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蜜枣”与治理通胀

陈云当年用过的“伊拉克蜜枣”的办法,今天还管不管用?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有没有“伊拉克蜜枣”?

  【财新网】(专栏作家 周其仁)通货膨胀的本质是流通中的货币过多。但是,表现出来并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则是物价的上涨。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究竟怎样处理物价问题,才能比较有效地抑制通胀?流行之见,管物价就是治通胀,反过来治通胀就是管物价,来来回回是一回事。

  似乎是无懈可击的结论。不是吗?货币的主要用途是购买商品与服务,居民、企业和其他机构拥有的货币资产别无他用,主要就是用来花的。可是在通胀环境里,钱多商品少,人们一起花钱势必抬升物价,降低货币的购买力。这不但显示出通胀,还会加强通胀预期,进一步鼓动人们购买商品或其他实物资产,从而进一步推高物价。

  一个办法是加息。讲过的,那就好比给货币老虎多喂块肉,让它乖乖趴在笼子里别出来乱晃悠。在逻辑上,只要加息足够,再凶的货币老虎也会趴下的。1988年大陆通胀高企之时,有重量级智囊到香港向有关台湾财经人士问计,对方的经验之谈就是大幅度加息。说“利息不管用”,那是因为加息不到位。加息到位,利息岂能不管用?

  问题是加息要产生其他代价。譬如当下的情形,中国加息将进一步拉高与欧美日本息口之间的差距,结果“钱往高处流”,进入中国的货币老虎不小反大,令人头痛。还有加息会冷却经济增长的速度,很多人是不是承受得了,也是一个问题。因此在现实世界,加息不到位的事情是常常会发生的。

  另外一个办法,是管制物价。直接管价,谁涨价就找谁的麻烦,横竖“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是自古以来的现成罪名。虽然经济学家从斯密以来,支持直接价管的少,批评的多,但到了风口浪尖的关头,无论东方西方,执政者多半不加理会就是了。一个原因,是公众也常常支持价管,或干脆要求价管。这是价格管制挥之不去的原因。只不过在经验上,直接的价管既打击供给,也加大行政成本,任何长期实行价管的地方,经济不可能有起色。

  比较新鲜的招数是“管理需求”。说白了,就是以行政、立法或其他措施,限制消费者购买商品与服务的数量,通过管束需求的量,把物价水平压下来。这其实是一种间接的价格管制,但着力点不是管卖方的要价和成交价,而是限制买方的购物数量。反正在市场里,价格升降影响购买量,反过来,购买量也影响价格升降。通过限制购买量,总可以把某种商品的市场成交价格压下来,这在经验上是成立的。

  本文要说的是,以限量压制某些商品的价格,虽然可以达到限价的目的,但并不等于因此就压住了通胀。搞得不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把物价上涨从一个商品“撵”向另外一个商品。忙来忙去,把整个物价水平都运动上去了。

  为什么出现事与愿违的反效果?追根溯源,通胀还是因为流通中的货币过多。人们受通胀预期的驱使,持币在手,欲以购买商品和资产来保值、免受通胀的损失。这里包含的行为逻辑像铁一样硬,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废除的。政府出台限购甲物的禁令,当然可以“平稳”甲物之价。但人们的货币资产还在,市场的货币购买力还在,不准购甲物,人家就转向购乙物。你再禁购或限购乙物,人家又转购丙物。推来拿去,货币购买力在市场里“漫游”,物价上涨此起彼落,一道道的禁购令有可能成为物价总水平的积极推手。

  换个角度想问题。给定流通中的货币偏多、加息又不能一步到位的现实,较高的市场成交价不但只不过“反映”通胀,其本身也会“释放”部分通胀的压力。先这么想吧:人们花钱买了米、买了面,或者买了车、买了房,这部分花出去的钱就转为商品实物,或转为实物资产。到手的米、面、车、房当然可以再卖,再次转为货币资产和货币购买力,但一般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商品或需要马上消费,或资产再变形有交易费用的麻烦。更重要的是,既然因为不看好货币的保值功能才加入花钱者的行列,这部分人一般就不再偏好持币,宁愿持有商品和实物资产。这样一来,原来他们手持的流动性,是不是就“消停”了?

  有读者会说,那可不一定。买家付钱持物,那卖家不是正好倒过来,售出物品、收回货币吗?那些卖米、卖面、卖车、卖房的,他们收到了钱再花出去,存量货币资产继续流动,市场里的货币购买力并没有减少,买方以货币购买力压迫物价上升的压力岂不是依然存在吗?

  好问题,终于点到了货币的迷人之处。货币(currency)者,流通之中的钱是也。所以货币的显著特点是不断地在市场里转。买家付账、卖家收钱,完成一次流通。轮到卖家花钱的时候,他又充当买家,付出货币得到商品,钱又完成一次流通。如此生生不息,钱在市场里不停地打转,协助专业化分工的社会生产体系实现商品、服务和资产的不断换手。

  明白了这一层,再深想一个问题吧:当货币不断在天下无数买家卖家之间转来转去之际,是不是存在某种可能性,那就是处于某个流通环节的卖方,收入的货币很多,再花出来的钱却很少?这一多一少货币购买力之间的差额,是不是可能暂时地、甚至永久性地退出货币流通,以达到让货币老虎“变瘦”,从而根本降低市场的通胀压力?

  让我以经验来说明,这样的“好事”还真的是有的。那是上世纪60年代的故事,我在上海读小学、升中学。记忆之中,每天上学的路上都要受到美味食物的诱惑。那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和副食的供应极度紧张,政府松动政策,允许“自由市场”开放。于是通向学校的街道两侧,摆满了各式食品摊位。什么吃的都有,就是价钱不菲,比凭本计划供应的,要贵上很多倍。可惜家母教育孩子的准则,是从来不给零花钱,惟有她认为合理的需要才酌量拨款。这样,我对路边诱人食物的需求当然“刚性为零”。好在家里还有网开一面的地方,就是把伊拉克蜜枣装在大口瓶里,锁在柜子之中,过一段时间,拿出来发我几个过过瘾。那时的伊拉克蜜枣,进口的,每市斤要卖5块人民币——那可是1960年代的5块钱!

  后来读《陈云文选》,才懂得这是处理60年代通胀的有效措施之一。陈云同志说,“一九六二年货币流通量达到一百三十亿元,而社会流通量只要七十亿元,另外六十亿元怎么办?就是搞了几种高价商品,一下子收回六十亿元,市场物价就稳定了”。(《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7页)。这里的“几种高价商品”,也包括本文作者当年吃一个就永远记住一个国家名字的伊拉克蜜枣。

  计划经济也有通货膨胀吗?有的。成因也一样,“钞票发得太多,导致通货膨胀”。当时钞票多发的原因,是“一九五八年以来四年(国家财政)账面上收大于支的数字‘显然是有虚假的’,实际上,‘四年来国家有很大的亏空’。‘初步估算,可能有二百几十亿元,或者更多一些。’其中,一九六一年国家亏空五十七亿元七千万元。一九六二年,…实际上有一个相当大的赤字,计五十亿元”(《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0页)。

  结果是,“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在对外贸易商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支出钞票多;另一方面,农业、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这两方面不能平衡”。治本之策,当然是增加农产品和轻工产品的供应,同时控制货币供应,并想办法把已经在流通中的货币存量收回来。

  这里非常重要的一课,是千万不要以为把所有物价都冻结起来,就等于控制了通货膨胀。要明确,稳定物价绝不等于稳定通胀,正如管住了温度计并不等于管住了气温一样。把当年每斤5块人民币的伊拉克蜜枣放进物价指数——测度物价的温度仪——当然会提升物价的读数,但经验说,那正是治通胀的有效措施之一。要害是,这部分带高了物价指数的商品物价,是不是像上文点到的那样,卖方收回的货币量多,再花出去的货币量少?如果做得到,通胀时期部分物价的上涨,也可能避免物价冲击社会更敏感的领域,直到最后把已发出去的过多货币引向根除通胀的正确方向。

  今天中国经济的情况与半个世纪之前不可同日而语。陈云当年用过的“伊拉克蜜枣”的办法,今天还管不管用?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有没有“伊拉克蜜枣”?如果有,或更多,那要怎样选才算对?还有在当下的结构里,究竟怎样才能实现所谓的“货币回笼”?这些问题,有兴趣的读者一起来想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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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经济 标签: ,
  1. 匿名
    2013年10月17日11:02 | #1

    直接说房地产不就得了

  2. 匿名
    2013年10月17日14:45 | #2

    当年的伊拉克蜜枣是政府进口的,回收的钱也存在政府手里,只要不用出去,当然不会引起通胀(也没有必要用,所有资源都在政府手里掌控,粮食都统购统销)。现在政府就是最大的货币投放者,那么多铁工基项目都是靠滥发货币才能撑的起来。情况完全不同。甘蔗难得两头甜,既要保持增长速度,不得不大搞铁工基,结果产生大量银行坏账,只好通过通胀的铸币税来掠夺财富,冲抵坏账,又要保持控制通胀率,就好像一个人拉着自己的头发上天,那怎么可能做到?

  3. svv
    2013年10月17日19:21 | #3

    59–61年,是党媒所谓的“自然灾害”(现在还在说着这个谎话),改变政策后64年恢复;支援阿尔巴尼亚,从58年开始到64年独立,每年7000万人民币,(来自阿尔巴尼亚使馆网站,中国说的更早,也更多);陈云传的数据:“一九五八年以来四年(国家财政)账面上收大于支的数字‘显然是有虚假的’,实际上,‘四年来国家有很大的亏空’。‘初步估算,可能有二百几十亿元,或者更多一些。’其中,一九六一年国家亏空五十七亿元七千万元。一九六二年,…实际上有一个相当大的赤字,计五十亿元”,触目惊心啊,那些同志,你还好意思带大家去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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