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警方刑拘新快报记者的法律硬伤

文/陈杰人

10月18日,广州《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湖南长沙警方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跨省刑事拘留,媒体的报道和《新快报》信誓旦旦的说法,称此事祸起记者在报纸上多次发表文章,揭露长沙重点上市企业中联重科财务造假的问题。

事件发生后,《新快报》罕见地在本报头版头条发表通栏标题文章,要求长沙警方放人,并称“本报虽穷,骨头还是有两根的”。这种针锋相对的做法,在中国媒体被严厉管制的态势下,是极其罕见的,也透露出此事中公权与媒体监督权毫不相让的掐架态势。

在有关此事的全过程没有被披露之前,笔者不便对事件的性质与是非作过多评价。但如果仅从已经披露的事实看,长沙警方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其中尤一一个法律硬伤需要释疑。

首先,根据媒体报道,长沙警方在广州抓人,是把记者塞进一辆奔驰商务车拉走的。而长沙警方有没有奔驰牌公车就值得质疑。如果有,则说明该局存在奢侈的问题,如果没有,则长沙警方需要说明是开着谁家的车去跨省抓记者的。根据我的经验,此事很可能是利害关系人派豪华车送警察去办案,这就可能让长沙警察背上偏袒一方、甚至和利害关系人一方“联合干事”的嫌疑。对此貌似小事,长沙警方必须澄清。

更大的问题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和精神,记者作为一家媒体的工作人员,其在本媒体发表的文章,属于职务作品,其法律责任应当由单位承担。这一点,从最高法院有关新闻监督名誉权纠纷的司法解释就可看出,该解释明确规定,如果是对记者的职务作品提出名誉权之诉,只列媒体为被告而作者无须成为被告。

根据《刑法》第221条的规定,损害商业信誉罪既是个人犯罪,也可能是单位犯罪。那么,如果仅仅认定陈永洲是在报纸上发表的记者报道文章损害了中联重科的商业信誉,那么也只应该把新快报社作为犯罪嫌疑人处理,而不应该追究陈永洲本人的任何法律责任,除非警方已经有证据证明,陈在其他场合存在故意捏造事实毁坏商业信誉的实际行为。

刑法的前述规定,还明确把“损害商业信誉罪”限定为“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那么,如果认定记者毁坏中联中科的商业信誉,警方就必须在立案的时候就掌握记者通过私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中联重科信誉并给中联重科带来重大损失等方面的证据。

借此机会,我想告诉长沙警方和广大警察的是,不要以为8月份之后有了两高为公安机关背书式的司法解释,警察就可以为了保护企业或个人而为所欲为。在这个社会上,虽然法律还只是某些官员和机构的手纸,但手纸也有自己的尊严,搞得手纸生气,也会伤害肛门的。如果警察以此手纸当敕,继而对任何批评者为所欲为,那一定会砸伤自己的脚。须知,在这个国度,虽然现在很多人已经被吓唬得噤若寒蝉,但如同新快报所说的一样,他们虽小,但穷骨头还是有两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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