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楚:余姚水灾凸显公权病症

因台风“菲特”影响,浙江余姚发生严重水患,本来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地理和气候环境复杂的大国,局部地区发生各种自然灾害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从最新发展看,余姚灾情以及灾情救助引发的社会反应可以说非常不正常:据微博消息,因为电视台报道等问题,已经引起了当地公众对抗,而网络上的余姚消息非常零星,严密的言论控制已经实施;从余姚警方呼吁冷静的微博来看,当地救灾和灾后生活恢复肯定是遇到了巨大的麻烦。

由于消息片段,无法对具体情况和当地政府的救灾作为做什么评判,但已有消息已经足以对本次救灾中当地政府的公权作为做出基本的分析。一言以蔽之,之所以出现灾民和本地居民对政府救灾行为的不满,并引发严重的对抗情绪,说到底,还是当代中国普遍的体制性公权病症所致。

就引发对抗的宁波电视台采访事件来说,电视台急于报喜而忽略严重的现实灾情,这未必是报道的新闻从业人员疏忽,说白了,还是在目前行政考绩体制下,越是严重的灾情,尤其在可能牵涉防灾和救灾的政府责任的情况下,尽早报喜,尽早让本地摆脱媒体关注,这是各地方当局的自身政治利益所在,这一早已成为明规则的潜规则自然会引导地方媒体的报道方向。这样的情况并非本次余姚为然,人们在此前各种灾害的报道中,“灾民情绪普遍稳定”的套话中早已熟知。只是余姚以及类似地方的负责当局未曾认真想过,即使诚实、客观报道灾情,使本地人民和公众充分了解灾情的严重性,未必对于救灾和重建真有什么负面影响。事实上,在灾害中的市民也罢,关心灾区的公众也罢,只有平实和全面的报道才真正能带来情绪的稳定和重建的信心。

余姚地方素称富庶,而比邻的浙东及浙江其他地区都素来繁荣,按理说来,虽然灾害严重,但假如官民各尽所能,余姚这样的小城市灾害,并不具备物质上的不可逾越危难。问题在于,长期以来,公权已经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本能,在一贯的对社会的打压思维之下,权力者总认为,权力、社会服务、资源都应该向权力的圆心汲取,而对于人民自发的救助和自救抱非理性的敌意与警惕心理。所以,在本次灾害中,报道里依然是如常的政府怎么怎么样,领导们怎么怎么样,看不到、听不到本地民众或其他公益团体在做什么。从微博偶尔看到附近宁波驻外地商会有一定救灾活动,但也没有下文。

问题是,事实已经反复证明,向同心圆最内核集中的权力并非万能,且不论本地政府在灾害中实际作为如何,假设他们是真心关切,全力以赴,事实上,在一个因水灾而失去正常交通、通讯和社会结构的地方,光凭政府高调的宣示与宣传,并不能真正解决社会性的危机和需求。相反,由于平时一贯的集中权力的资源向上汲取,人民会很自然地将一切眼前的个案的困境责任指向虚拟地握有一切资源、手段和权威的政府。这就是屡见不鲜的公权病当中最严重的一种:总以为自己万能,因而也很自然在有事时被指为无能。简明来说,在祸及全社会的大型灾害中,不论政府如何希望尽快救灾和恢复,缺少社会的配合与支持,其效果只能是事数倍而功不能万一,何况,对现实中地方权力系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平时作威作福、养尊处优的地方当局各级官员对普通灾民真会有什么热心,那才天知道!

除上述问题之外,要讨论余姚救灾中出现的问题,还有一时代性的背景不能忽略,那就是当代公权公信力普遍的低下。这一普遍状况其来有自,并非与余姚地方当局本次作为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普遍的公信力缺乏,官民话语南辕北辙不在一个频道上的状况无疑使像本次救灾这样的作为平添许多本不应有的困难。当局一贯相信所谓话语权与舆论控制为一切作为前提,问题是,假如对灾区的报道比较自由,有多家有较好公信的媒体在现场,那么,即使宁波电视台那次不太准确的报道,又怎会激发如此激烈的反应?问题在于,余姚的不幸在于,在灾害发生前不久,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打击微博言论运动方才开张,而严酷的警察手段对付社会言论,直接导致公众无法给予灾区应有的关注。

公权对所谓微博言论的恐惧与打击完全是非理性的,把灾害时期的公众言论假设为敌意也缺乏基本的事实根据。从汶川地震,到雅安地震,早上海火灾和北京水灾,透过网络,特别是后来的社交自媒体所展现的公众言论,以及作为,完全是正面的和公益的,体现了令人感动的同胞爱,也极大地帮助了救灾和灾后复建。同时,在社交网络的超级社会性集体脑调动之下,受灾地方的人民生活情形得到充分关注,也使救助无论公私的救助活动更富于准确性。更重要的是,在这些从消息、言论到行动的全国性公民个体激荡之下,一种真正坚实的公共理性精神得以发育和成长,人们更切身地感觉到,这是一个守望相助,拥有共同痛苦和关爱的群体。本次余姚灾害中,由于最近对微博言论的打击,人们已经看不到这种正面和有益的社会现象。这是公权病蔓延到社会的表现。

非常讽刺的是,尽管在救灾中反应缓慢和偏差,但当地政府及其上级对于控制消息和社会则反应格外迅猛。据微博消息,当地警方已经拘押至少两名发布不准确消息的当地人士,而发生冲突后,弹压中鲜血淋漓的本地少女的画面也揭示了,尽管灾情严重,但公权对暴力和专政的迷信到了何等程度。本来,不确消息政府很容易通过较开放的媒体予以澄清,而灾区人民由于现实困难带来情绪的波动,本是很容易理解的正常情况,也不难通过公信的渠道予以化解。现在,用高压的手段予以压制,社会以及公众还如何敢相信当局救灾的真诚?很可惜,这些几乎是 1+1 等于 2 的常识,余姚当局以及各级公权中人似乎还不能有基本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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