主要在能源和公共事业领域,去年以来有所加快,核心是逐步放开价格管制,形成竞争性市场结构,并建立有效监管。改革按进度由高到低排序为”煤水油气电运”,按难度由易到难排序为”水煤油气电运”。

  我个人认为,如果能推进上述改革,中国经济长期健康稳定增长是可期或有保障的。但我感觉,改革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只能有序推进。

  例如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的市场化以及资本项目的放开,其中的逻辑关系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和汇率市场化最终有赖于资本项目的放开,而资本项目的放开却有 赖于国家信用的稳定,国家信用的稳定不仅依赖国家的经济实力,而且有赖于一个民主法治的政治结构为基础。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民主法治体系的建 立,人民币的国际化和汇率的充分市场化以及资本项目的彻底放开是非常危险的,也是不可能的。

  再如土地改革,在现有的体制格局下,我感觉土地改革也可能不会大改,只能是中小改革,也就是说有限度的让某些农村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或者说放开一些管 制,在土地征收及增值收益分配上有所改进,还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造”土地财政”,按照世界通行的以税收方式而不是以政府对土地低价强买高价强卖的方式聚集财 政资源。土地财政的彻底转型要有相应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配套。改变土地财政的运作方式又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也是抑制和消除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 债务的恶性膨胀,影子银行等问题的必要条件。

  总之,能够有效推进或完成上述”六大改革”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也许有人还有更高的期望值。但理想总是丰满的,现实只能是骨感的。饭也只能一口一口吃。 不过,就设计而言,应当更宽更高更广一些。如教育、文化体制等社会领域的改革,公共决策体制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等政治领域的改革也应有一幅蓝图,恐怕也只能 等待来年的高层会议了。谢谢大家!

  胡德平:绿色GDP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

  胡德平(原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各位朋友好!今天的讨论是关于经济形势的分析讨论,我对经济是外行,我想从历史资料谈一点看法。

  下一轮的改革,中央和政府都非常积极,而且明确提出我们的经济要进行结构调整,要打造经济的升级版,要改变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到 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有很多好的文件和决议,比如1985年,当时中共中央对于”七五计划”有一些建议,建议明确说从85到90年,产业结构调整应该 从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进行调整。当时居民消费已经从老的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向电视、电冰箱和洗衣机转变。另外还提出了住宅商品化问题、社 保问题、汽车工业问题、环境污染治理问题等,我觉得这些文件和决议非常好。在这些文件上,和现在不同的就是特别重视民间投资,明确了集资是对的。文件还提 出,从86年开始, GDP增长不要再到两位数字以上,可以降到7%-7.2%水平,为什么呢?因为从两位数降到7.2%,国家的投资就要减少,要给改革、体制转型更宽松的条 件。但是,很遗憾的是以后没有按照这个建议去做,现在又提出了内需、消费的问题,所以我觉得85年和86年的一些文件和决议还是有它的生命力的。

  现在我觉得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绿色GDP的问题,今后的产业升级、结构调整,能不能按照绿色GDP进行?如果GDP减去资源消耗,减去治理污染的投 资,减去原来的各种成本,得了一个负值,一两年还可以说得过去,但是如果长期是负值的话,我们的经济发展能不能说是成功的呢?绿色经济和低碳技术对经济的 发展是有影响的,真要下决心对环境进行治理的话,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这个问题是应该考虑的。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好的经验可以借鉴,首先能源要低碳、清洁 的,各种技术革命大力支持,对风电、太阳能,虽然我们走了一段弯路,但方向是对的。美国页岩气技术革命,对世界能源格局的影响将会起到作用,在这方面我们 也应该加快步伐。

  环保技术方面,应该加强与国外的紧密合作,很多国家不卖高新技术,尤其是和武器、国防有关的技术,但是在环保方面,我们花钱买一些技术,完全可以和北欧、和欧洲、日本、美国达成很多协议,因为这是对世界都是有好处的。

  现在我们的重金属耕地局部已经达到1000万亩,农业方面我们最大的污染源还是农业化肥和农药,这个应该下力气治理。第二产业中的各种加工业和各种制 造业,如果需要整顿的话,发改委应该有相应的指标和要求,不能说只关闭小的企业。小的企业技术水平达到了就应该支持,大的企业如果达不到指标也要限改或者 关闭,这才是公平的。

  我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不是没有行政手段,如果行政手段和市场经济能很好地联合起来,会有很多突破,比如美国的反垄断法,如果企业做大垄断了价格和市场,就要被分拆。对我们现在来说,这个也可行。既有行政的手段,又按市场规则来交易。

  最后一点,两个研究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是从事改革研究的单位,希望这两个单位在自己给政府的有关报告中,把绿色 GDP问题提出来,尤其是在北京市的环境保护方面有这个责任。现在北京的车辆已经达到535万,北京的拥堵问题、人口问题、水资源问题已成为制约北京发展 的重要因素。现在确实不应阻碍人口的自由迁徙,但是特大城市中总要有些条件,有些门槛,才能发展。北京应该成为我们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中心,经济 不是不要,但应该搞一些高精尖的产业,发展旅游、高端服务业、食品工业等。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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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小敏:危机催生改革

  石小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纵观我们的改革,三十多年来,真正大改革,一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 初的拨乱反正,农村改革、城市改革;一次是邓公南巡之后的大开放,这两次改革开放都是在两次大危机的推动进行的。危机是改革的第一动力,这两次大危机是三 十年来全球史上份量最大的两次危机:一次是打到四人帮以后的政治经济危机,毛那套不行了,搞哪套,行不行要让老百姓认,要让上下都认;第二次是苏联崩溃 了,背后一片漆黑,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到底出路何在?当然,苏联一崩,阻力也减少了,原来天天辩论到底要走什么路,你要市场经济,我要改良的斯大林模 式。苏联倒台了,这个模式崩了,阻力也少了,才有南巡和又一个十几年的开放。这种改革是危机导致来的,不是红利导致来的,是为了解决危机改了才获得红利, 不是为了拿红利去改革。

 第二个感觉,经济在下行。全世界都在关心中国,因为中国现在块儿大。一些出国的朋友,特别出国跟人家讨论中国问题的朋友有一个深刻感觉:半年前出 去讨论的都是中国经验与中国模式,而当下都转而讨论中国危机与中国崩溃了。中国下一步怎么走,中国经济到底向何处去?成了全球关注的焦点。目前好在欧美恢 复得还不稳定,还不是特别可靠,还在一个缓慢的进展中,而金砖四国里其他三国的日子也都很不好过,甚至还不如中国。执政者现在提出”底线论”,到底这个经 济形势怎么走,有没有危机,现在也有不同的看法,经济会不会出现重大危机,”6.20″是不是一次警告,现在基本大家都是围绕着统计数字评价,而搞经济研 究的人越来越对统计数字感到怀疑。下面请陈剑教授讲。

  陈剑: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相伴随

  陈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我发言的题目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相伴随。我讲四个问题:

  宏观赋税

  中国企业的宏观赋税确实太重了。按照国务院财政部今年7月公布的数据,中国宏观赋税达到了40%以上,经合组织(OECD)最高不超过27%,平均就 是24%左右。我们要减少赋税,但怎么减?减多少?这次国务院对小微企业进行减负,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此次减负只在40%的宏观赋税中只占了百分 之零点几,减负实际意义十分有限,更多的是象征性意义。这几年中国实体经济萎缩,提振乏力,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赋税太重。但是这个赋税重又是和中国的行政成 本太高有关。政府行政机构庞大,冗员过多,导致行政成本高昂。此外,政府花钱如流水,无节制,各级人大没有很好的扮演监督作用。这些都与政治体制改革有 关。如果政府转型、职能调整不能取得突破,行政体制改革不能取得成效,行政成本也就难以降下来,宏观税负的削减就会形成很大制约。因此要减少宏观税负,让 实体经济能够轻装上阵,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环节不可或缺。

  社会改革

  李克强总理说了凡是社会能做的要交给社会。今年9月在大连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又重申这一观点。但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需要一个过程,虽然这些年中国的 社会组织成长有一定进步,但总体来说,”社会”弱小的局面还很难改变,还难以接替政府转型以后转交给社会的大量工作,要推进”社会”的成长,也需要政治体 制改革相伴随,凡是社会能做的交给社会需要一个过程。

  对监管部门进行监管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一个重要的职能是对市场的监管。但是多年来,监管部门问题不少,有些监管部门严重渎职,甚至有的监管部门领导走上犯罪道路。比如 郑筱萸担任国家药监局局长的时期,监管部门形同虚设,甚至带来混乱。因而,如何对监管部门(如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等)进行监管,就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问 题。如何对监管部门进行监管,这又与加强社会监督有着密切的关联,需要推进民主制度才有可能做到。

  关于市场经济的基础和主体

  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实际是一个被动接受,是一个”不得不”的过程,不情愿但又必须做这样的选择。因而在选择市场经济之后,理论准备尤其不足。对人类 几百年形成的市场经济理论,包括对市场经济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主流的意识形态至今往往采取漠视或不承认的态度。今年9月2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 科思去世了,这是一位对市场经济理论作出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他的”产权的清晰界定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对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至 今我们对市场经济基本原理和一些规律性的认识,由于无视仍然争论不休,全球公认市场经济的基础和主体是民有经济,国有企业才是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承 担特殊国家职能的手段。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至今没有形成一个共识。如果在这些最基本的原理上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仍将是裹足不前,很难继续 往前推进。而要推进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仍然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用的成果,包括几百年来西方社会对市场经济的一些规律性认 识,而这也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关。

  谢谢大家!

  田雪原:淡化GDP并不等于GDP不重要

  田雪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我谈三点意见。

  一、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尽管现在我们要淡化GDP,但是淡化GDP并不等于GDP不重要,问题是过去我们把GDP看得太重了。淡化GDP就要淡化 GDP的增长速度;然而速度一降下来,各种叫声便接踵而来,压力增加。怎么样看待当前GDP增长率下行?我认为,应该明确提出是正常的理性回归,因而要坚 定不移地实现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变,顺利步入中速增长战略期。社科院经济学部每年都要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在今年的会上我有一个发言,主要讲希望本 届中央领导一定要挺住,将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下去。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坚持下去就是胜利,就能够取得预想的效果。

  二、人口红利是否消失。这个问题现在各种说法都有,高唱”消失论”者不乏其人。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人口红利是一条重要的原因,占了很大 的权重。我收集了一下,尽管估量有出入,但是大都估计占到1/4到1/3,有的做过详细的论证。中国人力资源丰富,人口红利期劳动力最为廉价,在扩张型经 济发展当中地位和作用显赫。出口贸易成本低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对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之后,特别是 2010年普查数据公布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到峰值,有人说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并且对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某财经名嘴,也将中国股市熊罢天 下,也归之为人口红利的消失。事实果真如此吗?不是的。所谓人口红利,是指15-59岁或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0-14岁少年和60岁或65岁以 上老年人口之和占比较低,因而劳动力丰富、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占比较低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特殊阶段。如以从属比(抚养比)0.5作为衡量标准,中国经历 和将经历1990-2030年长达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不过这个人口红利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20年为红利累进增长时期,后20年为红利逐渐衰减时 期。也就是说,2010至2030年人口红利在逐步减少过程中–但是减少并不等于消失,真正消失殆尽要到2030年以后。国内外大同小异的预测表明,中 国将经历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呈倒U型曲线走势。日本、韩国的人口红利也在40年上下,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颇为相似。因此,讲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并不 确切。打个比方,春分开始昼长夜短转换,好比进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黄金时代”,提供相应的人口红利。夏至达到峰值,开始步入昼短夜长的转换;但是要达到 白昼短于黑夜,则要到秋分以后。整个春分到秋分白昼始终比黑夜要长,都可收到相应的人口红利;只是以夏至作分界,分为之前红利累进增长和之后红利逐步衰减 两个阶段而已。

  三、城镇化还是城市化。这个问题大家有一些争论。《人民日报》理论部的负责同志来了,7月17日该报在发表我执笔撰写的”以改革创新推动城镇化转型升 级”文章时,也发表了洪银兴的文章和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的文章,并且加了编者按”新型城镇化该怎样推进”,以推进不同观点的讨论。我觉得很好。 我想谈几个观点:一是”城镇化”是”中国制造”。不过有人讲是1992年某某人士最早提出,实是误传。据笔者所知,最早提出并使用城镇化一词,是1984 年的事情。当时世界银行对中国援助前,先进行一番考察并写出考察的背景材料。接待单位财政部同志让我同世行专家进行一次交流,主要谈城市化、老龄化两个问 题。世行专家谈了他们考察的情况和看法,提出Urbanization可否译为城镇化。我当时以为,其一,中国处于城市化第一阶段,主流是农村人口向中小 城镇转移和集中;其二,政府的城市化方针是积极发展小城镇、适当发展中等城市和严格限制大城市规模。有鉴于此,译成城镇化也未尝不可;但这是非规范化的翻 译,因为Urbanization系指城市人口占比不断增长的一种过程,城市包括大、中、小,小城市即是镇,没有必要将镇从城市中单提出来。后来由国务院 技术研究中心王慧炯、财政部杨光辉主编的世行对中国考察的背景材料《城镇化:世界经验和中国的前景》一书,由气象出版社出版,首次使用城镇化一词。

  如今中国城市率达到53%并进入以大为为主S曲线第二阶段,继续沿用城镇化概念容易造成某些方面的误解。在理论层面上,城镇化抽象掉城市化中的 “市”,变成城、镇可以脱离”市”而单独存在、自行发展,这就从根本上切断了城、镇与市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存联系。城市化的本质是什么?从人口学角度观察, 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一种过程,是人口的城乡结构问题;从劳动学角度观察,是就业在一、二、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和结构问题;从经济学角度观察,是农业、 加工业、服务业为主的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问题;从社会学角度观察,是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现代文明取代传统文明 的社会进步问题。不过经济是基础,现代城市化主要是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的结果;核心是人口的城市化,因为变农村人口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就是人口和就业结构 转变、产业结构升级、现代文明取代传统文明的社会进步过程。由此可见,在城市扮演特定区域内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角色中,”市”是支撑城市运转的最重要的 基础。城镇化把”市”这个最重的经济基础抽象掉,将城、镇与”市”分离开来、割裂起来,这在概念上就违背了以”市”为基础的合理内涵;同时在外延上,也必 然失去”市”对城镇规模、地理范畴的自然界定,变成可以由人的意志决定的主观的东西。

  在实践层面上,容易混淆正常的城市化与人为造城的界限。甚至出现为城镇化而城镇化,先造城镇、后兴市”倒过来”的城镇化,形成诸多城镇化虚张。诸如城 镇化速度虚张,一个时期以来城市化率竞以年平均1个百分点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城镇化规模虚张,不仅城镇化”大饼”越摊越大,而且越摊越厚,掀起”垂直城 市化”热;城镇化人口虚张,目前53%的城镇化率,至少虚张3个百分点以上;城镇化房地产虚张,形成土地超前式城镇化,推动政府土地财政运转超速,成为各 种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城镇化质量虚张,特别是城镇化集约化程度不高、经济密度低、产业结构落后、污染加剧等最为严重。治理城镇化虚张,需要走出认识上的误 区。主要是:只有”城镇化”才是”中国特色”,只有 “以小为主”才能加快城镇化速度,以及只有城镇化才能有效避免”城市病”等。

  刘尚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

  刘尚希:现在大家都在谈经济体制改革,我觉得仅仅谈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够的,对我们整个国家来说,经济体制改革毫无 疑问是一个基础性的改革,也可以说是经济基础领域的改革,但如果仅仅满足于现状,很多经济问题就无法解决。因此,改革应该放在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的视 角来看,确定改革的目标,不能满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么一个目标,我认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的定义,他 从经济角度定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是共同富裕。我们应当评估一下我们现有的体制能不能有助于共同富裕,而不是只看它是不是有助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是 不是可持续、经济增长能不能保持,这些问题很重要,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和共同富裕这个问题联系起来,如果偏离了这个目标,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改革很 可能就会走偏。

  所以,经济体制的改革应当纳入到怎么有利于走向共同富裕这么一个大方向上,我认为这是很关键的。社会主义如何体现?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研究是很多的,但 现在说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部分,不等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这是很清楚的。但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关注了市场经济本身,对”共 同富裕”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有所忽略。所以才导致现在所面临的这些社会问题越来越多,这些矛盾和问题反过来又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的发展,形成 了一个循环。所以,我认为在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首先应该明确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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