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习李外交突围的内在逻辑

最近习李对东南亚接踵出访,把中国的外交突围推向了高峰。在这两次重大出访中,习李展现的务实精神和理性态度引人注目,也值得鼓励。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讲了这样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话:

“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的立场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如果把习的这个讲话与四年前他在墨西哥会见华人的那次讲话对比,会发现他有很大变化。我相信,这两次讲话都发自肺腑,因此,这两次讲话的显著差异,很可能反映了这几年来,尤其是他上任近一年来在重担压力下的内心转变。

习近平09年在墨西哥的讲话虽然反映了他的个性,但也反映了当时中国高层乃至整个权势集团小人得志的集体心态。08年的北京奥运,让中国权贵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明眼人其实早已看到了中国盛世背后深刻的危机,但那一年美国的危机反而率先爆发,并引爆了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历史的这种安排,对中国是祸还是福?现在下结论显然为时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权贵在那一刻作出了极不明智的反应。正是他们对中美实力对比的重大变化得意忘形,以及他们表现出来的狂傲和轻率,刺激了东南亚国家的严重不安,也刺激了奥巴马”亚洲再平衡”的战略决策。中国的国际环境开始发生对中国不利的重大转折。

中国高层的心态与两个因素有关,一个因素是权贵中形形色色的暴发户太多,这些人的浅薄、势利和平庸决定了他们很难不因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而失态,于是马上就引起外人的反感和恐惧。习近平有没有这个问题?不敢随意猜测,但他显然受到了这种普遍氛围的影响,而且,从权力斗争的角度,他必须从众,甚至比别人表现更激烈,否则对自己上位不利。因此,就他的言行而言,权力斗争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因此,从内部因素分析,中国外交之表现,既与领导层的总体水平有关,也和政治周期有关。六四之后的二十多年来,这两方面的国内因素总体趋势越来越不好,但外部因素对中国实在太有利,尤其是美国不断出大错,让中国占了很多便宜。

奥巴马在东亚各国的鼓励下,决心让美国重返亚洲,标志著中国的国际环境开始发生自六四以来最严峻的转折。不过,习近平对这个变化一开始选择了强硬的方针。除了前面提到的权力斗争和上层氛围这两个因素,他很可能低估了中国经济危机的严重性。直到他稳住权力,也就是把越来越多的”自己人”放到关键位置,他听到的真话也就多了,对自己面对的真实风险也就知道的更加清楚。

我以为,这就是习近平的外交方针开始变化的根本原因。习近平认识到,他犯不起”颠覆性错误”,否则,整个国家有倾覆之虞。问题是,习近平此时亡羊补牢是否为时已晚了呢?因为事实上胡温和江朱都犯了不少”颠覆性错误”。最致命的问题,正如有人已经指出的那样,习近平面临著无人可用的窘境,迫使他不得不把自己青少年时代的一些旧交,放在最核心的岗位上。刘鹤就是一例。我认为他这样做显然不是任人唯亲,而是深知中共官僚体系已经糜烂,不可信,也很难用。

现在对习近平最为有利的一面,就是希望他成功的人,大大多于希望他失败的人。从国外到国内,很多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都希望他能成功,都愿意给他时间。因此,今后几年十分关键,而最关键的就是看习近平有多大的学习能力。

习近平在印尼的讲话,比起他在墨西哥的讲话是一个重大进步,这个讲话最令人鼓舞之处,就在于他让人看到,他不是那种冥顽不灵的角色,而是敢于面对不愉快的现实调整自己的思维和言行。习近平还要面对更多让他不愉快的现实的挑战和考验,如果他真的能够以父亲为榜样,以习仲勋主政广东那样的气魄来主政中国,即便救不了”红色江山”,他也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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