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钢语象报告:”枫桥经验”的历史怪圈

中国内地正高调纪念毛泽东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枫桥经验”是个冷词,与毛相连,故而惹眼。临近毛120周年诞辰,左风日炽,这突兀的挺毛举动,不能不让人警觉。

何谓“枫桥经验”?

此“枫桥”,非唐诗《枫桥夜泊》中的姑苏地名,它是浙江省诸暨市的一个镇。50年前,诸暨为县,枫桥为区。所谓“枫桥经验”,源自两个背景:一是1962年秋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习近平之父习仲勋在那次会上遭诬陷被打倒);二是毛泽东在1963年部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称“四清”。中共枫桥区委曾撰文称:

一九六三年,我区有七个公社在浙江省委工作队和地、县委的领导下,第一批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运动中,遵照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发动群众,分清了敌我,充分揭露了四类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当时一部分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激于革命义愤,要求把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都捕起来。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毛主席关于对敌斗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通过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大学习、大辩论,干部和群众觉悟提高了,认识到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制服敌人、改造敌人,克服了单纯依赖政府法办的思想,克服了简单粗暴的方法,发动和依靠群众,对敌人分类排队,进行教育、评审和说理斗争,并且依靠群众就地进行监督和改造。结果,一个人没有捕,就把这批敌人的大多数制服了。(《人民日报》1977年12月21日2版)

“四类分子”,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 据查,文革结束后枫桥区人口十三万,四类分子达三千多人(人民日报1979年2月5日4版)。每50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敌人”。对这些人的管制迫害,是人治年代的可怖景观。

1963年,浙江省委工作队和诸暨县委将枫桥的做法总结为《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发言《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提到枫桥事例。1963年11月20日,毛泽东批示将这个讲话稿下发,批示中说:“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11月22日,毛泽东与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汪东兴谈话说:公安部日常的具体工作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做群众工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做一般性的公安工作(请注意这句话——笔者注)。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

文革前,公安部转发过有关枫桥材料,但人民日报不曾报道。文革后的1977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枫桥区委文章《高举毛主席树立的枫桥红旗 依靠群众加强专政》,首次介绍“枫桥经验”:“在对敌斗争中,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凡是应该捕的、必须捕的,要坚决捕起来;可捕可不捕的一律不捕;要发动群众开展说理斗争,制服敌人,就地监督、改造,矛盾不上交。这个经验得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肯定和赞扬。”1978年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整顿和加强社会治安工作》,提到“浙江诸暨县枫桥区依靠群众就地监督改造地富反坏分子,把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改造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的成功经验,受到毛主席的称赞,被誉为公安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什么是“枫桥经验”?这就是。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它得到最高规格纪念。

从消失到重现

人民日报是风向标,报上关键词语的消长,受制于舆论导向。在整个80年代,该报完全没有关于枫桥与治安的报道。这是邓小平时代:邓说“坚持毛泽东思想”,但正是他,领导全党对毛的错误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清理。1981年中共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八届十中全会和四清运动,都持否定态度。

1991年5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报道,赞扬枫桥“依靠群众维护社会稳定”,但未提1963年枫桥事例。

这期间,1983、1988、1993、1998分别是毛“批示”20、25、30、35周年,中共均未纪念。改革开放后“枫桥经验”第一次重现在人民日报,是1998年12月2日。

1999年12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立足稳定和发展——浙江诸暨“枫桥经验”纪实》,该文引述诸暨市委书记的话,将“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称为新时代“枫桥经验”。

人民日报上,“枫桥经验”一语渐多。不过,从1999年到2012年的14年间,也只49篇文章在全文中使用(在标题出现10次),其中,4篇出现在1999年,两篇出现在2000年,2001、2002两年消失,43篇出现在胡锦涛时期。

胡上任后,中国步入“维稳时代”。2003年,对毛泽东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举行了纪念。中共中央常委罗干在浙江的纪念会上阐释“枫桥经验”是:“就地解决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解决在萌芽状态”(人民日报2003年11月27日1版)。2008年11月,纪念毛批示45周年,维稳色彩更浓。中央常委周永康在浙江的纪念大会上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履行维护稳定的第一责任”,号召“抓源头、抓苗头、抓基层、抓基础”(人民日报2008年11月25日1版)。

“枫桥经验”重现并升温,折射了“维稳”之增强。 50年前的“矛盾不上交”、“就地监督改造”,转换成了2013年的“把问题解决在当地”(说白了,就是避免各地官员在首都截访、设“黑监狱”)。“发动群众制服四类分子”,转换成了“网格化管理”、“立体防控”(人民日报2013年9月13日)。

“以毛治国”?

2012年前的人民日报上,不曾出现过毛以后的最高领导人对“枫桥经验”的公开表态,这条边界近日被突破了。党媒尊奉上意,强调“枫桥经验的生命力在于走群众路线”。

毛在1963年所批示的“枫桥经验”,原本是,也只能是阶级斗争经验,它决不是,也不可能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的样板。毛的“群众路线”,是要组织群众管制坏人,即“群众专政”。这与现代法治南辕北辙,如何能在声称“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今日中国推广?

“不审势则宽严皆误”。中国之大势很清楚:文革结束已37年,改革开放已35年,确立市场经济已21年,签署国际人权公约已15年。这样一个已置身市场化、国际化环境的大国,舍依宪治国,别无他途。无宪政,无健全的法治,无公民社会,难有宁日。这时候翻出阶级斗争年代的对敌斗争经验,不只是缘木求鱼,更是玩火。

纪念“枫桥经验”释出的最大政治信号,是重新肯定毛泽东治国理念。毛是中共巨额负资产。文革结束以来,作为“神主牌”虽仍供奉,但毛的治国方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全面专政、继续革命、命令经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等,在近30多年里已全被抛弃,江与胡,对“沾毛”都有忌惮。谁敢“以毛治国”?

10月14日,人民网刊发《“枫桥经验”为什么能成为中国经验》(作者是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蓝蔚青),文称:

“枫桥经验”一开始就在实际上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模式,纳入了依法治理的思维模式。毛泽东同志肯定“枫桥经验”,党中央批转“枫桥经验”,不仅因为它坚持了党的群众路线,也是为了解决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的捕人、杀人过多的实际问题。

这是什么逻辑?

毛泽东从来重视“革命的两手”,所谓“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恩威并用的专政手腕。而他发动四清运动,首要打击目标也不是老牌阶级敌人。1964年,他严厉批评了刘少奇在四清中的“形左实右”(即主要整肃基层坏人),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在“摆脱阶级斗争模式”、“依法治理”吗?

“前30年”,毛的批示何止千百,其中不乏调整政策的内容。对大跃进和大饥荒,后人可以抽掉历史背景,无视彭德怀冤案,单单翻出闯下大祸后毛在1959年春的6封《党内通信》,赞颂毛的“实事求是”吗?文革后期,毛也有“安定团结”的批示,甚至警告过江青等人“不要搞四人帮”。难道可以用这些,证明毛是反文革、反四人帮的第一人吗?

蓝蔚青的文字堪称奇妙。明明1962年后,毛的“阶级斗争”理论甚嚣尘上,更多人不久将被抓、被杀、丧身文革,作者却将毛描绘成摆脱阶级斗争为纲模式、依法治理的领袖。这无异于说,毛非毛,毛反毛。此种逻辑,无以名之,只能名之“癫狂”!

重新鼓吹“枫桥经验”的严重性正在这里:为强行打通两个30年,罔顾史实,罔顾逻辑,罔顾公众特别是亲历过毛时代、被侮辱被伤害者的切肤之痛,如此轻率,在临近毛泽东诞辰120年之际,刺激亿万人敏感神经。

友人提醒,本届领导倡导“枫桥经验”,并非走老路,而是要借助钟馗打鬼,对政法工作纠偏。老实说,这种“纠偏”,笔者看不到。我看到一个深红魔盒正在打开,未来数月,会有人翻出更多“毛泽东批示”,举行更多“亦老亦邪”的纪念,到“120”将推向高潮。我看到的是一个形成中的怪圈:其移动轨迹,距邓小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原初点越来越远,与毛则日趋靠近。这显然是一个将给执政者带来无穷麻烦、甚至会导致“颠覆性错误”的怪圈。做此选择,是真不明白,还是谋略过深让观者难窥其奥?抑或,仅仅是蛮干!

(作者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 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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