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女警察自述被“黑打”往事

  编者按:2012年12月24日,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何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前几年,重庆的公安工作、公安队伍建设,曾一度处于非正常的状态。大量警察成为打黑的对象,即是重庆警界非正常状态的写照。本文的采访对象,张莹莹就是其中一例。2012年7月,重庆市公安局撤销了2010年对她的处分决定,为其恢复了职务、补发了工资。

口述_张莹莹整理_潘则福

  重庆有部分民众是前市委领导的拥护者。他们被一些表面的东西,左右了。
  我的事情,组织上已经为我平反,按理说,我没必要再出来说什么。夜深人静的时候,看着这个城市,我总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事情。我决定实事求是的说一些我的经历。对于那段时间遭遇的一些事,比如被刑讯、侮辱、恐吓,我拿不出证据,但我愿意和当事人对质,我相信时间和历史。
  现在,随着盖子的掀开,大家看到很多当年重庆的黑暗面。我看最近的新闻,很多人都把责任推给王立军。这不客观。那几年,为了几乎变态的名利,多少人做了帮凶?谁记得自己在执行领导意图的时候,把枪口抬高一厘米?
  这几天,我看到媒体对重庆的过去,报道越来越多。作为亲历者,我觉得比较接近真实。以后,我希望媒体的报道多告诉读者,重庆的过去为什么会那样?
  “你不交代你们领导的问题,你自己就必须有问题”
  9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重庆)公安系统工作。2009年6月“打黑”风暴开始没多久,我就隐隐觉得,这不正常。看到不少警员无故失踪(后来才知道,他们被秘密带往打黑基地),我的内心,有了恐惧。
  当年8月,我的噩梦来了。2009年前,我哥的公司和重庆企业家A有一笔借款往来。打黑开始后,
  A因涉黑被抓。专案组找到我,询问上述这笔借款和当时的情况,我如实回答了。
  我没想不到的是,专案组在知道我是警察后,很亢奋,态度立转,要我承认是A的保护伞。我很愤怒,从警这么多年,我一直很坚持自己处事原则,我一个小警察,怎么可能成为保护伞?
  8月中旬,下午下班后,天都黑了,领导叫我回单位,说有事找我。这样的事,以前没发生过。我预感,自己遭了。
  那一刻,我有些害怕,但我觉得自己清白得很,大不了跟他们走一遭。就这样,我被带走,关押在武警某支队。月底,转押至石子山基地。每天,专案组民警轮流不间断提讯我。
  其间,专案组成员向我透露,领导的意思是,必须查出问题才能放我出去。如果我没有问题,也必须检举出我领导的问题才能出去。
  我不配合,他们就不让我休息,不分昼夜讯问我,我哥是否向我的领导行贿,我的领导是否和A有来往。我均回答没有。专案组很失望,一名民警曾说:“你不交代你们领导的问题,你自己就必须有问题,你这态度,想下山,没门!”
  接下来,专案组采用各种手段对我进行折磨。同一个问题他们反复讯问,动不动就训斥、辱骂,让我神思恍惚、生不如死。再就是思想折磨,看守我的武警和民警都视我为敌人,眼里充满了鄙视,讯问之外,不会和我讲半句话,更不许我看书写信。
  5个半月的隔离审查里,经过检察院几次会议研究,均认为我的行为没有违法。市局纪委解除了我“双指”措施。
  “检察院不批捕你,我们可以劳教你”
  我回到了原单位上了几天班。
  接下来,是更大的梦魇。很快,我被刑事拘留,羁押在大竹林打黑基地,漫长而残酷的审讯又开始了。
  这次讯问的重点放在了我是否给我的领导行贿,我的领导是否和A有联系。他们这样威胁我——上次是“双指”,这次是刑拘,你应知道为什么升级,你不交代领导的事,你自己就必须坐牢。
  我坚持自己是清白的,也不想陷害领导。
  专案组不死心,继续提讯。他们让我坐老虎凳,把我的手脚固定住。我的那个房间是密封的,在里面我没有时间观念,也分不清白天黑夜。老虎凳坐久了,我的腿肿得像水桶,他们还要我戴脚镣。那时天冷,鞋穿不了只有打赤脚。手肿了,也要戴手铐,手铐勒进了我手腕。
  直到有一天,我心脏突然出现问题,晕倒了。基地的武警医生要求立即将我送往医院,专案组才同意将我送到医院检查治疗。2010年5月初,检察院对我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提起逮捕讯问。询问结束后,检察院认为证据不足,不予起诉。
  当晚,专案组民警给我下最后通牒:“我们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必须检举揭发你们领导!否则,你自己在劫难逃,不管你有罪无罪,你也别想出去了,我们可以定你参加黑社会,检察院不批捕你,我们可以劳教你”。
  他这话没说几天,重庆市劳教委员会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处以我劳教两年。当天我被送往重庆市女子劳教所。
  “领导要求这样办,只有办错案”
  即使到了劳教所,我依然没有换来安宁。
  期间,专案组以诈骗罪等各种罪名又来提讯我,他们说是上级领导要这样办,必须从我这里打开缺口,重点不是我,是我的领导,只要我说出给副处以上的领导送过5000元钱,他们就马上放我回家,恢复公职,否则劳教后还要“双开”。专案组还给我举例,某某检举揭发了市局副局长彭长健,不仅没被处理,还官升几级。
  在劳教所,专案组提讯我多少次,我记不清了。
  记得最长一次从下午2:00到晚上11:00,中途到了劳教所吃晚饭时间,他们又故伎重演,说我不配合不许吃饭。劳教所民警坚持我是劳教所学员,我的安全责任全在他们身上,到时间必须吃饭,为此双方还发生了争执。
  大概一个月后,专案组民警又来劳教所提讯我。他说:“今天我们最后一次来找你,你必须配合,尽快说出你向谁行贿,否则按领导的意思你就要政治归零、经济归零、感情归零。”
  我问怎么个归零?
  他说:“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离婚。如果你不离婚,我们马上去查你丈夫,不相信他经得起折腾。”
  我说:“做人做事要讲良心,就是一切归零我也配合不了”。
  一段时间后,我们单位监察室主任到劳教所宣布了对我开出党籍、开出公职的“双开”决定。
  这个事情给我打击特别大。我决定不接受莫须有的罪名。我委托家人找到律师,决定向法院上诉,要求撤销对我的劳教决定。法院接受了我的诉状。案子很快在劳教所开庭。
  法庭上,律师请专案组应诉民警举证我哪些行为构成《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条第四款所指的“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等扰乱社会秩序”。因为我没有寻衅滋事、打架斗殴行为,专案组民警称我的行为在“等”里面。
  专案组民警后来说,对我实施的劳教适用法律条款确实是错的,这点他们早就知道,没办法,领导要求这样办,只有办错案。
  到了2010年年底,法院认为对我处以劳教两年不仅适用法律条款错误,而且参加黑社会证据明显不足,应当予以纠正,并通知了专案组。
  专案组民警很快到劳教所找我,要我撤诉。他说:“打黑除恶经得起阵痛,你不撤诉,对强大的重庆市公安局也没什么影响;你不撤诉,法院判你无罪,你赢了,你可以出去,但你要想想你的家人,强大的公安局就不能收拾他们?立军局长会白白让你扫他的面子?”
  我坚决不同意撤诉。
  第二天,专案组民警又来劳教所继续威胁我——如果你不撤诉,我们要以同样的手段处理你家人,你知道专案组可以先把你哥抓起来,慢慢审问,依旧可以劳教他,等他上诉成功时,他还不是坐了9个月的牢。还有,我们可以慢慢找你丈夫算账,不相信你一家人经得起几次折腾,另外就算法院宣判你无罪,离开劳教所,我们依旧会采取其他手段让你失去自由,撤不撤诉,你自己要想清楚。
  在愤怒、屈辱、无奈中,我撤诉了。同日,专案组为我办理了所外执行,我离开了劳教所。
  2012年7月,市局为我平反。
  “和打黑基地比,看守所简直是天堂”
  我进劳教所没几天,我妈病危了。劳教所8名民警押着我去医院,见我妈最后一面。
  我妈说:“女儿啊,我相信你没有犯罪,但你要坚持,劳教所辛苦,要忍耐,要相信党和组织,中国总有讲道理的地方。”
  3天后,我在劳教所得到消息,我妈去世了。我妈去世没多久,我就接到法院通知,我丈夫已向法院起诉,要和我离婚。
  法院到劳教所询问我的意见。我说:“我自己黑不黑,只有天知、地知和我知,现在丈夫要离婚,也许是不相信我,也许是迫于压力。我绝不拖累任何人,离吧。”
  我就这样一无所有了:没有了党籍、没有了工作、没有了母亲、没有了丈夫。我被这个世界抛弃了,我开始整夜整夜的睡不好觉,想女儿。
  从劳教所出来后,家人开始带我到处散心。但石子山、大竹林、劳教所里的情景,不断的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开始大量服用控制精神方面的药物。
  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对打黑保持警惕。但真没想到,自己会遭遇这一切。
  现在回想起这些往事起来,我唯一欣慰的是,即使在恶劣的环境里,我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
  大概2009年底,市局决定成立“警示教育报告团”,让我们这些所谓的“失足”人员,到处巡讲,从灵魂深处认识到违纪违法给自己、给家庭、给社会、给警队带来的危害。
  被刑拘开始,市局纪委的工作人员就要求我去参加报告团。他们说,那边比较缺口才好的,只要你哭得到位,认罪态度好,什么事都有转机。
  我说我不去。一段时间后,他们又来说,“这个是政治任务。”我拒绝几次后,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专案组的人批评我不识时务。
  我反驳他们:“这很像搞文革。你们知道文革是什么样的吗?”
  这个问题把他们问住了。他们不晓得答案,我就给他们讲文革对法治的践踏。但听完也就算了,他们会找的新的办法折磨我——让我每天写5000字的认罪书。
  不写没有办法。我就开始回忆我的亲情、爱情。没有写友情是不想连累朋友。看了我交上去的认罪书,他们又骂我。
  有地狱就有天堂。
 我在劳教所的时候,就感觉,和打黑基地相比,劳教所简直就是天堂!为什么?没有人刑讯你、侮辱你、不让你睡觉。除了专案组的人来骚扰我。
  如今看来,这样的想法是多么的荒唐。
  在劳教所,还有一件事是让我觉得自己还存有一丝尊严:我可以收到家里的讯息。
  刚进劳教所,估摸着自己至少要被劳教两年,我给女儿打电话,给她说,妈妈要去新疆出差了,一去要两年多。
  女儿很不情愿。就说,妈妈,要记得给我买礼物。
  这事被劳教所的民警知道了。有一次他们有人去新疆玩,就带了不少新疆的礼物回来给我女儿。女儿高兴惨了。
  要离开劳教所前,我开始为自己的头发担心。我想不出理由,告诉女儿自己的头发,为什么会剪那么短。
  有些事情就那么神奇。出来前,我接到女儿电话:“妈妈,我梦见你换发型了,很短很短。”
  我就问女儿,妈妈快要回来了,想不想看看妈妈的短发是什么样子?
  女儿回答,想。
  那妈妈就为你剪个短发哈。我说。
  女儿说,好。
  从看守所回到家后,女儿一见我,就不满意——妈妈的短头发,真丑,还是长头发的妈妈漂亮。
  那晚,我躲在自己的房间,想哭,哭不出来。我自由了。(应受访者要求,张莹莹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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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匿名
    2013年10月15日08:19 | #1

    一直在整别人的队伍里,这次被整了,知道劳教制度黑暗了吧,出来后好好反对劳教制度,否则回去上班又当回爪牙,活该你被整,报应!
    共产党员统统应该进劳教所体会十年。

  2. 匿名
    2013年10月15日10:19 | #2

    楼上的你丫有病吧,警察都坏吗?你就是好人吗?

  3. 匿名
    2013年10月15日11:23 | #3

    咦,薄粉都哪儿去了呢?
    薄粉快出来啊,快出来再为你们敬爱的薄输鸡唱唱赞歌啊!

  4. 匿名
    2013年10月16日17:24 | #4

    文革阴魂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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