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ETI: 中國往後還能保持8%的增長率嗎?

作者:Chi Hung KWAN
原文:Can China Maintain 8% Growth in the Future?
日期:2013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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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實質GDP增長率)自開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的1978年至2012年為止的年平均值是9.8%,而在那一年後即顯著下降。在2013年的第二季,這一數字是7.5%,是2012年第二季以來連續錄得低於8%增長率的第五個季度。截至去年還是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師的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認為,這一下調只是因為週期性因素的緣故,而中國在中期和長期的增長率還能維持在8%以上,然而這說法並未消除所有疑慮。

中國增長的關鍵:後發者優勢和比較優勢

根據林教授所言,假如中國利用其後發者的優勢,而政府又依照比較優勢原則主動支持基建投資等領域的經濟發展的話,它會有潛力在未來保持8%的經濟增長率(見《金融時報》2012年10月25日文章“林毅夫回應爭議:新結構經濟學的要義” 及2013年8月28日文章“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他的主張理據如下:

首先,中國和發達國家之間的科技和工業距離仍然很大,因為創新而取得的工業進步會繼續支持經濟高速增長。和那些已經擁有頂尖科技,必須自行研究和開發(研發)才能得到突破的工業國家不同,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可以用直接投資及其他方式從發達國家引入現有工業和技術。由於這樣做有助中國把研發開支減低,可以將之視為一石二鳥之法。這就是所謂的後發者優勢。

中國相對較低的人均GDP也反映出該國大有空間可以利用後發者的優勢。考慮到中國的購買力平價,在2008年,它的人均GDP只是美國的21%,分別相當於美國在1951年和日本的人均GDP差距,在1967年和新加坡的人均GDP差距,以及1977年和南韓的人均GDP差距。然後的20年,日本,新加坡和南韓各自的年增長率維持在9.2%,8.6%,和7.6%。如果這個經驗可以應用到中國的話,它可以預期,自2008年起,8%潛在年增長率可能會持續多達20年。

此外,正如許多國家的經驗所示,假如其他事情一樣,那些依據自身的比較優勢來推行發展政策的國家通常會有較快的增長。隨著經濟發展,一個國家的要素禀賦及其比較優勢會有變化。為了確保在產業升級時能把這些變化準確反映在其產業結構上,政府須要依據其產業政策來選擇增長領域,扶持企業,並在基礎建設等方面實行公共投資。

尤其在中國,基礎建設的改良空間非常充裕。雖然,屹今為止,公共投資都集中在興建碼頭,機場和高速鐵路等項目上,但投資重心正在轉移到修建市區的地下鐵路,以及污水處理設施等環境保護的項目。在這些方面的公共投資增加會對經濟和社會構成重大反響。考慮到中國政府的良好財政狀況,它是有充分準備的。

可能會限制經濟增長的人口因素受忽略

雖然林教授很正確的強調,中國長遠的經濟增長關鍵在於利用後發者優勢和比較優勢,他卻並未充分注意可能限制經濟增長的人口因素。因此,他可能高估了中國經濟現時和將來的潛在增長率。

儘管林教授主張,中國經濟增長率目前的下跌只是因為週期性因素而起,並不反映其潛在增長率的下跌,但基於經濟大幅放緩卻仍然有勞動力不足的情形這點 (圖1),我不得不質疑林教授的看法。更具體而言,到2010年為止,經濟增長率和工作崗位與求職者比(job offers-to-seekers ratio,工作機會/求職者人數)是相關的,前者上升的時候,後者也同樣上升。可是,2010年之後,經濟增長率下跌了,而工作崗位與求職者比反而卻在上升。雖然在2013年的第二季度,經濟增長率保持在7.5%,工作崗位與求職者比達到了創紀錄的1.07。 由於在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及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告罄(所謂的劉易斯拐點來到了)的背景下,出現勞動力由過剩變為短缺的情況,顯示潛在經濟增長率可能大幅下跌至7.5%以下。

圖1:工作崗位與求職者比偏離經濟增長率:劉易斯拐點的出現和潛在增長率的下跌
註:中國市區工作崗位與求職者比的計算方法是,把工作崗位數目除以大約100個城市的公共就業服務機構登記的求職者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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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作者依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資料編纂而成。

林教授也提到,依據日本和中國的發展階段的比較,接下來20年中國很可能繼續會有高速的增長。但是,把日本的經驗直接套用到中國看來並不恰當,因為兩國的勞動力供應情況很大不相同。事實上,日本的勞動年齡人口—15至59歲的人—在1951-1970年間每年增加1.9%,而在中國,這個數字預計會在2011-2030年間每年減少0.4% (見圖2)。同時,在那期間,日本的撫養比(dependency ratio,非勞動年齡人口除以勞動年齡人口)持續減少,而在中國,這數字則可以預期會繼續增加(圖3)。這意味著,和當時受益於有利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的日本不同,中國以後將會承受不利經濟增長的人口負擔。尤其是在中國,預期儲蓄率將會隨著撫養比上升而下降。結果就是,要維持過往那樣的投資量,實現林教授倡議的以投資推動經濟增長策略會有困難。

圖2:勞動年齡人口(15-59歲)增幅的變化
(1951-1970年日本 vs. 2011-2030年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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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作者依據聯合國及《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訂版(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編纂而成。

圖3:撫養比的變化 (1950年代~1970年代日本 vs. 2010-2030年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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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作者依據聯合國及《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訂版(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編纂而成。

除了人口因素之外,當一個國家的後發者優勢隨著其發展階段接近發達國家的境地而消失的情況也一併納入考量的話,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預計會從現時的7%左右進一步下跌,而不是像林教授推論的那樣,在往後重上8%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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