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迪周刊:“收入倍增”为什么不鼓舞国民?

“收入倍增”成了一个热词,这个词之所以兴起,直接原因是6月4日媒体报道了人保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的一番话。他说,中国收入分配方案年内应该会出台;中国现在基本具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条件,可年增工资15%,力争大多数人收入在五年内有大幅度增加。

平日里总有许多人抱怨收入低,诉说其不堪重负,现在反映官方立场和国家意志的人出面宣布国民收入将要倍增,这该是多好的一桩大喜事啊!中国官方掌控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的能力没的说,只要想对谁给予或剥夺、对谁造福或损伤,目的就一定能达成,对此鲜有人会有所怀疑。苏海南先生宣布这个收入倍增意图与计划,其实也反映出官方对自身地位和能量的自知及自信。

然而,关于收入倍增的这番言说,不仅没有鼓舞、振奋国民,还引起了不小的反弹。许多学者和评论人士相当专业地质疑此说,更有不少网民直接开骂,明言这仅是一种“宣传”,是号召大家望梅止渴的“大忽悠”。这就有点蹊跷,公众皆知官家的掌控力和执行力,但同时又坚信收入倍增不可信、行不通——问题出在哪里呢?

收入倍增计划,收入倍增事实,均有前车之鉴,那不是前车覆辙而是前驱之成功经验。1960年,日本新首相池田勇人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目标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而后,池田内阁引入了最低工资制,扩展社会保障,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政府增加公共投资,减税、减息、扶植公债和公司债市场,制定新立法以增加农业从事者的收入,协助中小企业推进设备现代化与专业化生产…..

日本的许多经济学家曾反对此计划,一般日本民众也认为收入“倍增”的效用将被通胀抵消,不过,此计划成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从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两倍,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今天的中国学者和民众,是不是也和当年的日本人相似,反对错了呢?我看,情况完全不同。

实质上,中国并不存在“经济分配”上的大问题。折磨我们国民和社会的是贫富悬殊和“贫富无道”,而这是由权力无节、社会不公造成的,不是经济领域、经济链条上的问题,说到底,这是社会与政治权利的分配或分摊的结果。

社会与政治权利事实上的不平等,规定了经济损益的对象,还规定了其损益程度。对这个特点,明智的官方人士有观察分析,普通民众也有体验或直观结论。所以,这个收入倍增计划必随着贫富悬殊的概念而提出,假如没有解决贫富悬殊这个内容,这个计划就不能成立。这就是说,计划与宣传的本意是解决“不公”,核心内容并非出于经济上、分配上的量的考虑。

而当年日本出台收入倍增计划的背景不是这样,两国收入倍增计划的社会、经济基础均不可类比。其一,日本要解决的事情属于分配量的范畴;中国需解决的难题在权利范畴。其二,日本主要的国民收入是明的,政府虽不控制大部资源、指挥企业和社团,但社会管理机构对国民收入可知可测;中国权力虽掌控所有资源并直接指令企业,但对特权寻租和诸多隐形收入无法监管或监测不力。这就意味着虽然强大但缺乏解开症结的功能,客观上也就等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三,最关键的一点,割裂的社会,“特殊国民”和普通国民不会在一个宏观计划中共损共荣,其间获大利者必是现实强势的一方,而受伤的,则是已形成现实薄弱基础的那批计划内的“收入被增”者。

以往的革命、建国和建设,都和“改变分配”脱不开联系,分配,其实是一种目标、目的性质的东西。不提以往历史,改革开放以来的这几十年,“分配改革”这说法一直不绝于耳,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喊了这些年的分配改革,也干了这么多年,尽管国民收入一直“被增”,分配现状仍达到了公众难以忍受的地步。如此,“分配改革”理论或实践,是否要对现实承担责任呢?

不必。还是同一个理由:那些分配理论和经济领域的“分配改革”实践,对分配损益的实际影响微不足道——我们实际中的起决定作用的国民分配,是贼样的分配,不存在于任何纸面上,也不能有口头明示。我们这里真正的分配,摆明的规则都是伪规则,说了定了不算;而实践中认真执行了的规则,都是暗规则,在口头上坚拒,在实干中落实。

分析人保部苏海南所长的措辞,我看他还算比较有学养的官员,某些严谨用词说明他对分配中的深层次问题也有一定认识。他说收入该长,说要注意贫富差距拉大,这和以往宣传一样一贯正确,不该对此大惊小怪。相比GDP和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这些年的居民收入、劳动收入的增长低到了羞于示人的程度,这一点大家有共识。要增收、要公平,“时代呼声”是不错,不过,这回大家诟病“收入倍增计划”也不错——人们看出来了:办法不少,都没点到根子上,你是“铁路警察管不到那一段”。

过去有经济上的增收条件而多数人没增收,规定了这种情况的所有因素还原封未动,大家自然乐观不起来。本本和花名册上没有的分配,人保部乃至更权威的单位都管不了,而仅仅管得了经济领域和明处的分配,则铁定解决不了分配不公问题——这就是“收入倍增”不鼓舞国民的主要原因。草民眼亮,这是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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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10年6月20日23:43 | #1

    收入倍增计划,收入倍增事实,均有前车之鉴,那不是前车覆辙而是前驱之成功经验。1960年,日本新首相池田勇人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目标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而后,池田内阁引入了最低工资制,扩展社会保障,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政府增加公共投资,减税、减息、扶植公债和公司债市场,制定新立法以增加农业从事者的收入,协助中小企业推进设备现代化与专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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