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三十年今昔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加藤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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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的社会主义事业在蓬勃发展,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我们相信,朝鲜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必将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指明更加辉煌的前景,必将激励朝鲜人民在新的征途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1980年10月9日,中国共产党华国锋主席在给朝鲜劳动党“六大”的贺电中这样说到。在这封贺电发出的时候,朝鲜是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与中国最相似的国家,并刚刚在一场尴尬的战争中成为中国唯一的声援者。

朝鲜劳动党也是中共名副其实的“兄弟党”,《人民日报》的国际新闻版几乎每天都有关于“金日成主席”日常活动的报道,而且“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永远只说好事。当然,分歧也是存在的,中共正在走上“非主流”的道路——改革开放,而朝鲜则在这次大会上选举了主席的儿子金正日为五名常委之一,确立了家族继承制。不过,双方还是抱着“绝不像他们那样干”的警惕,“互不干涉内政”地走过了三十年。

三十年后,我站在图们江最窄处的北岸向南望去。与中国这边相比,朝鲜那边明显落后得多,随处都能看到拿着枪的军人,偶尔听到孩子的声音,看到母女在江边上洗衣服的情景。到了晚上,对岸上很少看到灯光,曾有图们的朝鲜族朋友向我抱怨说,“以前,天黑了之后,那边的军人经常偷渡过来偷东西,然后回去,我很害怕,天天睡不着”。

据朝鲜朋友介绍,他们那里电厂运行得很不好,很多时候电压和频率都不稳定,工厂里的机器不能正常运转,这时候干脆就把电送到居民区点亮电灯。但朝鲜最大的水力发电厂——鸭绿江上中朝合营的水丰水电站,其电力却几乎完全输入中国电网,极度缺电的朝鲜宁可选择电费收入,“电”成了出口中国的商品之一。同时出口的还有铁矿石、无烟煤、有色金属等资源,买主不用说全是中国企业。这些出口每年为朝鲜带来宝贵的外汇,从中国换取粮食和化肥,维持社会的运转。

说到煤,世界杯期间曾有“朝鲜球员输球后会被送去挖煤”的传言,直到新华社记者在平壤采访了回国的球员后才被否定。但对于熟悉朝鲜经济的人来说,这个传言没有可信度。“朝鲜的煤矿绝不是惩罚人的地方,矿工是非常热门的职业,其收入和福利是一般人的3到5倍”。

据日本“朝总联”出版的《朝鲜新报》报道,在朝鲜实施了货币改革后,拿着新发的朝元到商店抢购电视机等电器的人主要是矿工,其他人则以购买一般生活用品为主。这样的情景,也许会让上了年纪的中国人感到熟悉,但是表面上的繁荣掩盖不住问题:依赖于中国需求而就业的矿工成为了精英,搞制造业的工人不行了。在边贸市场上看的话,从随处可见的“中国制造”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三十年来,朝鲜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工业体系,成为了中国的资源库和市场。再考虑到朝鲜接受援助的80%来自中国,可以说朝鲜已经“上了中国的船”。

今天,经济上依附于中国不是什么新鲜事,从蒙古到澳大利亚,从欧洲到我们日本,都有许多人一直都在吃“中国饭”。然而,朝鲜是既要依赖中国,又要在中国边境附近进行核试验的唯一国家。华国锋贺电发出后整整26年后的2006年10月9日,朝鲜在距中国137公里的咸镜北道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这一次,中国发给朝鲜的不是贺电,而是“坚决反对”的声明。据说,自从那次试验之后,边境附近中国军队加强了戒备,朝鲜军队则开始认真研究如何对付来自北方,而非南方的攻击,中朝关系下降到历史最低点并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这恐怕是华国锋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

这两三年来,我多次到中朝边境考察,靠双腿亲自走过了几百公里。经过与当地朋友多方面沟通发现,所谓中朝关系越恶劣,最典型的是朝鲜单方面强行核试验,“两岸”之间人力、物力上的正常往来越减少。在此情况下,“脱北者”就很难逃跑到中国这边来,但已经成功跑到中国领土的人就可以稍微放心了,因为,朝鲜那边不听话,中国这边就没有理由为给朝方面子而把脱北者强制性地遣送回去。据我视察,这几年以来朝鲜那边的粮食危机一年比一年,一天比一天严重,绝大多数逃跑过来的人,其动机就是“没东西吃,饿死了,再也不能忍受了”。听他们说,失败了的货币改革也似乎加剧了朝鲜内部的体制危机。

不过,有一件事倒是符合1980年的预言。那就是劳动党“六大”上走进常委会的金正日迄今为止仍然牢牢地抓住劳动党的最高权力,把握着朝鲜这个国家前进或者倒退的方向。事实上,目前朝鲜与众不同的政治体制、特立独行的对外政策、乃至于经济的滑坡和崩溃,并不能说是金正日总书记的选择,而是“六大”改变劳动党合法性来源时命中注定了的。

除了君主国之外,没有“因为合法执政所以执政合法”的国家。一个共和国的政府要上台,就必须履行一套完整的法律程序来体现民意,保障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多党制国家和共产党执政国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西方国家的法律程序一般是定期普选,而共产党国家采取列宁的方式,分成两步走,首先通过议会选举(比如苏联的苏维埃,中国的人大,朝鲜的最高人民会议)来不断确认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然后由执政党内召开代表大会,确定政治方向,选举中央委员会。党代会承担着实现党内民主、体现人民意志、选举和监督执政机关的任务,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大会”,必须定期召开。

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就是如此。经过过去多年的“折腾”,中共在六七十年代最终确立了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虽然几十年来的路线方针一直有变化,但通过定期召开的全国党代会和逐级选举,中共逐步实现了党内民主,并最终推动国家成为具有完全合法性的共和国。

劳动党的体制本来也是如此。根据其《党章》规定,劳动党每5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每次代开会时选举中央委员会,然后中央委员会选举政治局、常委会和总书记。1980年“六大”之后,应该还有85年的“七大”,90年的“八大”,而当金日成主席于1994年去世之后,95年的“九大”将选出后金日成时代的中央委员会,这个中央委员会将选出新的总书记,继承金主席的遗志,继续领导朝鲜的党和国家向前走。

但68岁的金主席却对列宁的体制感到恐慌。他无法预测自己的寿命是多少,但毕竟知道自己总有离开人世的一天。这位从三十多岁起就成为劳动党“一把手”的资深政治家,曾经历过无数的政治风波,他“清洗”过威望很高的南朝鲜劳动党元老、亲中国的延安派干部、亲苏联的莫斯科派,以及无数独立或有组织的异议者。

劳动党前三次代表大会的71名中央委员,到1961年的“四大”上,仅剩下28名了。被打倒的人中有一部分人遭到了“肉体消灭”,但由于朝鲜毕竟是“老大哥”指导下的小国,不能乱搞“大肃反”,所以许多被打倒者在1980年仍然活着。金主席不得不考虑的是:如果自己有一天不在了,由全体党员投票选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会选举谁为新的总书记?会如何评价自己?会如何对待金正日和他的兄弟?在朝鲜充满了阴谋和风险的残酷政治环境中,金主席面临着党性和“人性”的抉择。

金日成主席在“六大”上果断做出了决断。“六大”修改了党章,在世界上所有共产党中率先删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规定,以他自己创造的“主体思想”作为劳动党的“唯一思想体系”。主席的儿子金正日一步登天,直接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并成为政治局五名常委之一,明确了自己作为“太子”的身份。为了确保以上两点有保障,“六大”选举了空前庞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由145名中央委员和103名中央候补委员组成。这些幸运的入选者看到了自己“辉煌的前途”:“七大”不会开了,只要你们“六大”委员保证选出姓金的总书记,你们就可以把中央委员当到底,永远不退休。最后,给每个中央委员配了一辆德国“奔驰”牌汽车作为“纪念品”。

这个计谋获得了“完美”的成功。身体相当不错的金主席在“六大”后又领导着朝鲜,平静地走过了十四年,到1994年才逝世。金正日在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下马上掌握住了局面,作为模范孝子,他“守孝”隐居三年后才出任总书记,还把“主席”这个职务永远地留给了父亲。劳动党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也一直没有增补过,以至于形成了“五人政治局,一人常委会”的局面。至于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始终支持着金正日的领导,三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在职的有中央委员68名,候补委员67名。必须指出的是,对于这些注定要享一辈子福的人来说,三十年的时间一点都不长——中国国民党1948年在南京选出的“国大代表”,在蒋经国的支持下一直任职到1991年,他们八次选出“中华民国总统”,本身则一次都没有被改选过。

这就是为什么朝鲜在经济命脉完全被中国掌握的情况下,宁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搞核武器,进行讹诈,也不学习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原因。一旦真的选择改革开放,统管全局的总书记倒不会受什么影响,可中央委员们却担任着部长、道委书记、国企经理等事务性官职。如果搞了改革开放,无数新的理念和制度将一下子从外国涌进来,这些已经身居高位三十年的老人们是不可能适应的,一定会丢掉现有的职务。到那时,即使权力强大如金正日,也难以获取他们的忠诚。

今年,金正日也迎来了他的68岁生日,与他的父亲 “永远的主席”一样,金总书记也面临着身后事的安排。6月26日,劳动党宣布将在9月份召开“代表会议”——这是金主席在“六大”上专门发明出的一种制度,只用来改选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中央委员会本身不动——以此解决接班人问题。若不出意外的话,1980年产生的劳动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将再一次履行它的神圣职责,为朝鲜的党和国家“选”出一个“流淌着领袖血液”的接班人,“选”出一个“更加辉煌的前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邮箱:kyoshikazu@gmail.com。作者刚刚出版的著作是《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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