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彤:从外部,看内部——写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

现在又到了敏感时期,空气紧张。熟人相见,问候之余,不免会问问三中全会的“消息”。明知道中共保密纪律之严,不可能有任何“消息”,但照例有人会问。

这也难怪。三十年来,历次三中全会都比较重要。一中全会是中共换届,二中全会是政府换届。按照中国特色,换届必定由老人作报告,看不到新人新气象。到底有没有动静,一般要到三中全会才能见分晓。

能不能预先揭晓呢?这事也难也不难。

难在它还没有开,不能排除变数。比方说,1978年那次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开出了变数:陈云、谭震林、胡耀邦等纷纷要求讨论第一次(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打乱了华国锋、邓小平预定的只谈经济(向前看)不谈政治(不纠缠历史旧账)的议程。由于七嘴八舌,引出了喜出望外的收获,把一个本来平淡无奇的例会,开成了凝聚民心的盛会。这种变数太戏剧性了,不是经常出现得了的,所以预测很难。

但也不是没有重要的迹象可寻。比方说,平民所关心的,无非是“三中全会的议题和我辈平民有没有关系”。我姑且大胆断言:大概不会有太密切的关系。我的根据是:因为它对平民保密。按照世界通例,任何政党的政纲都唯恐老百姓不知道。只要它真能给人们带来重大利益,凭什么秘而不宣?如果需要保密,一定有不宜告人的原因。其中最最好的可能性是,它对咱们无害,咱们不必操心。

许多人想知道它能不能开得“成功”。我认为这应该是可知的。问题在于什么叫“成功”。有两种流行的答案。一种认为,压倒了不同意见,实现了主观预期,就是成功。另一种认为,找到了解决难题的途径,达成了共识,才是成功。前者是辩士的高见,后者是社会的常识。按照前者,为了创造清一色的论坛,事先必须雷厉风行清网查谣。按照后者,为了集思广益,理所当然应该保护直到高价征求不同意见。从会前对待不同意见的不同态度,大致可以测出会议的一般方向。

作为公民,当然关心公民权利的保障,关心将来能不能把经常侵害民权的官权关进笼子。现实的情况是,主张公权力应该接受公民监督的“新公民运动”的倡导者王功权先生最近已被当局正式批准逮捕。只要他仍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押在狱,我对“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梦不抱任何希望。同样,只要要求领导公示财产的许志永先生仍然被押在狱,我对“反腐败”的梦也不抱任何希望。只要冀中星、夏俊峰和曾成杰等公民的案件不平反,就难以令人信服在中国的土地上还能做法治的梦。三中全会之内的决策和之外的行动,不大可能出自两个互相对立的中心的指挥。

中国存在着许多大问题,诸如国土全面污染,贫富鸿沟高筑,民族矛盾持续尖锐紧张,以及历史问题成山等等,这些本来全不需要由现领导来承担责任。现领导的责任是告别过去,探索新路。万一新领导自愿和旧制度捆在一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以上管见,都是对皮毛的观察。至于领会会议的精神,只能等到闭幕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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