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给晚清宪政改革的“最后忠告”

晚清宪政改革尽管出现诸多状况,但大体上说,摄政王载沣接手后,继续沿着1906年开启的预备立宪路线图前行。至1911年5月8日,清廷按照调整后的规划如约宣布第一届内阁组成名单;宣布内阁官制;宣布裁撤旧有之内阁、军机处及会议政务处;宣布设立弼德院、军口府。如果熟悉甲午之后十几年中国政治改革史,就知道这几点宣布确实不容易。

中国的悲剧在于,奋斗多年的宪政还没有完全成立,竟然发生了“宪政危机”。第一届责任内阁十三人中,竟然有九名来自皇室或贵族,因而被社会各界调侃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

面对如此困局,中国资产阶级并没有失声妥协,更没有以“在商言商”自律,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政治诉求,要求清廷重回宪政改革正轨。这其间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张謇。

张謇是甲午年状元,在那个特殊年代,他并没有留在朝廷做官,而是返回故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十几年过去了,张謇不仅是著名实业家,经营着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而且积极介入政治,为江苏省咨议局议长,是过去几年宪政运动的重要领导人。

面对政治逆流,张謇忧心如焚,他担心中国人奋斗好多年争取来的宪政很可能功亏一篑,付诸东流,全国为之解体,遂至上海找宪政同仁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诸公商量。他们联名上书摄政王载沣,“切箴之”,更引咸同年间故事,劝摄政王像慈禧太后、恭亲王那样,展示博大胸怀,重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那样有学问阅历的汉大臣,不要为满洲贵族一己之私而丢掉天下。

张謇等人的书面劝说并没有起到作用,各地立宪党人不同方式的抗争也收效甚微,清廷援引《钦定宪法大纲》,以为用人行政为君主大权,他人不得干预。摄政王其实忘记了此时的君主与《钦定宪法大纲》颁布时的君主并不是一码事。

政治危机越演越烈,如何化解危机,各方面瞩目于张謇等“中产阶级”,立宪党人希望张謇利用“权势”劝说朝廷重回宪政正途;朝廷也希望借重张謇等人声望平息民众的不满,恢复秩序。

朝野都希望张謇能到北京实地观察,亲身验证朝廷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立宪诚意,以此决定各省咨议局“国是”立场。

各方面劝说打动了张謇。1911年6月8日,张謇一行风尘仆仆抵达北京,展开一场风风火火的劝说活动。

在北京,张謇受到高规格礼遇,在短短几天时间里,与摄政王、庆亲王,以及端方、那桐、载泽、载洵、载涛、徐世昌、盛宣怀等人轮番会面,张謇始终本着“陈说民隐”的宗旨,就时局危机表达自己的看法。张謇的表达受到了主政者的赏识,很快就有人动议任命张謇出任要职,或以“宾师之位”,或任内阁秘书长。张謇闻讯坚决拒绝,他的理由是自己十几年来第一次回京,是受东南各界委托表达宪政关切,现在如果让他“得官而去”,与其做人宗旨相悖,无论如何没有办法接受。

张謇的态度使他的威望更上一层,使他在与清廷诸公谈话时更加自信、坦然与淡然。在与摄政王谈话时,张謇明确表示,中国的政治改革始于戊戌,“今世界知中国立宪,重视人民,皆先帝之赐”。现在的中国已经到了收获改革成果的季节,绝不应该让一些程序性的细节破坏政治的良性发展。他建议摄政王周咨博访,集思广益,为化解时局危机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在与摄政王谈话时,张謇还就外交、内政诸多问题表达关切,以为未来几年,中国外交有三大危险时期,中国内政面临三大亟待解决的困局。

关于外交,张謇建议朝廷注意未来几年即将发生的三件大事对中国的影响:一是即将到期的中俄伊犁条约,二是宣统五年到期的英日同盟条约,三是巴拿马运河即将告成。这三件大事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外交当局都应该做好评估,提前防范。

至于内政,张謇提出朝廷必须高度注意的三个方面:一是各地灾害频仍,民生困苦,朝廷一定要弄清老百姓最真实的关切,一定要利用好各省咨议局沟通上下,帮助老百姓切实解决问题。至于闹得沸沸扬扬的铁路干线国有化问题,张謇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第二,张謇强调,现在各地商业经营已经极端困难,朝廷一定要尽快想出办法,盘活金融,繁荣市场。

第三,张謇认为中国的发展有赖于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而国际环境的关键是中国能否把握好中美关系。中美之间的联合格外重要,尤其是民间的合作与善意培养,值得格外下功夫。

对于张謇的六个建议,摄政王点头称是,以为说得极好。他建议张謇就具体细节与载泽或其他负责大臣细谈。

在与庆亲王谈话时,张謇直截了当谈了许多问题。第一,鉴于东北亚局势的变化,特别是日韩合并、日俄的影响,张謇建议朝廷高度注意东三省发展的急迫性。

第二,张謇向庆亲王痛陈国内政治真相,以为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国民疾苦之甚,党人隐忿之深”,可能远远超出朝廷的想象。张謇诚恳劝说庆王爷:“王处高位满溢之地,丁主少国疑之会,诚宜公诚虚受,惕厉忧勤,不宜菲薄自待,失人望,负祖业。”

据张謇描述,他这些话“语多而挚”,说得庆亲王“掩面大哭”。据此细节,张謇认为庆亲王并不是传说中的那样昏庸无能,只是在朝廷阿谀者众,致成其口茸之过、贪渎之名。

在与载泽、盛宣怀谈话时,张謇主要从技术层面提出解决铁路干线国有化问题所带来的困扰。他认为,各省民众响应朝廷号召集资修建铁路并没有错,朝廷现在出于政治、社会、金融安全要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统一建设,也没有错。但是,在处理善后问题上,一定要有政治家的视野,不要盯着蝇头小利,更不能算计人民,让最下层吃亏,抱怨朝廷。

至于四川铁路公司出现的亏空,张謇建议应先由中央财政买单,无论如何先将一般集资民众从这个巨大的集资项目中安全剥离,不要让成千上万的民众成为朝廷的对立面。

张謇认为,只有让一般民众解脱后,才能谈得上惩处四川铁路公司高层贪腐、挪用问题。否则,一旦铁路公司绑架了民众,铁路干线国有引发的政治危机无法想象。

不幸的是,盛宣怀太自负了,他用财经专家的思维处理政治问题,不知道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真实关系,不知道收民路归国有只是一个政策调整,而政策的主旨“以达为主,不当与人民屑屑计利”。盛宣怀的专业与自负,让清廷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从张謇的建议,让铁路干线国有化成为压垮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张謇描述此行是“尽最后之忠告”。那时,像他那样愿意继续尽忠言批评政府的已经很少,人们都在静默地等待朝廷一错再错。当统治者拒谏时,所有的苦口婆心都属于多余。

(本文作者马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明通论》、《晚清二十年》等。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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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无帮国
    2013年11月2日19:03 | #1

    这么的罗哩罗嗦, 结果还是一样
    还是五不搞来的干脆利落, 斩钉截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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