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节日里感受台湾政治文化

马勇

自1990年代以来,我已多次来台湾交流,但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蜻蜓点水,走马观花,从没有静心坐下来好好欣赏,用心体会。这一次因机缘巧合要在台湾停留一个学期,从而让我有机会对台湾社会有一个近距离观察,也有了诸多不一样的感悟。

这一次比较巧的是,我连着在台湾过了三个节日:中秋、“十一”和“双十”。

中秋节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台湾依然如此。我虽然没有机会深入台湾社会底层体会民众怎样过中秋,究竟与大陆民众的中秋节庆有哪些不同,但我感觉台湾人没有像我们大陆那样给中秋节赋予更多意义,比如长假,比如旅游。或许是因为两岸发展的差距,台湾显得更安静,大陆稍嫌有点闹。

紧接着是“十一”。毫无疑问,对于大陆来说,“十一”是意义重大的政治节日,天安门的升旗仪式,广场的致敬仪式,铺天盖地花的海洋,以及调整过来的长假,所有旅游景点普遍爆满,所有交通工具全负荷运行依然无法满足需求,大约都是“十一”的标志,既是大陆经济在过去几十年成长的结果,似乎也是动力之一。

表面上看,“十一”与台湾没有多大关系,至少我个人在过去是这样认识的。其实,仔细想想,这个节日与台湾密切相关,生死攸关,因而在对待“十一”及其相关联问题上,就出现非常不一样的两套话语:我们叫“建国”,他们说“建政”;我们说“解放”,他们说“沦陷”;我们说“国民党被赶出大陆”,他们说“政府撤退至台湾”。进而,20世纪下半期我们大陆流行的政治话语,在台湾几近全部被颠覆。这种情形说不上尴尬或谁对谁错,这就是历史,就是各说各话。只是随着全球化,随着两岸交流日多,知识界、政治家应该有一种“知识自觉”,不应听任这样的知识分裂在人们潜意识中继续,应该设法寻找一个比较中立,也就是在现状不变的情况下大家都能接受的表达。

知识撕裂是最大的分裂,再过若干年,两岸能够共同使用的话语、词句会越来越少。我们将官员“私人使用”的车子叫做“公车”,而台湾将大陆意义上的“公交车”叫做“公车”;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叫“地铁”,他们叫“捷运”;我们叫“盒饭”,他们叫“便当”。我不是强调这样的差异体现了怎样的理念,也不是说这样的差异怎样不利于两岸交流,而是从中国文化纯洁性、统一性考虑,我们都必须尽量地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让中国语言文字更纯洁,更优美。

大陆的长假刚刚结束,台湾就迎来了“双十节”。在我们原先的概念中,“双十”就是台湾的盛大节日,就应像我们大陆那样举国同庆,全岛狂欢,应该调整出一个长假,应该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载歌载舞。结果我们看到的是,在凯达格兰大道有政治人物的致敬仪式,还有一场与执政当局针锋相对的“呛马运动”,抗议马英九执政不力,经济下降,还有最近发生的“马王之争”、“宪政危机”。如果从CCTV报道看,整个台湾乱得不行,不仅如莫言说的乱在议会,而且就在街头,就在最具政治象征的广场上。

其实,我在这里一点都感觉不到。电视上,我们看到凯达格兰大道乱哄哄,但台湾朋友告诉我,那只是一个政治家的舞台,是政治家操控的活动,不仅与民众无关,而且连知识人,甚至连台湾的“大V”并不是都感兴趣。

我们经常愿意说大陆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已经利益多元化,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当多元的新社会形态。用这样的视角观察台湾,台湾不是一个多元化的问题,而是台湾已经重建了一个“职业分途,各尽其责”的社会架构。

“职业分途”,表明在台湾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政治的事情不到大选,不到发生重大的、不可收拾的突发事件、“颠覆性错误”,常规性的事情不再吸引人们的眼球,礼仪性的活动不管上升到什么级别,都不可能上各报头条。这是一个常态社会应有的规范,并不表明台湾人不爱国,不参政,对政治不关心。

梁漱溟1920年代分析中国社会现状与历史时就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国家,中国人以伦理认同为“共同的底线”,“三纲五常”是没有办法反过来说的生活准则。但是,中国人总会守住自己的职业本分,在朝为官,在营从军,在地为民,各自守住自己的职业伦理,并不会越界干预,代为处理别人的事务。“职业分途,各尽其责”,是中国社会达成和谐的基本原则。

差不多一百年前,胡适也有类似说法。他认为一个常态社会一定不是政治的,而是生活的,这个社会的成员一定是立足于本职,做好自己分内的事,跨界的活动,比如全民的爱国活动,一定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而问题的关键往往是政治家失职,不负责任。政治家将原本属于自己的事情推给了社会,让社会,尤其是让那些心智还不成熟的学生替他们负责,为他们背书。胡适认为,这是中国政治家自甘堕落的象征。

由此反观台湾校园,我在这里没有看到一幅具有政治色彩的口号、标语,遇到过几次学生政治性游行,并不是政治,而是反对“核电”,坚持让台湾远离核的威胁。

没有了校园政治,减少了教育资源的浪费,这里的高校没有政治辅导员,没有班主任,没有团的组织,更没有党的组织,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学会自治。这是新教育传入中国后,中国教育家一直期待的事情,国民党当年在大陆没有做到,想不到的是,今天台湾校园单纯到了只是一个教育机关。老师、学生,员工,大家都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职业分途,各尽其责”。

由此,我在想一个很久以来思考的问题:什么样的社会最稳定?

通过对台湾最近几个节日的观察,我的感悟是,让政治圈子越小社会越稳定。换言之,一个理想的社会不是人人都像政治家,而是政治家一定要像政治家,学生一定要像学生,老师一定要像老师。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权利用公共话语谈论政治,无所忌讳地谈论政治,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政治圈之外的人,甚至那些“公共知识分子”也无心讨论政治,政治日趋专业化,政治的水准也就在专业化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当政治泛化,人人貌似都在谈论政治,人人都像政治家的时候,政治就很难专业化,政治很可能成为政治野心家绑架民众,鼓动民粹主义的工具。

我的观察当然还是蜻蜓点水,更不会说台湾的政治就是现代政治的典范。我赞成台湾一些政治学者的判断与看法:非常珍惜台湾政治民主化的成就,但不会以台湾政治民主化已有成就自豪满足,不思进取。

台湾政治的问题也很多,相信台湾政治家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一定能寻找到更好的方案,建构现代社会优质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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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fish
    2013年10月19日10:03 | #1

    哎,真是羡慕台湾人。愿大陆的共匪早日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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