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宋彬彬就文革道歉的历史迷障

 (本文来源于:网易真话)

继陈小鲁之后,又一位红二代宋彬彬选择了为自己文革期间的行为道歉。宋的道歉之所以重要,乃是因她与文革初期两起标志性事件有交集。

  其一为8.5事件。1966年8月5日,宋彬彬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打死,为文革后北京的首例。鲜血是革命的燃料,暴力的火焰自此蔓延,整个北京城打人成风,所谓“红八月”由此发端。笔者去年采访文革时北京市35中学生、地产大亨任志强,问他何时开始反思文革,他立马提到卞仲耘之死,说:从那时就开始怀疑,“文革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可见这一事件在他们那一代人心中的位置。

  其二是8.18接见。几乎所有文革初期的参与者都会回忆到那一天,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红卫兵(此后还有7次接见),以军装亮相,这一镜头成为毛发动文革的标志。而这一天,宋彬彬作为学生代表,亲手给毛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戴上红袖章的毛,义无反顾地走下城楼,汇入了欢呼的学生之中。

  因这两起事件,宋彬彬成为文革史研究的焦点人物之一。不断有文革研究者将8.5打人事件归责为宋,而又依据跟伟大领袖亲密接触的细节,将宋定义为接下来波澜壮阔的红卫兵浪潮的领袖和旗帜。既要对具体的暴行负责,又要对宏大的历史负责,这大概是近半个世纪里,宋彬彬躲不开的魔咒。

  不为人知的是,从她所属的政治派系来看,属于宋彬彬的时代,不过是两个多月的时间。1968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那天,她所在的保守派红卫兵已经失势,正深陷政治形势变迁的苦闷中。8月18日,她站上天安门城楼给伟大领袖戴上袖章之时,不是登场,而是谢幕。这一天之后,她所属的保守派红卫兵,已经被革命大潮甩在了身后,甚至成为了“革命”的对象。

  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宋彬彬最近10年间撰文、接受采访、公开道歉中,所表现出来的既有所承担又无比委屈的奇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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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印红标在《失踪者的足迹》一书中,将红卫兵时期的青年思潮分为4个谱系,分属:老红卫兵、保守派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极左红卫兵。鉴别4个派别的红卫兵,除了他们呼喊的口号外,一个快捷方式是:考察他们对文革初期“工作组”的态度。

  文革发端自1966年的5.16通知,起初是前台的刘少奇、邓小平主导,二人按照历次政治运动的惯例,往学校派驻工作组领导运动。而校园里面的学生,则针对工作组,出现了“保”和“反”的对立。

  老红卫兵,是文革的先行者,他们很多人是干部子弟,早在文革之前就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文革发动后,一部分老红卫兵坚持血统论,破坏性较强。最近频频出现报端的红二代孔丹、秦晓,包括道歉的陈小鲁,虽然不承认参与过暴力活动,但广义上仍属于这一派。

  他们最先站出来批判教育,充当了文革“药引子”的功能,但运动开始后,这拨干部子弟很快发现,文革真正要打倒的不是教育权威、不是学校老师,而是他们的父母。于是,他们迅速被运动遗弃,乃至走到了反面,最终成立“西纠”、“联动”等组织,与中央文革分道扬镳。

  而保守派红卫兵,则是在1966年6月到8月之间,即刘邓派驻的工作组进入校园之后,工作组所信任和倚重的一拨学生。这拨学生在这短短的两个月里面,是学生中的领袖,但在毛决定把战火引向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之后,工作组一夜间身名狼藉,拥护工作组的学生迅速成为了保守派,被认为“犯了错误”,在政治上被遗弃。此次出来道歉的宋彬彬、刘进,正是这个派系的学生。

  当时,在工作组问题上,站起来反对宋彬彬和保守派红卫兵的这拨人,被称为“造反派”(后来这个名词的涵义扩大化,几乎所有文革参与者都自称造反派),大名鼎鼎的学生领袖——清华的蒯大富等人,就属这个派系,他们通过反对工作组登台亮相,最早公开打出“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公开揪斗刘少奇、王光美,迅速成为文革的主流。这些人,一直风光到了1968年下半年。

  至于极左红卫兵,则是把伟大领袖关于革命的阐述信以为真,主张要普选、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的一帮思想型青年,湖南的杨小凯即是其一。他们从未主流过,扮演的是思想上的异端角色。

  上述划分极为粗略,但有助于理解宋彬彬的道歉与委屈。试想,那些思想和行为千差万别的青年学生,仅仅用“红卫兵”这三个字予以概括,而“红卫兵”又被“打人、抄家”等暴力字眼所取代,历史,也太过简单化了。

  历史帐要算,而且要算细账,要负的责任,谁也躲不了,不该负的责任,史家也应给其一个公道。近十年来,海内外关于宋彬彬的争议,首当其冲的是,宋彬彬要不要承担文革的责任?要不要对红卫兵的暴力行为负责?说得更具体一点,要不要对北师大女附中校长之死负责?我的答案是:要负责,但不是直接责任。

  要理解卞仲耘之死,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卞之死发生在8月5日,6天前,因为毛对工作组的批判,7月29日,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会上灰头土脸,感叹“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按照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一书中的说法:“如果照工作组(他们后来被称为‘刘邓工作组’,即刘少奇和邓小平领导的工作组)的模式作下去,卞仲耘虽然已经遭到殴打并将会遭遇沉重处罚,但是不会被那样活活打死。”

  7月30日下午,女附中工作组宣布撤出学校。对于紧跟工作组的学生,宋彬彬们失去了可以倚靠的臂膀,苦闷无奈,可从她日后的回忆中窥见:“撤了工作组的感觉就像找不到组织一样,我搞不明白自己怎样去‘运动’,不明白工作组怎么就成了阻碍文化革命运动的消防队,也不明白我们跟着工作组走怎么就犯了错误。”

  从工作组撤离到毛泽东8.18接见之间的18天时间里,北师大女附中和所有学校一样,开始学生运动的新一轮洗牌,干部子弟和老红卫兵们大肆宣扬血统论,日后以造反派示人的反工作组的学生,则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叫“红旗”的组织,为女附中造反派红卫兵的前身。而宋彬彬所在的保守派阵营,在失去了工作组的羽翼后,也正在失去权力。

  亲历者回忆,工作组撤离学校后,女附中校园里所有果树上的果子都被摘光了。“枝头的青柿子苦涩根本不能吃,也全部被打光。校园里充满破坏和恶毒的心理气氛。”

   “党中央、毛主席肯定了反工作组是正确的,她们成了革命的左派,而我和原学代会的成员都跟着工作组犯了错误,成了‘保守派’。对于下一步运动应该怎样搞,学校的形势会怎样发展,自己应该怎么办,我感到很迷茫。”8月5日,就在宋彬彬和原来保工作组的这拨人在原工作组的办公室,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时,几个初中学生跑来,告诉她们:有人在大操场打人了。

  女校长卞仲耘正是被打者之一。当天,宋彬彬和原来的保守派领袖们两次到打人现场。据她们自述,两次都是劝阻打人,但最终,未能阻挡卞仲耘之死。

  至于具体是谁打死了卞,多名当事人都说,是当时师大女附中高一年级的部分干部子弟。可几乎是默契,从未有人在公开场合点名过,究竟是哪几个人。(读者诸君可以自行分析这些干部子弟的政治谱系。而考证出直接施暴者,是另一篇文章要做的工作。)

  宋彬彬等保守派领袖为何无法阻止打死人的事件发生?有部分原因是当时北师大女附中的权力真空:保守派因工作组的失势而失去了往日的神气,所以殴打卞仲耘的学生理直气壮地对宋彬彬等人说:“现在工作组撤了,“黑帮”都神气了,今天让他们游游街有什么不对?”

  宋彬彬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想的更多的是工作组犯了错误,我们也跟着犯了错误,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

  于是,在那个夏天最热的午后,女校长卞仲耘死在学生的群殴之下。作为这一事件的亲历者——尽管不是施暴者,宋彬彬当然有责任,但绝不只是在2014年1月12日会议上她致歉所说的“没有保护好老师”。她两次劝阻,已尽到了师生情谊的道义责任;她不是直接施暴者,所以不用负直接责任。但问题是:卞仲耘为何会被选定,成为施暴者的对象?

  换而言之,保守派学生在工作组进驻学校、发动文革期间,究竟干了些什么?是的,宋彬彬们没有像宣扬血统论的老红卫兵、干部子弟一样,对成分不好的平民子弟施暴,她们也没有像后来的造反派红卫兵一样残酷批斗、殴打老干部,但在短暂的两个多月里,她们的行动,为文革后来的很多暴行提供了靶标。

  资料显示,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翌日,宋彬彬参与书写了北师大女附中的第一张文革大字报,题目是“校领导把我们领向何方”,对学校不让其所在的高三学生参加运动提出意见,认为学校教育路线上有问题。

  宋的大字报点燃了女附中的革命之火,学生们议论纷纷,迟迟不回教室上课,不少人也开始写大字报声援。2天后,工作组进驻学校,宋彬彬被选为“学代会”副主席。6月21日、22日,工作组在大操场主持召开了两个半天的揭发批判会,主要是批判以卞仲耘为首的校领导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卞在会上遭到殴打。

  6月底,工作组在全校公布了“卞仲耘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7月初,女附中被划为四类学校,卞仲耘和胡志涛两位校领导被划为四类干部。全校师生开始集中对卞、胡等校领导的所谓罪行“梳辫子”、深批深挖。在将卞仲耘变为“四类干部”的过程中,宋彬彬究竟发挥了一些什么作用,尚待进一步信息披露,不过,可以肯定,作为工作组信任的学生干部,宋彬彬至少是批斗卞的参与者。

  我在研究湖南文革中的道县惨案时候发现,很多死者被杀的唯一理由是,他们是“黑五类”分子,即带有一顶地富反坏右的帽子。动手杀人者当然要谴责,但是,是谁给他们戴上这顶惹来杀身之祸的“黑五类”帽子的呢?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政工干部、站出来揭发“黑五类”的人们,亦难辞其咎。

  宋彬彬没有参与对卞仲耘校长的直接施暴,但是在1966年6月初到7月底的两个月间,她任副主席的“学代会”参与的对卞的批判,埋下了卞仲耘之死的伏笔。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为卞之死负间接责任,委实不为过。

  不过,历史的吊诡在于,直接参与对卞仲耘施暴的这拨女附中“高一的干部子弟”们迟迟不站出来道歉和忏悔,而率先站出来的宋彬彬们,以她们的道德良知和对历史负责的勇气,说出了她们知道的这一切,却得不到谅解,换来的只是更深的诘难,几乎要她们承担整个红卫兵运动的责任,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哀。

  卞仲耘死后两周,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文化革命大军,19岁的宋彬彬出现在城楼上。这不是她作为红卫兵领袖的开始,而是谢幕。事实上,走下城楼的当天下午,她就受到了造反派红卫兵的攻击,“认为我们犯了保工作组的错误,没有资格给毛主席献袖章。”

  翌日,宋彬彬退出了女附中的学生组织。据她自述,此后,她远离运动,成了逍遥派,“连对学校的运动都不闻不问”,更没有去参加老红卫兵落幕之前的“西纠”、“联动”等组织。这显然是实情,因为她的父亲宋任穷很快被打倒,她和母亲一同被软禁。

  负责打倒她和其它红二代父母的,是另一拨以造反派为名的红卫兵,他们在斗倒老干部后,也迅速完成了历史使命,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浪潮,消失在历史的幕后。

  2013年10月,原北京八中的学生、红卫兵领袖陈小鲁公开向昔日文革的批斗行为道歉。他是老红卫兵组织“西纠”的发起者之一。2014年1月12日,包括宋彬彬在内的原北师大女附中的学生们,聚集在母校,也向老师道歉了。

  一切似乎有些迟到,但还不晚,真相还是能够说得清楚——但是,一定要持续地说,要让历史的亲历者们都开口说话。如果历史仍是一笔糊涂账,那么,一定会有责任人躲在历史迷雾中,历史的审判不免“放走真凶,冤枉好人”,或者出现历史审判的“量刑过重”。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

  作者:刘长,《南方周末》记者

  参考资料:

  《宋彬彬的文革反思与道歉》:电子刊物《记忆》第80期

  《文革受难者》:王友琴,2004,开放书店

  《宋彬彬就文革道歉现场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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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匿名
    2014年1月19日00:21 | #1

    只能说政治上一派失势一派得势,有受宠、风生水起做领导的时候就要想到有大起大落的时候……只是暴力在其中,实在不应该。

  2. 匿名
    2014年1月19日17:41 | #2

    不是她 是谁 欺师灭祖 天理难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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