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忠:《新常识》 第三章 国民主权与结社自由

第三章

国民主权与结社自由

在中国,除了长期垄断执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还有八个所谓的“参政党”,但这些党派的存在,并不能掩盖中国缺乏政党竞争和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事实,也不能掩盖中国的国民主权已被执政党篡夺的事实。因为,这八个党派均在各自的章程中,明确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们和共产党并无任何政治竞争关系,更没有成为国民选任执政党的替代选择。面对国民主权被执政党篡夺的事实,它们不但不去反对执政党的篡权行为,反而极力支持和粉饰这种篡权行为,而国民却仍要为这些被阉割的政党,年复一年地提供巨额的活动经费。可以说,这八个所谓的“民主党派”的存在,非但没有减轻中国人受到的压迫,反而加重了中国人身上的负担。
政治权力的垄断,可为垄断者带来丰厚的物质利益,为了维护和扩大这种不正当的利益,垄断者反过来又会极力巩固自己的地位。
他们不能容忍别人的批评和反对,经常残酷地镇压异己和压制异见。
因此,篡夺国民主权的权力垄断者,总是毫无例外地具有贪婪和暴虐的特性。为了尽量解除人们反抗压迫的手段和能力,他们不但严格禁止人们成立新的政治组织,而且还要剥夺人们一般性的结社自由。
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结社的自由,但这种停留在纸面上的规定,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真正享有作为公民基本权利之一的结社权。当我们说一个人享有某项权利时,总是表示这个人享有在一定范围内自主行动的自由,他人不得侵害或干涉这一自由。必须承认,任何权利所包含的行动自由,都有一定的界限。权利既赋予,也界定了权利人自主行动的范围。
一项权利的行使哪怕需要具备最苛刻的条件,只要这些条件尚有一丝成就的可能,且只要这些条件万一成就,权利人即可在权利界定的范围内自主行动,这项权利仍不失为一项权利。但如果一项“权利”的行使,不是取决于其条件成就与否,而要取决于“权利人”以外的其他个人或机构的同意,并且这些个人或机构可以独断地决定同意与否,那么这种“权利”已完全不再成其为权利。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古代的奴隶也享有结社权(如果他们的主人同意的话!)。
这恰恰是中国人的结社权所面临的境况。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的规定,“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登记”。但该条例并未规定,在具备何种条件时,业务主管单位应当同意申请人的申请。这样一来,业务主管单位就可以任意和独断地决定,是否允许申请人成立社团。
该条例第九条还规定:“申请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由发起人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筹备。”这意味着,没有业务主管部门的同意,人们甚至不能进行成立社团的筹备工作。
该条例第三十五条又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开展社会团体筹备活动……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取缔,没收非法财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可见,中国人不仅没有结社权,甚至也没有结社筹备权。
在正常情况下,政府的组建和执政党的选任,应当出于全体国民作为主权者的意志,并且政府的权力和执政党的职责都是有限的。
为了防止被委托的政府权力背离它的目的,超越它的界限,进而演变成一种压迫性的力量,人们除了为权力的运行,规定各种严格的条件和程序外,还必须保留采取共同的政治行动的自由。因此,在任何真正主权在民的国家,国民都享有充分的组建政治团体的自由。
在执政党之外,允许国民成立和发展竞争性的政治团体,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1)便于国民采取共同的政治行动,保卫由全体国民共享的国家主权,防止执政党篡夺国民主权,并避免政府权力从保护性的力量演变为压迫性的力量;(2)使国民有可能选择和更换执政党,因而是全体国民实际享有和行使国家主权的必要保障;(3)确保其他国民作为公民个体,能够享有和行使与执政党成员平等的政治权利。如果执政党已经实际篡夺了国民主权,并企图长期垄断政府权力,那么为了不让其他国民通过政治结社而获得反抗压迫的能力,它就会完全剥夺国民的政治结社权,严禁出现挑战其权力的政治组织。
少数人要想成功地对多数人进行压迫,就必须在自身组织严密的同时,千方百计地使受压迫者在政治上相互分隔与孤立。这样一来,尽管受压迫者在人数上远远超过压迫者,但由于他们每个人都只能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面对组织严密、全副武装的压迫者,因此仍不得不在压迫者的压榨与凌辱下忍气吞声、苟延残喘。不过,主权篡夺者的罪恶远远不止于此。
人们组建政府和选任执政者,是为了让自己的安全、财产和自由,得到普遍与可靠的保护,从而可以在不受他人侵害的条件下,从事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理想。人们可以期望政府为自己提供保护,但不应指望政府给自己带来幸福,前者是政府的责任,后者则超出了政府的能力。没有人能够通过他人的施舍而变得幸福,每个人都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追求事业的成功,实现人生的价值。
个体的努力,既是每个人自身成功的基础,也是社会整体进步的动力,因为社会整体的进步,只不过是各个个体成功的总和。
人们不能指望他人的恩赐,但却需要他人的合作。一个人若是单枪匹马,他的劳动和努力通常只能取得范围较小的成效。任何有益的事业,要想具备较大的规模,产生广泛的影响,都必须依靠许多人的通力合作。兴趣相同的人聚在一起,通过共同的活动,可以更好地发展自己的特长;志向相同的人聚在一起,通个共同的努力,可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信仰相同的人聚在一起,通过分享各自的体验,更容易达致良心的安宁与心灵的充实。总之,通过与他人的合作,人们不但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专长,成就更大的事业,而且还能开阔自己的胸怀,在人与人之间形成友爱和互助的氛围。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容易对自己所在的社会,产生一种休戚与共的归属感和忠诚感。
不过,许多人共同致力于一项事业,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组织形式,而一群人以一定的方式组织起来,进行一项共同的事业,实际上就是组成一个社团。但对于一心想要维护专制统治的主权篡夺者来说,即使是非政治性的社团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人们如果在非政治领域里,养成了结社的习惯,并掌握了运作和发展社团的能力,那么,在受到政治压迫时,就自然会想到通过共同行动和相互支援来反抗压迫。专制统治者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局面,往往对人们的非政治性结社也要严加控制,甚至不惜全面剥夺人们的结社自由。
一旦人们的结社自由受到压制,社会本身就将受到严重的损害。
在这样的社会,人们想要成立一个宣传环保的团体,政府会站出来阻扰;人们想要成立一个从事慈善的团体,政府也要站出来阻扰;人们想要成立一个传播文化的团体,政府还是要站出来阻扰……久而久之,人们就会失去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也无法养成与他人合作与互助的习惯。对公共事务的共同参与,可以使人们学会沟通,互助互谅,注重说理,但这种有助于加强人与人之间思想交流的机会若是被剥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就会越来越松弛,人与人之间情感也会越来越淡薄。
在一个缺乏结社自由的社会,人们往往只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公共品德则完全被窒息。篡夺国民主权的专制统治者,总是处心积虑地鼓励和助长国民身上的这种孤立主义倾向,因为他们害怕人们交流共同的需求,形成共同的情感,采取共同的行动。在这样的社会,人们既因为缺乏自由而没有尊严感,又因为孤立无援而没有安全感。为了缓解内心的焦虑,填补内心的空虚,人们只能拼命地攀附权贵,不顾一切地追逐金钱。对权力的逢迎和对金钱的贪求,将成为整个社会最普遍的风气,甚至连那些原本与这两样东西相隔很远的领域,比如学术或宗教领域,也难以幸免被这种风气所侵染。
这种有害的风气,使整个社会道德沉沦、萎靡堕落。那些企图长期垄断权力的专制统治者,却在实质上助长这种恶劣的风气,因为这种风气可以使人们的注意力远离公共事务,故而最符合他们的心愿。
毕竟,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不义之道逐取不义之财,就只有越来越少的人会追问专制统治是否正当的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享有充分的结社自由,人们就可以在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学会相互理解,与人为善,尊重规则,逐渐摆脱单纯的一己之私的羁绊,形成关心公益的公共品德。在这样一个由自由、友爱和有尊严的公民组成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将存在更多的同情与关爱,人们也将具有更多的分辨是非的知识,以及更强的判断善恶的道德情感,社会风气也将因此变得更为公正、善良和淳朴。
但如果一个国家的主权被少数人所篡夺,这些人为了使自己的专制统治牢不可破,就希望其他国民都变成唯唯诺诺、奴颜婢膝的臣民,而不是自由独立、具有公共品德的公民。中国共产党经常宣称,它要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谁都知道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鬼话。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强盛,首先在于国民是自由的、富足的和团结的;专制统治者的私利,则首先在于国民是软弱的、贫困的和孤立的,因而永远无力抵抗专制统治者的压迫。民族复兴和专制统治是完全不相容的。民族复兴要求国民强大有力,专制统治则要求国民软弱盲从,这两种不同的要求,显然是相互对立的。
专制统治者极力剥夺他人共同行动的自由,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不喜欢自由,而是为了让自己独享为所欲为的自由。这些篡夺国民主权的政治强盗,为了满足自私和邪恶的统治欲望,为了永远把自己的同胞踩在脚下,甚至不惜让整个国家坠入腐败、冷漠和不公的深渊。为了建立自己的专制统治,他们先是不择手段地夺取整个国家的权力,而为了维持自己的专制统治,他们又要不计后果地用权力去败坏整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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