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忠:《新常识》 第四章 国民主权与军队国家化

第四章

国民主权与军队国家化

全体国民作为主权者的授权,是执政权唯一正当的来源。任何政党要想合法地取得执政权,都只能努力制定符合国民利益的政策,并向国民阐明自己的施政计划,以说服国民将执政权授予给自己。
从相互竞争的不同政党中,选择适合执政的政党,是国民行使主权的主要方式。如果一个政党用武力压制甚至消灭其他的政党,它就不但侵犯了其他政党(及其成员)的平等政治权利,而且也侵犯了全体国民的主权,因为它已经剥夺了全体国民作为主权者选任执政者的权力。
实际上,政党完全不应拥有专属于自己,或是只听命于自己的武装。如果政党拥有自己的武装,并在政治竞争中动用武力,就必然会使国家要么处于内战状态,要么处于奴役状态。一个政党若是对政治对手动用武力或威胁动用武力,其他政党只要有可能,就一定会为了自保而组建自己的武装。这样一来,政党之间为了争取执政权而开展的竞争,就从和平方式的政策之争,变成了战争方式的武力之争,国家也就因此陷入了内战状态。而如果在一个国家,只有执政党拥有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武装,并以之作为自己垄断执政权的武力基础,那么这个政党与其说是执政者,不如说是压迫者,因为它事实上已用武力篡夺了国民主权,并使整个国家处于政治上的奴役状态。
正当的执政权只能源于国民的授权,而得到授权的执政党则是全体国民的利益代理人。在主权者与执政党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授权的目的、内容和期限,都取决于作为委托人的主权者的意志,主权者始终享有撤回授权和另选执政者的权力(注1)。但如果执政党拥有一支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完全听命自己的庞大的军队,那么主权者与执政党的委托-代理关系就将被彻底颠覆。因为,一旦执政党掌握了让国民无可抗拒的武力,国民和执政党之间的政治关系,就不再取决于国民的意志,而是取决于执政党的意志。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委托-代理关系,而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执政党不再是国民的利益代理者,而是国民的武力征服者。
试想一下,一群中国共产党员利用一支绝对听从党的指挥的军队,完全无视全体国民的意志,长期垄断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和一群外国人(比如说日本人),通过武力征服在中国建立异族统治,这两者之间到底能有什么区别?或许两者确实有一点区别:外国人的统治只是单纯的压迫,而共产党人的统治则同时包含着背叛,因为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权欲,竟然不惜压迫自己的同胞!政党不应有自己的武装,国家却需要有自己的军队。军队的正当和崇高的使命,就是使自己的国家免受他国的军事侵略或威胁,而不是在国内政治竞争中,充当某个政党的家丁和打手。应当承认,即使真正由全体国民共享主权的民主国家,军队仍可能交由某个政党(或其领袖)来指挥。但这种对军队的指挥权,只是执政权的一部分,而执政权则来自国民的授权。在民主国家,军队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功能,都与专制国家完全不同。
首先,在民主体制下,军队并不听命于任何政党,而是听命于以合乎宪法的方式所产生的文官政府。一个政党的领袖,只有在得到国民授权成为政府首脑后,才能基于其作为政府首脑的职权,同时获得对军队的指挥权。
其次,在民主体制下,政府首脑对军队的指挥权,具有严格的目的限制,即军队只能用于保卫国家利益,而绝不能用于国内政治竞争。政府首脑若是为了自己所属政党的利益而动用军队,他手中的权力便不再具有任何合法性,因为他已经严重违背了国民对他的委托,从一名执政者变成了一名叛国者。
在民主国家,全体国民作为主权享有者,是国家的真正主人,军队必须实行严格和完全的国家化。在军队国家化的状态下,只有得到国民授权的人,才能在一定期限内享有对军队的指挥权,且军队不能用于国内政治竞争,只能用于抵御外敌侵犯,保卫国家利益。
但专制国家却恰恰相反,军队不再是捍卫国家利益的公器,而是执政者用来垄断权力的私产;军队主要不是用于保卫国家利益,而是用于执政党对政治反对者的镇压。
2011年6月,时任中国国防部长的梁光烈先生,在新加坡被问到,什么是解放军应该保卫的核心利益。他当时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首先是社会主义制度,其次才是国家领土完整。人们在对梁光烈先生的直白感到惊讶的同时,也应该对他的坦率表示感谢,因为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向公众承认这一可悲的事实:所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实际上只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卫军。
在中国国民党篡夺国民主权,实行一党专制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为带领人们推翻这种专制统治,因而组建必要的军事力量,这完全是情有可原的。如果共产党在打败国民党之后,能够及时还政于民,并实行军队的国家化,那么它将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解放者,它曾领导的军队也将是名副其实的人民解放军。但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推翻中国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只是为了建立更彻底的专制统治,它所领导的军队也成了比国军更纯粹的党卫军。
在取得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一直拒不实行军队国家化,但在夺取政权之前,它却是军队国家化最有力的主张者。比如,毛泽东在1946年就曾说过:“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和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而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周恩来也曾表示,如果没有军队国家化,各种政治力量凡事都要用拳头、用枪炮来商量,军队就会成为一种反人民的武装集团,一种披着国家外衣的政治土匪。
中国共产党在夺得政权之前,为了争取国民的支持,主张的是军队国家化这一文明和民主政治的原则;在夺得政权之后,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实行的却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野蛮和专制政治的信条。它在这两个不同时期的两幅不同面孔,本身就表明军队国家化才是符合民主原则的正当做法,因为一个政党在尚未取得政权时,为了得到更多国民的政治支持,总是会提出更加符合国民意愿和国家利益的政治主张。
就事物的本性而言,在任何一个国家,军队都是由这样一群人组成的,他们必须在自己的同胞和外国人之间,作出最明显和最深刻的区别。因为,和其他国民不同,军人随时都有可能被召集起来,参加一场针对外国人的生死搏斗,而他们搏斗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同胞。军人对外国人的无情,正是出于对同胞的忠诚。但执政党要求军队奉行政党化原则,则是在摧毁军队对同胞的忠诚,因而是在扭曲军队的本性,践踏军队的荣誉。
当军队必须把维护执政党对其他国民的统治,看作是自己的首要使命时,那就意味着在执政党和其他国民发生政治冲突时,军队必须站在执政党一边。但其他国民却是组成军队的那些将士的父母、兄弟和姐妹。因此,一个拒绝军队国家化,并要求军队必须保卫自身政权的政党,实际上是等于向本国的军人宣告:“你们存在的主要作用,是确保我对你们父母、兄弟和姐妹的统治,如果你们的父母、兄弟和姐妹胆敢不服从我的统治,你们必须将子弹射进他们的胸膛,用坦克碾过他们的身躯,以便我可以永远统治他们。”可以说,一支奉行政党化原则的军队,甚至比一支雇佣军还要可恶。雇佣军在为某个政治势力服务时,镇压的多是别国的人民,而奉行政党化原则的军队,却必须蹂躏自己的亲人。如此可见,一个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而要求军队把枪口对准自己同胞的政党,是多么的残暴和邪恶!在中国,那些反对军队国家化的人,似乎总在不断强调军队的荣誉,但不知他们是否真的相信,积极参与国内政治斗争真能为军队赢得荣誉。苏联红军的缔造者托洛茨基在国内战争中大显身手,朱可夫元帅则在抗击德军侵略时屡建战功,而今天的俄罗斯人民难道不是认为,朱可夫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吗?那些在抗击日寇的战争中浴血奋战的人,永远都将作为民族英雄被中国人民所铭记,但国共内战中的血肉横飞,却只会让中国人为之惋惜。从人类历史来看,内战所造就的主要是悲剧,而不是功勋。
对于那些反对军队国家化的人,最有力的驳斥,就是首先指出他们的主张所包含的结论,然后再看看他们的表现是否合乎这一结论。如果对于中国的军队来说,政党化是比国家化更正确的原则,或者说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是比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更神圣的使命,那么解放军在1989年对“六•四运动”的镇压,就应该是一桩比抵抗日军侵略更光荣的战绩。但是,人们为什么只看到解放军整天都在渲染自己的抗日战绩,却从来不敢承认自己对“六•四运动”的镇压行动?那些曾在天安门广场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的人,为什么要如此处心积虑地掩盖自己的荣誉呢?实际上,人们难免要怀疑,那些曾参与镇压“六•四运动”的军人,内心是否真的产生过一丝一毫的荣誉感,因为人们至今都不曾看到,有谁愿意公开承认自己参与过这一镇压行动。相反,那些曾经极力主张镇压的人,倒是在竞相撇清自己的责任。由此可见,甚至是那些手上沾有人民鲜血的人,内心也完全明白:军队赢得荣誉的唯一途径,是在战场上击败敌国的军队,而不是在国内政治中甘当专制统治者的打手,并时刻准备把坦克开入本国首都的广场。

注1:在通常情况下,主权者的每一次执政授权,都有一个由法律明确规定的期限。期限届满时,当次的授权效力就自动终止。执政党若想继续执政,必须通过和平的政治竞争,重新获取国民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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