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學院

原文
作者:Marshall Sahlins
日期:2013年10月29日

***本譯文版權歸作者/刊登機構所有,轉載請保留此聲明。***

孔子學院審查政治議題的討論,同時限制自由交流想法。然則,美國的大學為甚麼會贊助它們?

我和東亞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福斯(Ted Foss)坐在他位於芝加哥大學賈德堂(Judd Hall)三樓的辦公室內。東亞研究是個典型的地方研究項目,匯集了一眾來自不同學科,研究中國、韓國和日本的專家。在我們之上的四樓是這大學的孔子學院辦公室及演講廳,它是在2010年開張的。孔子學院這個學術單位提供到到認可的中國語言及文化課程,並贊助多種課外活動,包括藝術展覽、講座、會議、放映電影及慶祝中國的節日。在芝加哥大學和一些其他院校,它還資助大學教職員研究關於中國的議題。我問福斯,芝加哥大學的孔子學院有沒有就具有爭議的中國議題,諸如西藏獨立、或台灣的政治地位等舉辦過講座或者會議?他向遠處的牆壁做了個手勢,說:“我可以在這辦公室掛達賴喇嘛的相片。可是,我們不會在四樓這樣做。”

原因是,芝加哥大學和其他地方的孔子學院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資助的。中國在2004年創辦孔子學院這個項目,現在全球大約有400間孔子學院,以及一個外展計劃,在中小學開設了接近600個“孔子教室”。在某些方面講,這種由政府資助的教育及文化項目不是甚麼新鮮事。過去60多年來,德國一直依靠歌德學院在全球推動德語的教授。但是,正如英國文化協會和法國文化協會那樣,歌德學院是大學範圍以外自成一體的機構,而孔子學院則是寄主大學日常課程內的自主單位。例如,芝加哥大學的孔子學院在大學的東亞語言及文化系開辦經認可的中國語言課程。

還有另一個重大分別:孔子學院是外國政府管理的,因此會順應那個國家的政治。孔子學院的章程、附則,以及和寄主大學簽訂的協議都把孔子學院的教學活動置於中國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漢辦”)的北京總部監管之下。雖然官方文件說“漢辦”隸屬於教育部,但管理它的是由國家及黨內各個政治單位官員組織的評議會,其主席為政治局委員劉延東。目前,該評議會的成員分別來自12個國家部門和委員會,包括外交部、教育部、財政部、文化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以及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簡言之,以國際教學組織模式運作的“漢辦”是那個黨國的工具。

在比較大型的孔子學院寄主大學,“漢辦”負責全部中國課程中的一部份。而在為數更多的小型寄主那裏,“漢辦”則控制了大部份或者全部的中國語言及文化課程。 “漢辦”有權為它負責的課程提供教師、課本和課程表。它更會任命當地孔子學院的副主任。獲“漢辦”資助的學者所進行與中國有關的研究計劃要得到北京批淮。 北京會定期評估及審核“漢辦”聘任的教師,以及孔子學院的學術和課外項目,而寄主大學則需要接受北京對孔子學院的活動作監督和評核。 “漢辦”保留對任何未經它批淮或授權而以孔子學院的名義進行的活動採取懲罰性法律行動的權利。 “漢辦”簽署了列明這樣規則不適用情況的協議,但通常只有在它想延攬史丹福和芝加哥等精英大學加入孔子學院計劃時才會這樣做。

儘管孔子學院在美國和其他地方引起了不少注意,卻幾乎沒有針對它們的詳情而做的嚴肅新聞或民族學調查,例如那些中國語文的教師是如何培訓的。課程的內容和課本是怎樣選擇的等等。一個難處是孔子學院就好像一個移動的目標。不僅中國官員在和精英院校談判時表現得有彈性,而且“漢辦”的策略近年也在起變化。儘管孔子學院覆蓋全球,它看來卻沒有達到中國改善形象和提升影響力的政治目的。和解放第三世界那時的毛語錄不同的是,目前的中國政權不受歡迎。正如提出了 “軟實力”這個說法的約瑟夫‧奈所寫,擁有具吸引力的政治制度是“軟實力”成功的必要條件。經過改變的孔子學院計劃減少語言及文化方面的工作,轉而增加了對寄主大學的核心教學及研究的參與。可是,孔子學院的工作準則仍然是它的章程和附則,以及和參與計劃的大學談判訂立的協定範本。 “漢辦”定期要孔子學院舉行一些活動,並以寄主大學的名義開辦課程,以加強中國的影響力。由此證實了人們經常引述政治局委員李長春說過的一句話,孔子學院乃 “中國海外宣傳計劃的重要部份。”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人民日報在2011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吹噓孔子學院的增加(當時有331間)以及中國攀登世界政治上之顯要地位的指標,例如8%的GDP年增長率,它的科技和軍事成果,以及它新取得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 “為什麼中國現在受人注視?因為它的實力在不斷增強…今天,我們與西方和世界的關係不同了;我們不再仰仗他們的鼻息。相反,我們已經慢慢的崛起,要和它們平起平坐了。”

* * *

理解孔子學院運作的一個障礙是,由寄主大學一至兩名代表批准它們開設的協議範本是保密的。那協議包含了保密條款,(根據那雙語文本的中文部份翻譯出來的)內容如下:“協議雙方將視此協議為秘密文件,未得另一方書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公佈,揭示,或張揚,或容許他人公佈,揭示,或張揚獲得或了解到有關另一方的材料或資訊;唯協議的一方為履行協議的責任必須將之公佈,揭示,或張揚則不在此限。”

受保密條款約束的是協議範本的條文,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五條。該條文責令孔子學院的活動依循中國以及寄主院校所在國家的習俗,法律和法規。這怎麼可能在—譬如說—美國做得到?“漢辦”遵守的中國法律把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政治言論及信仰體系列為刑事罪,於是美國的大學可能會因為遵守協議第五條而成為招聘歧視或侵犯言論自由的同謀。而因為孔子學院的章程訂明,其章程及附則適用於所有的孔子學院,寄主大學的人員必須接受中國對院校內學術工作的控制,並同意對這一安排保密。這到底合法嗎?

雖然,孔子學院計劃的章程看來沒有關於具體“軟實力”目標的聲明,那文本卻包括一個看似無害,但等同特洛伊木馬的條款。在列出指導語言的一些強制規則時,它實際上規定學生只能以中國接受的方式來取得關於中國的知識。章程總則的第十條,即最後一條,以及附則(第一章)的明言:孔子學院以普通話及標準漢字傳授中國語文。這裡那有誤導性的所謂 “標準漢字”是指中國頒布的簡化字,以之取代數千年來一切行文書寫所用,比較難學的傳統漢字。而頗令該政權不快的是,在台灣,香港,馬來西亞和許多不受北京直接控制的華人社區還在用傳統漢字。
在一篇關於語言強制規定的政治,內含豐富細節的揭露中,丘奇曼 (Michael Churchman)提到,只用標準漢字來授課,會使全球的學者只能看懂一半的中文。擁有傳統漢字的相關知識,事先有過接觸,以漢語為母語的中國人多少會明白一點那種文字。但那些在大學時才學中文的外國學生則不可能做到這點。除了中國翻譯和解釋的版本外,孔子學院課程的學生讀不懂中國的經典著作,和異議及其他華人社區的流行文學隔絕,他們甚至不能讀到“由大陸人撰寫,但只在香港和台灣出版的關於共產黨的歷史,內鬥,派系主義的材料。”相反,他們受到那個政權在尋求控制中國國內可以談論的話題時使用的同一套語言標準化(普通話)和文字(簡化字)政策限制。

許多信譽良好,知道內情的中國研究學者提到,北京在中國的公共空間“禁止談論的話題”,孔子學院同樣不能涉及。在紐約時報報導的一篇訪問中,在邁阿密大學教授中國政府和外國政策的德雷爾 (June Teufel Dreyer)說,“他們會告訴你不得談論達賴喇嘛,也不得邀請達賴喇嘛來到校園。西藏,台灣,中國的軍事,中國領導層內的派系鬥爭等都是不能觸及的話題。”北卡羅來納大學和悉尼大學的孔子學院極力嘗試阻止達賴喇嘛發言。在悉尼,他得在大學範圍外演講,而孔子學院則贊助一個先前宣稱西藏從來都是中國的一部份,儘管在1959年中國的民主改革以前,它陷於封建的黑暗和農奴制度的中國學者發表演講。滑鐵盧大學(Waterloo University)的孔子學院動員它的學生為中國鎮壓西藏的起義辯護,而麥克馬斯特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和特拉維夫大學(Tel Aviv University)則因為它們的孔子學院的反法輪功活動而惹上了執法當局。其他禁忌包括天安門屠殺,被封殺的作家,人權,監禁異議者,民主運動,貨幣操縱,環境污染,以及在新疆的維吾爾自治運動。在最近,中國政府領導人明確禁止中國大學的教室裡討論七個話題,包括普世價值,新聞自由,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等;這是向地方官員下達的指令的部份內容,那指令提醒他們“注意西方主張的觀點和理論構成的危險。”按理說,這些話題在孔子學院也同樣不能自由探討。

不止一個孔子學院的總監曾經聲明,他的學院可以自由討論任何事情;看起來唯一的問題在於他們不想討論的東西。 “我們對[‘漢辦’官員]強逼教師簽署的合同全不知情”滑鐵盧大學雷尼森學院 (Waterloo University’s Renison College)的院長卡特萊特(Glenn Cartwright)說,那大學開設了孔子學院。“我肯定他們會有一些條件,但我們能不能決定那些條件是什麼則是另一回事。”不列顛哥倫比亞理工學院的孔子學院並不討論人權,因為那不是其任務的一部份。據學院總監賴克特(Jim Reichert)說,“我們的功能是集中在文化意識,商業發展等實際的東西上。”即使在德國的埃爾蘭根-紐倫堡大學(Erlangen-Nürnberg)這種文科大學(liberal arts universities),孔子學院的副總監也於2012年對報紙說,孔子學院或許不是辯論有關西藏和其他敏感議題的正確場所;這類題目留給漢學部門比較好。

精英大學在合理化孔子學院對想法自由交流的限制時,訴諸如出一轍的逃遁說辭。在談到芝加哥大學的孔子學院討論西藏獨立,天安門廣場屠殺或法輪功的可能時,福斯告訴我:“我想那會有一定的自我審查。可是,謝天謝地,我們有資金資助東亞研究中心,我們可以到那裡搞這些項目。我們這裡的孔子學院的任務是講解現代中國的商業和經濟。他和其他人同意的那個任務引起了“漢辦”對芝加哥大學孔子學院應該支持的研究議題的一些“負面反應”。“漢辦”的官員問我們是不是真的要資助十世紀藝術的研究項目,因為協議寫明,我們會專注和現代中國有關的事。“那裡沒有直接的干預,但如我所說,一定的自我審查則是有的。使我覺得高興的是,塞下我們喉嚨的課程節目並不多;因為我們收到這些那些讓舞蹈團表演的要求,而我們能夠拒絕…可是,在一些別的孔子學院,基本上他們接到的是命令,“舉辦這個。”

福斯認為“強加”到芝加哥大學孔子學院的是它的副總監,來自芝加哥大學的夥伴院校,北京人民大學的歐盟專家。她在芝加哥大學並沒有教書或其他的工作。“她基本上就是‘漢辦’的眼睛”,福斯說。這使他記住,在中國的任何部門,任何一個學術部門,你有部門的主席,有黨委,而那使我學界的朋友抓狂,然後你還有那個男的或者女的,要向北京匯報的人。在每一級—從漢辦總部之上的政治局,到來自人民大學,像黨官員監視中國大學的部門那樣,就芝加哥大學孔子學院做匯報的副總監—都有黨國部門重疊或重複的情形。在那個黨國,行政實體受到黨的監視和控制。也許你會以為,芝加哥大學和其他寄主院校的高層管理者必須使自己習慣這些非正統的安排。事情會使你感到意外的。

* * *

因為,孔子學院依循的是政策沒有說明的言外之意,這種政策源自中國政府內部圈子,主要通過自我審查實行,對學術話語的直接證據不容易找到。公眾知道的那麼一點必然是真正在實行的做法的一小部份。然而,能夠比所有一切都更具啟發性的證據卻是有的,因為它包含“漢辦”掩飾依據美國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大多數大學的學術知識和學術自由的通用標準判斷,屬於不良的政策所用的花招。北京學懂的是,例如,從較早期的協議中刪去要求美國院校接受中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根據該政策,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可是,在“漢辦”的網站上仍然看到把台灣描述為“中國最大的島嶼”的句子。

直至最近,“漢辦”的英文網站都在對海外志願中文教師的要求中列明,申請者“未曾參與法輪功和其他非法組織,而且沒有刑事紀錄。”在加拿大一所大學因為一個中文教師屬於法輪功組織而引起爭吵之後,那網站現在說,“申請者須聲明遵守中國的法律,不危害中國的國家安全,不傷害公眾利益或擾亂公眾秩序”這作為在北美大學任教的資格看來是夠糟糕的了。說到教師資格這個問題,舉例說,在201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劉曉波教授就不能在孔子學院任教,原因是他有刑事紀錄:他因為主張人權和民主改革而被中國判處11的監禁,目前正在服刑。

根據大紀元時報,一個關於韓戰,題為“抗美援朝戰爭”的視頻在最近從“漢辦”的網站上移除。除了其他的歷史宣稱之外,那個視頻宣言,中國人是被挑釁才進入戰爭的,因為美國轟炸了接近朝鮮邊境的中國村落,又操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決議,容許美國軍隊擴大對朝鮮的侵略。看起來,那個視頻是在2012年6月11日刪去的。那之前的一天,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休斯(Christopher Hughes)把鏈接發給那時正在就孔子學院的教學材料提出爭論的教職同事。倫敦經濟學院的孔子學院在2007年開辦。

由於這些有問題的學術話語做法,孔子學院的教室項目在澳洲新南威爾士的公立中小學不受歡迎。在2011年7月,悉尼早晨先驅報(Sydney Morning Herald)報導,一個有超過4000個簽名的聯署請願書遞交到新南威爾士議會,要求它呼籲州政府從一些公立學校移除孔子學院的教室。報導指,“政府證實了有爭議的題目,包括天安門廣場屠殺和中國的人權紀錄等,不會在那個計劃中談及…那份請願書指出,外國政府不應該決定新南威爾士的學校教什麼,不教什麼,而課程內容不應該有宣傳。”然後,在2011年10月,綠黨議員帕克(Jamie Parker)提出了另一個聯署請願書,上面有大約10,000個簽名。帕克支持該請願的發言預演了很多在有孔子學院開辦的地方都可以提出的批評要點:新南威爾士政府承認,中國政府的敏感話題,包括台灣,西藏,法輪功和侵犯人權等,不會納入這些課程之中…綠黨歡迎中國語言及文化的教授,然而我們必須警惕外國政府在我們的州立學校內的影響。這些課程和其他國際項目,例如法國文化協會等,都很不一樣。

牽涉到加拿大大學(麥克馬斯特和滑鐵盧)孔子學院的兩宗事例呼應了這些憂慮,同時也揭示了孔子學院更大的知識和法律上的影響。今年,麥克馬斯特大學在孔子學院的一名教師向安大略省的人權仲裁處提出大學歧視性招聘的控訴後,中止了它和孔子學院的協議。提出控訴的是一位來自中國的教師,姓趙(Sonia Zhao),她聲稱麥克馬斯特大學“在把歧視正當化”,原因是她和孔子學院簽訂,讓她能在那大學工作的合同要求她隱藏自己對法輪功的信仰。多倫多的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取得了趙女士所簽合同的副本。那合同是在中國簽的,上面包括 “教師不得加入法輪功等非法組織”的條款。2012年,在來到加拿大的一年後,趙女士不僅說了她向中國當局隱瞞她對法輪功的信仰,還講了中國當局不讓法輪功在孔子學院教室出現的方法。在接受關於她的案例的採訪時,趙女士說, “如果我的學生問我有關西藏或是其他的敏感話題,我應該有權…表達我的想法…我在北京受培訓時,他們說,’別講這個。如果那學生堅持,你就試試轉換話題,不然就說些中國共產黨想你說的東西。’”

趙女士控訴麥克馬斯特大學的案件進入調解。在麥克馬斯特中止和孔子學院的協議後,公共及政府關係助理副校長解釋說,“我們有明確的方針:建立兼容並包的社區,尊重多元,尊重個人想法及表達那些想法的能力。”立場很高尚,可是它卻因為大學未有盡職調查之過而受破壞:在麥克馬斯特大學和孔子學院簽署協議之前,有關法輪功禁令的已經在“漢辦”的網站上出現一段時間了。注意這事情的影響:加拿大的一所大學因為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議程而要負法律責任。

另一個爭議在滑鐵盧大學爆發。如前所述,當地孔子學院所在地,那大學轄下學院的院長表示對中文教師所簽的合同不知情,也沒有能力控制合同的條款。那也許能解釋到那間孔子學院的中國總監為中國在西藏的行動辯護時採取的激進行動,以及她動員學生也那樣做的緣由。那個名為李彦的總監原先是中國共產黨的官方通訊社,即新華社的記者。在2008年,當中國鎮壓西藏的起義時,加拿大的媒體報導了那政權的嚴厲行動,而她則要孔子學院的學生“同心協力地對抗加拿大的媒體”。李彥把課堂的時間用來講述她那個版本的西藏歷史和現在的局勢,展示一幅把西藏清楚標示在中國之內的地圖。於是那些學生發起了一個反抗加拿大媒體的運動,向那些偏袒西藏人的報紙,電視台和網絡報導抗議。那個運動成功使一家電視台為它對有關衝突的報導手法公開道歉。

對曼尼托巴大學(University of Manitoba) 而言,中國政府對加拿大自由討論在中國具有爭議的話題造成的政治障礙是那大學不批准孔子學院在大學校園出現的原因。曼尼托巴大學亞洲研究的教授羅素(Terry Russell)說,“我們對批判性詢問(critical inquiry)和學術自由的看法,他們沒有多少興趣…我們看不出來,你怎麼能說服自己邀請在本質上為中國政府做事的孔子學院來到校園展示一些除了依照北京的路線照本宣科之外,不會提及中國人權問題的項目?”

看來,孔子學院在加拿大和其他地方遇到的反抗,比起全球孔子學院數目最多—超過80間—的美國還要大。(僅次美國的是韓國和俄羅斯,各有17間;加拿大有11間) 。一個原因是,假如用不同的方式運作對孔子學院的戰略優勢有利的時候,它可以在美國這樣做。所有事情都顯示,作為提升中國自己在最大對手陣營內的軟實力,從而稱霸世界的手段,北京在和美國的某些大學談判時,願意靈活應對。其他院校可能會因為害怕中國的影響而拒絕孔子學院,可是,愛荷華大學(University of Iowa)孔子學院的課程統籌說,“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這種畏懼的理據不足”。

愛荷華大學的管理者對他們的孔子學院沒有投訴;具體而言,他們對中方的招聘手法沒有投訴—因為中方的招聘手法沒有在那裡實行。愛荷華大學的管理者在得知麥克馬斯特的法輪功亂子之後,要求能夠避免類似情況發生的合同措施,“漢辦”同意了,讓愛荷華在內部聘請所有職員,不做干預。麥克馬斯特大學一名涉及趙女士個案的管理者說,麥克馬斯特大學和“‘漢辦’的協議沒有同樣的規定。”在趙女士的案件之後,麥克馬斯特嘗試和“漢辦”重新談判協議條文,以修改聘用的規定;然而和愛荷華大學不同,麥克馬斯特未能說動北京。但是,作為一所大型的美國公立大學,愛荷華得到“漢辦”讓步的條件好得多。儘管那裡的中文教師如何聘請,課程如何教授,用哪一種漢字教授等還有疑問,“漢辦”顯然汲取了教訓。

然而,“漢辦”在美國的“鬆動管理政策”也有可能是那個帝國自唐朝起—如果不是在更早的時候開始的話—對在其邊境居住的非中國人實行間接統治的變奏版。在那些糟糕的帝國老日子,那做法稱為“以夷制夷”。同樣,中國當局強調孔子學院作為他們文化征服的一個組成部份,不止一處呼應了古老帝國讓非中國人他者見識天朝皇帝的耀目華貴之氣和鎮定人心之風,從而轉化他們的傳統策略。一個美麗,和平的中國,既和諧又慷慨—這些是孔子學院的主題。

“漢辦”願意順應美國一些大學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著眼的利益格局大不相同。作為中國政府的工具, “漢辦”想要把中國的影響力推廣至全世界,特別是戰略關鍵的地區,以及最重要的美國。“漢辦”因為讓步而看似遭到了挫折,但對一個全球的項目來說,這可能是長遠的得著。相比之下,美國的大學只關注它們作為學術機構的偏狹利益。它們因而會傾向忽略或解聘孔子學院令人厭惡的政治問題—即是說,他們自己參與這個項目的更大影響—只要它們能夠得到一個有利的協議就行。話又說回來,考慮到這些私人利益,美國的大學還有其他理由不反對孔子學院的計劃。美國的高等教育機構直接或間接地,而且越來越多地依賴中國的資金。

直至2012-13學年,愛荷華大學有2062名來自中國的學生。在那大學的商學院,21%的學生是中國人,在2009年是8%。中國學生佔了整個校園的外國學生一半以上,而在商學院大約500名外國學生中則佔了超過80%。愛荷華不是唯一有這些情況的大學。在過去幾年,來自中國的美國大學學生人數急劇增加。在2011-12學年,這樣的學生有194,029人,當中大部份付了全額學費,佔了所有外國學生的25%。以上,幾乎是學生人數第二多的國籍—印度—的兩倍。由中國來的學生從2008-09學年的98,235人增加至2009-10學年的127,628人,再於2010-11學年增加至157,558人。中國來的學生並不是美國教育機構唯一的中國鉅額收入來源。還有孔子學院,它們向大部份的關聯大學提供了100,000至150,000美元的首期,在合約有效期內每年再付大致相同的金額給關聯大學,更提供免費的教師,課本和教學材料,一些到中國留學的奬學金,以及為美國大學管理層舉行的中國高檔飲食團。這些不是可以無視的額外收入,對較小型的大學尤其如此;而因為近年美國政府向語言學習及地區研究課程提供的資助減少了47%,這些額外收入格外誘人。

此外,由政府資助的州立大學可能在另一種間接的,但更關鍵的方面倚仗中國。只要它們所在的州和中國有的重大的商務關係,引起有關學術自由的投訴或是向達賴喇嘛發邀請是不明智的。在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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