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每日经济-第4530期

【确权农地直接入市将加大央地矛盾】
随着中国各项改革纷纷走入深水区,各界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多有期待,尤其是本届政府确立新型城镇化作为未来经济增长支柱以来,新一轮农村土地改革更已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全国农地确权登记业已进入尾声,7月召开的国土部会议透露,全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截至2013年5月底,全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率为97%,其中有24个省份的发证率在95%以上,6个省份在90%-95%之间,这为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农地确权后可入市”政策的落地展开了无穷的想象空间。
不过,至于农地确权后如何进入市场至今没有明确的政策,这显然需要留待十八届三中全会解决。由于我国新增建设用地95%以上属农村集体农用地,农地入市政策显然已成新型城镇化下各方利益分配的焦点。
坊间传闻的一个农地改革方案是,土地确权要坚决推进,一刀切完成;之后,在规划许可范围之内,农民土地可以直接进入市场参与拍卖。如此一来便绕开了地方政府,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将拿不到土地收益或拿到的收益将会大减。
如此事关地方政府利益的政策主张不吝于一颗核弹!实际上,即便单纯大幅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国土部也是极力反对。近日,国土部就有官员指出,此举“不但解决不了征地难的老问题,还会产生诸多新问题”。因为农民对补偿标准的过高预期,会使土地征收工作更为艰难;地方财政也将不堪重负,去年直接土地成本就高达1.8万亿元,征地成本的转嫁,必将大幅增加第二、第三产业的成本。
安邦(ANBOUND)的智库学者近日在基层的田野调查也发现,地方官员对这一政策主张有强烈反弹。有地方官员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农地升值是地方政府发展的结果,地方政府通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让几乎不名一文的农地获得极大的升值,农地升值收益凭什么全部被农民拿走?合理的做法是以合适的比例来分享土地收益。
如此改革方案的确很值得商榷。现在地方财政压力极大,加上今年中央普查地方债,今后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肯定会受限,如果再拿走土地收益这一地方政府唯一可以独立掌握的大块收入来源,地方政府肯定不乐意。如果中央政府强力推行,可能导致的直接结果不外乎两种:不是地方政府公然扩大与中央在行政上的背离,就是表面上服从中央实际自行其是分食农地增值收益,实际结果都一样。
实际上,去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之所以没有表决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的原因,就在于有些委员担心无上限的补偿会在城市周围出现一个因为征地暴富的“暴富圈”,提高土地流转成本,造成新的不公。
部分地区出现的问题更已经引起地方政府的担心:一些农民在获得征地高额补偿后大肆消费,然后在坐吃山空后再回头找地方政府的麻烦。对此,安邦(ANBOUND)研究人员在田野调查中就注意到,地方政府认为在征地适度补偿的同时通过附加社会保障承诺更有利于防范类似后遗症的发生。
在我们看来,确权农地如果越过地方政府入市,这虽然体现了保障农民利益的改革思路,但在现实操作中可能产生的后果将会更为严峻,地方政府在失去作为重要收入来源的土地出让金,日益严峻的地方债务问题只会迫使地方政府加大税收征管,将当下宽税基有利于征税的税制设计充分发挥至极限,最终损害地方经济的长远发展。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新型城镇化下农地改革如何平衡各方利益面临两难。确权农地越过地方政府直接入市的方案将加大央地矛盾,并迫使地方政府加大税收征管乃至涸泽而渔。
〖优选信息〗
【形势要点:实质性加税将成为未来改革走向】
分税制改革之后,国家财税收入不断增加,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日益暴露出事权多财权少的问题,一些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土地出让收入等已成为许多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外收入的重要来源。土地是一种稀缺资源,总有卖完的时候。土地财政不可持续,地方政府必须找到新的财政支撑。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日前发布《2013年第四季度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报告》,报告指出,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即将召开,一系列改革措施将会出台,此轮改革将涉及财政体系,势必会推出旨在夯实地方财政根基的新税种,而这些新税种的推出对地方政府土地开发、举债等扩张冲动形成约束,对于短期经济增长也将产生收缩性的影响。根据目前形势来看,环境税以及广义的财产类税种可能推出,此外,现已存在的房产税和资源税未来会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并改革完善。这些税种的推出或扩围,是否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尚不确定,但加税肯定是未来改革的大趋势,很可能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落实。不过对于本来赋税就偏重的中国而言,如何在加税的同时不进一步加重中低收入者的负担、侵害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扼杀企业发展的空间,不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还需要决策者具有大智慧和长远眼光。
【形势要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将存在明显边界】
当十八届三中全会于下月在北京召开时,也是新一届中央领导层执政届满周年之际(以十八大为期)。国内各地纷纷猜测未来中国的改革方案。据了解,新的改革方案并没有规划未来十年的中国改革,而是把目标定到了2020年,这既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也是十七大提出“实现人均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目标的截止时间,还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日前有媒体推测,三中全会可能会提出八大重点改革领域:一、以依法行政、公开透明、大幅度实质性减少行政审批为重点,深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二、以打破垄断、促进竞争、重塑监管为重点,加快基础产业领域改革。三、以权利平等、放开准入、公平分享为重点,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四、以降低金融行业准入门槛、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为重点,推动金融体系改革。五、以优先调整事权、带动财力重新配置为重点,启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六、以重新界定职能、国有资产资本化为重点,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七、以改进竞争环境和激励机制为重点,促进创新和绿色发展。八、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如果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上述八个领域同时推出改革方案,那么改革的领土领域可谓比较广。不过,即使这些领域被列为重点改革领域,但是否能推出有力度的具体改革方案,现在还不得而知。从宏观形势来判断,安邦(ANBOUND)的智库学者相信,改革除了取决于主观愿望,还取决于核心决策层的政治决心,外部的政治环境、思想环境和权力环境,以及相关的战略研究准备。就此而言,我们对大力度改革仍然不敢抱太大的期望,改革方案的边界和力度不仅会存在,而且十分清晰。
【形势要点:下一步宏观调控政策将更加中性或偏紧】
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回升至7.8%,引发市场的乐观预期:中国经济下降的趋势已被扭转,再度进入升势。不过,从三季度宏观经济的一些细微信号以及宏观政策的基调来看,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认为,四季度及明年中国经济可能会平稳放缓。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7.7%,这为今年的中国经济垫好了底,也为决策层建立了信心,如果全年经济保持在7.5%以上,就会在客观上为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腾出了手。据了解,面向十八届三中全会,决策高层推动结构调整的决心不变,坚决不再搞刺激政策。由此看来,当经济增长不成问题的时候,宏观政策的重心将更多转向调整。从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来看,以转型和调整为主的政策将是更加中性或偏紧的政策,其结果是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可能出现一定的收缩。也有不少学者持这种看法。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表示,从目前来看,宏观调控政策正在转变为更加中性或中性略紧。他认为,财政资金的使用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继续发力的可能性不大。由于去年四季度基数较高,总需求同比增速也会有一定幅度的回落。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也持类似看法,在他看来,中国经济的“短期增长为全面深化改革让路。”一般来讲,中国的改革对短期增长都是扩张性的。但即将来临的新一轮改革是在过去5年来应对危机的财政、金融刺激政策留下了一定的后遗症之后推出的,也是过去10年高速增长之后各种各样的机制问题需要全面地调整呼唤出来的。因此,这一轮改革短期增长效果可能是收缩性的。
【形势要点:前三季税收状况显示个税改革已失败】
税收收入增长变化也是反映宏观经济和政策调整效果的重要窗口。23日,财政部数据显示,2013年1-9月,全国实现税收收入84412.11亿元,同比增长9%,完成年度预算的77.3%。其中,国内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增速加快,比去年同期增速分别加快2.4和19.2个百分点;企业所得税增速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营业税和消费税增速分别回落1.2和7个百分点。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同比分别下降10.4%和10.8%,比去年同期增速分别回落14.1和16个百分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增速比去年同期分别回落13.3和17个百分点;房地产营业税和契税增速比去年同期分别加快37.6和40.4个百分点。在安邦(ANBOUND)的智库学者看来,房地产营业税和契税增速最大,显示房地产市场依然很热。在经济依然维持7.7%以及财政增收冲动不小的背景下,营业税增速略有回落而国内增值税同比只是略为加速,说明营改增减税效果显著;企业所得税增速与去年持平,足以与工信部全国规模工业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的数据相对应,而个税增加高达19.2%且远高于企业所得税,只能说明先前个税改革是失败的,起征点太低,且与家庭整体税负不能综合抵扣相关。
【形势要点:农民拒弃农村户口给城镇化出了个难题】
有序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是新型城镇化面临的重要问题。近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司司长王谦表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调查显示74%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愿意在城市长期居住,但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调查表明,农民工流动人口68%愿意落户大城市,32%愿意落户中小城市。不愿意“农(农村人口)转非(非农业人口)”的主要原因是想保留土地,担心失去土地等如失去生活保障。想“农转非”主要是出于子女教育、升学和城市居民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考虑。目前中国是特大城市落户很难,中小城镇完全放开,这与有关部门“有序推进城镇化”的初衷相悖。王谦认为,影响流动人口选择的核心因素还是公共服务的差距,大城市公共服务水平高,就业机会多,对人口吸引力强,但人口大量涌入又对大城市的管理带来问题。要“有序推进”城镇化,首先要实现市民化推进与城镇化发展相协调,城市在功能定位、产业支撑、综合承载力方面就要考虑外来人口的空间;其次要明确推进的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新生代流动人口和举家流动的人口是优先考虑的人群,重点任务则是缩小社保、基本公共卫生、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在地区间的差距;再次要在政府主导下发挥好市场的作用。
【形势要点:政策部门谈新型城镇化与农村景观保护】
近些年来,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传统村落衰落、消失的现象日益加剧。传统村落是指聚居年代久远,拥有丰富传统物质和非物质形态文化遗产资源,具有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据统计,全国经调查上报的1.2万多个传统村落仅占我国行政村的1.9%、自然村落的0.5%,其中有较高保护价值的村落已不足5000个。这些村落形成年代久远,清代以前的有80%,元代以前的达1/4,包含2000多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3000多个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涵盖了我国少数民族的典型聚落。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司长赵晖表示,我国已完成了历史上首次全国性传统村落摸底调查,拟用3-5年时间,建立中国传统村落档案,制定全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中长期纲要,建立濒危警示制度。近期,财政部、环保部、住建部、农业部等四部门专门在浙江召开全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会议时也强调了对农村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会议上特别强调,要保护好农村土地,严控大拆大建。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也强调,要努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坚持就地开展村庄整治,推行以逆城市化景观的方式整治村庄,不搞现代城市中常见的景观。新型城市化建设进程中,保护传统村落、支持特色产业的发展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形势要点:种粮比较效益偏低令粮食安全在基层遇冷】
近十年来,全国粮食增量的91%来自13个粮食主产省(区)。但从收入来看,除辽宁、江苏、山东3个沿海省外,其余10个主产省(区)人均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88%,人均财政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77%,农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个粮食主产省(区)人均财政支出6136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0%。随着粮食产量的增加,主产区的负担越来越重,在为国家粮食安全作贡献的同时本地区的现实利益却受损。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守臣指出,越是产粮大省,财政收入越少、经济越落后、城镇化水平越低下、农民人均纯收入越低。尽管国家不断加大惠农补贴力度,但由于物价上涨等因素的影响,效果并不是很好。吉林省2012年国家各项惠农补贴总额96.7亿元,而种粮成本增加了70亿元。对农民来说,农资价格上行压力加大、生产用工成本上升、全社会工资水平上涨的趋势难以改变,粮食价格的提高又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此消彼长下,种粮比较效益偏低的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了种粮积极性。对地方政府来说,虽然国家自1995年以来一直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不断强调保障粮食安全,但却没有硬性指标,也缺乏考核机制;再加上抓粮效益不高,甚至是赔本的买卖,地方政府更加热衷于“招商引资”,而不愿把精力耗费在“米袋子”上。农业专家和基层农业工作者担心,粮食生产区财政资金紧张状况如果长期得不到改善,势必会影响其抓粮积极性,甚至放松粮食生产,影响国家粮食安全。为此,有学者建议,尽快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长效机制,加大向粮食主产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健全和完善粮食主产区金融支持政策。国研中心副主任韩俊认为,有必要在现有基础上,建立一种多方位的、新型的、高标准的粮食生产区域利益补偿机制。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的职责与事权,发挥地方“重农、抓粮”的积极性。国家层面应当提高中央对地方农业工作考核的权重。
【形势要点:人社部称打破养老金双轨制尚无时间表】
根据1991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规定社会养老保险费用由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进程相对滞后,仍实行单位退休养老制度。由于改革的不同步,两种制度在筹资方式、待遇计发调整和管理方式上均不同,形成了所谓的养老“双轨制”。有些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养老金甚至存在70%-80%的差距。亦使得养老“双轨制”广被诟病。据统计,目前中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94亿,占总人口1/7。未富先老的现实使得社会保障如何实现公平以及全民覆盖,相关改革方向是否会是下月召开的三中全会上上的议题都备受关注。10月21日,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明确表态正在研究相关改革举措,但无法给出明确时间表。他指出,社会保障制度应更注重公平,中国当前面临社保的公平性问题不仅体现在制度上,还包括城乡以及区域间的不公平。而打破这种不公平正是社会保障改革的方向。双轨制改革,一方面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另一方面要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但他提到,解决社会保障的重大问题改革有一个很复杂的程序,需要多个部门研究并要听取各方意见,人保部只是提出政策建议,最终的决策权仍需要国务院批准,无法给出明确的时间表。胡晓义指出,根据国际上的惯例,缴费时间越长,养老所得会越多,多缴多得,长缴多得,要使缴费多少与权益结合,这需要在制度设计上进行改革,要有激励的制度设计。胡晓义提到,中国未来社会保障改革的方向包括社保覆盖面要扩大,制度要完善,社会水平要提高以及可持续性要增强,中国目前医疗保险仍有8000多万人没有覆盖,养老保险只覆盖了8亿多人,仍有2亿多人没有覆盖,要在未来6-7年内实现全覆盖。
【形势要点:跨省就医即时报销有望逐步实现】
虽然中国的基本医保体系已经覆盖了95%以上的人口,但是异地就医实现即时、足额报销并未完全实现。近年来,随着人口流动迁徙日益频繁,这种矛盾日益凸显。日前,国家新农合信息平台最近开通试运行,并与北京、内蒙古、吉林、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海南等9个省级平台互联互通,今后参合农民将通过这一平台实现异地就医即时报销。目前,各地也正在推行省内异地就医即时报销,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医保已在8个省、市实现这一目标。实现全国性的跨省就医即时报销主要难点有:一是各省之间还没有实现医保信息互联互通;二是基本医保统筹层次低,三是大多以县市一级为统筹单位,普遍没有建立省级结算中心;四是医保报销范围和报销比例各地存在较大差异;五是属地化管理的医保制度,各地医疗价格有较大差距,一些欠发达地区医保部门担心,异地就医会导致医保基金超支。根据“十二五”医改规划,到2015年我国将全面实现省内异地就医即时报销,初步实现跨省就医即时报销。这次试点跨省就医医保即时“报销”符合民众的需求,是深化医改工作的重要一步。
【形势要点:纪检体制改革很难解决腐败的根源问题】
在腐败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呼吁纪检体制改革、主张垂直管理的声音此起彼伏。据消息人士透露,十八届三中全会定位于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纪检监察体制的改革可能会在近期有所突破。有分析人士认为,目前纪检监察体制在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两个方面存在弊端。首先是力量分散。既有纪检监察机构,也有检察机关的反贪机构,还有政府机构中的监督机构,比如审计。从机构的类别上来讲力量很分散,而且各个力量分布于不同属性的机构中,行政机关、党的机关、司法机关等。其次是纪检监察同级监督。同级纪委对党委的监督,既不太可能全面,也在职位与权力上不相对应。更关键的是,这种监督在本质上是同体监督。在“一把手”权力软约束的大背景下,纪委官员不仅对其监督乏力,有时候甚至发生纪检官员参与腐败的案件。对于未来纪检监察体制的改革方向,相关专家认为,可以在两方面着力:第一,搞纪检监察的大部门制,把分散的力量整合起来。把相关部门合并起来,或者形成合力。第二,从同级监督变为提级监督,省级领导由中纪委监督,市级领导由省纪委监督。虽然纪检体制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对遏制腐败有一定效果,但腐败的根子还是权力结构上有问题。比纪检体制变革更为重要的,是将权力运行过程的透明化和合法化。这意味着,异体监督不仅仅体现为党内的互相监督,监督的外延必须扩大。
【形势要点:地方国企的利润下滑凸显稳增长困境】
在保增长的号角下,地方国企的困境非常突出。国资委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地方国资委监管企业9198家,累计实现利润总额4174.9亿元,同比下降2.9%;净利润3146亿元,同比下降2.6%;其中利润总额同比下降的省份有15个。据分析称,地方国企利润下降的原因主要有六点:首先是外需不足,内需预期不稳定,导致钢铁、煤炭、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重型机械、造船等行业产能过剩,多陷于增产不增收、增收不增利的经营困境。第二,从企业内部因素看,过去效益来源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经营方式粗放,在全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背景下,企业投资规模上不去,经济效益出现下滑。第三,一些企业处于产业链中低端、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应对市场变化能力也较弱也是重要原因。第四,地方国企对市场并不是特别敏感,在经济下行期调整的速度较慢。很多地方国企没有根据市场状况进行及时调整、压缩成本,而是通过增加银行贷款,维持过去生产的水平和职工收入水平,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成本侵蚀利润的情况出现,这就导致利润进一步下降。第五,地方国企承担了地方发展重任,其表现和地方政府的政策高度相关。一些地方政府不顾市场规律、盲目大干快上造成的产能过剩,是现在地方国企业绩下滑的一个主要原因。第六,在不科学的财税体制和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的增收压力,从而有了强大的经济增长动力,对于吸引工业投资发展经济具有天然的冲动。虽然经济不景气,内需不足是地方国企利润下降的重要原因,但自身问题才是决定性因素。只有对症下药,地方国企才能破壁突围。
【形势要点: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完全由政府主导有问题】
新能源汽车是国务院确定的重要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最具发展潜力的重要领域之一。由于新能源车辆尚未普及,规模化效应尚不明显,中国对其进行了价格补贴政策。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在市场经济下,选择哪一种技术路线是市场决定的,由企业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市场的需求,来决定它所选择的技术路线,但是我国却因为旧体制遗产的存在,技术路线往往还是机关领导来决定。特斯拉的成功,在于它在电池技术和车型定位上,与大部分企业反其道而行,这是两步险棋,而事实证明它走对了。对于特斯拉的崛起,从体制环境和政府行为上我们要吸取教训:单就技术而言,未来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一个新兴技术的经济性成功是很难取得的,因而谁也无法断言哪种技术就一定是最适合发展的,强制执政指导反而不会带来好处。政府的作用是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他们各自发展,并能够在良性竞争中并脱颖而出;在这之中,要特别关注小企业,成熟的企业会希望自己已有的东西能够继续发挥作用,考较过多,而小企业没有包袱,反而能够勇往直前。
【学界观点:集体建设用地经营性流转是对投机者的奖励】
土地是地方发展的重要资源,农村土地更是各地土地开发及经济建设所瞄准的对象。随着土地流转和征地规模日渐扩大,流转征地中存在的土地利用率不高、非粮化倾向和收益分配比重不平衡等问题日益明显。安邦(ANBOUND)特约经济学家钟伟认为,关于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本身从思路到方法都存在缺陷。它主要存在以下几大问题:一是放大了土地出让主体到乡镇级别,原来数千个土地出让主体,现在变成了几万个,更加混乱;二是放大了基层腐败,没有人能确信乡长镇长的素质会比较好。这从皇权历来不下县就可以看出来,流转可能培养一批土皇帝甚至恶霸;三是农民拆迁补偿未必能提高,更便宜的土地流转,怎么能带来更好的补偿?乡镇不太可能是不截留资金的雷锋。四是小产权房问题将更为严重,更难以解决;五是现在在土地市场上规范运作的政府和开发商将受到打击,相反,以不规范方式出让和获取土地的政府和开发商则有可能获利;六是对目前的商品房市场形成不确定性的冲击。因此,关于集体建设用地经营性流转,不是改革是倒退,是对土地投机者的奖励。他认为,目前中国的土地问题,集中在农业的深化对外开放和推动农业产业化方面,因此,对耕地进行确权,随城镇化的推进容忍耕地适当兼并集中,打破家庭联产,向产业农庄和产业农民转型是关键,此外就是农业的对外开放,其中关键是打破现在落后的粮食安全观。
【形势要点:以行政手段治理房企囤地行为收效有限】
近日,由住建部牵头,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商总局、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证监会等七部委已经开始着手建立房地产开发企业违规记录的“黑名单”共享系统。按照国务院提出的要求,现有分散在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银监会、工商总局等多部门的有关房地产开发企业“囤地”“信贷违规”“销售违规”等系统,将被整合为统一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诚信信息共享系统”,在所有涉房管理的中央部委之间,实现信息共享。系统共享实现后,在任何有关房地产开发领域和环节所出现的违规问题,都将在系统中显现。依据这一信息系统,针对任何领域的违规行为,涉房主管部门根据自身管理权限,均可以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土地获取和融资限制处罚、限制相挂钩。有业内人士称,一些靠囤地、各种“找关系”、打擦边球来生存的房企面临困难。不过,这种“黑名单”系统是能否“执行到位”是值得商榷的,毕竟政府行为跟开发商、银行等企业机构的商业行为并不完全对等。囤地现象的出现更多与中国制度相关,而不是房地产开发商的诚信问题:第一,与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有关。虽然实行的城市土地政策是国有,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表面。在土地一级市场中,实际上并不存在市场。政府是惟一的供应者,竞争者并不存在。第二,与中国的土地拍卖制度有关。在拍卖出让土地的过程中,土地的拍卖价格必然会越来越高,原因是价格低了供应商不大可能会拍卖,供应商一定会寻找价格高的竞价方。第三,在中国“囤地”没有成本。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囤地问题不可能通过一个“黑名单”系统就简单解决了。
【形势要点:交通部放行淡水河谷大船将冲击航运业格局】
围绕巴西铁矿石巨头淡水河谷40万吨超级矿船来华一事,淡水河谷与中国航运界、钢铁界、港口界等方面的博弈已持续多年。日前交通运输部发布《沿海港口码头靠泊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让淡水河谷筹谋已久的大船战略看到了“曙光”。意见稿称,依法建设有结构预留的泊位码头,经原初步设计审查管理部门核准可以按结构预留等级满载(或减载)靠泊。另外,对于超过码头靠泊能力的船舶,船舶减载至码头靠泊等级允许设计船舶的最大载重吨,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核后,可靠泊等级为30万吨级以下的码头泊位。业内人士表示,这一条款为淡水河谷40万吨超级矿船进入中国扫清了法律障碍。中国航运界担心,40万吨级散货船进入中国港口将直接危及中国的海运业,因为淡水河谷的大船要比20万吨级的船舶节约成本25%到30%。中国钢铁界对淡水河谷大船的态度则呈现分化。有些企业家认为,淡水河谷的大船来华能够降低铁矿石价格,形成更加有利的竞争局面。有些则认为,超大型矿船一旦进入中国港口,就等于矿业巨头拥有了一个流动的铁矿石现货仓储基地,迫使钢铁企业以“到岸价”的方式进行铁矿石交易,中国钢企将完全丧失矿价发言权,所谓降低的运输成本也被矿业巨头获得。中国港口界则对淡水河谷大船靠泊垂涎已久,因为港口看重的是吞吐量。虽然未获国家批复,中国已经建成多个40万吨级航道和泊位,比如大连港、董家口港、连云港港等。不过,也有港口人士担心,超大型矿船运行将危害中国港口长远发展。“中国至少有14个港口有能力建造40万吨矿石码头,淡水河谷分别游说这些港口,谎称要将他们的港口当作中转港,其目的就是挑起恶性竞争。”针对淡水河谷大船来华事宜,中国船东协会副会长张守国表示,估计短期内还解决不了,这里面有诸多因素,淡水河谷得跟中国航运业达成合作共赢,不能因为它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目前双方正式的谈判还没开始。”
【形势要点:危险化学品的管理也需要简政放权】
中国新一届政府全面执政后,不断深化行政审批改革,分三批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共计221项,令各方看到了新的气象。在改革红利减退的当前,推动行政审批改革向纵深发展,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助于盘活微观经济,释放企业活力,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近日,有化工企业向安邦(ANBOUND)反馈,危险化学品的管理其实也需要简政放权。自2011年国务院发布修订后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591号令)以来,安监总局陆续发布或修订了一系列针对危险化学品管理的配套规章措施,加强对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但这些管理措施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仍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地方。例如对于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现在各地安监局对于危险化学品的经营许可不是基于危险类别,而是基于具体的危险化学品;但对于危险化学品的判定,特别是对于混合物的判定没有明确的标准,这给企业相关许可证的申请造成很多困扰。建议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许可按照危险类别进行管理,既利于政府有效监管,也便于企业操作。另外,安监总局今年新发布的《化学品物理危险性鉴定与分类管理办法》要求企业对于未在危险化学品名录上的产品必须委托国内的外部鉴定机构进行物理危险性测试和鉴定,这对有能力进行危险性鉴定分类的企业带来不必要的负担(额外的鉴定时间和费用)。建议对有能力进行分类鉴定的企业,允许企业根据已有的相关标准自行分类,这样既能节省政府资源,也可以减少企业负担。值得一提的是,企业普遍担心,在一批旧的行政审批和收费减少后,又会冒出更多看似合理但仍然束缚企业手脚的审批。就拿以上危险化学品经营、生产或使用许可证的办理来说,以前只要根据危险化学品的8个大类来分,经过政府认可的安全评价机构出具安评报告和其他必要文件即可,但现在如果要申请或延续该证就要把所有的危险化学品名称列明上报,并打印在许可证上。如果是生产或使用企业由于工艺和配方等原因不会经常变动,但贸易型企业就带来极大麻烦,因为要根据市场需求随时变动新的化学品。同时如果新产品不在国家新出版的危险化学品名录内的话,企业不能确定其危害性还要去安监局的鉴定机构做物理危险性测试和鉴定,然后才可以申请。这些都极大地增加了企业的时间和成本。当然,安监局的解释也很合理,就是要通过繁杂的手续,阻吓一大批没有危险化学品资质或能力的小微企业退出市场。所以这里又涉及到了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其实,小微企业是否退出市场,本不应在政府的管理范围内,把握好标准,让市场优胜劣汰,已经完全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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