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每日经济-第4540期

【新时期的改革需要有社会政策托底】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于11月9日至12日召开。近段时间,中央领导连续为三中全会吹风,希望凝聚共识,推动中国各项改革事业进一步深化。11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三中全会将提出综合改革方案,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此前一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表示,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中国将推动财税、金融、价格、企业等方面的改革不断深入。
中央领导不断强调改革主题,意在为十八届三中全会预热。从目前透露的信息看,三中全会试图推出的改革领域将是全面的、综合性的。习近平主席曾在APEC峰会上表示,要做好为改革付出必要成本的准备。习近平主席所称的“必要成本”指的是什么?又将由谁来承担成本?在安邦(ANBOUND)看来,这似乎在暗示,即将推出的改革可能会触动某些深层次利益。
从改革对象看,中国政府针对的似乎是利益集团,要加快中国经济向市场化转型;但经过层层转嫁后,不难料想,最终的成本——至少是一部分成本,还是会由普通人承担。在推动国企改革时,一些低效的企业可能必须破产;而随着简政放权,以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改革的深化,部分事业单位也会被推向市场,甚至面临解散。这些改革势必将波及相关领域的弱势群体。
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国企改革中,这样的现象便曾出现。中国政府曾大刀阔斧地推进国企改革,抓大放小,让一批国有企业破产,为政府减负。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大批工人失业,引发了严重的失业问题。这项改革备受批评的一点在于,改革的推进并没有一张社会安全网予以托底。在当时,国企改革势在必行,让低效国企破产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过,在各项社会保障制度还未建立起来时,改革对普通人的冲击也是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本最终由普通人——有统计称是5000万下岗工人来承担。
中国政府现在所面临的形势,与90年代中后期有相似之处。改革势在必行,同时改革的必要成本也很可能要由普通人来承担。相比之下,现在面临的挑战可能更大。上一轮改革时,中国人口红利犹在,同时政府已经着手推动加入WTO。在人口红利与入世红利的双重推动下,中国经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迎来了腾飞,有效化解了失业等历史遗留问题。现在,人口红利与入世红利都已经被消耗了大部分,中国经济也进入了转型期,已经不太可能依靠快速的经济增长来消化改革的必要成本了。这也意味着,新时期的改革倘若没有社会政策托底,其影响将更加深远,甚至可能会造就“失去的一代”。
遍历最有可能被改革冲击到的群体。在新时期,随着土地流转改革的展开,失地农民的现象可能会加剧。即使在过去,由于政府拆迁与新农村建设,失地农民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不稳定源之一。这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如果不能被城市吸收,成为新型城镇化下的新市民,他们的处境可能会非常被动。而随着国企改革,以及化解产能过剩各项工作的深化,地方上的失业压力也会更加严峻。若这些地区的经济转型未能顺利开展,腾出来的笼子没有吸引新的鸟飞进来,下岗职工的安置与再就业问题将会非常棘手。
尤其考虑到人口老龄化袭来,中国社会的养老压力剧增,在养老、失业及红利减退的压力下,中国社会与经济能发展成什么样,着实让人捏了把汗。届时,中国的改革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中等收入陷阱”可能也不再是杞人忧天。
总的来说,改革的大方向已经确定,中国社会与经济都已走到不得不改、必须要改的境地了,否则难以为继。不过,新时期的改革不能重蹈覆辙,需要有社会政策托底,避免改革的成本过多由弱势群体承担。中国社会经不起另一次大规模下岗失业潮,需要构筑足够深的缓冲带,让这部分受到冲击的群体“软着陆”。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宏观稳住,微观放活,社会托底。新时期的改革能否成功,一方取决于改革的力度,能否克服深层次的利益阻碍;而在另一方面,构筑一张社会安全网,托住因改革受到冲击的弱势群体,则是保障改革顺利实施的关键之一。

〖优选信息〗
【形势要点:中国迫切需要新经济发展的代表】
今年10月3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和企业负责人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据报道,李克强总理与民营企业家马云、李书福进行了交谈。从公开报道可知,马云抓住机会对李总理介绍了淘宝的业务,马云称,“虽然公司只有两万五千名员工,但在淘宝网开店的公司数是900万家,比较活跃的有300多万家店。预计今年全年的销售额占中国整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超过10%。”谈起淘宝网的爆炸式发展,马云滔滔不绝,介绍了一幅新经济发展的美好前景——“沃尔玛创造了B2C模式,我们希望在中国创建一个新的C2B模式,即按需定制。这是制造业转型提升的重要的平台。”“900万家店,那至少带动上千万人就业。要是算上带动的物流和快递,就业人数就更多。”听着马云的发言,李克强不仅关注新经济形态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给企业带来的活力,更关注它对就业的巨大拉动力。马云说,“总理,这是传统商业模式想都不敢想的场面。”听到这里,李克强赞许地说:“你们创造了一个消费时点。”实际上,马云所讲的内容,都是过去他在市场上讲过的,也是人所共知的。李克强总理在现在这个时点上对阿里巴巴和淘宝表示认可,实际上代表了政府的一种态度:政府需要让社会上知道在鼓励什么,知道政策部门希望看到的新经济模式是什么。
【形势要点:养老金并轨改革困境的核心是在利益问题】
2008年2月底,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方案确定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等5省市先期开展试点。目前,据该方案推出已经有5年半的时间。不过,试点效果并不理想。据悉,浙江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还没开始做,还处于思考当中”;上海养老试点的推进目前尚无实质性突破;山西许多个企事业单位仍然沿用老的养老金制度,并没有与并轨有关的改革迹象出现;重庆虽然开展了统计事业单位员工总人数、了解工资水平等“摸情况”的基础性工作,但严格来讲,改革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广东则进行了“半吊子改革”,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与普通企业职工一样,按月缴纳养老保险费。但退休时,待遇依旧按原有标准执行。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秘书长齐传钧认为,该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受制于中国目前的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这个制度承接不了很多改革。不过,在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看来,养老金并轨试点毫无进展,实际上最核心的仍是利益问题。养老金并轨必然涉及到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利益重新调整。对于公务员群体来说,如果砍掉过高的养老金福利,这将会直接损及他们的利益,必然会招致强烈的反对。改革决策部门敢不敢触动其中的利益,是养老金制度并轨能否成功的关键。
【形势要点:中国环境污染诱发的癌症呈逐年上升趋势】
环境污染将诱发癌症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研究所证实。2013年10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下设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宣布,室外空气污染可以导致癌症,并正式将其划分为一类致癌物质。而在中国,由于环境污染诱发的癌症正呈逐年上升趋势。日前,中国工程院郝希山院士表示,中国每年新增癌症患者占到全球新增的20%以上。肺癌、胃癌和肝癌是亚洲国家最常见的三种癌症,而肺癌是亚洲国家面临的最主要癌症。据2004—2010年《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宫颈癌、乳腺癌和鼻咽癌被列为重点防治的癌症。这八种癌症死亡约占中国癌症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2012年底发布的《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评估》更是显示,当年全世界有38.75%因空气污染导致的过早死亡发生在中国。在2010年,空气污染导致了中国124万人过早死亡,其中,14万居民的肺癌死亡与空气污染有关。来自北京市卫生局的数据显示,2001年-2010年,北京肺癌发病率增长56%,年平均增长率为2.4%。全市新发癌症患者中,有1/5为肺癌患者,肺癌死亡率位居众癌之首。2013年6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发布其团队历时八年进行淮河流域癌症研究的成果。杨功焕团队的研究结论显示,淮河流域严重的水污染,导致该地区沈丘、颍东、汶上等八县区居民消化道肿瘤(主要为肝癌、胃癌、食道癌)的严重高发,二者之间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一致性”,且两者有“相关关系”。
【形势要点:户籍制度改革有望先行破局】
既然新型城镇化首先是人的城镇化,那么如何解决现有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几乎已经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3日表示,目前市场已经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预期炒的太高。目前炒作的一些改革,例如国企改革,力度可能不会很大。国企改革的核心是政企分开,如果做不到这个,改革空间其实很小,而目前情况来看,做到的可能性不大。他还提到,三中全会的改革,就他掌握的情况来看,计划生育的改革突破的可能性较大,会是较根本性的变革。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华生认为,人的城镇化,提高进城的几亿农民工、家属及留守儿童的素质,创造人才红利,才是未来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华生特别强调认为,目前“人的城镇化”改革基本上没看到有进展,仍在“土地的城镇化”上加码,这也是未来改革的风险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认为户籍改革和社保改革要重于土地改革。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不久前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也指出,在我国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里面,工农城乡关系的不平衡是目前最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性矛盾。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深入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等方针,让农民分享现代化成果。要推动农村发展,最重要的是稳定有序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推进城镇化一个很大的任务,是实现农民的转移和城镇化,这样既可使外出农民获得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又能使留下的农民有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空间。因此,既要立足当前,着力解决农民工面临的现实问题,又要着眼长远,推进城乡联动改革,逐步取消户籍制度所赋予的城乡居民身份差别。在我们看来,户籍制度改革有望走到土地改革之前,只有先把目前进城的农民工真正实现市民化,才能更好地拉动新一轮的城镇化,并为农村土地改革铺平道路。
【学界观点:对中国改革政策只宜做中性预期】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度强调,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他表示,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中国开放的大门不可能关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将提出综合改革方案,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关于社会各界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突破的强烈预期,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屡次提出,在政治、体制和利益的多重约束之下,三中全会不太可能在诸多方面都有实质性的改革突破,应该降低预期。安邦(ANBOUND)特约经济学家钟伟表示,三中全会的政策可能会符合预期,但难以超越预期,出现有突破性的总体改革框架。钟伟的理由有几点:1、成功的改革总体框架需要先行解放思想,邓小平时代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突破了“两个凡是”;江泽民时代有围绕“发展才是硬道理”和“稳定压倒一切”的争论,落实了南巡讲话。2、从本届中央领导层提出“制度自信”和“中国梦”至今,宏观调控中性化,改革政策碎片化,从思想创新到制度创新到技术创新仍然稀缺。因此,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政策预期呈中性,在部分领域可能会出现一些亮点,例如土地制度改革和以家庭承包制的逐步瓦解,金融改革虽无硬性时间表但在民营银行、牵头监管等方面仍略有试点和放松,厘清财政支出责任等财税改革、教育养老体制改革方面突出统筹、公平的改革趋势等。然而,在理论、道路和制度自信的背景下,未来的改革可能“从左看改革空前,从右看预期未落实”。钟伟表示,改革开放不存在无痛的捷径,当前的争议和现状折射出改革的紧迫感和凝聚力仍然不足。未来中国经济运行将会面临在数据下行放缓的同时、增长质量更加恶化的压力。
【形势要点:官方学者为土地改革设置时间表】
长期以来,城乡土地二元体制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临近,改革现有土地制度的呼声越来越迫切。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守英表示,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仅要有路线图,更要有时间表。刘守英表示。鉴于土地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应按照一定顺序进行。具体而言,可以先选取若干典型地区进行试验,再予以总结,上升到国家政策,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13-2014年,在总结现有土地改革试点经验基础上,扩大土地制度综合试点范围;完成承包地、宅基地、林地等确权登记颁证;推进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和存量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改革;实施以公平补偿为核心的征地制度改革;规范地方融资平台、扩大地方自主发债范围。第二阶段,时间大概在2015-2017年,重点形成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探索国有土地资本化经营模式;建立土地财产税制度,形成新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形成多渠道的地方政府融资体系。第三个阶段,2018-2020年,基本确立两种土地所有制权利平等、市场统一的现代土地制度和以规划和用途管制为手段的现代土地管理体制。
【形势要点:“383方案”成小产权房涨价借口】
近日,国研中心“383方案”中有关农村集体土地入市的传闻搅动了房地产市场。方案提到:在规划和用途管制下,允许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平等进入非农用地市场,形成权利平等、规则统一的公开交易平台,建立统一土地市场下的地价体系。在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交易的架构下,对已经形成的“小产权房”,按照不同情况补缴一定数量的土地出让收入,妥善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这些提法有望为小产权房合法化打开一道门。虽然只是方案,离正式成为政策还有不少不确定性因素,但受“小产权房转正”等利好消息的刺激,北京周边的多个小产权房价格出现上涨,其中通州区太玉园小产权房最近一月更是上涨千元以上。“383方案”涉及小产权问题的表述甚至成为一些经营小产权房中介机构营销的说辞。有些中介公司经纪人表示,小产权房要转正了,如果你还在考虑价格,那将再次错过这个机会。在农村集体用地入市放开后,这意味着小产权房将合法化,现在买小产权房将来转正是迟早的事。很多人参与小产权房交易不仅是因为小产权房在价格上的优势,更多的是将政策赌定小产权房被拆的可能性不大。业内专家表示,小产权房的转正难度非常大,因为涉及土地、城乡二元、农民土地收益等复杂问题。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很难全面放开,在国家没有明确政策出台的情况下,小产权房转正尚属空谈。
【形势要点:吸引外资也难以解决中国页岩气规模开采问题】
中国页岩气开发正在走入困境。为改变这一形势,中国政府正着手吸引新的资本入场。日前,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表示,中国将继续深化地质和矿产资源领域对外开放与合作中国鼓励外商企业充分发挥资本、技术、管理等方面优势,依照有关法律,积极参与到中国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页岩气勘查开发等领域中来。国土部将面向包括外商企业在内的各类投资主体,持续推进矿业权市场开放,努力营造开放、公平、多元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投资格局。不过,在安邦(ANBOUND)的研究团队看来,虽然中国对外资表示开放和欢迎的态度,但外资的进入可能也会比较有限。首先是中国的页岩气埋藏条件复杂,不少区块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和环境地质调查难度很大;其次是页岩气勘探开发的投资非常大,打一口水平井的投资大概7000万-8000万元,要实现规模化生产需要打很多口井,一般拥有十几亿元资产的企业很难经受得住如此的开销;再次是页岩气开发技术问题,引进美国技术不符合中国国情。美国页岩气以海相为主,而中国页岩气以陆相湖盆为主,美国的技术在中国并不能直接采用,还需要进行因地制宜的研究、改进甚至是创新。连勘探技术实力强大、资金力量雄厚的两大石油公司都在页岩气开发技术上都进展缓慢,更何况是那些中小石油公司。除此之外,在开采页岩气方面,中国面临的挑战可不仅仅在地下,也存在严峻的“地上”问题。美国能源部长欧内斯特•莫尼兹称,美国不仅仅有开采这种资源明显有利的地理条件,而且在输气管道、市场体系、交易中心、期货合同、生产管理上,也拥有迄今为止最成熟的天然气基础设施。由此来看,即使向外资及其他社会资本开放,也很难解决中国页岩气的规模开采问题。
【形势要点:谁为中国境外矿业投资80%的失败率负责?】
受世界经济影响,全球矿业发展势头放缓,矿产品价格、贸易和矿业投资等指标也出现了震荡收缩。据悉,2012年,国际上小矿业公司勘探投入同比下降40%。大的矿业公司如力拓、必和必拓也是在外甩包袱――剥离低效资产,除非遇上一些优势互补的项目才出手。然而,中国企业在国际矿业市场上仍频频出手,表现活跃。据中矿联数据显示,2013年前三季度,中矿联共受理中国企业境外矿业投资项目103例,同比仅减少8.0%;中方协议投资额31.36亿美元,同比减少10.9%。其中,并购金额11.24亿美元,勘察勘探金额3.80亿美元,矿山建设金额14.80亿美元。投资涉及中国企业101家,其中国有企业项目占三成。虽然中国公司无惧矿业并购低潮,频繁在国际上出手,但这并不意味这是中国企业抄底全球市场的行为,也不表明它们对全球矿业市场具有深刻的洞见和把握。中国矿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王家华在2013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却指出,“中国在海外的矿业投资,大概有80%的失败率。其中对铁矿的成功投资更寥寥无几。”中国企业境外矿业投资如此高的失败率令人惊讶,显示了中国境外矿业投资存在的盲目性和高风险。有分析认为,中国的对外矿业投资有几种特点:一是国际矿业公司低效资产剥离成为中国境外并购的主要来源;二是一些企业未能很好把握“战略”和“战术”的平衡,有些企业投资自身并不擅长的地区和矿种,既无优势更无经验,有悖行业常识。三是中国企业在部分国家矿业投资的投机性强,中小型矿山开发比例过高,不规范、低层次的矿业开发甚至引发境外反抗。这么多的钱打了水漂,谁应该对此负责呢?民企资本当然是投资者自己亏,但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它们的亏损恐怕很少有个交待。
【形势要点:错误的专家观点不仅混淆是非而且误导决策】
今年8月15日,一篇题为《长江生态系统已经崩溃》的文章引发各界广泛关注。该文章引述《2013长江上游联合科考报告》称,金沙江流域历史上监测到的143种鱼类仅发现17种,密集的水电开发是主因。农业部长江流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赵依民表示,长江生态系统已经崩溃。不过,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高级工程师张博庭对此观点进行了反驳。日前,中国大坝协会2013学术年会在昆明举行,张博庭在11月3日举行的“水库大坝与环境保护论坛”上表示,“对于整个长江流域来说,包括人在内的生态环境,不仅没有崩溃,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好。”张博庭承认,水电建设对生态的影响还是比较严重的。水电开发中的大坝建设,会阻断河流中鱼类回游的通道,对水生生态系统构成不利的影响或者是威胁和破坏。但是,与世界上的任何江河开发一样,长江生态系统的文明进化,也是难免会伴随着某些濒危的鱼类退出历史舞台作为代价的。但不能把保护生态的理念,教条地用到某一个子系统上。用保护某一条鱼、某一棵草的理由,反对整个社会的进化。他举例,上世纪30年代的长江大洪水,吞噬了数十万人的生命。三峡工程建成后,2012年长江出现的瞬时洪峰超过1998年,但下游的长江大堤和武汉等城市的百姓是安然度过。通过工程措施调控了长江的洪水,更适于人类的生存,这就是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从这位水电系统的专家观点,不难看到国内推动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复杂环境。不同领域的专家有不同的屁股,说话自然有不同的立场,至于客观、科学与否,这都是次要的。长江生态系统的退化和遭受的破坏,这已经有许多客观证据来支持。而这位水电专家的观点则谬误百出:一是生态系统就是各个子系统组成的,而人类则是其中最大的干扰者,如果完全以人类为中心衡量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否,这本身就有问题;二是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实际上难以得到证明,包括安邦(ANBOUND)在内的国内机构此前曾有研究显示,三峡工程设计时的四大功能只有发电一项得以实现,防洪功能还未得到证实。值得注意的是,这类错误的所谓专家观点,不仅是在为部门利益辩护,还会对相关的决策形成误导。按照这位水电专家的逻辑,中国现在的大范围雾霾天气,也是有益于人类的环境改变!
【形势要点:中国考虑放宽原油进口但准入要求较高】
11月4日,中国业内官员表示,中国考虑在原油进口行业对更多炼油商开放,不过,中国将为新进入者设定较高标准。中国作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最大原油买家,控制进口以确保国内供应稳定,其中国企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占产量的近90%。明年中国将至少给予这些炼油商1000万吨的进口份额。但业内消息人士在谈到国家发改委提出的建议草案时称,要求的严格程度意味着,只有少数独立炼厂可能有资格获得这些份额。根据发改委的提议,炼厂原油蒸馏产能最少要达到每日10万桶,单套装置不低于每日6万桶。这些指导原则同时要求新厂所拥有的第二阶段处理设备能力不低于每日6万桶,而第三阶段的最小处理能力为每年400万吨,尽管这些规定并未明确分类第二及第三阶段的设备。产业通常将催化裂解、重整以及结焦视为第二阶段精炼,而加氢处理及氢化裂解则是被视为第三阶段。但消息人士指出,本地第三阶段的定义也可能是生产丙烷等石油化学产品。消息人士指出,第二阶段及第三阶段设备可能让多数民间炼厂难以取得进口原油资格;第二及第三阶段设备可能旨在促进生产更为环保的燃料。中国媒体报导指出,政府同时要求申请者持有或运营码头、管路及储存等物流设施,同时还得取得国内燃料批发执照。在新的原油进口商名单出炉前,中国化工集团已在今年取得进口资格。
【形势要点:国资委对下属企业的要求似乎存在冲突】
国资委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8月,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5315.2亿元,同比增长9.7%。其中,中央企业11164.3亿元,同比增长16.6%。地方国有企业4150.9亿元,同比下降5.3%。对此,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表示,当前地方国有经济运行出现下滑的情况,应当引起各地国资委的高度重视。黄淑和在分析下滑原因时指出,从外部环境看,主要是外需不足,内需预期不稳定,钢铁、煤炭、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重型机械、造船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大多陷于增产不增收、增收不增利的经营困境。从内部因素看,一是企业增长模式和经营方式还比较粗放。过去效益来源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今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投资规模上不去,经济效益势必下滑。二是企业运营质量不高、管理不精细。今年的成本费用和负债规模持续上升,且增幅高于同期收入和资产规模增幅。三是多数企业处于产业链中低端,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竞争力不强,企业对市场变化的应对能力较弱。四是地方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不尽合理,一些地方仍在盲目上项目、铺摊子,造成重复建设;一些地方没有及时清理整合劣势企业和低效资产,导致整体效益下降。由此,他要求各省市国资委要切实承担起指导推动本地区国有企业实现保增长的责任。加强对市场变化和企业运行情况的分析,摸清影响企业利润增长的主客观原因,抓紧明确保增长的任务和具体措施。加强与政府有关部门的沟通,协助解决企业面临的重大困难。对重点亏损企业,要一企一策,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在安邦(ANBOUND)的智库学者看来,仔细推敲,国资委对下属企业的要求似乎存在着冲突。在批评地方盲目上项目、铺摊子的同时,又要求国有企业实现保增长的责任,那么地方国企是该收缩阵线保业绩,还是继续扩张保增长?这种政策取向的确耐人寻味。要指出的是,这种相互冲突的要求其实与国有企业自身的性质有关。一方面是企业要盈利,另一方面又是国有的,要承担社会责任。也正因为这种利益冲突,才使得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往往很难推得动。
【形势要点:国内综改区泡沫开始浮出水面】
面对形形色色的改革试验和先行先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经验教训很值得总结和借鉴。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要求浦东试点要把解决本地实际问题与攻克面上共性难题结合起来,率先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推动全国改革起示范作用。2006年和2009年,天津滨海新区和深圳市先后成为第二、三家国家级综改区。之后,有别于上述3个“全面型”综改区,从2007年至今,国家陆续批复了多个“专题性”的综改区8家,有别于“配套”的综合改革试验区4家,还有多个地区欲申请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比如,广西预备将北部湾经济区列为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山东已经确定研究制定全省综合性和专项性金融改革试验区工作方案;江苏南通欲创建国家级的陆海统筹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此外,还有河北唐山曹妃甸新区、江苏苏州市和南京市、浙江杭州市和台州市、广东深圳市和广州国家级开发区、辽宁大连、福建海峡西岸经济区、安徽合肥市、河南郑州市和开封市、贵州安顺市、江西赣州市、海南三亚市等,提出过综改区的申报。不过,有业内人士披露,“有的综改区就三五个人组成个小组负责这件事,不做真改革,就是要顶‘帽子’,让大项目好落地。”虽然中央不给予试验区更多的实体优惠政策,但赋予一个“先行先试权”,实际上是以“试验”的名义向地方让渡了中央的部分职权,使地方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体现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等多方面,可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到这个地区来投资。调查显示,部分综改区缺乏真改革的主要原因包括4个方面:一是牵头机构的力量不足,二是法律法规的限制,三是中央部委对综改区的授权不足,四是地方的动力不足。这些问题对当下的自由贸易区试点也是一个借鉴。
【形势要点:广交会出口成交下滑显示外需尚未根本好转】
11月4日,第114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以接近1950亿元的出口成交额闭幕,这是交易会举办50多年来首次以人民币公布出口成交额。广交会新闻发言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刘建军披露,本届广交会累计出口成交1946.1亿元人民币(折合316.9亿美元)。相较于今年4月的春季交易会,成交额下滑明显,环比下降达10.9%,与去年同期的秋交会相比,成交小幅下降3%。从地区来看,美国市场开始复苏。在中国出口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欧盟、美国、日本、金砖国家和东盟中,美国是唯一增长的,较去年同期增幅超11%。值得注意的是,对以往一直是出口增长点的金砖国家的成交则出现较大幅度下滑,较去年和今年春季分别超过12%和17%的下滑。刘建军表示,本届广交会是在全球贸易呈低速增长状态、国际市场竞争加剧、贸易摩擦形势依然严峻的背景下举办的。出口成交的下滑表明“外需尚未根本好转”。从本届广交会到会采购商的情况也能反映出外需仍然“较冷”。多年来,广交会一直保持20万以上采购商的水平,今年减少至不足19万人。不过,到会超过10次乃至15次的老采购商出现一定比例的增长。刘建军说,这表明广交会采取的多项稳定采购商数量和提升采购商质量的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广交会电商平台进一步提高了参展商和采购商的参展效果,线上与线下展馆互动增强。据大会提供的数据,截至4日午时,本届广交会累积为采购商精准匹配推荐供应商17.5万余次,共获得全球采购需求65000多条,超过2600家中国企业参与回复。
【市场:中国车企“走出去”应避开竞争过度激烈的市场】
由于中国国内市场竞争过于惨烈,自主品牌的生存空间并不大。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同比整体增长8%,自主品牌产销量同比增长仅为4.5%,低于行业整体增速。相比于中国本土市场,海外市场则显示出高速增长的态势,并且在企业产销量比重中的不断提升。2012年,长城汽车海外销量9.6万辆,同比增长28%,海外市场产销量占总销量的15%;奇瑞汽车海外销量18万辆,占总销量的24%;吉利汽车在海外市场的产销量超过10万辆,同比增长164%,占总销量的20%左右。著名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公司认为,虽然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北美和欧盟是全球主要汽车市场,2012年,上述三大汽车主要市场的全球市场份额在70%以上,但是,竞争惨烈的市场环境并不符合年轻的中国自主品牌的生存需求,在竞争相对平和的环境中,中国自主品牌发展的空间更广阔。波士顿咨询公司通过对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调研认为,对中国汽车企业来说,很多成熟市场出现增长停滞或者增速放缓的情况,而金砖国家市场的竞争格局基本定形,发展空间比较广阔的市场应该为欧美、金砖国家之外的88个国家,到2020年,上述88个国家的整体产销量可以达到2100万辆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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