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难做到“见坏就上 见好就收”

作者:钱理群

【编者按】10月27日,秦晖、刘瑜、刘苏里等众学者做客腾讯思享会,于北京彼岸书店研讨秦晖新书《南非的启示》。著名人文学者钱理群先生认为秦晖是在为民主做辩护,赞赏秦晖的“理直气不壮”,说够了民主的好,也说透了民主的问题,是谓“成绩讲够,问题讲透”。希望其他各种理想的坚持者都要警惕“浪漫主义”,不要将自己信奉的主义理想化、绝对化,充满政治正确的激情,像狼一样扑向不同意见的人。

钱理群先生感兴趣秦晖书中写到的曼德拉,叹中国没有曼德拉式的人物。“本来在整个社会激进时,知识分子应该保守一点;当整个社会保守时,应该激进一点,这是知识分子和一般人区别所在。可中国的知识分子恰恰相反”。同时也担忧,即使中国有了曼德拉式的人物,他们在社会保守时激进,在社会激进时保守,“见好就收”的立场能为中国老百姓所接受吗?“是否能够在老百姓的怨愤中注入‘明白的理性’和‘深沉的勇气’,是否能够出现越来越多的具有曼德拉倾向的知识分子甚至政治家,这可能是未来中国走向的一个关键。”以下为钱理群发言实录:
钱理群:我要祝贺秦晖,秦晖年初出了《共同的底线》,年末出《南非的启示》,这两个会我都参加了,但第一个会我很早就到了,因为有我想讲的话。这个会我有点犹豫,一开始是拒绝的,因为南非问题我一点都不懂,包括三农问题,我也不了解,对自己不了解的事发言,不太好。我现在要讲的内容是借题发挥,跟今天主题没什么关系但有内在联系的一个问题。我准备讲五个问题,先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关心秦晖写这本书的态度。秦晖显然是在为民主辩护。他在序言里说得很清楚,“为民主辩护不能建立在民主浪漫主义的基础上,真正有说服力的辩护是要比指责民主制度的人、对民主化过程中的负面现象看得更透彻。”(记录大意,非原文)还说“用这些负面图景吓唬人,以否定民主的努力固然不可取,但相反的逻辑认为,既然民主化是正确的,那么什么代价都不在话下,这样的逻辑也是不行的。后人不应该被这些负面的案例所吓住,另一方面这些负面也应该尽可能的避免。”所以秦晖一开始也说了,他的态度是“成绩要讲够,问题要讲透”,这一点具有普遍性,是对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很有针对性、很有意义的问题。

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有各种不同看法,提出各种不同主义,而且为这些主义吵得你死我活。现在的问题是要从你死我活的种状态中突围出来。上次在秦晖那本书《共同的底线》的讨论中,提出以“理直气不壮”的态度可能会避免你死我活。我觉得秦晖说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答,所有主义的倡导者、所有主义的拥护者能不能够像秦晖这样,在为自己立场辩护的同时,也说说自己坚持的主义的负面现象,说得比较透。所以我想向左右派的朋友发出呼吁:主张宪政民主的朋友,是否可以深入讨论一下民主宪政本身会遮蔽什么问题?会带来什么问题?主张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朋友们,你们可不可以谈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有没有负面的问题,有没有带来严重的后果?为什么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还有主张儒家社会主义的朋友们,你们可以谈谈儒家有什么毛病?儒家有什么严重的后果?我觉得必须这样来讨论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都应该像秦晖说的这样,把“成绩讲够,问题讲透”,而不能够只讲成绩不讲问题,或者用“虽然……但是……”“虽然有这个问题……但是……”,这样就把问题淡化了。总讲自己那套主义,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很难有说服力。我认为理论的力量在于它的彻底性,彻底性就是敢于讲成绩,理直的讲成绩,但同时也讲指出你所主张的主义有什么问题,这才有真正的说服力,这样做才能够“理直气不壮”,才能够冷静下来听取不同意见,从别人不同的主义里有所吸取。
所以秦晖说“要警惕民主浪漫主义”,我觉得这句话具有普遍意义,我们是否应该同时警惕社会主义的浪漫主义?警惕毛泽东时代的浪漫主义?警惕儒家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是什么意思?是将自己信奉的主义理想化、绝对化,充满政治正确的激情,像狼一样扑向不同意见的人,我觉得这会带来独断主义,带来专制主义,甚至会导致彼此杀戮。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对秦晖这本书最感兴趣的是讨论《曼德拉现象的历史意义》那一章。对此我的第一个反映是:中国如果有一个曼德拉该多好(现场笑)。秦晖说南非奇迹的原因就在于人民相信政治家,而政治家表现的理智或者尽管人民并不那么理智,但没有为难他们所信赖的理智者。我觉得这是南非经验的基本经验。这对当下中国具有特殊的急迫性和现实性,即当下中国处在转型时期,需要怎样的政治家、需要怎样的知识分子和需要怎样的人民,我们具备这些条件了吗?我们怎么样来创造这些条件?我觉得这是当下最迫切的一个问题。而且在中国这样一种极权体制下,在历史转折时期,政治家最重要。这个铁腕人物可能带领大家走出困境,也可能走不出困境。但不管他是否带领走出困境,最后会他都会成为压迫者。坦白说,对于这样的铁腕人物我不感兴趣,而且害怕。强人或半强人的统治,能不能带领我们走出困境另说。问题是,曼德拉式人物对我们有什么启示?我觉得有两点启示,是当今中国所缺少的:

一是曼德拉的理念,也是杨老说的曼德拉一直坚持包容性理念。曼德拉说“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样,需要解放,我的使命是解放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样的理念极其重要。这使我们想起了林昭,林昭当年就是这样说的,她提出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自由观点”:“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自由。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即使奴役他人者也同样不得自由”,“我反抗的目的,不是为了使自己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压迫者,而是为了给一切人以自由,这样才能真正走出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才能够走出革命者成为新的压迫者,自己也成为新的形态不自由者的历史怪圈”。林昭当年提的主张是针对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有一个理念“革命的目的是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也就是说把原来的压迫者变成被压迫者,地主打倒了还不行,原来的被压迫者翻身了要成为压迫者,农民翻身了要成为新的主人,所谓“新的主人”就是成为“新的压迫者”。但实际上,农民也并没有成为新的压迫者,但理论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看曼德拉,就想到毛泽东,因为他们有可比性:都是搞武装斗争,但搞下来的结果跟民主带来的后果完全不一样,其中最重要的一方面是曼德拉坚持给一切自由的理念,也是林昭所追求的理念。

今天的中国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要推动改革,中国社会转型的目标是什么?是要重演毛泽东那“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吗?还是像曼德拉、林昭说的那样——解放一切,给一切以自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才可能谈到曼德拉后来讲的“和解、妥协”,这些理论基础是这个东西。考虑未来中国变革,这是一个前提性问题。我非常赞成秦晖先生的意见,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和解与妥协、反暴力、非暴力。秦晖先生说这不仅是一个策略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这个问题有机会还应该展开讨论一下,这样一个和解的、妥协的和非暴力的哲学、各方面的意义,对未来中国发展非常重要。

二是曼德拉身上理智和道义的统一。这两个侧面首先是坚持公正、道义。用秦晖的话说是“见坏就上”,维护社会的公正、道义,不惜牺牲一切甚至不惜牢底坐穿,这样一种身体力行是使得曼德拉这样的政治家、知识分子获得民众基本信任和支持的根本原因。另外是理智,按秦晖的话是“见好就收”,懂得和解、妥协、非暴力。而这样一个把道义和理智集于一身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恰好是当下中国所欠缺的。我们暂时不说政治家,就说知识分子,我看到的是两类知识分子:一类确实有社会担当、维护公正、公平正义,但过于激进,调子过高,而且常常摆出道德制高点的架势,这样激进的知识分子常常给人以表演的感觉,所以很难得到一半人的同情和支持。另一类知识分子非常理智,处处讲妥协,但理智过了度就变成犬儒主义。所以秦晖的话我非常欣赏,他说“见坏不上,见好不收”是一种普遍的人性特点,我们现在是“见坏不敢上”,到将来好了,“见好不敢收”。前者利于专制,后者却容易导致以暴易暴。所以秦晖说“人往往不敢反抗那执着拥护的政治,而同时又不愿意拥护那可以反对的政治。”也就是说这种该激进时保守,该保守时激进的毛病是一个政治畸形病。我觉得这些话都击中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要害,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本来在整个社会激进时,知识分子应该保守一点;当整个社会保守时,应该激进一点,这是知识分子和一般人区别所在。可中国的知识分子恰恰相反,社会激进时,比谁都激进,社会保守时,比谁都保守。

还有一个问题是需要特别警惕哗众取宠的乱世英雄。我对秦晖所讨论的“圣雄”“英雄”“枭雄”那一节很感兴趣,很有意思,而且很有现实性。在中国很难出现“圣雄”,容易出现“枭雄”,特别是当下社会情绪亢奋时刻很容易出现哗众取宠的乱世英雄。在我看来,网上呼风唤雨的一些人恐怕就是这样的“枭雄”。(您说的就是大V。-现场沈原老师插话)。不全是大V。大V有各种各样,但当中确实有一些呼风唤雨的乱世枭雄,这非常值得警惕。

现在大家常谈中国会不会发生革命。我赞成秦晖的观点,革命不是一个理念问题,而是“情势”,情势发展到某种程度,很难说中国不会发生革命,不管你是否支持。对此我是反对的。如果有一天各种情势出现时、发生革命时,主导革命的人是谁为问题的关键。秦晖提出主导的是甘地、曼德拉还是阿明,这决定着中国命运。也就是说,中国万一发生革命或者发生骚乱、混乱时,来主导的是那些哗众取宠的乱世英雄,还是有道义和理智的政治人物为中国问题所在,是中国的危险所在,也是我担忧的问题所在。

还有人民的问题,即使中国有了曼德拉式的人物,他们在社会保守时激进,在社会激进时保守,“见好就收”的立场能为中国老百姓所接受吗?我很怀疑。秦晖说要阻止“复仇主义的灾难”,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警告。现在中国老百姓涌动着一种怨愤情绪、一种戾气,怨愤情绪、戾气很容易走上复仇主义。所以鲁迅当年说“中国老百姓的怨愤情绪实在是太大了,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了”,问题是怨愤情绪这把火烧向哪里?鲁迅当年提出“一定要在老百姓的怨愤情绪里注入明白的理性与深沉的勇气”。我觉得曼德拉是这样的。前面说南非很容易发生激烈的冲突,但出现了曼德拉,曼德拉及时地在民众的怨愤里注入了“明白的理性”和“深沉的勇气”,使这个民族得以发展。这是当下中国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否能够在老百姓的怨愤中注入“明白的理性”和“深沉的勇气”,是否能够出现越来越多的具有曼德拉倾向的知识分子甚至政治家,这可能是未来中国走向的一个关键。谢谢!

钱理群,著名人文学者,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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